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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嶷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她的神奇,重要的不在自然风光的美妙,而在人文底蕴的深厚,因为这里是中华文明始祖舜帝的归葬地,又有着娥皇、女英为追寻舜帝而来、泪洒斑竹、最后投江殉情的千古绝唱。因此,这一片土地,不仅是历代帝王将相的朝圣之地,也是文人骚客的朝圣之地。同时,在舜帝精神的感召之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是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书写了一页页辉煌业绩,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譬如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砥柱中坚的作用,其理论贡献光耀千秋;再如乐天宇,他为新中国的农业科学所作的贡献且不去说它了,晚年离休回到家乡,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地上第一所民办高校——九嶷山学院,为培养农村基层急需的人才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最后以身殉职,他的贡献和人格魅力光照后人。
当然,李达和乐天宇都不是寻常之人,他们生活在不寻常的时代,凭着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不寻常的业绩,这是令后人倾慕不已的。似我辈平常之人,常常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想创造业绩而无机遇,想创造奇迹而无机会。然而,今读唐曾孝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北游记》,犹如当头棒喝,作品中的主人公刘湘辉和他98岁的老奶奶肖新翠,无疑都是平常之人,但他们仅凭着一辆三轮脚踏车,却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令我辈读来汗颜。
一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奇迹”就是“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北游记》向读者所报告的正是一件让人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准确点说,这是一个匪夷所思、有悖常理的故事。
第一个让人想象不到的就是刘湘辉竟然选择踩三轮脚踏车去北京。在交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天上飞的有飞机,时速可达上千公里,而且已经成为寻常百姓的交通工具;地上跑的有火车,时速也已达到三百多公里;再慢一点,买一辆小车载着奶奶上北京,时速也可达上百公里,方便而快捷,而且从刘湘辉的家境来看,买一辆小车也不难。而他却要舍弃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偏偏选择最原始的、时速不到十公里的三轮脚踏车,这是一悖常理。
第二个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刘湘辉竟然敢带着98岁高龄的老奶奶去北京。民间俗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七老八十的人已是风烛残年油干灯尽,其生命之火随时可能熄灭,如果死在留宿、留餐者家里,这无疑是很不吉利的;而老奶奶已经98岁高龄,其生命体征更是极度脆弱高度危险,生命时间只能以分秒计。所以,当刘湘辉的三轮车到达北方的一个镇上请求住宿时,屋主便坚决拒绝,只允许他“停一分钟就拉走”,而屋主的儿子更是凶神恶煞地说:“快拉走,一分钟也不能停”。这一习俗其实不仅在北方有,南方也有,九嶷山地区也有同样说法,但不像北方忌讳到那种程度。而且,北方的忌讳还不仅仅是农村,北京天桥医院给老奶奶一检查身体便下达病危通知单,“说她重病垂危很难度过当天晚上”,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她的年龄太高”。别人都如此忌讳,刘湘辉自己居然不忌讳,带着老奶奶从3月初出去到8月中回来,在外飘荡长达半年,这是二悖常理。
第三个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老奶奶自己,有着98岁高龄而且还下肢瘫痪,竟然敢去北京看奥运。这一个“想象不到”更是包含有三层意思:其一,中国人看重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想方设法也要回归故土,为的就是死后能够归葬祖坟,其灵魂可以进祖宗祠堂,如果死在他乡就会成为孤魂野鬼,这是人生的一大忌讳,因此,七老八十的人不仅是别人不能留,自己也不能轻易外出,怕的就是死在外面。老奶奶似乎从不考虑这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出游,对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确实非比寻常;其二,中国人固守着家中的稳定生活而忌讳出游,“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总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里的狗窝”,诚如是,中国文人才有那样多的离愁别绪故乡之思,豪放飘逸如李白者,尽管畅意于仗剑出游,但也免不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毕竟,出门在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仅带来情感上的疏离,也会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更何况老奶奶还拖着瘫痪的双腿,诸多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但她却毫不在意地毅然出游,这也是非同寻常的;其三,对老一辈中国妇女特别是没文化的妇女来说,一般是不会关心国家大事的,像奥运会这种事情,离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距离很远,更不会关心,但她不仅关心而且热心,非要拖着残疾之躯到北京去亲眼看一看奥运会,这种眼界与执着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是三悖常理。
在这三悖常理的故事中,哪怕只有其中之一,譬如,两个年轻人脚踩三轮车去北京看奥运,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学题材了,满可以写出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了,更何况是一个三悖常理的故事。故事本身不做任何加工就已经非常感人了,如果再加工为文学作品,肯定会感人至深。可奇怪的是,刘湘辉的三轮“孝车”一路前行,历时近半年,行程2000多公里,沿途采访的记者成百上千,但都是把这一故事当作新闻报道,无人想到要用此题材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待到事情过去了几个月,唐曾孝先生听说此事后,立即进行深入细致的素材收集,住到刘湘辉家零距离地观察体验主人公的生活,然后快速高效地写出这部《北游记》,拿到《报告文学》杂志发表时,则只能作为北京奥运“周年纪念”之作了。
我们确实应该感谢作者,凭着当记者的敏锐他看到了这一故事的现实价值,凭着当作家的深邃他看到了这一故事的永久价值,然后用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形式将这一故事创作出来,让我们有了永久性的读本。不然,尽管对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很多,但“新闻新闻,过眼烟云”,谁也不会把新闻报道拿来反复阅读,那么,这一本该流传久远的故事很可能如昙花一现便销声匿迹。
二
奇迹的创造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其背后肯定有着精神力量的支撑。那么,支撑刘湘辉和老奶奶的精神力量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作者的描写:
这辆三轮车上面安装了一个“蒙古包”式的雨布棚,棚顶插着一面迎风飘扬的国旗,棚子前面的挡风门上写着一个显赫的大红“孝”字,左右两面用红漆刷着“九嶷山下一孝孙,骑着单车万里行,带着百岁老奶奶,同上北京看奥运”的标语。……这位年轻人凭着一双钢铁般的脚板,凭着一颗炽热的心,凭着一份至孝的情,踩着脚踏三轮“孝车”近半年,行程两千多公里,拉着老奶奶来北京看奥运。
在这里,支撑刘湘辉的精神力量,作者唐曾孝交代得很明白:是“凭着一份至孝的情”;主人公刘湘辉自己也交代得很明白:是那一个“显赫的大红‘孝’字”。可以说,传达一种至孝的精神是这部报告文学的主旨,践行一种至孝的精神是主人公的意愿,这是文学源于生活的典型例证,是作者的思想与主人公思想高度统一的体现。作为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严格遵循反映生活真实的创作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孝车”北游的全过程以及主人公的精神风貌。当然,作者也不是机械地记录事件的过程,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和提炼,这种提炼主要是突出了主人公的精神风貌。
从精神风貌说,主人公不仅仅是一个至孝精神的践行者,也是一个宣传者,他在车上书写一个显赫的大红“孝”字,这本身就是宣传,而且是一种言传身教式的宣传,“孝”字的涵义与“孝车”行动的结合,比任何教科书或红头文件都更有效,主人公的这一设计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的创造,显示出主人公在“用心行孝”上的卓尔不凡。
而且,主人公刘湘辉还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者。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有400多个国内外记者和官员的签名留言,这是对他此次行动的褒奖,但他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骄傲资本,而是当做可资教育后代的精神财富:“这笔记本上的外国文字,我虽然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会带回去好好地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要做一个以孝为天的好后代”。“以孝为天”,这是多么好的理论概括,没有长时间的思考,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可见,他的“行孝”,既不是一时的想法,更不是即兴的作秀,而是一种有思想有预见、要为后代树立榜样的行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湘辉的“榜样行动”当然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小家,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当永州市孝文化促进会会长蒋经仟专程去他家拜访时,“刘湘辉把外国记者和官员馈赠的‘宝贝’端了出来向蒋会长展示,好像自己用激情拥抱了世界,眼帘顿时闪放出光芒来。他扬起这些‘宝贝’,指着那三轮‘孝车’说:‘我打算装修一个房间办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孝文化展览室,把这些东西摆进去,免费开放,让广大青少年和群众接受孝道教育”。很显然,刘湘辉希望三轮“孝车”和那些馈赠的“宝贝”能够成为免费教育的教材,因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自己个人的“榜样力量”,也蕴涵了国内外对孝文化的希冀和呼唤,是一种集体力量、社会力量的凝聚,它理应对社会发挥作用。但愿这个美好的精神家园能够建立起来并产生影响,能够为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泛起一片绿洲。
刘湘辉无疑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凡之人,平凡得在茫茫人海中无法分辨,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毅力和识见,能够创造出如此卓尔不群、独标一帜的奇迹来?这与他生活在九嶷山这片神奇的土地恐怕不无关系。
刘湘辉在“孝车”上特意标出“九嶷山下一孝孙”的字样,这足可见出九嶷山在他心中的分量,也可见出舜帝精神对他的影响。舜帝南巡,崩于苍梧,葬于九疑。从此,九嶷山舜帝陵就成为历朝历代祭祀朝拜的圣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先祖特别是作为中华道德文明的创始人,舜帝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本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加上历朝历代对舜帝陵的祭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使得舜帝精神在九嶷山地区尤为深入人心。在中华道德文明的内涵中,“百善孝为先”,舜帝的“至孝”精神对民间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刘湘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是就有了震动世界的“孝车行动”,这正是舜帝精神感召下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典型事例。
不仅是刘湘辉的行动受了舜帝精神的感召,老奶奶的思想行为也是受了舜帝精神的影响。舜帝南巡也已到了耄耋之年,他因“勤于政事而野死”他乡,不仅将他的尸骨留在了九嶷山,也将这种精神留在了九嶷山,所以九嶷山地区的人并不像北方人那样害怕客死他乡,也不像北方人那样害怕别人客死在自己家中。所以,老奶奶98岁拖着残腿还可以心无挂念地外出数月,别人也可以高高兴兴地把她当作有福的寿星来接待,“在南边不管是旅店老板还是农民兄弟,大都欢迎三轮‘孝车’的到来,见是百岁老人来住宿,像贵人驾到一般接待,有的收半价,有的全免”,特别是桂阳的一位汉子,硬是把自己的床让给老奶奶,还说是自己的“福气”,这与北方那个镇子上父子俩对待老奶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在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我宁可认为是因为舜帝南巡所带来的精神影响力。
三
从本质上说,舜帝“南巡”与刘湘辉以及老奶奶的“北游”是有相通之处的。舜帝南巡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他在尽一个帝王应尽的职责;刘湘辉和老奶奶的北游是为了观看奥运会并为中国健儿呐喊助威,他们是在尽一个平常百姓应尽的职责。职责不同,尽职的形式不一样,但本质相同,精神一致。由是而论,刘湘辉的“孝车”行动,不仅是舜帝精神的感召,也是舜帝精神的延续和发扬。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今天我们提倡继承和发扬舜帝的“至孝”精神,应不应该有新的内涵?怎样来规范今天的孝道文化?这是《北游记》提供给我们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启迪。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各尽其责的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之时每每被人提起,而在和平年代则很少有人想到。其实,国家危亡之时需要匹夫尽责来挽救,而国家兴旺之时更需要匹夫尽责来推进。刘湘辉他们去北京看奥运,表面看起来只是个人的随机行为,实际上他们是在助奥运的一臂之力,没有他们等众多匹夫的积极参与,奥运会不可能取得完满的成功。因此,带着老奶奶到北京看奥运,是刘湘辉在尽匹夫之责——不管是从参与奥运还是从“行孝”的角度讲,都是在尽匹夫之责。
刘湘辉是在尽匹夫之责,同样,老奶奶也是在尽匹夫之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匹夫”是“泛指平常的人”,并无男女之别,所以老奶奶也在匹夫之列,看奥运也是参与奥运的一种形式,也可算是尽责。当然,她的尽责更重要的不是看奥运,而是尽“本职”之责,也就是对两个孙子的抚养和培养:“刘湘辉兄弟两个,都是奶奶一泡屎一泡尿拉扯大的。……肖奶奶带着孙子相依为命,过着不是人过的凄惨日子。住的两间旧屋因年久失修,下起雨来到处滴答滴答地漏水,奶奶拿来所有的盛具接漏,还有漏雨声在响,她便把两个孙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任雨水滴打在自己身上”。正因为早年尽了责吃了苦,有了辛勤的付出,到了晚年才有幸福快乐的收获,刘湘辉兄弟才会那样细致入微地照顾她,历尽辛劳也要满足她的愿望。因此,刘湘辉的“孝车行动”,最直接的动因是感恩,是对奶奶养育之恩的回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作者这样写,是为了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但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说,则是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
其次,与各尽其责相联系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在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中,是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但这种关系又不完全是一种对等的交换关系,父母不能说将来不需要赡养而拒绝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也不能说父母未尽抚养之责而拒绝承担赡养的义务。这种“不对等性”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不能抹杀的;但也不能过分强调某一方的权利而让另一方只承担义务。舜帝的父母多次要谋杀他而他对父母仍然是孝顺有加,这是舜帝“至孝”精神的体现。在传统社会,大肆渲染舜帝的这种“至孝”行为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看,父母遗弃子女的少而子女不孝顺父母的多,所以为了矫枉不得不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但在物欲横流、个人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情形则大不一样了,遗弃孩子、不要孩子的大有人在,甚至为逃避家庭责任而不愿结婚,只找性伙伴同居。这种不愿承担父母之责的现象虽然不能说已经超过子女不孝的现象,但也可以作等量齐观。因此,我们今天在提倡晚辈之“孝”的同时,也应强调长辈之“慈”,在这一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中,不能说完全对等,但也应该保持基本的平衡,过于倾斜某一方,就会造成不和谐。老奶奶当年的付出与刘湘辉今天的付出,正因为体现了这种平衡,所以老奶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刘湘辉也可以心甘情愿地服侍,他们的北游才那样地和谐而美妙。诚如是,《北游记》的故事才更值得回味和咀嚼。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当然,李达和乐天宇都不是寻常之人,他们生活在不寻常的时代,凭着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不寻常的业绩,这是令后人倾慕不已的。似我辈平常之人,常常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想创造业绩而无机遇,想创造奇迹而无机会。然而,今读唐曾孝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北游记》,犹如当头棒喝,作品中的主人公刘湘辉和他98岁的老奶奶肖新翠,无疑都是平常之人,但他们仅凭着一辆三轮脚踏车,却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令我辈读来汗颜。
一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奇迹”就是“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北游记》向读者所报告的正是一件让人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准确点说,这是一个匪夷所思、有悖常理的故事。
第一个让人想象不到的就是刘湘辉竟然选择踩三轮脚踏车去北京。在交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天上飞的有飞机,时速可达上千公里,而且已经成为寻常百姓的交通工具;地上跑的有火车,时速也已达到三百多公里;再慢一点,买一辆小车载着奶奶上北京,时速也可达上百公里,方便而快捷,而且从刘湘辉的家境来看,买一辆小车也不难。而他却要舍弃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偏偏选择最原始的、时速不到十公里的三轮脚踏车,这是一悖常理。
第二个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刘湘辉竟然敢带着98岁高龄的老奶奶去北京。民间俗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七老八十的人已是风烛残年油干灯尽,其生命之火随时可能熄灭,如果死在留宿、留餐者家里,这无疑是很不吉利的;而老奶奶已经98岁高龄,其生命体征更是极度脆弱高度危险,生命时间只能以分秒计。所以,当刘湘辉的三轮车到达北方的一个镇上请求住宿时,屋主便坚决拒绝,只允许他“停一分钟就拉走”,而屋主的儿子更是凶神恶煞地说:“快拉走,一分钟也不能停”。这一习俗其实不仅在北方有,南方也有,九嶷山地区也有同样说法,但不像北方忌讳到那种程度。而且,北方的忌讳还不仅仅是农村,北京天桥医院给老奶奶一检查身体便下达病危通知单,“说她重病垂危很难度过当天晚上”,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她的年龄太高”。别人都如此忌讳,刘湘辉自己居然不忌讳,带着老奶奶从3月初出去到8月中回来,在外飘荡长达半年,这是二悖常理。
第三个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老奶奶自己,有着98岁高龄而且还下肢瘫痪,竟然敢去北京看奥运。这一个“想象不到”更是包含有三层意思:其一,中国人看重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想方设法也要回归故土,为的就是死后能够归葬祖坟,其灵魂可以进祖宗祠堂,如果死在他乡就会成为孤魂野鬼,这是人生的一大忌讳,因此,七老八十的人不仅是别人不能留,自己也不能轻易外出,怕的就是死在外面。老奶奶似乎从不考虑这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出游,对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确实非比寻常;其二,中国人固守着家中的稳定生活而忌讳出游,“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总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里的狗窝”,诚如是,中国文人才有那样多的离愁别绪故乡之思,豪放飘逸如李白者,尽管畅意于仗剑出游,但也免不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毕竟,出门在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仅带来情感上的疏离,也会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更何况老奶奶还拖着瘫痪的双腿,诸多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但她却毫不在意地毅然出游,这也是非同寻常的;其三,对老一辈中国妇女特别是没文化的妇女来说,一般是不会关心国家大事的,像奥运会这种事情,离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距离很远,更不会关心,但她不仅关心而且热心,非要拖着残疾之躯到北京去亲眼看一看奥运会,这种眼界与执着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是三悖常理。
在这三悖常理的故事中,哪怕只有其中之一,譬如,两个年轻人脚踩三轮车去北京看奥运,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学题材了,满可以写出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了,更何况是一个三悖常理的故事。故事本身不做任何加工就已经非常感人了,如果再加工为文学作品,肯定会感人至深。可奇怪的是,刘湘辉的三轮“孝车”一路前行,历时近半年,行程2000多公里,沿途采访的记者成百上千,但都是把这一故事当作新闻报道,无人想到要用此题材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待到事情过去了几个月,唐曾孝先生听说此事后,立即进行深入细致的素材收集,住到刘湘辉家零距离地观察体验主人公的生活,然后快速高效地写出这部《北游记》,拿到《报告文学》杂志发表时,则只能作为北京奥运“周年纪念”之作了。
我们确实应该感谢作者,凭着当记者的敏锐他看到了这一故事的现实价值,凭着当作家的深邃他看到了这一故事的永久价值,然后用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形式将这一故事创作出来,让我们有了永久性的读本。不然,尽管对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很多,但“新闻新闻,过眼烟云”,谁也不会把新闻报道拿来反复阅读,那么,这一本该流传久远的故事很可能如昙花一现便销声匿迹。
二
奇迹的创造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其背后肯定有着精神力量的支撑。那么,支撑刘湘辉和老奶奶的精神力量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作者的描写:
这辆三轮车上面安装了一个“蒙古包”式的雨布棚,棚顶插着一面迎风飘扬的国旗,棚子前面的挡风门上写着一个显赫的大红“孝”字,左右两面用红漆刷着“九嶷山下一孝孙,骑着单车万里行,带着百岁老奶奶,同上北京看奥运”的标语。……这位年轻人凭着一双钢铁般的脚板,凭着一颗炽热的心,凭着一份至孝的情,踩着脚踏三轮“孝车”近半年,行程两千多公里,拉着老奶奶来北京看奥运。
在这里,支撑刘湘辉的精神力量,作者唐曾孝交代得很明白:是“凭着一份至孝的情”;主人公刘湘辉自己也交代得很明白:是那一个“显赫的大红‘孝’字”。可以说,传达一种至孝的精神是这部报告文学的主旨,践行一种至孝的精神是主人公的意愿,这是文学源于生活的典型例证,是作者的思想与主人公思想高度统一的体现。作为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严格遵循反映生活真实的创作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孝车”北游的全过程以及主人公的精神风貌。当然,作者也不是机械地记录事件的过程,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和提炼,这种提炼主要是突出了主人公的精神风貌。
从精神风貌说,主人公不仅仅是一个至孝精神的践行者,也是一个宣传者,他在车上书写一个显赫的大红“孝”字,这本身就是宣传,而且是一种言传身教式的宣传,“孝”字的涵义与“孝车”行动的结合,比任何教科书或红头文件都更有效,主人公的这一设计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的创造,显示出主人公在“用心行孝”上的卓尔不凡。
而且,主人公刘湘辉还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者。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有400多个国内外记者和官员的签名留言,这是对他此次行动的褒奖,但他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骄傲资本,而是当做可资教育后代的精神财富:“这笔记本上的外国文字,我虽然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会带回去好好地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要做一个以孝为天的好后代”。“以孝为天”,这是多么好的理论概括,没有长时间的思考,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可见,他的“行孝”,既不是一时的想法,更不是即兴的作秀,而是一种有思想有预见、要为后代树立榜样的行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湘辉的“榜样行动”当然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小家,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当永州市孝文化促进会会长蒋经仟专程去他家拜访时,“刘湘辉把外国记者和官员馈赠的‘宝贝’端了出来向蒋会长展示,好像自己用激情拥抱了世界,眼帘顿时闪放出光芒来。他扬起这些‘宝贝’,指着那三轮‘孝车’说:‘我打算装修一个房间办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孝文化展览室,把这些东西摆进去,免费开放,让广大青少年和群众接受孝道教育”。很显然,刘湘辉希望三轮“孝车”和那些馈赠的“宝贝”能够成为免费教育的教材,因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自己个人的“榜样力量”,也蕴涵了国内外对孝文化的希冀和呼唤,是一种集体力量、社会力量的凝聚,它理应对社会发挥作用。但愿这个美好的精神家园能够建立起来并产生影响,能够为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泛起一片绿洲。
刘湘辉无疑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凡之人,平凡得在茫茫人海中无法分辨,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毅力和识见,能够创造出如此卓尔不群、独标一帜的奇迹来?这与他生活在九嶷山这片神奇的土地恐怕不无关系。
刘湘辉在“孝车”上特意标出“九嶷山下一孝孙”的字样,这足可见出九嶷山在他心中的分量,也可见出舜帝精神对他的影响。舜帝南巡,崩于苍梧,葬于九疑。从此,九嶷山舜帝陵就成为历朝历代祭祀朝拜的圣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先祖特别是作为中华道德文明的创始人,舜帝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本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加上历朝历代对舜帝陵的祭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使得舜帝精神在九嶷山地区尤为深入人心。在中华道德文明的内涵中,“百善孝为先”,舜帝的“至孝”精神对民间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刘湘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是就有了震动世界的“孝车行动”,这正是舜帝精神感召下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典型事例。
不仅是刘湘辉的行动受了舜帝精神的感召,老奶奶的思想行为也是受了舜帝精神的影响。舜帝南巡也已到了耄耋之年,他因“勤于政事而野死”他乡,不仅将他的尸骨留在了九嶷山,也将这种精神留在了九嶷山,所以九嶷山地区的人并不像北方人那样害怕客死他乡,也不像北方人那样害怕别人客死在自己家中。所以,老奶奶98岁拖着残腿还可以心无挂念地外出数月,别人也可以高高兴兴地把她当作有福的寿星来接待,“在南边不管是旅店老板还是农民兄弟,大都欢迎三轮‘孝车’的到来,见是百岁老人来住宿,像贵人驾到一般接待,有的收半价,有的全免”,特别是桂阳的一位汉子,硬是把自己的床让给老奶奶,还说是自己的“福气”,这与北方那个镇子上父子俩对待老奶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在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我宁可认为是因为舜帝南巡所带来的精神影响力。
三
从本质上说,舜帝“南巡”与刘湘辉以及老奶奶的“北游”是有相通之处的。舜帝南巡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他在尽一个帝王应尽的职责;刘湘辉和老奶奶的北游是为了观看奥运会并为中国健儿呐喊助威,他们是在尽一个平常百姓应尽的职责。职责不同,尽职的形式不一样,但本质相同,精神一致。由是而论,刘湘辉的“孝车”行动,不仅是舜帝精神的感召,也是舜帝精神的延续和发扬。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今天我们提倡继承和发扬舜帝的“至孝”精神,应不应该有新的内涵?怎样来规范今天的孝道文化?这是《北游记》提供给我们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启迪。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各尽其责的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之时每每被人提起,而在和平年代则很少有人想到。其实,国家危亡之时需要匹夫尽责来挽救,而国家兴旺之时更需要匹夫尽责来推进。刘湘辉他们去北京看奥运,表面看起来只是个人的随机行为,实际上他们是在助奥运的一臂之力,没有他们等众多匹夫的积极参与,奥运会不可能取得完满的成功。因此,带着老奶奶到北京看奥运,是刘湘辉在尽匹夫之责——不管是从参与奥运还是从“行孝”的角度讲,都是在尽匹夫之责。
刘湘辉是在尽匹夫之责,同样,老奶奶也是在尽匹夫之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匹夫”是“泛指平常的人”,并无男女之别,所以老奶奶也在匹夫之列,看奥运也是参与奥运的一种形式,也可算是尽责。当然,她的尽责更重要的不是看奥运,而是尽“本职”之责,也就是对两个孙子的抚养和培养:“刘湘辉兄弟两个,都是奶奶一泡屎一泡尿拉扯大的。……肖奶奶带着孙子相依为命,过着不是人过的凄惨日子。住的两间旧屋因年久失修,下起雨来到处滴答滴答地漏水,奶奶拿来所有的盛具接漏,还有漏雨声在响,她便把两个孙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任雨水滴打在自己身上”。正因为早年尽了责吃了苦,有了辛勤的付出,到了晚年才有幸福快乐的收获,刘湘辉兄弟才会那样细致入微地照顾她,历尽辛劳也要满足她的愿望。因此,刘湘辉的“孝车行动”,最直接的动因是感恩,是对奶奶养育之恩的回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作者这样写,是为了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但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说,则是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
其次,与各尽其责相联系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在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中,是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但这种关系又不完全是一种对等的交换关系,父母不能说将来不需要赡养而拒绝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也不能说父母未尽抚养之责而拒绝承担赡养的义务。这种“不对等性”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不能抹杀的;但也不能过分强调某一方的权利而让另一方只承担义务。舜帝的父母多次要谋杀他而他对父母仍然是孝顺有加,这是舜帝“至孝”精神的体现。在传统社会,大肆渲染舜帝的这种“至孝”行为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看,父母遗弃子女的少而子女不孝顺父母的多,所以为了矫枉不得不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但在物欲横流、个人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情形则大不一样了,遗弃孩子、不要孩子的大有人在,甚至为逃避家庭责任而不愿结婚,只找性伙伴同居。这种不愿承担父母之责的现象虽然不能说已经超过子女不孝的现象,但也可以作等量齐观。因此,我们今天在提倡晚辈之“孝”的同时,也应强调长辈之“慈”,在这一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中,不能说完全对等,但也应该保持基本的平衡,过于倾斜某一方,就会造成不和谐。老奶奶当年的付出与刘湘辉今天的付出,正因为体现了这种平衡,所以老奶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刘湘辉也可以心甘情愿地服侍,他们的北游才那样地和谐而美妙。诚如是,《北游记》的故事才更值得回味和咀嚼。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