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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简·亚当斯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最杰出的女性，其宗教观的发展和变化体现了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中产阶级自人妇女与宗教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在简·亚当斯看来，女性参与社会改良完全符合家庭的利益。而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宗教精神·就必须突破宗教机构和教条的局限。简·亚当斯与宗教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本的宗教观。
关键词：美国社会与文化 宗教简·亚当斯 进步主义运动女性
简·亚当斯(Jane Addams，1860年～1935年)堪称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最杰出的女性，1889年，她与友人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在芝加哥的贫民区共同创立了芝加哥赫尔馆(Hull一House)。在此后的40余年时间里，她一直生活在贫民区的下层人民和移民当中，以赫尔馆为中心，从事社会改良工作，由此而成为了在美国盛极一时的定居救助运动(The Settlement Movement)的领袖。简·亚当斯一生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在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gople，简称NAACP)、全美妇女选举权联盟(National Amer-ican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世界妇女自由和平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等多个社会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简·亚当斯坚持反战立场，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虽遭受谩骂、诽谤，却从未退缩。在积极开展社会活动的同时，简·亚当斯对其所处的美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她一生共撰写了12部著作和500多篇论文。她的《民主与社会伦理》一书曾被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历史学家克里斯多佛‘拉希(Christopher Lasch)称她为“兼具创新精神和勇气的思想家”。1931年，简·亚当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简·亚当斯一直被浪漫化、神秘化。1906年，美国的《当代文学》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简·亚当斯的文章，题为《美国唯一的圣人》。历史学家克里斯多佛。拉希曾精辟地指出：“简·亚当斯迅速成为了美国的神话，这表明对其进行浪漫化塑造的需求一定十分巨大。简·亚当斯为了解美国人的生活而深入芝加哥西区，这使得美国人不免感到颜面扫地……而把简·亚当斯塑造成神话则消灭了她的杀伤力。美国社会总是竭力将自身的批判者纳入自己的体系之内，以便削弱其批判者的锋芒。社会批评家简·亚当斯被塑造成了圣人简·亚当斯的过程便是一个精彩的例证。”直至亚当斯去世约30年之后，美国的史学界才开始对简·亚当斯的社会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研究。
1960年简·亚当斯诞辰100周年时，美国思想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默尔·科蒂(Merle Curti)曾对简·亚当斯在思想史中的地位问题做出过分析。科蒂认为，思想史研究者之所以对简·亚当斯的思想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原因有三：第一，虽然简，亚当斯的多部著作直接而深刻地记载了她在40余年间从事定居救助运动及国际和平运动的经历，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她的著作缺乏系统性，因此一直未对她予以重视；第二，自1889年建立了赫尔馆之后，简。亚当斯在4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居住在芝加哥的贫民区。因此，一些批评家把亚当斯简单地理解为慈善人士，因而导致对她的社会思想的价值估量不足；第三，简’亚当斯逝世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且在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后，美国妇女运动陷入低潮，这些因素都导致史学研究者忽视了简·亚当斯的思想价值。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虽然自19世纪末开始，美国女性一直在为争取各项权利而努力，并在1920年最终获得了选举权，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女性在政治权利、意识形态及经济地位方面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对于女性思想的研究一直未能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阈之内。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掀起了第二次浪潮，女性问题逐步被纳入到各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之内。自此以后，女性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女性研究的成果开始影响到各种学科和理论。近20年来，美国学者已经开始对简·亚当斯的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民主理论进行更为细致的剖析。
一 在矛盾中逐步形成的宗教观
要对简·亚当斯的思想进行研究，在诸多线索之中，一条不容忽视的主线是宗教。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垄断公司势力急剧膨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阶级对抗愈加激烈，加之城市化和新移民的涌入，这些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步入工业时代的美国社会矛盾重重，随时有可能引发革命，信教伦理面临挑战。
感受到这些变化的清教徒，与那些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发生严重异化、投身宗教的人们一起，为维护新教的根本信念，同与这个信念相矛盾的社会弊病进行斗争。这就成了进步主义运动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背景。简·亚当斯所领导的定居救助运动也是在这种宗教背景之下展开的。
定居救助运动与宗教之间存在微妙的内在联系。埃莉诺·J.斯特博纳(EleanorJ.Stebner)曾指出：“定居救助运动与19世纪的宗教密切相关。该运动所体现的并非所谓的世俗运动或现代运动，归根结底，定居救助运动的根基是其宗教性。”然而，对于斯特博纳的这一论断，笔者并不认同。笔者认为，定居救助运动是19世纪英美社会中处于冲突之中的宗教精神与人性价值观念博弈的结果。1884年，世界上第一所定居救助之家——汤恩比馆(Toynbee Hall)由英国牧师塞缪尔·巴奈特(Samuel Barnett)会同牛津大学的青年学生创立。自发端之日起，该运动就体现出了对于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关注，对于僵化的宗教价值的反叛，以及对于人类精神的尊崇。就此意义而言，定居救助运动的本质是对于宗教机构、教条与价值的反思。而简，亚当斯本人投身于定居救助运动也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怀疑与反思。对于宗教问题的思索贯穿了亚当斯毕生的社会活动，她的宗教思想的嬗变真切地体现了当时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思想的发展变化历程。
在创立赫尔馆之前，亚当斯历经了从宗教怀疑情绪到思想成熟的成长过程，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简·亚当斯成长于伊利诺伊州锡达维尔(Ce-darville)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约翰·亚当斯(John Addams)是当地知名的磨坊主、银行家，并曾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作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宗教自然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简·亚当斯的父母轮流参加卫理会和长老会两个教堂的礼 拜活动。简·亚当斯在青少年时期，她的家庭并未在宗教信仰方面过多地束缚她。这个家庭传达给她的信息是，宗教是一项个人选择，而不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律令。简·亚当斯的家庭并不太关注天堂与地狱的传统问题，她的父母认为，指引人们在此生过上道德的生活才是基督教的价值所在。可以说，简·亚当斯在家中更多接受的是道德教育，而非宗教教育。
1877年至1881年，简·亚当斯就读于罗克福德女子神学院(Rockford Female Seminary)。罗克福德浓重的宗教气氛使亚当斯倍感压抑。虽然她在努力挣脱这里的宗教束缚，但与此同时，这样的环境也促使她对自己的宗教观进行思考，也加速了思想的成熟。简·亚当斯在大学时期深受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思想的影响，她逐渐具有了一种强烈的“行动的渴望”，同时她也在寻找一种能够为自己的行动提供理由并使之得以升华的信仰。然而，作为女性，当时的简·亚当斯面对着双重的困境：第一，亚当斯无意在大学毕业之后回归家庭，对她而言只有投身公共领域，才是拥有了自己理想的事业。但是，在镀金时代，女性独立于基督教会而从事令人尊重的公职服务的机会极少。第二，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要拥有一份有意义的事业，必须要拥有一个超乎个人以外的信仰。对于一位正在考虑走出家庭、追求事业的女性而言，她必须拥有一种精神方面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将证明其理想的合理性，同时还会对她个人的雄心起到制约作用。在这段时期里，简·亚当斯同学埃伦·盖茨·斯塔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终在1889年她们一起在芝加哥的一处贫民区建立了后来蜚声于世的赫尔馆。亚当斯与斯塔尔友情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她们都在探索着适合自己的宗教观。在她们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对于宗教的理解成为了最常见的话题。在一封致斯塔尔的信中，亚当斯这样写道：“我只是感觉到，宗教对于我是一种实际的需求，如果我能够理清我与上帝和我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我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我的能力和精力……我的信仰是非常自私的，而你却在追求更高的层次。”
1881年至1889年，在从罗克福德毕业之后至创立赫尔馆之前的这段时期，亚当斯遭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打击，这也促进了其宗教思想的进一步成熟。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为女性提供的空间极其有限，简·亚当斯虽然有着高远的志向，却苦于无法找到实现理想的方式和渠道。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的典型生活方式让她感到窒息，这使她陷入了精神抑郁。同时，由于她自幼便患有一种脊椎疾病，她正在经受着病痛的折磨。1881年父亲去世对简·亚当斯来说更是一个重大打击。1885年，亚当斯正式接受洗礼，在故乡锡达维尔加入了长老会。就此经历，她在自传中写道：“当时，绝对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促使我做出这项决定，25岁的人通常也不会仅仅出于顺从的愿望而做这件事。我并未觉察到自己发生了什么情感上的‘皈依’，但是我以全部的谦卑和真诚接受了这种宗教生命的外在表达形式。”同时，亚当斯指出，自己对于民主理想越来越充满热忱。在她看来，民主理想与基督教的早期理想之间有着共通之处，因为在基督教发展史的早期阶段，“渔夫们和奴隶们的信仰与当时普遍的道德信仰截然相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完全可以凌驾于大多数人的无知和牺牲之上。”亚当斯明确地区分了自己的信仰与神职人员信仰之间的差别，她认为自己所接受的只是朴素的早期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个时期，亚当斯曾两次游。历欧洲。在这八年时间里，她逐渐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将“行动的渴望”与信仰结合到一起的发展方向。
从亚当斯的青少年时期到青年时代的早期阶段，她对于传统的基督教、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想主义和达尔文的科学学说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这些思考对于一个生活在镀金时代的青年人来说并不足为奇。各方面的新发现和新进展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信仰和道德的基础进行重新的思考。当时，未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简·亚当斯、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威廉·詹姆斯都在思考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在那个被达尔文理论和工业时代的物质至上主义搞得天翻地覆的世界里，如何维护基督教伦理。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时代的问题。
二 简·亚当斯宗教观的社会化转向
简·亚当斯对于宗教的这种矛盾态度与个人因素有关，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她在找寻自己的宗教信仰时所经受的怀疑、迷惑、犹豫折射出了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美国人在宗教信仰层面所受到的冲击。在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美国人的宗教观念与传统宗教教义逐渐疏离，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宗教冲动”。克里斯多佛，拉希认为，“宗教冲动并非建立在思想需求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心理需求。宗教冲动也许可以承受住理性主义的冲击。也许在传统的礼拜形式消失以后，宗教冲动仍然存在。然而，教义的崩塌虽然并未削弱宗教冲动，但却使宗教冲动失去了思想来源。”“为进步主义运动特别是定居救助运动创造了文化环境的并非是持续存在的宗教虔敬情绪，而是神学理论力量的逐渐削弱。”简·亚当斯曾在其私人信件中写道：“与其说社区定居救助运动是清教思想的延续，不如说是对清教思想的反叛，即以‘行动’代替‘教条’。”工业时代的来临导致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局面要求当时的美国人走出传统的个人主义，转而关注其生活现实中的社会性质。从宗教角度看来，罪恶与救赎已经不再只与个人相关，而是也具有了社会性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以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和沃尔特·劳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为首的宗教机构内部人士倡导根据新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神学理论进行调整。他们提倡“一种新的宗教信念，由旧的神示和新的科学共同构成它的根基。这种新的宗教信念以社会福音取代了基督教福音”，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由此展开。在这一时期，“采用新方法进行基督教复兴传道的牧师也致力于进步神学及人道主义改革。因为教会内外的人士都希望基督教成为促进人类社会日臻完善的积极动力。只有如此，牧师们才能够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尤其关注的是如何向居住在贫民区的穷困移民传播福音。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天主教徒变为新教徒。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这一目的，牧师们必须要认识到，他们同时担负着城市公民的责任。”虽然社会福音运动和定居救助运动的参与者都承认自身的社会责任，但在艾伦·F.戴维斯(Allen F Davis)看来，他们之间的重要差别是对宗教性质的认识。“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讲，传教机构来自于某个社区、团体的外部，认为那里是一片‘堕落的’区域……而定居救助之家则把自身的存在、希望和努力建立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之上，他们相信人们必须、能够而且必将自我拯救。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定居救助之家虽然成为了社会改良活动的重要中心，但定居救助之家会尽量避免使人认为它们在试图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从事定居救助运动的如简·亚当斯认识到，“在多数由信仰天主教的移民和犹太移民构成的居民区中，如果 定居救助之家带有宗教标签，那么就会丧失其促进改良的机会。”
1892年夏，在赫尔馆成立三年之后，亚当斯撰写了一篇题为《社会定居救助之家的主观必要性》的文章。在文中，她从参与者的角度试图对当时人们投身定居救助运动及她本人成立赫尔馆的动机进行分析。她把推进定居救助运动的动力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要使整个社会有机体更加民主，把民主拓展到政治以外的领域；第二，要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去，把尽可能多的社会能量和文明的成果带给几乎一无所有的那部分人；第三，定居救助运动源于一种基督教的复兴，一种朝基督教早期的人道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当时的亚当斯看来，无论是实现民主的社会化，还是参与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都体现着一种宗教精神，因为“无论各自的主张如何，要深入到穷苦人的生活中去，要进行社会服务，这些都体现着基督的精神，而这种基督精神是与基督教相伴而生的……耶稣的真理并没有挂着‘宗教’的标签。相反，他的教义是，真理是唯一的，而运用真理是自由的……人类的行为在社会关系之中展开，在与他人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展开，对于他人的热情和友爱是人类的行动动机。因此，基督教必须在社会进步中得以揭示和体现。”
简·亚当斯对于宗教精神的理解反映了当时美国宗教机构内外普遍存在的一种新认识。当时美国的宗教机构也在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正如胡适指出所言，一种新的宗教精神代替了旧的宗教精神。简而言之，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程度。而这种新的宗教认识呈现出了三大特色：一是理智化；二是人化，即人对自身信心的增强；三是社会化的道德，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顾及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因此，简·亚当斯对于宗教精神的新理解并非是个人的创新，而是顺应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趋势。
然而，对于正在迅猛崛起的美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些调整还不够充分，远不能适应人们的需求。1911年，亚当斯曾经撰写题为《宗教教育与当今的社会状况》的文章，分析了当时的宗教机构所面临的尴尬困境。亚当斯认为，有三点原因导致了当时宗教教育的失败：第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使人们认识到自身对于物质环境的依赖性。既然人类的自由、道德、进步都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影响，人们对于宗教的接受程度当然就降低了；第二，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人们认清了自己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化论对于伦理学和社会哲学领域的冲击最大，神学理论的根基也因此逐步瓦解；第三，面对着工业化时代早期出现的诸多城市问题，人们认为能够真正慰藉心灵的是俗世的英雄，而非天国中的圣人。由此可见，简·亚当斯意识到，单纯依靠宗教精神、依托宗教机构，并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改良的目标，因此她认为当时的宗教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在亚当斯看来，宗教教育的出路在于要参与到社会改良行动中去。亚当斯指出，在当时的社会中有三种人应该成为宗教教育的目标群体。一是社会主义政党追随者，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党给人们带来了未来的希望，给社会带来了获得拯救的希望，大有取代宗教机构之势；二是对工业社会中的堕落现象和社会的缓慢发展感到不满的人。对这类人而言，宗教教育应该与社会共同发展进步，进而起到“缓和尖刻而严峻的社会问题”的作用；三是那些切身接触到工业社会中困苦状况的“人道主义者”，因为面对着艰巨的社会问题，他们亟需一个道德体系的指引。简·亚当斯本人并无意以加入宗教机构作为其实现社会改良目标的前提。亚当斯依赖宗教给予自己道德的指引，但她并不认为宗教机构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合适媒介。在赫尔馆40年的风雨历程之中，赫尔馆的女主人们是处在宗教之河上的政治之船，她们虽然身处社会福音运动之中，但却不属于该运动的一部分，她们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本来是属于伦理和道德范畴的社会问题，如使工人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使儿童有权利接受教育。
三 突破宗教的局限
宗教理想是简·亚当斯社会理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对于简，亚当斯所代表的新女性而言，宗教机构却不是她们实现所有个人抱负和社会理想的合适渠道。一方面，对于成长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女性而言，美国社会已经对于她们的社会活动范围做出了明确的划分。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具备四大美德：虔诚、纯洁、顺从、顾家。而这四大美德的核心就是宗教，宗教被认为是女性力量的源泉。而宗教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宗教不会导致女性离开她们的“正确范围”(Proper Sphere)，即她们各自的家庭。人们认为，与参加其他团体和运动不同的是，在教会工作不会使女性忽视家庭，不会使其变得难以管束，也不会使其失去真正女人的品质。由此可见，虽然宗教看似为当时的美国女性从事家庭以外的活动提供了一条出路，实际上却是束缚女性、限制女性的枷锁。另一方面，正如芭芭拉，韦尔特(Barbara Welter)所指出的，如果认为真正的女性具有完美的品质，这种认识本身就为颠覆真正女性的形象埋下了伏笔。因为如果女性近似于天使，她们当然就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世间的事务中来，尤其是在男人们把一切搞得毫无头绪之时。而在19世纪下半叶，“真正的女性”这一形象逐渐被“新女性”所取代，这种转变就如同奴隶制的废除和机械时代的到来一样令人惊诧不已。然而，旧的女性形象仍然持续存在，因此就造成了当时女性的负罪感和困惑。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的第一代女性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教领域并不能够为女性获得平等权利提供足够的支持和机遇，因此疏离女性自身与宗教机构之间的关系，创建一种新型的“女性领域”(Woman's Sphere)，就成为女性为争取平等权利所必需的策略。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在教会组织内部及在对教义的阐释过程中存在着对于女性的歧视。于是，女性开始从自己的角度来审视基督教神学。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如果牧师们总是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领，男人是女人的头领，我们又如何能够挣脱长期束缚我们的锁链?”1895年，斯坦顿发表了第一部女性主义神学著作《妇女圣经》。斯坦顿在书中指出，对于《圣经》的阐释过程充斥着对于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是女性实现平等权利的一大障碍。斯坦顿曾在给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宗教、法律、习俗全都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女人是为男人而创造的。无论我将面对什么，我整个灵魂都会为自己所揭示的真理而欢欣鼓舞。对我而言，受压迫妇女的一句感激之辞要比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叫嚣更加重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简·亚当斯建立了赫尔馆。虽然也有热心的男性参与赫尔馆的活动，如约翰·杜威和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但是女性才是那里真正的主人。在埃莉诺·J.斯特博纳看来，“赫尔馆的女人们所体现的是在女性选择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之中，如何才能努力获得一种成就感……身处教会领导体系以外的人和对传统宗教持批判态度、并不太愿意谈论宗教而更愿意谈论精 神的人，在为自己的生命寻求意义，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更大的总体目标。”罗宾，蒙西(Robyn Muncy)曾经断言：“参与定居救助运动的女性们最切并未打算成为改革者。当时的社会需要女性无私的贡献，而她们只是在努力达到社会的要求?与此同时，她们又能够满足自己对于公众认可、权威和独立地位的要求。这些女性尝试着把其毕生的贡献与其职业方面的成就融合到一起，她们因此而成了外界所定义的改革者。”由此可见，虽然在创建赫尔馆之时，简·亚当斯的内心仍然怀着宗教冲动，虽然她本人成了定居救助运动的领袖，但是亚当斯创建赫尔馆的最深刻的心理动因是使新一代的女性能够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去，实现女性的理想和抱负。
1907年至1908年，又有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在弗雷德里克·梅里克(Frederick Merrick)基金的赞助下在俄亥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做了一系列讲座，即梅里克讲座(The Merrick Lectures)。这笔基金支持的主要是实验及实践宗教领域的探索。出乎意料的是，简·亚当斯应邀做了题为“女性良知与社会改良”的讲座。当年的讲座稿后来集结成册，以《宗教的社会应用》为题发表。在讲座中，简‘亚当斯指出：“如果女性想要继续照顾家庭、抚养子女，她们就必须要关心其个人家庭之外的公共事务……为了维护家庭，女性必须走出家庭。要继续行使自己过去的职责，女性必须参与到定居救助运动中去。”在简·亚当斯看来，女性要维护家庭，就必须走出家庭；而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宗教精神，就必须突破宗教机构和教条的限制。
四 人本主义宗教观的确立
时至今日，在美国学界，关于简·亚当斯是否属于宗教人士，以及她所引领的定居救助运动是否属于宗教界内部所发起的社会改良运动等问题，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分歧之所以长期存在，与亚当斯研究者的思维定势有关，更与亚当斯本人寻求女性解放的根本策略相关。
首先，清教思想是美国立国的思想根基。即便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绝大部分美国人仍然习惯性地坚持认为，任何社会道德改革运动必须以宗教思想为依托。因此，美国的学者更倾向于从宗教的角度来解读亚当斯的思想和社会改革活动，把亚当斯归入宗教人士的行列。
其次，作为19世纪女权运动中的重要一员，简·亚当斯对于女性解放最终目标的理解与其他一些女权领袖，如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等有所不同。斯坦顿和吉尔曼认为，为了实现女性解放，必须首先捣毁压迫女性的各种权力机构，其中就包括教会。而亚当斯则把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改革作为女性解放的根本目标。她倡导社会各阶层、机构之间的团结与联合，尽可能多地为女性参与社会改革积蓄力量。因此，简，亚当斯的宗教观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亚当斯认识到了宗教在当时社会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当时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定居救助运动均顺应了宗教机构内部革新派的主张。因此，亚当斯常常顺势而行，为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从未公开拒绝与宗教人士进行合作；另一方面，亚当斯的宗教观在其一生之中历经了嬗变。从幼年时期朦胧中所产生的宗教信仰，至青少年时期的宗教怀疑与反叛，至赫尔馆创建之初以宗教目标为理由为女性参与社会改革而辩护，直至最终摆脱教会宗派的桎梏进而形成以人本主义为根基的宗教观，亚当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复杂而微妙的。正如美国简·亚当斯研究者莫里斯·哈明顿(Maurice Hamington)所指出的：“在私下里，她(亚当斯)对于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心怀疑惑。但是，在公共领域，她与基督教组织保持着合作共事关系，以便能够与基督教组织内部的民众进行重要的对话。最终，亚当斯创立了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把教条简化到最低程度，而其所倡导的是人本主义的社会改良。”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正面临着边疆的消失，同时美国人首次认识到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严峻的社会与经济问题。随着科学的崛起及世俗化的进程，美国人在精神追求方面正遇到越来越多的困惑。自19世纪下半叶以降，克服宗教价值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二元矛盾一直是美国人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消除美国人精神世界之中的二元矛盾，如存在于精神与自然、宗教价值与科学价值、世俗与宗教、基督教与民主之间的矛盾。为使美国人走出精神困惑的迷局，亚当斯所尝试的出路就是将社会问题与宗教问题一体考量。她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宗教生活与民主生活完全融合，使宗教生活成为实现个人与社会解放的途径，使民主生活转变为完成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统一的途径。对于亚当斯而言，只有将人类的精神价值取向与人类每日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的调和，才能塑造健康的现代精神。
亚当斯所倡导的是一种新型的美国民主精神，其中也包含着一种新的宗教诉求，即一种以人为本的宗教观。对于亚当斯而言，个人行动的愿望比其对于行动本身的精神意义或宗教意义的理解更为重要。亚当斯投身社会改良活动的最终动力源泉并非是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强烈愿望和对于当时种种社会痼疾的关切。简。亚当斯的宗教观致力于实现一种统一：要克服人类经验之中抑制生命、限制成长、阻碍社会进步、引发矛盾与苦难的各种二元矛盾。她最终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个人与社会、手段与目标、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各种矛盾。，在亚当斯看来，这些二元矛盾就是当时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而克服了这些二元矛盾就可以实现个人的自由与成长，最终实现社会公正。
简·亚当斯与宗教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实用主义为本的宗教观，十分符合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stein)对于实用主义宗教观的概述：“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并不无视或敌视宗教生活，它不是一种‘激进的无神论’。相反，所有经典的实用主义者都认为，实用主义的导向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宗教生活的具体涵义。实用主义的一大贡献就是坚持开展持续的、公开的、以改正谬论为根本的公众批评。实用主义反对所有形式的教条主义、狂热情绪和基要主义。”简·亚当斯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她有能力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成长、发展、转变，她从不固守教条，她勇敢地突破了宗教的束缚，为女性参与社会改革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美国社会与文化 宗教简·亚当斯 进步主义运动女性
简·亚当斯(Jane Addams，1860年～1935年)堪称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最杰出的女性，1889年，她与友人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在芝加哥的贫民区共同创立了芝加哥赫尔馆(Hull一House)。在此后的40余年时间里，她一直生活在贫民区的下层人民和移民当中，以赫尔馆为中心，从事社会改良工作，由此而成为了在美国盛极一时的定居救助运动(The Settlement Movement)的领袖。简·亚当斯一生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在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gople，简称NAACP)、全美妇女选举权联盟(National Amer-ican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世界妇女自由和平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等多个社会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简·亚当斯坚持反战立场，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虽遭受谩骂、诽谤，却从未退缩。在积极开展社会活动的同时，简·亚当斯对其所处的美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她一生共撰写了12部著作和500多篇论文。她的《民主与社会伦理》一书曾被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历史学家克里斯多佛‘拉希(Christopher Lasch)称她为“兼具创新精神和勇气的思想家”。1931年，简·亚当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简·亚当斯一直被浪漫化、神秘化。1906年，美国的《当代文学》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简·亚当斯的文章，题为《美国唯一的圣人》。历史学家克里斯多佛。拉希曾精辟地指出：“简·亚当斯迅速成为了美国的神话，这表明对其进行浪漫化塑造的需求一定十分巨大。简·亚当斯为了解美国人的生活而深入芝加哥西区，这使得美国人不免感到颜面扫地……而把简·亚当斯塑造成神话则消灭了她的杀伤力。美国社会总是竭力将自身的批判者纳入自己的体系之内，以便削弱其批判者的锋芒。社会批评家简·亚当斯被塑造成了圣人简·亚当斯的过程便是一个精彩的例证。”直至亚当斯去世约30年之后，美国的史学界才开始对简·亚当斯的社会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研究。
1960年简·亚当斯诞辰100周年时，美国思想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默尔·科蒂(Merle Curti)曾对简·亚当斯在思想史中的地位问题做出过分析。科蒂认为，思想史研究者之所以对简·亚当斯的思想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原因有三：第一，虽然简，亚当斯的多部著作直接而深刻地记载了她在40余年间从事定居救助运动及国际和平运动的经历，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她的著作缺乏系统性，因此一直未对她予以重视；第二，自1889年建立了赫尔馆之后，简。亚当斯在4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居住在芝加哥的贫民区。因此，一些批评家把亚当斯简单地理解为慈善人士，因而导致对她的社会思想的价值估量不足；第三，简’亚当斯逝世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且在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后，美国妇女运动陷入低潮，这些因素都导致史学研究者忽视了简·亚当斯的思想价值。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虽然自19世纪末开始，美国女性一直在为争取各项权利而努力，并在1920年最终获得了选举权，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女性在政治权利、意识形态及经济地位方面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对于女性思想的研究一直未能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阈之内。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掀起了第二次浪潮，女性问题逐步被纳入到各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之内。自此以后，女性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女性研究的成果开始影响到各种学科和理论。近20年来，美国学者已经开始对简·亚当斯的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民主理论进行更为细致的剖析。
一 在矛盾中逐步形成的宗教观
要对简·亚当斯的思想进行研究，在诸多线索之中，一条不容忽视的主线是宗教。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垄断公司势力急剧膨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阶级对抗愈加激烈，加之城市化和新移民的涌入，这些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步入工业时代的美国社会矛盾重重，随时有可能引发革命，信教伦理面临挑战。
感受到这些变化的清教徒，与那些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发生严重异化、投身宗教的人们一起，为维护新教的根本信念，同与这个信念相矛盾的社会弊病进行斗争。这就成了进步主义运动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背景。简·亚当斯所领导的定居救助运动也是在这种宗教背景之下展开的。
定居救助运动与宗教之间存在微妙的内在联系。埃莉诺·J.斯特博纳(EleanorJ.Stebner)曾指出：“定居救助运动与19世纪的宗教密切相关。该运动所体现的并非所谓的世俗运动或现代运动，归根结底，定居救助运动的根基是其宗教性。”然而，对于斯特博纳的这一论断，笔者并不认同。笔者认为，定居救助运动是19世纪英美社会中处于冲突之中的宗教精神与人性价值观念博弈的结果。1884年，世界上第一所定居救助之家——汤恩比馆(Toynbee Hall)由英国牧师塞缪尔·巴奈特(Samuel Barnett)会同牛津大学的青年学生创立。自发端之日起，该运动就体现出了对于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关注，对于僵化的宗教价值的反叛，以及对于人类精神的尊崇。就此意义而言，定居救助运动的本质是对于宗教机构、教条与价值的反思。而简，亚当斯本人投身于定居救助运动也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怀疑与反思。对于宗教问题的思索贯穿了亚当斯毕生的社会活动，她的宗教思想的嬗变真切地体现了当时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思想的发展变化历程。
在创立赫尔馆之前，亚当斯历经了从宗教怀疑情绪到思想成熟的成长过程，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简·亚当斯成长于伊利诺伊州锡达维尔(Ce-darville)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约翰·亚当斯(John Addams)是当地知名的磨坊主、银行家，并曾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作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宗教自然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简·亚当斯的父母轮流参加卫理会和长老会两个教堂的礼 拜活动。简·亚当斯在青少年时期，她的家庭并未在宗教信仰方面过多地束缚她。这个家庭传达给她的信息是，宗教是一项个人选择，而不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律令。简·亚当斯的家庭并不太关注天堂与地狱的传统问题，她的父母认为，指引人们在此生过上道德的生活才是基督教的价值所在。可以说，简·亚当斯在家中更多接受的是道德教育，而非宗教教育。
1877年至1881年，简·亚当斯就读于罗克福德女子神学院(Rockford Female Seminary)。罗克福德浓重的宗教气氛使亚当斯倍感压抑。虽然她在努力挣脱这里的宗教束缚，但与此同时，这样的环境也促使她对自己的宗教观进行思考，也加速了思想的成熟。简·亚当斯在大学时期深受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思想的影响，她逐渐具有了一种强烈的“行动的渴望”，同时她也在寻找一种能够为自己的行动提供理由并使之得以升华的信仰。然而，作为女性，当时的简·亚当斯面对着双重的困境：第一，亚当斯无意在大学毕业之后回归家庭，对她而言只有投身公共领域，才是拥有了自己理想的事业。但是，在镀金时代，女性独立于基督教会而从事令人尊重的公职服务的机会极少。第二，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要拥有一份有意义的事业，必须要拥有一个超乎个人以外的信仰。对于一位正在考虑走出家庭、追求事业的女性而言，她必须拥有一种精神方面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将证明其理想的合理性，同时还会对她个人的雄心起到制约作用。在这段时期里，简·亚当斯同学埃伦·盖茨·斯塔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终在1889年她们一起在芝加哥的一处贫民区建立了后来蜚声于世的赫尔馆。亚当斯与斯塔尔友情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她们都在探索着适合自己的宗教观。在她们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对于宗教的理解成为了最常见的话题。在一封致斯塔尔的信中，亚当斯这样写道：“我只是感觉到，宗教对于我是一种实际的需求，如果我能够理清我与上帝和我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我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我的能力和精力……我的信仰是非常自私的，而你却在追求更高的层次。”
1881年至1889年，在从罗克福德毕业之后至创立赫尔馆之前的这段时期，亚当斯遭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打击，这也促进了其宗教思想的进一步成熟。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为女性提供的空间极其有限，简·亚当斯虽然有着高远的志向，却苦于无法找到实现理想的方式和渠道。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的典型生活方式让她感到窒息，这使她陷入了精神抑郁。同时，由于她自幼便患有一种脊椎疾病，她正在经受着病痛的折磨。1881年父亲去世对简·亚当斯来说更是一个重大打击。1885年，亚当斯正式接受洗礼，在故乡锡达维尔加入了长老会。就此经历，她在自传中写道：“当时，绝对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促使我做出这项决定，25岁的人通常也不会仅仅出于顺从的愿望而做这件事。我并未觉察到自己发生了什么情感上的‘皈依’，但是我以全部的谦卑和真诚接受了这种宗教生命的外在表达形式。”同时，亚当斯指出，自己对于民主理想越来越充满热忱。在她看来，民主理想与基督教的早期理想之间有着共通之处，因为在基督教发展史的早期阶段，“渔夫们和奴隶们的信仰与当时普遍的道德信仰截然相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完全可以凌驾于大多数人的无知和牺牲之上。”亚当斯明确地区分了自己的信仰与神职人员信仰之间的差别，她认为自己所接受的只是朴素的早期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个时期，亚当斯曾两次游。历欧洲。在这八年时间里，她逐渐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将“行动的渴望”与信仰结合到一起的发展方向。
从亚当斯的青少年时期到青年时代的早期阶段，她对于传统的基督教、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想主义和达尔文的科学学说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这些思考对于一个生活在镀金时代的青年人来说并不足为奇。各方面的新发现和新进展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信仰和道德的基础进行重新的思考。当时，未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简·亚当斯、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威廉·詹姆斯都在思考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在那个被达尔文理论和工业时代的物质至上主义搞得天翻地覆的世界里，如何维护基督教伦理。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时代的问题。
二 简·亚当斯宗教观的社会化转向
简·亚当斯对于宗教的这种矛盾态度与个人因素有关，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她在找寻自己的宗教信仰时所经受的怀疑、迷惑、犹豫折射出了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美国人在宗教信仰层面所受到的冲击。在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美国人的宗教观念与传统宗教教义逐渐疏离，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宗教冲动”。克里斯多佛，拉希认为，“宗教冲动并非建立在思想需求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心理需求。宗教冲动也许可以承受住理性主义的冲击。也许在传统的礼拜形式消失以后，宗教冲动仍然存在。然而，教义的崩塌虽然并未削弱宗教冲动，但却使宗教冲动失去了思想来源。”“为进步主义运动特别是定居救助运动创造了文化环境的并非是持续存在的宗教虔敬情绪，而是神学理论力量的逐渐削弱。”简·亚当斯曾在其私人信件中写道：“与其说社区定居救助运动是清教思想的延续，不如说是对清教思想的反叛，即以‘行动’代替‘教条’。”工业时代的来临导致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局面要求当时的美国人走出传统的个人主义，转而关注其生活现实中的社会性质。从宗教角度看来，罪恶与救赎已经不再只与个人相关，而是也具有了社会性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以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和沃尔特·劳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为首的宗教机构内部人士倡导根据新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神学理论进行调整。他们提倡“一种新的宗教信念，由旧的神示和新的科学共同构成它的根基。这种新的宗教信念以社会福音取代了基督教福音”，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由此展开。在这一时期，“采用新方法进行基督教复兴传道的牧师也致力于进步神学及人道主义改革。因为教会内外的人士都希望基督教成为促进人类社会日臻完善的积极动力。只有如此，牧师们才能够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尤其关注的是如何向居住在贫民区的穷困移民传播福音。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天主教徒变为新教徒。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这一目的，牧师们必须要认识到，他们同时担负着城市公民的责任。”虽然社会福音运动和定居救助运动的参与者都承认自身的社会责任，但在艾伦·F.戴维斯(Allen F Davis)看来，他们之间的重要差别是对宗教性质的认识。“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讲，传教机构来自于某个社区、团体的外部，认为那里是一片‘堕落的’区域……而定居救助之家则把自身的存在、希望和努力建立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之上，他们相信人们必须、能够而且必将自我拯救。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定居救助之家虽然成为了社会改良活动的重要中心，但定居救助之家会尽量避免使人认为它们在试图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从事定居救助运动的如简·亚当斯认识到，“在多数由信仰天主教的移民和犹太移民构成的居民区中，如果 定居救助之家带有宗教标签，那么就会丧失其促进改良的机会。”
1892年夏，在赫尔馆成立三年之后，亚当斯撰写了一篇题为《社会定居救助之家的主观必要性》的文章。在文中，她从参与者的角度试图对当时人们投身定居救助运动及她本人成立赫尔馆的动机进行分析。她把推进定居救助运动的动力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要使整个社会有机体更加民主，把民主拓展到政治以外的领域；第二，要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去，把尽可能多的社会能量和文明的成果带给几乎一无所有的那部分人；第三，定居救助运动源于一种基督教的复兴，一种朝基督教早期的人道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当时的亚当斯看来，无论是实现民主的社会化，还是参与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都体现着一种宗教精神，因为“无论各自的主张如何，要深入到穷苦人的生活中去，要进行社会服务，这些都体现着基督的精神，而这种基督精神是与基督教相伴而生的……耶稣的真理并没有挂着‘宗教’的标签。相反，他的教义是，真理是唯一的，而运用真理是自由的……人类的行为在社会关系之中展开，在与他人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展开，对于他人的热情和友爱是人类的行动动机。因此，基督教必须在社会进步中得以揭示和体现。”
简·亚当斯对于宗教精神的理解反映了当时美国宗教机构内外普遍存在的一种新认识。当时美国的宗教机构也在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正如胡适指出所言，一种新的宗教精神代替了旧的宗教精神。简而言之，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程度。而这种新的宗教认识呈现出了三大特色：一是理智化；二是人化，即人对自身信心的增强；三是社会化的道德，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顾及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因此，简·亚当斯对于宗教精神的新理解并非是个人的创新，而是顺应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趋势。
然而，对于正在迅猛崛起的美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些调整还不够充分，远不能适应人们的需求。1911年，亚当斯曾经撰写题为《宗教教育与当今的社会状况》的文章，分析了当时的宗教机构所面临的尴尬困境。亚当斯认为，有三点原因导致了当时宗教教育的失败：第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使人们认识到自身对于物质环境的依赖性。既然人类的自由、道德、进步都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影响，人们对于宗教的接受程度当然就降低了；第二，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人们认清了自己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化论对于伦理学和社会哲学领域的冲击最大，神学理论的根基也因此逐步瓦解；第三，面对着工业化时代早期出现的诸多城市问题，人们认为能够真正慰藉心灵的是俗世的英雄，而非天国中的圣人。由此可见，简·亚当斯意识到，单纯依靠宗教精神、依托宗教机构，并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改良的目标，因此她认为当时的宗教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在亚当斯看来，宗教教育的出路在于要参与到社会改良行动中去。亚当斯指出，在当时的社会中有三种人应该成为宗教教育的目标群体。一是社会主义政党追随者，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党给人们带来了未来的希望，给社会带来了获得拯救的希望，大有取代宗教机构之势；二是对工业社会中的堕落现象和社会的缓慢发展感到不满的人。对这类人而言，宗教教育应该与社会共同发展进步，进而起到“缓和尖刻而严峻的社会问题”的作用；三是那些切身接触到工业社会中困苦状况的“人道主义者”，因为面对着艰巨的社会问题，他们亟需一个道德体系的指引。简·亚当斯本人并无意以加入宗教机构作为其实现社会改良目标的前提。亚当斯依赖宗教给予自己道德的指引，但她并不认为宗教机构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合适媒介。在赫尔馆40年的风雨历程之中，赫尔馆的女主人们是处在宗教之河上的政治之船，她们虽然身处社会福音运动之中，但却不属于该运动的一部分，她们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本来是属于伦理和道德范畴的社会问题，如使工人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使儿童有权利接受教育。
三 突破宗教的局限
宗教理想是简·亚当斯社会理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对于简，亚当斯所代表的新女性而言，宗教机构却不是她们实现所有个人抱负和社会理想的合适渠道。一方面，对于成长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女性而言，美国社会已经对于她们的社会活动范围做出了明确的划分。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具备四大美德：虔诚、纯洁、顺从、顾家。而这四大美德的核心就是宗教，宗教被认为是女性力量的源泉。而宗教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宗教不会导致女性离开她们的“正确范围”(Proper Sphere)，即她们各自的家庭。人们认为，与参加其他团体和运动不同的是，在教会工作不会使女性忽视家庭，不会使其变得难以管束，也不会使其失去真正女人的品质。由此可见，虽然宗教看似为当时的美国女性从事家庭以外的活动提供了一条出路，实际上却是束缚女性、限制女性的枷锁。另一方面，正如芭芭拉，韦尔特(Barbara Welter)所指出的，如果认为真正的女性具有完美的品质，这种认识本身就为颠覆真正女性的形象埋下了伏笔。因为如果女性近似于天使，她们当然就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世间的事务中来，尤其是在男人们把一切搞得毫无头绪之时。而在19世纪下半叶，“真正的女性”这一形象逐渐被“新女性”所取代，这种转变就如同奴隶制的废除和机械时代的到来一样令人惊诧不已。然而，旧的女性形象仍然持续存在，因此就造成了当时女性的负罪感和困惑。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的第一代女性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教领域并不能够为女性获得平等权利提供足够的支持和机遇，因此疏离女性自身与宗教机构之间的关系，创建一种新型的“女性领域”(Woman's Sphere)，就成为女性为争取平等权利所必需的策略。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在教会组织内部及在对教义的阐释过程中存在着对于女性的歧视。于是，女性开始从自己的角度来审视基督教神学。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如果牧师们总是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领，男人是女人的头领，我们又如何能够挣脱长期束缚我们的锁链?”1895年，斯坦顿发表了第一部女性主义神学著作《妇女圣经》。斯坦顿在书中指出，对于《圣经》的阐释过程充斥着对于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是女性实现平等权利的一大障碍。斯坦顿曾在给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宗教、法律、习俗全都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女人是为男人而创造的。无论我将面对什么，我整个灵魂都会为自己所揭示的真理而欢欣鼓舞。对我而言，受压迫妇女的一句感激之辞要比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叫嚣更加重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简·亚当斯建立了赫尔馆。虽然也有热心的男性参与赫尔馆的活动，如约翰·杜威和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但是女性才是那里真正的主人。在埃莉诺·J.斯特博纳看来，“赫尔馆的女人们所体现的是在女性选择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之中，如何才能努力获得一种成就感……身处教会领导体系以外的人和对传统宗教持批判态度、并不太愿意谈论宗教而更愿意谈论精 神的人，在为自己的生命寻求意义，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更大的总体目标。”罗宾，蒙西(Robyn Muncy)曾经断言：“参与定居救助运动的女性们最切并未打算成为改革者。当时的社会需要女性无私的贡献，而她们只是在努力达到社会的要求?与此同时，她们又能够满足自己对于公众认可、权威和独立地位的要求。这些女性尝试着把其毕生的贡献与其职业方面的成就融合到一起，她们因此而成了外界所定义的改革者。”由此可见，虽然在创建赫尔馆之时，简·亚当斯的内心仍然怀着宗教冲动，虽然她本人成了定居救助运动的领袖，但是亚当斯创建赫尔馆的最深刻的心理动因是使新一代的女性能够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去，实现女性的理想和抱负。
1907年至1908年，又有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在弗雷德里克·梅里克(Frederick Merrick)基金的赞助下在俄亥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做了一系列讲座，即梅里克讲座(The Merrick Lectures)。这笔基金支持的主要是实验及实践宗教领域的探索。出乎意料的是，简·亚当斯应邀做了题为“女性良知与社会改良”的讲座。当年的讲座稿后来集结成册，以《宗教的社会应用》为题发表。在讲座中，简‘亚当斯指出：“如果女性想要继续照顾家庭、抚养子女，她们就必须要关心其个人家庭之外的公共事务……为了维护家庭，女性必须走出家庭。要继续行使自己过去的职责，女性必须参与到定居救助运动中去。”在简·亚当斯看来，女性要维护家庭，就必须走出家庭；而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宗教精神，就必须突破宗教机构和教条的限制。
四 人本主义宗教观的确立
时至今日，在美国学界，关于简·亚当斯是否属于宗教人士，以及她所引领的定居救助运动是否属于宗教界内部所发起的社会改良运动等问题，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分歧之所以长期存在，与亚当斯研究者的思维定势有关，更与亚当斯本人寻求女性解放的根本策略相关。
首先，清教思想是美国立国的思想根基。即便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绝大部分美国人仍然习惯性地坚持认为，任何社会道德改革运动必须以宗教思想为依托。因此，美国的学者更倾向于从宗教的角度来解读亚当斯的思想和社会改革活动，把亚当斯归入宗教人士的行列。
其次，作为19世纪女权运动中的重要一员，简·亚当斯对于女性解放最终目标的理解与其他一些女权领袖，如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等有所不同。斯坦顿和吉尔曼认为，为了实现女性解放，必须首先捣毁压迫女性的各种权力机构，其中就包括教会。而亚当斯则把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改革作为女性解放的根本目标。她倡导社会各阶层、机构之间的团结与联合，尽可能多地为女性参与社会改革积蓄力量。因此，简，亚当斯的宗教观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亚当斯认识到了宗教在当时社会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当时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定居救助运动均顺应了宗教机构内部革新派的主张。因此，亚当斯常常顺势而行，为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从未公开拒绝与宗教人士进行合作；另一方面，亚当斯的宗教观在其一生之中历经了嬗变。从幼年时期朦胧中所产生的宗教信仰，至青少年时期的宗教怀疑与反叛，至赫尔馆创建之初以宗教目标为理由为女性参与社会改革而辩护，直至最终摆脱教会宗派的桎梏进而形成以人本主义为根基的宗教观，亚当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复杂而微妙的。正如美国简·亚当斯研究者莫里斯·哈明顿(Maurice Hamington)所指出的：“在私下里，她(亚当斯)对于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心怀疑惑。但是，在公共领域，她与基督教组织保持着合作共事关系，以便能够与基督教组织内部的民众进行重要的对话。最终，亚当斯创立了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把教条简化到最低程度，而其所倡导的是人本主义的社会改良。”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正面临着边疆的消失，同时美国人首次认识到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严峻的社会与经济问题。随着科学的崛起及世俗化的进程，美国人在精神追求方面正遇到越来越多的困惑。自19世纪下半叶以降，克服宗教价值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二元矛盾一直是美国人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消除美国人精神世界之中的二元矛盾，如存在于精神与自然、宗教价值与科学价值、世俗与宗教、基督教与民主之间的矛盾。为使美国人走出精神困惑的迷局，亚当斯所尝试的出路就是将社会问题与宗教问题一体考量。她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宗教生活与民主生活完全融合，使宗教生活成为实现个人与社会解放的途径，使民主生活转变为完成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统一的途径。对于亚当斯而言，只有将人类的精神价值取向与人类每日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的调和，才能塑造健康的现代精神。
亚当斯所倡导的是一种新型的美国民主精神，其中也包含着一种新的宗教诉求，即一种以人为本的宗教观。对于亚当斯而言，个人行动的愿望比其对于行动本身的精神意义或宗教意义的理解更为重要。亚当斯投身社会改良活动的最终动力源泉并非是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强烈愿望和对于当时种种社会痼疾的关切。简。亚当斯的宗教观致力于实现一种统一：要克服人类经验之中抑制生命、限制成长、阻碍社会进步、引发矛盾与苦难的各种二元矛盾。她最终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个人与社会、手段与目标、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各种矛盾。，在亚当斯看来，这些二元矛盾就是当时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而克服了这些二元矛盾就可以实现个人的自由与成长，最终实现社会公正。
简·亚当斯与宗教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实用主义为本的宗教观，十分符合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stein)对于实用主义宗教观的概述：“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并不无视或敌视宗教生活，它不是一种‘激进的无神论’。相反，所有经典的实用主义者都认为，实用主义的导向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宗教生活的具体涵义。实用主义的一大贡献就是坚持开展持续的、公开的、以改正谬论为根本的公众批评。实用主义反对所有形式的教条主义、狂热情绪和基要主义。”简·亚当斯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她有能力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成长、发展、转变，她从不固守教条，她勇敢地突破了宗教的束缚，为女性参与社会改革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