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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不久，日本宣布决定重启南极海域“科研捕鲸”，这随即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荷兰四国联合发表声明，谴责日本“未充分遵守”海牙国际法庭勒令日本停止科研捕鲸的判决。
这样的情形多年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反复出现，依次出现的三部曲剧情通常是：日本宣布捕鲸——引发反对——日本也许减少捕获量，或暂时偃旗息鼓，但事后又开始新的循环。在反对最激烈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捕鲸的海域主要在这两国附近）看来，日本根本就是顶着“科研捕鲸”的幌子进行商业捕鲸行为，猎杀鲸鱼的行为极为残忍，且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就像这次它们指责的，这会造成“人为伤害”，是“影响海洋环境的行为”，要求全部当事者避免“采取危险且非法的行动”，强调“反对商业捕鲸的姿态不会动摇”。2014年冬，首次访日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甚至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特意提到对日本重肩科研捕鲸行为表示失望。然而，不论是外交抗议、民间环保人士的阻挠还是国际法庭的判决，都未能真正阻止和约束日本。
从表面上看起来，实在很难理解日本为何单单要在捕鲸这样一件小事上一意孤行。以“科研”的名义（也许任何名义）捕杀鲸鱼，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都早已是不可接受的理由；鲸鱼也谈不上有多大的经济价值，鲸肉粗糙不堪入口，而鲸骨、鲸油也早没什么人还用作丁业原料了。何况，就算捕鲸有利可图，那正如生物学家Lorenz Konrad早就说过的，“捕鲸业一定在最后几条鲸绝种之前就破产了。”从生态学上说，鲸类是海洋食物链中的顶级捕食者，因而当鲸类数量减少时，很快就会影响到它所捕食对象的数量，进而对其他物种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澳新等国环保人士对日本的行为之所以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环保理念同样深入人心的社会，难道不清楚这一点吗？
日本对自己捕鲸给出的理由，除了“适量捕鲸无害于生态”（按它的辩解，甚至还有利于海洋生物系统）之外，主要的一条是“日本文化传统”。就像2002年世界杯时，韩国人在面对各国指责其残忍食用狗肉时争辩那是“韩国文化”一样，日本也坚称鲸肉是日本料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么说的确也是事实。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在长达几乎一千年的时间里都很少吃兽肉，荤菜以鱼贝海产为主，唯一可获取的蛋白质就是鲸肉。江户时代的日本男子平均身高仅约160厘米，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动物蛋白摄入不足。这样，鲸肉在日本饮食文化中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在明清时代，中国即便是沿海渔民也极少吃鲸肉、海豚肉，觉得其腥臭不可食，一些地方（如香港）甚至将之列为禁食的“圣鱼”。
1870年，福泽谕吉在《肉食之说》一文中强调日本人应多吃肉来增强国民休质，并驳斥传统佛教信念中那种认为屠杀牛马残忍的说法，他反问：日本人也屠杀鲸鱼、活剖鳗鱼，同样鲜血淋漓，为何不觉残忍？这种对鲸肉的偏好由此延续下来，到1957年，日本人均肉类消费4.3公斤，其中牛肉、猪肉各1.2公斤，鸡肉0.3公斤，“令人惊讶的是，鲸鱼肉竟也达到了1.2公斤，与牛肉和猪肉并驾齐驱，这大概是在其他国家罕见的现象”（徐静波《日本饮食文化》）。
日本对国际舆论和判决的不服还在于：其实就捕鲸的规模而言，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破坏性远比日本更大，以至于现在挑出日本说事，多少显得有几分伪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美捕鲸者活跃在各个海域，几乎灭绝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中的大部分鲸鱼，只有少数几种幸存，因为这些庞然大物以前从未有天敌，以至于根本没进化出抵御和对抗的机制。只不过当时这些欧美渔猎者所看中的不是它们的肉，而是鲸油——当时为了改善城市照明，大西洋两岸都使用鲸油作为街灯燃料。那个时候，夏威夷、新英格兰的楠塔基特、澳大利亚霍巴特，都曾是捕鲸船的主要港口，许多散发着臭气的捕鲸船一出港就经年不返，专为杀鲸。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就大多以在太平洋上捕鲸的冒险经历为蓝本。
但西方的捕鲸业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衰落，从现代环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人类活动不仅在道德上可疑，而且也缺乏经济价值。2009年的纪录片《海豚湾》就代表了这种声音：对待鲸类的残忍是违背动物伦理的。只不过在跨国文化语境下，这事就变成了一个外交和政治事件——其实这也不新鲜，关于“加拿大人是否会停止捕杀海豹幼崽”的问题，很早前就曾引发外交风波。
鲸鱼就像空气：它们不是私人或某一国家所有的，因此捕鲸者与那些向空气中排放污染气体的工厂主一样，他们并不能从自我节制中直接获益。往往在这种事上，国际合作就越发困难，捕鲸甚至还更特殊：因为对这些特定问题感兴趣的国家并不多，而它又很难妥协，这就造成了一种政治交往上的僵局。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日本与国际社会交往的一个缩影，它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如此：看上去减低调门，但内心并不认同，且总是设法阻挠相关决议，或置之不理，到一定时刻又再依据自己的想法从事。有时似乎是为了自己愚蠢的尊严或传统（其实鲸肉并不好吃）而一意孤行，但它往往又不能清晰说出自己的言之成理的观点，而只让人看到一个固执不好相处的邻居。这恐怕本身就是日本作为一种孤立文明的象征。
这样的情形多年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反复出现，依次出现的三部曲剧情通常是：日本宣布捕鲸——引发反对——日本也许减少捕获量，或暂时偃旗息鼓，但事后又开始新的循环。在反对最激烈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捕鲸的海域主要在这两国附近）看来，日本根本就是顶着“科研捕鲸”的幌子进行商业捕鲸行为，猎杀鲸鱼的行为极为残忍，且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就像这次它们指责的，这会造成“人为伤害”，是“影响海洋环境的行为”，要求全部当事者避免“采取危险且非法的行动”，强调“反对商业捕鲸的姿态不会动摇”。2014年冬，首次访日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甚至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特意提到对日本重肩科研捕鲸行为表示失望。然而，不论是外交抗议、民间环保人士的阻挠还是国际法庭的判决，都未能真正阻止和约束日本。
从表面上看起来，实在很难理解日本为何单单要在捕鲸这样一件小事上一意孤行。以“科研”的名义（也许任何名义）捕杀鲸鱼，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都早已是不可接受的理由；鲸鱼也谈不上有多大的经济价值，鲸肉粗糙不堪入口，而鲸骨、鲸油也早没什么人还用作丁业原料了。何况，就算捕鲸有利可图，那正如生物学家Lorenz Konrad早就说过的，“捕鲸业一定在最后几条鲸绝种之前就破产了。”从生态学上说，鲸类是海洋食物链中的顶级捕食者，因而当鲸类数量减少时，很快就会影响到它所捕食对象的数量，进而对其他物种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澳新等国环保人士对日本的行为之所以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环保理念同样深入人心的社会，难道不清楚这一点吗？
日本对自己捕鲸给出的理由，除了“适量捕鲸无害于生态”（按它的辩解，甚至还有利于海洋生物系统）之外，主要的一条是“日本文化传统”。就像2002年世界杯时，韩国人在面对各国指责其残忍食用狗肉时争辩那是“韩国文化”一样，日本也坚称鲸肉是日本料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么说的确也是事实。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在长达几乎一千年的时间里都很少吃兽肉，荤菜以鱼贝海产为主，唯一可获取的蛋白质就是鲸肉。江户时代的日本男子平均身高仅约160厘米，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动物蛋白摄入不足。这样，鲸肉在日本饮食文化中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在明清时代，中国即便是沿海渔民也极少吃鲸肉、海豚肉，觉得其腥臭不可食，一些地方（如香港）甚至将之列为禁食的“圣鱼”。
1870年，福泽谕吉在《肉食之说》一文中强调日本人应多吃肉来增强国民休质，并驳斥传统佛教信念中那种认为屠杀牛马残忍的说法，他反问：日本人也屠杀鲸鱼、活剖鳗鱼，同样鲜血淋漓，为何不觉残忍？这种对鲸肉的偏好由此延续下来，到1957年，日本人均肉类消费4.3公斤，其中牛肉、猪肉各1.2公斤，鸡肉0.3公斤，“令人惊讶的是，鲸鱼肉竟也达到了1.2公斤，与牛肉和猪肉并驾齐驱，这大概是在其他国家罕见的现象”（徐静波《日本饮食文化》）。
日本对国际舆论和判决的不服还在于：其实就捕鲸的规模而言，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破坏性远比日本更大，以至于现在挑出日本说事，多少显得有几分伪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美捕鲸者活跃在各个海域，几乎灭绝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中的大部分鲸鱼，只有少数几种幸存，因为这些庞然大物以前从未有天敌，以至于根本没进化出抵御和对抗的机制。只不过当时这些欧美渔猎者所看中的不是它们的肉，而是鲸油——当时为了改善城市照明，大西洋两岸都使用鲸油作为街灯燃料。那个时候，夏威夷、新英格兰的楠塔基特、澳大利亚霍巴特，都曾是捕鲸船的主要港口，许多散发着臭气的捕鲸船一出港就经年不返，专为杀鲸。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就大多以在太平洋上捕鲸的冒险经历为蓝本。
但西方的捕鲸业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衰落，从现代环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人类活动不仅在道德上可疑，而且也缺乏经济价值。2009年的纪录片《海豚湾》就代表了这种声音：对待鲸类的残忍是违背动物伦理的。只不过在跨国文化语境下，这事就变成了一个外交和政治事件——其实这也不新鲜，关于“加拿大人是否会停止捕杀海豹幼崽”的问题，很早前就曾引发外交风波。
鲸鱼就像空气：它们不是私人或某一国家所有的，因此捕鲸者与那些向空气中排放污染气体的工厂主一样，他们并不能从自我节制中直接获益。往往在这种事上，国际合作就越发困难，捕鲸甚至还更特殊：因为对这些特定问题感兴趣的国家并不多，而它又很难妥协，这就造成了一种政治交往上的僵局。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日本与国际社会交往的一个缩影，它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如此：看上去减低调门，但内心并不认同，且总是设法阻挠相关决议，或置之不理，到一定时刻又再依据自己的想法从事。有时似乎是为了自己愚蠢的尊严或传统（其实鲸肉并不好吃）而一意孤行，但它往往又不能清晰说出自己的言之成理的观点，而只让人看到一个固执不好相处的邻居。这恐怕本身就是日本作为一种孤立文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