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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的眼角膜能给残疾人带去光明，也希望我的眼睛能够继续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这是一个打算捐献眼角膜的志愿者在捐献意愿书上写的一句话。但是目前新疆还没有“眼库”，这让本地角膜捐献陷入两难境地。
23岁的张鹏带着太多的梦想走了。
他生前是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院的在读研究生，自从今年四月份检查出原发性肝癌晚期后，他原本美好的前程就此断了线。并不富裕的家庭带着他四处求医，却没有改变病情继续恶化的命运。
一天，他躺在病床上读报纸，看到河南一位脑瘤患者在生命垂危之际捐献角膜，被深深触动了：“学这么多知识不能报效祖国，死后能做些有价值的事也好啊，我的角膜能让至少四个人重见光明呢!”
他做了让所有人感动的举动——死后捐出眼角膜。
张鹏最敬佩的人就是歌手丛飞，“常常读着他的报道默默流泪，虽然我没有工作没钱，但我也想帮助别人。”丛飞的乐善好施彻彻底底打动了他。丛飞在去世时，将自己的一对角膜捐给了深圳市眼库，让患者重见光明。
在距离张鹏所在地乌鲁木齐两百多公里的奇台县，同样有一位角膜捐赠者在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脊椎胸椎严重畸形突起的蔡慧身高仅有一米四，43岁的她一直来婚，靠给人织毛衣维持生计。如今，她被肺心病折磨得脑袋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由于家境贫寒，家人不得不接受了医院的劝告“在医院花钱也无济于事，还不如回家!”
在蔡慧和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签订的志愿捐献角膜协议书中的捐赠者意愿一栏，她用娟秀的字体写下了这句话：“希望我的眼角膜能给残疾人带去光明，也希望我的眼睛能够继续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
两个濒临死亡的人在人生弥留之际都选择了捐献眼角膜，让自己的眼睛继续关注着这个世界，如果捐献成功，他们将成为新疆首例志愿无偿捐献眼角膜的志愿者。
“一定要建眼库!”
得知有人志愿无偿捐献眼角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阿依努尔·吐尔地眼睛湿润了，目前她所在医院正在积极筹备眼库的建设，这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阿依努尔认为，在新疆建眼库刻不容缓。今年3至9月份仅七个月，自治区人民医院就有60余位病人急需做角膜移植手术，但由于供体严重缺乏，七个月内仅做了四例角膜移植手术。
如果眼库建立起来，这一现状将得到有效改善。有了眼库，假若急需供体，他们可以向中国器官捐献委员会联盟医院提出申请配置眼角膜，而不是现在这样束手无策：有了眼库，他们才能放心地接受捐献者的角膜，让它的保存期更长(在培养液无菌条件下可以保存七天)，而在没有相关配套设施情况下，保存期不超过24小时。建眼库的想法得从三年前说起。2004年8月，研究生毕业的阿依努尔，回到了求学前任职的新疆克州人民医院，在那里，众多的眼病患者启发了她。
一个4岁的维吾尔族小女孩在一次玩耍时眼睛被树枝划伤，急需做角膜移植手术，然而由于没有角膜，医院只能建议他们尽快前往北京治疗。为了不耽误女孩的病情，她的父母立即决定出发，“要不远万里，从鸡尾巴跑到鸡胸脯去!”
这一趟没白跑，手术很成功，但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迥异，再加上前前后后6万元的开销实在难以承受，父母看女儿没有大碍，就回疆了。
6个月后，由于不能及时复查，女孩的眼睛出现了排斥反应，需重新做手术，女孩的妈妈急得天天掉泪，但他们实在没有那么多钱和精力再跑到“鸡胸脯”了，听说克州医院来了个眼科研究生，就跑到克州医院跪在阿依努尔面前说：“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
“如果有角膜，我一定会为你女儿做手术，但是在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阿依努尔万分同情她们，但现实不得不让她说出了这样冷酷的话语。
当即号啕大哭的母亲让阿依努尔心痛不已，但她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看着悲剧的发生……
阿依努尔发现南疆需要做角膜移植的眼病患者非常多，仅克州医院两年间就有139例登记记录，由于长期缺乏供体，医院只能劝他们到内地大城市治疗，然而，高额费用又让他们望而却步，受语言、生活环境限制，他们只好认命了。从那时起，阿依努尔的心中升腾起了一个宏大的志愿：“一定要在新疆建眼库，开发这座荒原！”
今年三月份，阿依努尔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她提出建眼库的申请，获得医院领导的全力支持，报科研项目、写报告，为了这项光明的事业，多少次夜不能寐，阿依努尔已经记不清了。
没有眼库的尴尬
在新疆，由于角膜捐献滞后于遗体捐献，几年来只有五十多人在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签订无偿志愿捐献角膜协议书。
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部长张勇说，没有眼库让本地角膜捐献陷入两难境地。
今年4月份，在红十字会签订自愿捐献角膜协议的一位胃癌患者去世，其家人立即通知了红十字会。由于没有眼库，张勇就联系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眼科主治医师具尔提听说有病人捐献角膜，非常高兴，立即将所需器材、材料准备妥当，这时却接到病人家属的电话：“医生，病人的火葬费怎么办?遗体怎么处理?”
病人家属执意要求医院处理病人后事，这让具尔提很为难，摘取眼角膜仅几分钟的时间，之后病人家属可以按正常程序处理后事，医院没有能力为捐献角膜的病人承担后事。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具尔提只得放弃。
某私立学校做后勤工作的毛秀云说：“自己一直有捐献角膜的想法，但是并不知在哪里捐献，问了许多人也都不知道。”
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捐献遗体和角膜的宣传、咨询、协调、登记等工作。对角膜捐献宣传不到位的说法，张勇表示并非不想宣传，而是时机未到，因为角膜捐献需要在志愿者去世后六小时之内将角膜取出，没有眼库，没有二十四小时待命的专业医疗渠道接收角膜，即便签了捐献协议，志愿者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得知新疆首家眼库正在筹备中，每次有志愿者申请遗体捐赠，张勇都要附加一句“愿意捐角膜吗”，于是许多人又痛快地加上了角膜捐赠一项。
有眼库，能否避免尴尬?
我国的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言眼病，根据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因角膜病致残致盲者全国约有400万人，由于供体匮乏，我国每年角膜移植数量仅有5000例，为美国的1／10。
为了使眼病患者早日重见光明，我国许多城市都建立了眼库，长久以来他们却面临着“有库无眼”的同一难题，除深圳市平均每周能做一例角膜移植手术外，其他城市如西安、桂林、山西等省市几年来鲜见捐赠者。
“供体来源是最大的问题!”张勇说，由于目前捐赠角膜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身体条件较好，但是对于急症眼病患者来说却是“遥遥无期”。很多人受“视死如生”，“死后保全尸”等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死后身体任何器官不能摘除，要保留完整，这种观念制约了角膜捐献事业的发展。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研室副主任具尔提说，我国今年五月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表示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移植不适用此条例，因此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角膜移植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没有捐赠法规的制约，志愿者在捐赠过程中缺乏保障，势必会影响大众对角膜捐赠的社会认可度。
在角膜捐献者张鹏看来，人就像树叶一样，发出嫩芽，慢慢长大、变绿、变黄、落入地面成为肥料给养大地。人死了还可以为大家做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张鹏同班同学郑素慧说，“以前根本没有捐角膜的意识，虽然电视上也曾经看到过捐赠角膜的例子，但好像和自己无关，张鹏给我们大家上了很有教育意义的一课!”
“假设要我捐出自己的角膜，可能还要打一段时间心理仗吧!”郑素慧笑笑说，“相信当角膜捐赠事业的宣传力度足够强大时，大家慢慢都会想通的，但这需要时间!”
23岁的张鹏带着太多的梦想走了。
他生前是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院的在读研究生，自从今年四月份检查出原发性肝癌晚期后，他原本美好的前程就此断了线。并不富裕的家庭带着他四处求医，却没有改变病情继续恶化的命运。
一天，他躺在病床上读报纸，看到河南一位脑瘤患者在生命垂危之际捐献角膜，被深深触动了：“学这么多知识不能报效祖国，死后能做些有价值的事也好啊，我的角膜能让至少四个人重见光明呢!”
他做了让所有人感动的举动——死后捐出眼角膜。
张鹏最敬佩的人就是歌手丛飞，“常常读着他的报道默默流泪，虽然我没有工作没钱，但我也想帮助别人。”丛飞的乐善好施彻彻底底打动了他。丛飞在去世时，将自己的一对角膜捐给了深圳市眼库，让患者重见光明。
在距离张鹏所在地乌鲁木齐两百多公里的奇台县，同样有一位角膜捐赠者在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脊椎胸椎严重畸形突起的蔡慧身高仅有一米四，43岁的她一直来婚，靠给人织毛衣维持生计。如今，她被肺心病折磨得脑袋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由于家境贫寒，家人不得不接受了医院的劝告“在医院花钱也无济于事，还不如回家!”
在蔡慧和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签订的志愿捐献角膜协议书中的捐赠者意愿一栏，她用娟秀的字体写下了这句话：“希望我的眼角膜能给残疾人带去光明，也希望我的眼睛能够继续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
两个濒临死亡的人在人生弥留之际都选择了捐献眼角膜，让自己的眼睛继续关注着这个世界，如果捐献成功，他们将成为新疆首例志愿无偿捐献眼角膜的志愿者。
“一定要建眼库!”
得知有人志愿无偿捐献眼角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阿依努尔·吐尔地眼睛湿润了，目前她所在医院正在积极筹备眼库的建设，这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阿依努尔认为，在新疆建眼库刻不容缓。今年3至9月份仅七个月，自治区人民医院就有60余位病人急需做角膜移植手术，但由于供体严重缺乏，七个月内仅做了四例角膜移植手术。
如果眼库建立起来，这一现状将得到有效改善。有了眼库，假若急需供体，他们可以向中国器官捐献委员会联盟医院提出申请配置眼角膜，而不是现在这样束手无策：有了眼库，他们才能放心地接受捐献者的角膜，让它的保存期更长(在培养液无菌条件下可以保存七天)，而在没有相关配套设施情况下，保存期不超过24小时。建眼库的想法得从三年前说起。2004年8月，研究生毕业的阿依努尔，回到了求学前任职的新疆克州人民医院，在那里，众多的眼病患者启发了她。
一个4岁的维吾尔族小女孩在一次玩耍时眼睛被树枝划伤，急需做角膜移植手术，然而由于没有角膜，医院只能建议他们尽快前往北京治疗。为了不耽误女孩的病情，她的父母立即决定出发，“要不远万里，从鸡尾巴跑到鸡胸脯去!”
这一趟没白跑，手术很成功，但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迥异，再加上前前后后6万元的开销实在难以承受，父母看女儿没有大碍，就回疆了。
6个月后，由于不能及时复查，女孩的眼睛出现了排斥反应，需重新做手术，女孩的妈妈急得天天掉泪，但他们实在没有那么多钱和精力再跑到“鸡胸脯”了，听说克州医院来了个眼科研究生，就跑到克州医院跪在阿依努尔面前说：“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
“如果有角膜，我一定会为你女儿做手术，但是在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阿依努尔万分同情她们，但现实不得不让她说出了这样冷酷的话语。
当即号啕大哭的母亲让阿依努尔心痛不已，但她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看着悲剧的发生……
阿依努尔发现南疆需要做角膜移植的眼病患者非常多，仅克州医院两年间就有139例登记记录，由于长期缺乏供体，医院只能劝他们到内地大城市治疗，然而，高额费用又让他们望而却步，受语言、生活环境限制，他们只好认命了。从那时起，阿依努尔的心中升腾起了一个宏大的志愿：“一定要在新疆建眼库，开发这座荒原！”
今年三月份，阿依努尔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她提出建眼库的申请，获得医院领导的全力支持，报科研项目、写报告，为了这项光明的事业，多少次夜不能寐，阿依努尔已经记不清了。
没有眼库的尴尬
在新疆，由于角膜捐献滞后于遗体捐献，几年来只有五十多人在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签订无偿志愿捐献角膜协议书。
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部长张勇说，没有眼库让本地角膜捐献陷入两难境地。
今年4月份，在红十字会签订自愿捐献角膜协议的一位胃癌患者去世，其家人立即通知了红十字会。由于没有眼库，张勇就联系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眼科主治医师具尔提听说有病人捐献角膜，非常高兴，立即将所需器材、材料准备妥当，这时却接到病人家属的电话：“医生，病人的火葬费怎么办?遗体怎么处理?”
病人家属执意要求医院处理病人后事，这让具尔提很为难，摘取眼角膜仅几分钟的时间，之后病人家属可以按正常程序处理后事，医院没有能力为捐献角膜的病人承担后事。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具尔提只得放弃。
某私立学校做后勤工作的毛秀云说：“自己一直有捐献角膜的想法，但是并不知在哪里捐献，问了许多人也都不知道。”
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捐献遗体和角膜的宣传、咨询、协调、登记等工作。对角膜捐献宣传不到位的说法，张勇表示并非不想宣传，而是时机未到，因为角膜捐献需要在志愿者去世后六小时之内将角膜取出，没有眼库，没有二十四小时待命的专业医疗渠道接收角膜，即便签了捐献协议，志愿者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得知新疆首家眼库正在筹备中，每次有志愿者申请遗体捐赠，张勇都要附加一句“愿意捐角膜吗”，于是许多人又痛快地加上了角膜捐赠一项。
有眼库，能否避免尴尬?
我国的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言眼病，根据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因角膜病致残致盲者全国约有400万人，由于供体匮乏，我国每年角膜移植数量仅有5000例，为美国的1／10。
为了使眼病患者早日重见光明，我国许多城市都建立了眼库，长久以来他们却面临着“有库无眼”的同一难题，除深圳市平均每周能做一例角膜移植手术外，其他城市如西安、桂林、山西等省市几年来鲜见捐赠者。
“供体来源是最大的问题!”张勇说，由于目前捐赠角膜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身体条件较好，但是对于急症眼病患者来说却是“遥遥无期”。很多人受“视死如生”，“死后保全尸”等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死后身体任何器官不能摘除，要保留完整，这种观念制约了角膜捐献事业的发展。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研室副主任具尔提说，我国今年五月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表示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移植不适用此条例，因此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角膜移植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没有捐赠法规的制约，志愿者在捐赠过程中缺乏保障，势必会影响大众对角膜捐赠的社会认可度。
在角膜捐献者张鹏看来，人就像树叶一样，发出嫩芽，慢慢长大、变绿、变黄、落入地面成为肥料给养大地。人死了还可以为大家做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张鹏同班同学郑素慧说，“以前根本没有捐角膜的意识，虽然电视上也曾经看到过捐赠角膜的例子，但好像和自己无关，张鹏给我们大家上了很有教育意义的一课!”
“假设要我捐出自己的角膜，可能还要打一段时间心理仗吧!”郑素慧笑笑说，“相信当角膜捐赠事业的宣传力度足够强大时，大家慢慢都会想通的，但这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