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人们用“海上”代指上海，“湖上”代指杭州，“壩上”代指成都，说的就是华西坝

　　华西坝之于成都，犹如清华、北大之于北京，其建筑独成一脉，融中国古典园林和西方宫廷花园于一体，成为成都唯一保存完好的建筑博物群。

华西坝的来历

　　华西坝在成都南门外二里、锦江之滨、南台寺之西的一片风景清幽之地，古名“中园”，曾是三国时期刘备游幸之地。五代时，这里成为前蜀皇帝王建的蜀宫别苑，园内有百年老梅状如苍龙，故又称“梅龙”“梅苑”。南宋大诗人陆游居蜀中时常游于此：“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多梅花，百余年古木。”
　　可惜的是，梅苑在元明两代的战乱中毁于兵燹。张献忠入成都后，常在此屯兵，取而代之的是新称号——御营坝。
　　1909年，深入中国西部腹地的美、英、加三国五个基督教会在御营坝旁建起了一所华西协和中学，被誉为“西学文化的先驱”。由于是五个基督教会所办，当时成都人非常好奇，故取名为“五洋学堂”，至此，御营坝成了洋学堂的所在地，“华西坝”这个新地名开始进入人们视野。
　　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和大学正式开学，开启了华西坝最辉煌、最风流、也是最西洋化的时代。
　　华西协和大学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制，每个教会建立和资助自己的学院，管理自己的资金和设备；学校则提出教学大纲，制定录取、考试标准，使集中化与个性化相结合。
　　建校之初，五个教会向地方政府购买了150亩地，到1930年，校区已超过了1000亩。至1949年，南起一环路，北抵锦江河，东起红星路，西止浆洗街，这方圆近五平方公里的地盘，都是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区，统称为“华西坝”。
　　民国时期的华西坝名冠全国。当时人们用“海上”代指上海，“湖上”代指杭州，“坝上”代指成都，说的就是华西坝。
　　尽管华西协和大学自1910年创立至今百年来，校名几度变更，先后是“华西大学”“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等，但人们仍然喜欢直呼“华西”或者“华西坝”，百年未变。

那些开创者

　　华西协和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毕启（Joseph Beech）来自美国。1910年，毕启和5个同事共同创办了华西协和大学。在任期间，学校先后修建了20余栋大楼，50余幢教员宿舍，8处运动广场。他在1913年到1942年的30年内，曾经15次往返于北美与亚洲之间，募集到400万美元及大量办学物资。
　　毕启还广泛结交当时中国政府的高级政要和商人，募集了大量资金，支持这所大学的发展。1930年，毕启退居幕后，校长由中国人张凌高担任。
　　1946年，毕启身佩民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奖章返回美国，结束了在这个东方古国身兼教育家与宗教家的全部活动。
　　另一位开创者是来自加拿大的启尔德（O.L.Kilborn），他也是成都西医的开创者。他于1892年2月来到成都，在四圣祠街租用了几间简陋的民房，创办了福音堂和一个小诊所。起初，诊所只限于给传教士、信徒及少数市民诊病开药，后来声名远播，四川一些政要给诊所补助了1500两黄金，启尔德用这笔资金修建了一幢四层楼的医学大楼，设病床120张，于1913年1月30日正式对外开业行医。
　　启尔德所创立的仁济医院，便是如今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华西协和大学六位元老之一的美国人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曾五次出任理学院院长，也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创始人。华大第二任校长张凌高、第三任校长方叔轩皆是他的学生。
　　戴谦和初来华西坝时，正是大学的草创阶段。因为建房、种树，他着手研究成都平原的地质、土壤、气候及树木等，12年后，他所著的《成都地下水研究》《成都平原太阳辐射的研究》等论文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被英国皇家地质学会吸收为会员。
　　来自加拿大的艾西理·渥华德·林则（（Ashley.W.Lindsay），虽然不是华西协和大学的开创者，但他对华大的贡献却是巨大的。他被誉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1907年，林则作为西方第一名前往中国的牙科医学传教士来到成都，建立了独立的牙科医院。
　　几年后，华大以牙科医院为基础，创办了华大牙医学院，中国有了第一个培养现代口腔医学人才的高等教育学府。林则的学生毕业后到了中国各大城市，开始建立口腔医学及口腔医学教育。

独创一脉的建筑群

　　伴随着华西协和大学的开学，陆续有40余栋风格迥异的建筑横空出世。这些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群，布局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庙堂建筑。
　　学校建筑全部采用一种开阔的思路，校园以钟楼为原点，向南向北延伸为中轴线。主要建筑皆在东西方铺开，形成了大致为品字形的错落有致的格局，其布局与周围的道路、荷塘、操场、门坊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呼应。
　　怀德堂、懋德堂、万德堂尤以精致完美、崇宏壮丽闻名，堪称近代成都建筑的典范之作，被当时的建筑师们视为样板，并被中国其他大学模仿。
　　在这些建筑群中，于1926年竣工的钟楼不仅是华西坝的标志，也是当时成都市的地标。钟楼上近一米高的大钟是由美国梅尼利制钟公司专门为华大钟楼铸造的，从钟上的铭牌上可以看到，该钟机械部分是1924年9月15日制成的。
　　为何百年前在西南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会出现如此奇特的建筑群呢？这与当时的时局有关。
　　当时，中国民间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教运动，引发了连续不断的教案，每次教案发生时民众都要捣损、焚烧教会建筑物。校方经过多次商议，最终决定采取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方式，让其外观容易被成都市民所接受，而其内部的使用功能又便于西方教育，以此达到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喜欢的效果。 　　为此，1912年校方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地专门举办了校园建筑设计竞赛，一个叫弗烈特·荣杜易（Fred Rowntree）的英国建筑设计师脱颖而出。
　　荣杜易受邀到成都进行实地考察。他从伦敦出发，乘坐客轮在天津登陆后，先到北京参观了故宫，对中式建筑有了更深入的感受。入川路上，荣杜易坐火车、乘木船、最后是坐着简易的轿子一路颠簸来到成都。在成都考察了3周之后，荣杜易还去日本考察。
　　此后十多年里，荣杜易的设计图在华西坝上变成了一栋栋风格鲜明的建筑，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和华西协和大学一起，给当时的成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开启了华西坝上的西洋风尚。
　　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华西坝的主要建筑大都仍保存完好。2013年5月，其中8栋老建筑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灿若星河的岁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华大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到1941年秋，華西坝共汇聚了同属教会学堂的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五所高校。
　　各校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校舍、设备进行协作办学，统一安排，分别开课，允许学生在校际之间任意选课，师资和教学设备都可以互通有无，一时间华西坝成为五大学的共同校园，统称为“五大学”。
　　这一时期，华西坝名人会集，灿若群星。
　　来此任教的中外名流学者文化人均是一流的，李约瑟、海明威、斯坦贝克、费德林、文幼章等都在华西坝留下过身影。陈寅恪、顾颉刚、钱穆、徐中舒、蒙文通、冯友兰、吕叔湘、董作宾、林山腴、许寿裳、吴宓、罗念荪、梁漱溟、潘光旦、朱光潜、朱自清、孙伏园、童第周、张恨水等一大批国内名流、名教授，都在坝上任过教或作过演讲。一位叫亨斯曼的外籍博士曾写道：“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最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学术权威当时都聚集在成都。”
　　在众多任教的老师中，最受五大学学生欢迎的是陈寅恪先生，他所开的《唐史》《元白刘诗》课程，连窗外都站满了听众。
　　吴宓对西洋文学有极深的造诣，他讲《西洋文学史》不用讲义，从头至尾，以英文讲述，甚至连书都不看。吴宓曾在日记之中描写过华西坝的景致：“神州文化系，颐养好园林。”
　　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1939年7月受邀担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掌门人，他又从其他学校挖来了著名学者钱穆。1940年初，日军轰炸成都日甚，顾颉刚把国学所迁到了成都北郊的赖家园子。园子很大，房屋约有三十间，花木葱茏，有如“世外桃源”。钱穆这样描述：“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树柳，余尤爱之。风日晴和，必一人坐亭中读书。”
　　全面抗战八年间有27所大学内迁，他们中流传有“三坝”的说法：陕西汉中鼓楼坝因条件较差而被戏谑为“地狱”；中央大学所在的重庆沙坪坝，被称为“人间”；成都华西坝因环境优美被誉为“天堂”。
　　战火纷飞的年月，成都滋养、庇护着国家的一大批精英。流亡而来的大师们，敬业守道，也使成都见识了大师们的学识和风采。
　　华西坝上的西洋风
　　华西坝上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学生们私下的闲谈，也是中英夹杂。有些洋教师，在成都非常有名，也很接地气。
　　加拿大教师沈克莹，身高约二米，成都人称他为沈高人。
　　美国人丁克生，又是洋人中最矮的，约一米五，成都人称他为丁矮子。每到黄昏，丁矮子都会将华大的几头荷兰奶牛放养在草坪上，一旁的琴房传出悠扬的乐曲，这就是华西坝上著名的一景：对牛弹琴。丁矮子在成都很出名，还缘于他满口的成都话，他甚至会“展言子”（歇后语）。
　　会成都话的洋人还有加拿大人文幼章，他出生于四川仁寿，成长于四川乐山，他可以在乐山话、仁寿话、重庆话和成都话之间随意切换。
　　华西坝曾经拥有亚洲最大的草皮足球场，华西足球队亦曾风靡国内。当年，华西足球队曾与英国皇家空军足球队在此较量，最后以华西足球队胜出而结束。有一位叫陶维义的英国人曾经参与过大学筹建，他的弟弟陶维新是当时伦敦的球星，为了追随大哥而舍弃了进入英国国家足球队的机会来到了四川。
　　华西坝亦曾是中国最早开展垒球比赛的地方，那时整个亚洲都还不知什么叫本垒打，华西坝就有了垒球队。华大开设的球类、田径等体育课程深刻影响了成都现代体育的发展，成为成都现代体育的发祥地。
　　对于老成都人来说，华西坝就是时髦、新鲜的代名词。
　　那是西洋风吹到中国西部的第一落点，他们第一次看到电灯、留声机、“洋马儿”（自行车）、照相机以及下洋操、打洋球这些新鲜玩意儿。
　　最开始，老成都人还有些抵触，在这些西洋人喝牛奶咖啡的同时，他们在露天茶馆喝着三花，含着叶子烟杆，谈论着华西坝上洋人的奇异生活。在他们看来，那些洋人的习性是多么可笑，几片面包也算是伙食，这哪里比得上吃回锅肉过瘾。
　　随着时光流逝、交流增多，老成都人渐渐理解了华西坝、接纳了西洋风，许多人也是从华西坝开始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