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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读到了这样两则故事，慨叹之余，觉得耐人寻味。
故事一：
一次，美国一个教育代表团到上海考察。上海的教育部门精心挑选了一所重点中学，特别安排了一位资深的中学特级教师上课。上课时,教师的表演发挥得淋漓尽致，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师生配合得天衣无缝。下课前30秒，教师问：“这堂课就上到这里了，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轮到评课了，中方教育人员盛赞不绝，唯独美方代表一言不发，要告别了，中方代表再也憋不住了，说：“那堂课怎么样?你总得说说啊!”不料美方代表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觉得那堂课糟糕透了。一开始学生纷纷提问，表现出极强的探究精神。可是课上完后，学生却一个问题都没了，这不是把学生探究精神给抹杀了吗?一个学生，连探究欲都没了，哪还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呢?这不是把学生教‘傻’了吗?”
故事二：
1979年6月，中国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撰写了三万字的报告，其中有四段文字：
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手里，让地球调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
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
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
在结论部分，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其中也有四段文字：
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端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边的一只手，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
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的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路边用早点。
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解释，它的意思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
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他们是这么写的：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盲”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7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比较中美教育，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注重学生高分，哪怕其低能！考试成绩是我们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而美国教育更注重保护儿童的天性，呵护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孩子获得成就感，衡量学生的最重要的尺度是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中国的学校只承认一种，那就是把课堂上灌输给他们的知识写在试卷上的天赋。美国的学校则承认孩子各有各的天赋，并且在教育中让他们竭力张扬他们的天赋。
虽然美式的课堂模式和育人理念在中国已经出现，山东的杜郎口中学已经大胆迈出了跨越式的一步，并且成绩显著。但我们衡量教育成败的尺度，仍以学生能否升学——即分数高低衡量孩子的发展。
要想使预言不再出错，要想使中国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个好的前程，现在中国的教师唯一要做的，是保护孩子的天赋不再受学校的侵害，不再把目光只盯着学生的分数，而是全力以赴地培养学生创的造能力，尽管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尽管有人还怕不抓住高分，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孩子失去特别擅长的能力——考试能力。
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的考试内容，考题的设计有时与我们的课改理念相悖。例如，对于甲午战争，我们的教科书和配套资料是这样设计问题的：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签订了什么条约？割地多少？赔款多少？可能此题能使我们的下一代不忘国耻。而日本对于这段历史设计的题目是：日本每100年和中国打一次仗，十九世纪，打了日清战争（我们称之为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中日战争（我们称之为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和中国打仗，你认为会在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赢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输了，输在什么地方？分析之。
题目和答案都非常可怕吧？我们还震惊地发现：就在我们教给我们的孩子死知识的时候，人家培养的不是死记硬背的能力，而是创造能力！是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远见。
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各国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放在了异常突出的地位，因为创造活动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人类进化的不竭的力量源泉。创造力远比知识更重要。
我们从教者是否该为我们的素质教育做点什么？怎么做？我们究竟该给孩子生么？我常常陷入这样的思索中。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克东县昌盛中学）
故事一：
一次，美国一个教育代表团到上海考察。上海的教育部门精心挑选了一所重点中学，特别安排了一位资深的中学特级教师上课。上课时,教师的表演发挥得淋漓尽致，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师生配合得天衣无缝。下课前30秒，教师问：“这堂课就上到这里了，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轮到评课了，中方教育人员盛赞不绝，唯独美方代表一言不发，要告别了，中方代表再也憋不住了，说：“那堂课怎么样?你总得说说啊!”不料美方代表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觉得那堂课糟糕透了。一开始学生纷纷提问，表现出极强的探究精神。可是课上完后，学生却一个问题都没了，这不是把学生探究精神给抹杀了吗?一个学生，连探究欲都没了，哪还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呢?这不是把学生教‘傻’了吗?”
故事二：
1979年6月，中国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撰写了三万字的报告，其中有四段文字：
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手里，让地球调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
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
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
在结论部分，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其中也有四段文字：
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端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边的一只手，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
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的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路边用早点。
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解释，它的意思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
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他们是这么写的：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盲”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7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比较中美教育，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注重学生高分，哪怕其低能！考试成绩是我们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而美国教育更注重保护儿童的天性，呵护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孩子获得成就感，衡量学生的最重要的尺度是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中国的学校只承认一种，那就是把课堂上灌输给他们的知识写在试卷上的天赋。美国的学校则承认孩子各有各的天赋，并且在教育中让他们竭力张扬他们的天赋。
虽然美式的课堂模式和育人理念在中国已经出现，山东的杜郎口中学已经大胆迈出了跨越式的一步，并且成绩显著。但我们衡量教育成败的尺度，仍以学生能否升学——即分数高低衡量孩子的发展。
要想使预言不再出错，要想使中国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个好的前程，现在中国的教师唯一要做的，是保护孩子的天赋不再受学校的侵害，不再把目光只盯着学生的分数，而是全力以赴地培养学生创的造能力，尽管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尽管有人还怕不抓住高分，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孩子失去特别擅长的能力——考试能力。
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的考试内容，考题的设计有时与我们的课改理念相悖。例如，对于甲午战争，我们的教科书和配套资料是这样设计问题的：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签订了什么条约？割地多少？赔款多少？可能此题能使我们的下一代不忘国耻。而日本对于这段历史设计的题目是：日本每100年和中国打一次仗，十九世纪，打了日清战争（我们称之为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中日战争（我们称之为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和中国打仗，你认为会在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赢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输了，输在什么地方？分析之。
题目和答案都非常可怕吧？我们还震惊地发现：就在我们教给我们的孩子死知识的时候，人家培养的不是死记硬背的能力，而是创造能力！是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远见。
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各国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放在了异常突出的地位，因为创造活动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人类进化的不竭的力量源泉。创造力远比知识更重要。
我们从教者是否该为我们的素质教育做点什么？怎么做？我们究竟该给孩子生么？我常常陷入这样的思索中。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克东县昌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