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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现代服务业成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由于产业融合与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我国迅速崛起。而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模式更是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两大发展空间和三种发展模式。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动因；空间；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5）-0098-05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困扰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在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条件下，发展服务经济是摆脱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我国而言，同样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由于产业融合与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我国迅速崛起。而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重点更是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重点进行了研究。
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领域的作用不断变迁，由管理功能(润滑剂作用)和后来的促进功能(生产力作用)，逐步向今天的战略功能(推进器作用)转变。从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研发、通信、金融、保险、物流、批发、外包、采购、农业支撑服务、中介和专业咨询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占据服务业的主流，主要工业国达50%以上［1］。本文认为，产业融合和全球直接投资（FDI）是直接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
（一）产业融合的推动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背景下，产业融合是大势所趋。产业融合是在工业经济时代高度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产业部门日益细化、产业关联复杂化、部门间交易规模庞大且交易量大增为前提条件的，并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固定化边界进行一定程度调整的结果。这种调整打破了各种产业原有的边界，导致产业之间更多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与其它产业，特别是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经济活动由以生产为中心已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体现在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化上，表现为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通讯和家电产品，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识和技术服务；服务引导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等。国际经验表明，农业和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靠服务业支撑。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产业的中间投入中，现代服务业投入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而农业和制造业本身投入的比重则相对降低。这样，一种为农业和制造业生产而服务的产业就应运而生了，即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而进行的服务业，或为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农业与制造业、服务农业与制造业并实现良性互动。农业与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农业与制造业提升和高端化的有机补充。随着农业与制造业部门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大，它们对服务业的需求也将迅速增加，并会把这种需求渗透在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前期研发、设计（培育），中期管理、融资和后期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全过程中。如此良性互动，不仅会促使企业内部会出现产业融合，而且会在产业链上促使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出现融合，还会使区域内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一个特定空间上实现产业融合和集群式发展。当然，企业按照市场分工的细化、深化和专业化要求，适时将服务外置和提升，可以加速产业融合的进程，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突破。事实上，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特征，主要是打破了传统的消费性服务业的局限，开辟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新领域，即原先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服务内容，诸如市场调查、可行性研究、产品研发、风险资本、采购管理、物流配送、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培训等活动，实现独立化、外置化和专业化，交于专门的机构实施。这些机构技术专、业务精、效率高，既可以使企业集中力量搞好专业生产，又可以降低投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
（二）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直接投资愈来愈呈现出转向服务业的趋势。早在200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就公布了以“转向服务业”（Shift Towards the Service）为题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显示：近年来，FDI的结构已转向服务业：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部门仅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1/4，1990年这一比例不到一半，而2001年和2002年，服务业平均占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的2/3。1990－2002年的12年间，第一产业和制造业在全球跨国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9%和44%，下降到4%和29%，而同期服务业的比重则由47%上升到67%；《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进一步显示，FDI的重点也转向服务业［2］。随着国际服务业全球转移步伐的不断加快，现代服务业已在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服务等多个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有了飞速拓展。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注重从功能稀缺性、规模性、集聚性等优势出发，高质量的跨国服务机构及随之而来的网络、人才、管理、制度等外资服务业，创设关联产业效应、构建合理产业体系，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幅度，使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此外，为了更好的服务在华跨国公司，进而吸引其将更高端的生产环节转移来华，我国政府也努力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产业融合和全球直接投资不仅成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同时也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打开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以我国转向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为契机，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空间
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中低产田占总面积的2/3以上。据估算，我国粮食需求每年将增长80亿斤-100亿斤［3］。而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已无法开发更多的耕地，只有提高单产这一途径。传统农业增长方式显然难以应对，必须改造传统农业，走现代农业之路。我国应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为农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如农村金融、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市场营销、花卉、城市园林等。
此外，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共130多万个,就业人员8300多万人,占工业劳动力的90%；制造业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的91.2%，接纳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约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70%［4］。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十几年来，我国的服务业结构升级缓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很不充分。以外资制造业体系发达的苏州市为例，由于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依赖程度小；产品研发设计、关键技术、零部件依赖于进口，对本地研发设计或技术服务需求少。这种状况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我国制造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还很有限，生产服务业尚没有扎根在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土壤里［5］。可以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事实上，较强的制造业实力是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撑。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扩大的投资空间，早已跳出了制造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因为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繁荣本身就会扩大现代服务业的投资空间。例如，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率先建立了创意产业中心和设计创意中心，建立了包括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设计平台。这些制造业企业将研发、设计外置，取别人所长，补自己所短，取得了巨大成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将上述类似的非核心生产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企业，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还不到50%［6］。可见，我国具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良好基础和条件，依托我国向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转型的契机，将极大的拓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FDI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
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不高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我国虽然引进了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但却把很多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生产性服务环节拒之门外。2000年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104.6亿美元，2006年为173.8亿美元，分别只占当年实际吸引外资额的25.7%和27.6%［7］。至2006年底，我国服务业共有外商投资企业7.5万户，占整个外商投资企业实有总户数的27.2%［8］。
我国吸引FDI已经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加之全球FDI的投资方向和重点已经转向服务业［9］，这些都为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利用FDI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和巨大的市场优势，庞大的制造业创造了巨大的服务需求，使我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例如，2007年世界最大的IT服务外包企业美国EDS将在武汉建立其在华的首个全球服务中心；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重庆分中心正式入驻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等。更多的国际机构已经将我国列为对跨国公司服务转移和外包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研发转移重要目的地。
三、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模式
上述分析可见，我国既具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动因，也具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而通过模式的推动，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区域特色鲜明的国情以及吸引FDI多年来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的现实，为我国采用服务外包模式、集聚区模式和外资拉动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契机。
（一）服务外包模式
世界产业战略转移的大趋势正从生产外包转向服务外包。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来完成原来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性服务外包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外包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2006年才刚刚突破40%［10］。可见，以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利用服务外包模式发展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潜力巨大。我国采用服务外包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该聚焦在以下两个重点领域：
1.外向型服务外包。积极承接外向型服务外包业务，能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能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国际竞争力。特别是，承接发达国家的离岸外包，是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产业结构的重要突破口，是转变对外贸易方式、推动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的重要途径。我国部分城市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例如，2006年8月17日，上海公布的《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上海要紧紧抓住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契机，重点发展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增值服务能力的服务外包企业，打造以浦东新区为代表的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区，努力将上海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之一。外向型服务外包主要涉及信息技术、研发设计和管理咨询服务等领域，其中信息技术外包（ITO）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已集聚了500多家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其中包括GE、霍尼韦尔、毕博等近10家国际研发中心和惠普、花旗、印孚瑟斯、SAP等300多家技术中心［11］，国际知名的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纷纷落户上海；再如，2006年南京成为我国第二批获得服务外包基地的6个城市之一，引进的三星、朗讯、IBM、微软、西门子、LG、夏普、明基等20多家世界著名企业的外资研发机构，大多也已开展服务外包业务。从目前情况看，发包方企业主要集中在软件业、专业服务、创意设计、商务等领域；外包业务来源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奥地利、加拿大、瑞士、法国等。南京承接服务外包的148家企业中，从事软件类服务外包企业超过100家，外包规模超100万美元的企业13家［12］。
2.内需型服务外包。事实上，服务外包的覆盖领域和涉及行业，远远大于时下笼统划分的信息技术外包和商务流程外包两大类及外向型。按照国际公认的服务外包概念，其内容就达18个行业大类［13］。我国在积极发展外向型服务外包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国内业务天地最为广阔的内需型服务外包。可以说内需型服务外包更为丰富，涉及的行业领域更普遍，发展的前景也更广阔，特别是随着我国政府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合作更趋紧密，服务外包已成为我国本土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综合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必由之路。可以预见，我国内需型的企业服务外包市场一旦被全面推开和广泛采用，那么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市场商机，将是外向型服务外包市场所无法比拟的，必将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注入旺盛的活力和强劲的动力。而内需型服务外包完全由我国本土内需所产生，受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小，其蕴含着更为巨大的发展潜力。内需型服务外包的业务主要包括：供应链与物流、装备制造业融资性租赁、第三方品质检验、第三方产品测试、产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设计加工制造）等等。总之，我国应该抓住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既重视外向型服务外包，也不能忽视发展潜力更为巨大的内需型服务外包。通过服务外包模式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集聚区模式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经济总量发展、经济结构变化和人口发展等因素的驱动下，集聚模式会由单一的大型CBD（中央商务区）模式，向多极化、分散化发展，在原来的基础上演变扩展成若干个微型CBD，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解决中心城区商务功能过度集中的矛盾，以伦敦、纽约、东京为代表的世界级城市，都经历了单个CBD到微型CBD网络初步建立的过程。其中，伦敦的微型CBD由传统的市中心扩展出来，以堪那瑞区为代表沿着泰晤士河呈轴线发展；纽约的CBD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分阶段逐步形成布鲁克林、长岛、法拉盛、哈德逊广场等微型CBD；东京逐步形成了品川、汐留、六本木等30多个微型CBD，很好地适应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且多元化发展的国际趋势。
可见，集聚区是在顺应国际发展规律并借鉴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主要是指：按照现代理念统一规划设计，依托交通枢纽和信息网络，以集聚区为载体、将相关的专业服务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合理有效的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形态新颖、内外连通、生态协调、资源节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具有较强服务产业集聚能力的区域。依靠区域特色和功能，形成产业集聚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模式的特点。尽管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市场为基础，但其产业特色的形成则取决于所在区域的特定功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依托由资源、禀赋、区位、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功能，突出其区域优势和特色，建立起与区域功能相吻合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从而与周边地区错位竞争，增强服务业的辐射效应。基于产业关联效应和社会网络效应而形成的集聚区，具有资源共享、服务网络系统和品牌效应的特征，客观上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构筑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而通过品牌效应，服务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度和占有率，进一步提高该区域服务产品的市场需求；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竞合机制，又提高了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拓宽了市场空间。
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利用集聚区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我国产业区域特色鲜明，为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我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利用集聚区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为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在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总体规划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海力图打造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鼓励在各区符合条件的专业产业园区或服务业集聚区内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基地，各有侧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例如，南桥中小企业总部商务区凭借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便利，依托区位和产业优势，成为奉贤区新一轮发展的载体和抓手；江湾五角场科教商务区就充分发挥杨浦区大学强势学科的优势，重点发展科技研发和教育培训产业，形成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科教商务集聚区；金融要素市场本来就已经集聚的外滩和陆家嘴地区集中发展为金融贸易区等。这些点状的集聚区通过产业链或创新链彼此相通、有机相连，使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辐射能级进一步提升和放大。目前，这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效应已经显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集聚功能效应得到拓展提升，更好体现了微型ＣＢＤ作用。
2.空间形态布局上，由上海市中心地区逐步向周边重点地区分散化、多极化发展。
3.产业功能布局上，各集聚区初具特色，逐步呈现功能错位。
我国应借鉴上海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各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进一步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能级和品位。
（三）外资拉动模式。
就当前而言，我国采用外资拉动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是要积极承接国际服务离岸外包。这既是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我国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培育一大批具备国际化水平的服务供应商，提高接单能力，继续发挥在ITO（信息技术外包）业务领域的优势，特别注重培育承接BPO（商务流程外包）业务的能力，积极承接计算中心、呼叫中心、数据处理、技术研发、财会核算、售后服务等国际服务业转移，特别是逐步拓展一些具备优势和条件的高端业务；二是要继续开放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吸引FDI的质量和层次。更多地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和地区总部，积极引进国际生产性服务业的新理念、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水平。同时，要积极进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生产性服务产品，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服务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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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骏.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动因、优势与重点［J］，财经科学，2008（5）：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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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翟宏伟.五大因素主导外资加快进入我国服务业［N］，中国信息报，2007-06-20（5）.
［9］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7［EB/OL］，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http://www.unctad.org，200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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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董锡健.内需型服务外包商机无限［J］，沪港经济，2007(10):8-9,12-15.
责任编辑、校对：赵西宁2008年9月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动因；空间；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5）-0098-05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困扰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在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条件下，发展服务经济是摆脱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我国而言，同样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由于产业融合与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我国迅速崛起。而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重点更是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重点进行了研究。
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领域的作用不断变迁，由管理功能(润滑剂作用)和后来的促进功能(生产力作用)，逐步向今天的战略功能(推进器作用)转变。从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研发、通信、金融、保险、物流、批发、外包、采购、农业支撑服务、中介和专业咨询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占据服务业的主流，主要工业国达50%以上［1］。本文认为，产业融合和全球直接投资（FDI）是直接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
（一）产业融合的推动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背景下，产业融合是大势所趋。产业融合是在工业经济时代高度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产业部门日益细化、产业关联复杂化、部门间交易规模庞大且交易量大增为前提条件的，并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固定化边界进行一定程度调整的结果。这种调整打破了各种产业原有的边界，导致产业之间更多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与其它产业，特别是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经济活动由以生产为中心已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体现在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化上，表现为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通讯和家电产品，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识和技术服务；服务引导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等。国际经验表明，农业和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靠服务业支撑。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产业的中间投入中，现代服务业投入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而农业和制造业本身投入的比重则相对降低。这样，一种为农业和制造业生产而服务的产业就应运而生了，即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而进行的服务业，或为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农业与制造业、服务农业与制造业并实现良性互动。农业与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农业与制造业提升和高端化的有机补充。随着农业与制造业部门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大，它们对服务业的需求也将迅速增加，并会把这种需求渗透在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前期研发、设计（培育），中期管理、融资和后期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全过程中。如此良性互动，不仅会促使企业内部会出现产业融合，而且会在产业链上促使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出现融合，还会使区域内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一个特定空间上实现产业融合和集群式发展。当然，企业按照市场分工的细化、深化和专业化要求，适时将服务外置和提升，可以加速产业融合的进程，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突破。事实上，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特征，主要是打破了传统的消费性服务业的局限，开辟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新领域，即原先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服务内容，诸如市场调查、可行性研究、产品研发、风险资本、采购管理、物流配送、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培训等活动，实现独立化、外置化和专业化，交于专门的机构实施。这些机构技术专、业务精、效率高，既可以使企业集中力量搞好专业生产，又可以降低投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
（二）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直接投资愈来愈呈现出转向服务业的趋势。早在200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就公布了以“转向服务业”（Shift Towards the Service）为题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显示：近年来，FDI的结构已转向服务业：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部门仅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1/4，1990年这一比例不到一半，而2001年和2002年，服务业平均占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的2/3。1990－2002年的12年间，第一产业和制造业在全球跨国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9%和44%，下降到4%和29%，而同期服务业的比重则由47%上升到67%；《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进一步显示，FDI的重点也转向服务业［2］。随着国际服务业全球转移步伐的不断加快，现代服务业已在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服务等多个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有了飞速拓展。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注重从功能稀缺性、规模性、集聚性等优势出发，高质量的跨国服务机构及随之而来的网络、人才、管理、制度等外资服务业，创设关联产业效应、构建合理产业体系，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幅度，使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此外，为了更好的服务在华跨国公司，进而吸引其将更高端的生产环节转移来华，我国政府也努力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产业融合和全球直接投资不仅成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同时也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打开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以我国转向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为契机，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空间
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中低产田占总面积的2/3以上。据估算，我国粮食需求每年将增长80亿斤-100亿斤［3］。而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已无法开发更多的耕地，只有提高单产这一途径。传统农业增长方式显然难以应对，必须改造传统农业，走现代农业之路。我国应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为农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如农村金融、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市场营销、花卉、城市园林等。
此外，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共130多万个,就业人员8300多万人,占工业劳动力的90%；制造业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的91.2%，接纳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约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70%［4］。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十几年来，我国的服务业结构升级缓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很不充分。以外资制造业体系发达的苏州市为例，由于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依赖程度小；产品研发设计、关键技术、零部件依赖于进口，对本地研发设计或技术服务需求少。这种状况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我国制造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还很有限，生产服务业尚没有扎根在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土壤里［5］。可以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事实上，较强的制造业实力是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撑。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扩大的投资空间，早已跳出了制造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因为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繁荣本身就会扩大现代服务业的投资空间。例如，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率先建立了创意产业中心和设计创意中心，建立了包括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设计平台。这些制造业企业将研发、设计外置，取别人所长，补自己所短，取得了巨大成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将上述类似的非核心生产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企业，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还不到50%［6］。可见，我国具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良好基础和条件，依托我国向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转型的契机，将极大的拓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FDI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
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不高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我国虽然引进了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但却把很多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生产性服务环节拒之门外。2000年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104.6亿美元，2006年为173.8亿美元，分别只占当年实际吸引外资额的25.7%和27.6%［7］。至2006年底，我国服务业共有外商投资企业7.5万户，占整个外商投资企业实有总户数的27.2%［8］。
我国吸引FDI已经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加之全球FDI的投资方向和重点已经转向服务业［9］，这些都为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利用FDI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和巨大的市场优势，庞大的制造业创造了巨大的服务需求，使我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例如，2007年世界最大的IT服务外包企业美国EDS将在武汉建立其在华的首个全球服务中心；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重庆分中心正式入驻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等。更多的国际机构已经将我国列为对跨国公司服务转移和外包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研发转移重要目的地。
三、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模式
上述分析可见，我国既具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动因，也具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而通过模式的推动，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区域特色鲜明的国情以及吸引FDI多年来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的现实，为我国采用服务外包模式、集聚区模式和外资拉动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契机。
（一）服务外包模式
世界产业战略转移的大趋势正从生产外包转向服务外包。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来完成原来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性服务外包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外包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2006年才刚刚突破40%［10］。可见，以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利用服务外包模式发展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潜力巨大。我国采用服务外包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该聚焦在以下两个重点领域：
1.外向型服务外包。积极承接外向型服务外包业务，能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能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国际竞争力。特别是，承接发达国家的离岸外包，是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产业结构的重要突破口，是转变对外贸易方式、推动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的重要途径。我国部分城市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例如，2006年8月17日，上海公布的《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上海要紧紧抓住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契机，重点发展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增值服务能力的服务外包企业，打造以浦东新区为代表的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区，努力将上海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之一。外向型服务外包主要涉及信息技术、研发设计和管理咨询服务等领域，其中信息技术外包（ITO）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已集聚了500多家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其中包括GE、霍尼韦尔、毕博等近10家国际研发中心和惠普、花旗、印孚瑟斯、SAP等300多家技术中心［11］，国际知名的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纷纷落户上海；再如，2006年南京成为我国第二批获得服务外包基地的6个城市之一，引进的三星、朗讯、IBM、微软、西门子、LG、夏普、明基等20多家世界著名企业的外资研发机构，大多也已开展服务外包业务。从目前情况看，发包方企业主要集中在软件业、专业服务、创意设计、商务等领域；外包业务来源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奥地利、加拿大、瑞士、法国等。南京承接服务外包的148家企业中，从事软件类服务外包企业超过100家，外包规模超100万美元的企业13家［12］。
2.内需型服务外包。事实上，服务外包的覆盖领域和涉及行业，远远大于时下笼统划分的信息技术外包和商务流程外包两大类及外向型。按照国际公认的服务外包概念，其内容就达18个行业大类［13］。我国在积极发展外向型服务外包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国内业务天地最为广阔的内需型服务外包。可以说内需型服务外包更为丰富，涉及的行业领域更普遍，发展的前景也更广阔，特别是随着我国政府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合作更趋紧密，服务外包已成为我国本土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综合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必由之路。可以预见，我国内需型的企业服务外包市场一旦被全面推开和广泛采用，那么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市场商机，将是外向型服务外包市场所无法比拟的，必将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注入旺盛的活力和强劲的动力。而内需型服务外包完全由我国本土内需所产生，受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小，其蕴含着更为巨大的发展潜力。内需型服务外包的业务主要包括：供应链与物流、装备制造业融资性租赁、第三方品质检验、第三方产品测试、产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设计加工制造）等等。总之，我国应该抓住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既重视外向型服务外包，也不能忽视发展潜力更为巨大的内需型服务外包。通过服务外包模式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集聚区模式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经济总量发展、经济结构变化和人口发展等因素的驱动下，集聚模式会由单一的大型CBD（中央商务区）模式，向多极化、分散化发展，在原来的基础上演变扩展成若干个微型CBD，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解决中心城区商务功能过度集中的矛盾，以伦敦、纽约、东京为代表的世界级城市，都经历了单个CBD到微型CBD网络初步建立的过程。其中，伦敦的微型CBD由传统的市中心扩展出来，以堪那瑞区为代表沿着泰晤士河呈轴线发展；纽约的CBD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分阶段逐步形成布鲁克林、长岛、法拉盛、哈德逊广场等微型CBD；东京逐步形成了品川、汐留、六本木等30多个微型CBD，很好地适应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且多元化发展的国际趋势。
可见，集聚区是在顺应国际发展规律并借鉴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主要是指：按照现代理念统一规划设计，依托交通枢纽和信息网络，以集聚区为载体、将相关的专业服务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合理有效的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形态新颖、内外连通、生态协调、资源节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具有较强服务产业集聚能力的区域。依靠区域特色和功能，形成产业集聚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模式的特点。尽管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市场为基础，但其产业特色的形成则取决于所在区域的特定功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依托由资源、禀赋、区位、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功能，突出其区域优势和特色，建立起与区域功能相吻合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从而与周边地区错位竞争，增强服务业的辐射效应。基于产业关联效应和社会网络效应而形成的集聚区，具有资源共享、服务网络系统和品牌效应的特征，客观上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构筑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而通过品牌效应，服务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度和占有率，进一步提高该区域服务产品的市场需求；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竞合机制，又提高了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拓宽了市场空间。
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利用集聚区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我国产业区域特色鲜明，为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我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利用集聚区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为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在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总体规划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海力图打造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鼓励在各区符合条件的专业产业园区或服务业集聚区内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基地，各有侧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例如，南桥中小企业总部商务区凭借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便利，依托区位和产业优势，成为奉贤区新一轮发展的载体和抓手；江湾五角场科教商务区就充分发挥杨浦区大学强势学科的优势，重点发展科技研发和教育培训产业，形成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科教商务集聚区；金融要素市场本来就已经集聚的外滩和陆家嘴地区集中发展为金融贸易区等。这些点状的集聚区通过产业链或创新链彼此相通、有机相连，使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辐射能级进一步提升和放大。目前，这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效应已经显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集聚功能效应得到拓展提升，更好体现了微型ＣＢＤ作用。
2.空间形态布局上，由上海市中心地区逐步向周边重点地区分散化、多极化发展。
3.产业功能布局上，各集聚区初具特色，逐步呈现功能错位。
我国应借鉴上海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各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进一步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能级和品位。
（三）外资拉动模式。
就当前而言，我国采用外资拉动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是要积极承接国际服务离岸外包。这既是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我国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培育一大批具备国际化水平的服务供应商，提高接单能力，继续发挥在ITO（信息技术外包）业务领域的优势，特别注重培育承接BPO（商务流程外包）业务的能力，积极承接计算中心、呼叫中心、数据处理、技术研发、财会核算、售后服务等国际服务业转移，特别是逐步拓展一些具备优势和条件的高端业务；二是要继续开放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吸引FDI的质量和层次。更多地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和地区总部，积极引进国际生产性服务业的新理念、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水平。同时，要积极进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生产性服务产品，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服务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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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赵西宁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