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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0日,是程子华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程老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他那慈祥的笑容却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我与程老相识,是1982年10月在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的一次会议上。那时程老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已77岁高龄,我是一名部队干部,刚过而立之年 。无论从职位上还是从年龄上,我都对他敬而望之。谁知,就从那次起,我竟与程老结下了忘年之缘,受到了程老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教诲。
程老对我教育最深的是他对历史的尊重,是他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程老曾多次对我说过,编写军史战史,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程老是1934年8月由中央苏区到达鄂豫皖苏区的,他带来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党中央的几次指示和这次程老带来的周副主席指示,做出了率领红二十五军转移、创建新苏区的决定,还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老服从省委决定,与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踏上了长征的道路。1978年,程老撰写了《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一文,发表在当年《红旗》杂志第8期上。程老在文中回忆了周恩来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文中写到,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陕苏区北上陕北时,部队已发展到4000多人。对于这一数字,我们在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经过考证,发现红二十五军北上时实际人数为3400多人。为此,我们专门向程老作了汇报。程老当即明确说:“按你们查对的数字写。”他还说:“你们依据的是历史资料,我记的数字是个人回忆,应以历史事实为准。”听了程老的话,我们的“难题”迎刃而解了。当时战史办公室的同志都为程老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为了使我们能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程老还在百忙中抽时间为我们介绍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鼓励我们一定要把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写好。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到很难。程老却做到了。凡是涉及他经历的历史情况,史实不准或事实不符的,只要他发现,都及时指出,并提出修改意见,哪怕是一件小事或几个字,他也认真去更正。仅我知道或帮他处理的就有多次。耳濡目染,受益匪浅。从中我感受到了程老求实的精神和作风,这对我后来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很有教益。
程老常说,我们这些历史过来人,要对历史负责,要在我们有生之年把经历的历史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他不僅自己撰写出版了回忆录,为研究党史军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为多部书稿撰写过序言和文章,只要是写反映他了解和经历过的历史,他有求必应,并多次函复各地的征询,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历史问题,还多次参加中央和地方举办的各种历史性纪念会议和活动。他以他的行动来撰写历史。1987年,沈阳军区编辑《辽沈战役》一书,请程老写一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辽沈战役中的回忆文章,程老让我执笔整理,并三次向我介绍他在辽沈战役中指挥第二兵团作战的情况。
在一次交谈中,程老着重给我介绍了塔山阻击战的情况。他说,这是辽沈战役中很关键的一仗。第二兵团能否成功地阻击敌人从葫芦岛和锦西向锦州的增援,不仅关系到攻取锦州的胜利,而且关系到确保对东北敌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夺取全战役的胜利。程老成功地指挥了这一仗。他对参战的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很满意。但是,他对有些反映塔山阻击战的文章却提出看法。他说,反映历史要全面,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第二兵团各部队团结战斗、互相配合的结果,不能只反映某一部分,虽然战场有重点,但对整个战斗参战部队都要反映,并一再叮嘱我,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写出第二兵团的情况。
我按照程老的要求,很快写出了文章的修改稿。程老亲自修改,并亲笔复信与我:“送来《第二兵团在辽沈战役中》一文修改稿写得很好,谢谢你。作了少数修改……请你考虑如何?”我当时真是感动至极。程老对历史的认真精神深深教育了我。文章公开发表后,许多东北野战军的老同志都认为程老的文章客观、公正、实在,全面反映了这段历史,这也反映了程老的史德。
1988年10月,辽沈战役纪念馆在锦州落成,在举行落成典礼时,东北三省还联合在沈阳举行纪念东北解放战争胜利40周年活动,邀请一些当年东北野战军和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参加。我跟随程老参加了这一活动。程老对我 说,你们搞历史研究,对这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参加一下好,能了解到许多历史情况。我真感谢程老给我提供的这一学习机会。正是这次活动,使我有幸采访了一批当年东北野战军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大大丰富了我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认识和历史资料的积累。
在这次和程老去东北的一路上,我多次聆听程老的讲话。车过塔 山时,程老告诉我,当年在这里他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同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他当时任第二兵团司令员,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员是侯镜如。谁能想到40年后,这两个兵团司令竟在黄埔同学会握起手来,并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共同努力。我当时对程老说,将来我要写一写你们这两个兵团司令的故事。程老笑了。他说,可以写呀,但要写出政策来,写出政治来,并答应以后再和我细谈。遗憾的是程老还没来得及向我介绍竟突然故去,我没能把程老筹建黄埔同学会,广交朋友,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的贡献记下来。这件事让我追悔终生。
程老是一位慈祥可爱的老人。他平易近人,关怀下属,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热情关怀所感动。在 工作上,程老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在生活上,他经常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他在工作岗位上时,工作十分繁忙,但却不忘跟他工作过的同志,经常过问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他很喜欢我到他家去交谈,从历史到现实,国际国内,什么事他都愿意听。我更十分愿意听程老教诲。每一次谈话对我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是一次学习。我怕打扰他,若有一段时间不去了,他就让秘书问。还对我说,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嘛!并指着夫人说,也可以给她打电话嘛。听到程老的话,我深深感到他那关心群众疾苦,关心国家大事的心胸,看到在他身上保持着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着共产党人是人民公仆的本色。
程老经常告诫我,研究历史一定要努力,要有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他说,我党我军历史是一部很好的教材,要在研究中学习,提高自己。为鼓励我编好红二十五军战史,程老亲笔为我题写了“努力为红二十五军作史”的条幅。我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工作后,程老又亲笔写了“史海无涯苦钻研”几个大字送给我。程老的题字,凝聚着对我的教诲和希望,将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
程老对我教育最深的是他对历史的尊重,是他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程老曾多次对我说过,编写军史战史,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程老是1934年8月由中央苏区到达鄂豫皖苏区的,他带来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党中央的几次指示和这次程老带来的周副主席指示,做出了率领红二十五军转移、创建新苏区的决定,还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老服从省委决定,与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踏上了长征的道路。1978年,程老撰写了《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一文,发表在当年《红旗》杂志第8期上。程老在文中回忆了周恩来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文中写到,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陕苏区北上陕北时,部队已发展到4000多人。对于这一数字,我们在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经过考证,发现红二十五军北上时实际人数为3400多人。为此,我们专门向程老作了汇报。程老当即明确说:“按你们查对的数字写。”他还说:“你们依据的是历史资料,我记的数字是个人回忆,应以历史事实为准。”听了程老的话,我们的“难题”迎刃而解了。当时战史办公室的同志都为程老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为了使我们能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程老还在百忙中抽时间为我们介绍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鼓励我们一定要把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写好。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到很难。程老却做到了。凡是涉及他经历的历史情况,史实不准或事实不符的,只要他发现,都及时指出,并提出修改意见,哪怕是一件小事或几个字,他也认真去更正。仅我知道或帮他处理的就有多次。耳濡目染,受益匪浅。从中我感受到了程老求实的精神和作风,这对我后来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很有教益。
程老常说,我们这些历史过来人,要对历史负责,要在我们有生之年把经历的历史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他不僅自己撰写出版了回忆录,为研究党史军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为多部书稿撰写过序言和文章,只要是写反映他了解和经历过的历史,他有求必应,并多次函复各地的征询,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历史问题,还多次参加中央和地方举办的各种历史性纪念会议和活动。他以他的行动来撰写历史。1987年,沈阳军区编辑《辽沈战役》一书,请程老写一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辽沈战役中的回忆文章,程老让我执笔整理,并三次向我介绍他在辽沈战役中指挥第二兵团作战的情况。
在一次交谈中,程老着重给我介绍了塔山阻击战的情况。他说,这是辽沈战役中很关键的一仗。第二兵团能否成功地阻击敌人从葫芦岛和锦西向锦州的增援,不仅关系到攻取锦州的胜利,而且关系到确保对东北敌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夺取全战役的胜利。程老成功地指挥了这一仗。他对参战的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很满意。但是,他对有些反映塔山阻击战的文章却提出看法。他说,反映历史要全面,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第二兵团各部队团结战斗、互相配合的结果,不能只反映某一部分,虽然战场有重点,但对整个战斗参战部队都要反映,并一再叮嘱我,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写出第二兵团的情况。
我按照程老的要求,很快写出了文章的修改稿。程老亲自修改,并亲笔复信与我:“送来《第二兵团在辽沈战役中》一文修改稿写得很好,谢谢你。作了少数修改……请你考虑如何?”我当时真是感动至极。程老对历史的认真精神深深教育了我。文章公开发表后,许多东北野战军的老同志都认为程老的文章客观、公正、实在,全面反映了这段历史,这也反映了程老的史德。
1988年10月,辽沈战役纪念馆在锦州落成,在举行落成典礼时,东北三省还联合在沈阳举行纪念东北解放战争胜利40周年活动,邀请一些当年东北野战军和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参加。我跟随程老参加了这一活动。程老对我 说,你们搞历史研究,对这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参加一下好,能了解到许多历史情况。我真感谢程老给我提供的这一学习机会。正是这次活动,使我有幸采访了一批当年东北野战军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大大丰富了我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认识和历史资料的积累。
在这次和程老去东北的一路上,我多次聆听程老的讲话。车过塔 山时,程老告诉我,当年在这里他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同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他当时任第二兵团司令员,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员是侯镜如。谁能想到40年后,这两个兵团司令竟在黄埔同学会握起手来,并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共同努力。我当时对程老说,将来我要写一写你们这两个兵团司令的故事。程老笑了。他说,可以写呀,但要写出政策来,写出政治来,并答应以后再和我细谈。遗憾的是程老还没来得及向我介绍竟突然故去,我没能把程老筹建黄埔同学会,广交朋友,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的贡献记下来。这件事让我追悔终生。
程老是一位慈祥可爱的老人。他平易近人,关怀下属,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热情关怀所感动。在 工作上,程老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在生活上,他经常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他在工作岗位上时,工作十分繁忙,但却不忘跟他工作过的同志,经常过问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他很喜欢我到他家去交谈,从历史到现实,国际国内,什么事他都愿意听。我更十分愿意听程老教诲。每一次谈话对我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是一次学习。我怕打扰他,若有一段时间不去了,他就让秘书问。还对我说,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嘛!并指着夫人说,也可以给她打电话嘛。听到程老的话,我深深感到他那关心群众疾苦,关心国家大事的心胸,看到在他身上保持着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着共产党人是人民公仆的本色。
程老经常告诫我,研究历史一定要努力,要有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他说,我党我军历史是一部很好的教材,要在研究中学习,提高自己。为鼓励我编好红二十五军战史,程老亲笔为我题写了“努力为红二十五军作史”的条幅。我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工作后,程老又亲笔写了“史海无涯苦钻研”几个大字送给我。程老的题字,凝聚着对我的教诲和希望,将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