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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国际贸易全成本理论,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选取2006-2017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评估美国、日本、韩国及欧盟25国跨境费用维度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理论上,进口国跨境费用的减少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实际上被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弱化,最终导致进口国跨境费用视角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不但没有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反而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贸易便利化;农产品出口;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0)05-0119-07
一、引 言
中国作为农产品贸易大国,农产品出口的良性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本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还有利于增加农民就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也有利于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当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多元化使得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国别结构越来越合理,减少了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場依赖。但美、日、韩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农产品总出口中所占份额仍然很大,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数据统计显示,2006-2016年美、日、韩及欧盟25国在中国农产品总出口中的比重保持在36%~42%,且大多年份位于37%~38%①。可见,美、日、韩及欧盟市场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仍具有重要影响。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美国基于狭隘自身的利益,不断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全球经济合作健康发展的背景下,保持中国农产品贸易稳定发展,对做好“三农”工作和保持中国开放、经济稳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便利化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那么,在全球贸易便利化不断推进的大环境下,美、日、韩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农产品出口间的关系如何,其贸易便利化是否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其作用机理是什么?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持续稳定发展、农业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主要从狭义和广义视角探讨了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的积极效应。国外学者主要是间接地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国内学者主要是直接地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1.广义视角下的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国外有学者测度了美国、墨西哥边境贸易便利化改进为两国带来的贸易收益[1];实证了中东、北非地区贸易便利化的区域贸易增长效应[2];衡量了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质量,并指出中亚国家双边贸易流量显著受到便利化设施是否优化的影响[3];认为贸易便利化措施将使得相当于关税当量的贸易成本降低50%,贸易便利化将提高进出口贸易规模,增进社会福利[4];评估了欧洲东南部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经济贸易量的影响,并发现贸易便利化中的关键指标[5]。国内有学者认为,东北亚地区贸易便利化整体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有显著影响[6];上合组织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将带动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1.64%,贸易便利化水平处于不便利或一般便利的国家,其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数提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的带动作用最显著[7];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是影响新疆农产品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因素[8];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比较显著[9];“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8个贸易对象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深度将增加1.111%,农产品的出口广度将增加0.431%[10];美国贸易便利化对产品进口多样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农产品进口多样化的作用要强于工业制成品[11]。
2.狭义视角的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区域贸易流量与港口效率是紧密联系的,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也将大幅提升贸易规模[12,13];通过研究跨境通关手续对贸易的影响发现,海关手续越繁琐,跨境交易的成本越高,降低这种交易成本,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发达国家[14]。国内学者认为,因特网的普及率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有显著的影响[15];东盟进口国进口通关时间对农产品产生了显著的负面贸易效应,且时间密集型农产品负面贸易效应显著高于非时间密集型农产品[1];AEO认证和单一窗口措施会提高双边贸易流[11];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各指标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不同,将东南亚、独联体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量将增加25%[16];“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中国农产品出口提高0.381%,海关环境和基础设施及服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依次降低[17];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较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电子商务、海关环境以及口岸与物流效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流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规制环境变量影响不显著[18];中国与“一带一路”大多数沿线国家在海关效率、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的障碍[19]。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般是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研究贸易便利化对总贸易规模的影响,很少涉及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指标既有广义指标也有狭义指标;国内学者对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农产品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以东盟、“一带一路”、东北亚地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美国及新疆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指标主要为包含基础设施、海关效率、制度环境、电子商务、口岸与物流效率等广义指标为主,也有少量的狭义指标。
鉴此,本文结合当前国内外对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农产品出口关系研究的现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以下拓展:以传统的中国农产品出口伙伴国中的美、日、韩及欧盟25国共计28个国家为对象研究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主要从跨境费用视角探讨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同时,纳入农业贸易政策对贸易便利化作用的影响②,力图使该问题的研究更契合当前国际农产品贸易现实,以期增加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边际贡献。 参考文献:
[1] 胡超.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口通关时间的贸易效应及比较研究——基于不同时间密集型农产品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14(8):58-67.
[2] Allen D. The impact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rade facilit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R].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837,2006.
[3] Felipe J, Kumar U. The role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 central Asia: A gravity mode[J].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2012,50(4):5-20.
[4] Zaki C.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facilitation initiative: econometric evidence and global economic effects [J].World Trade Review,2014,13(1):103-130.
[5] Tosevska-Trpcevska K, Tevdovski D. 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s and their potential impact on trade between the countries of South-Eastern Europe [J]. Scientific Annals of the 'Alexandru Ioan Cuza' University of Iasi,2016,63(3): 347-362.
[6] 郭俊芳,武拉平. 东北亚地区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J].世界农业,2015(5):10-15.
[7] 张晓倩,龚新蜀.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5(1):28-38.
[8] 李豫新,杨萍.新疆对周边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15(10):86-91.
[9] 谭晶荣,潘华曦.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5):39-49.
[10] 朱晶,毕颖.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深度和广度的影响——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为例[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4):60-71.
[11] 涂远芬.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多样化——基于DECD贸易便利化指数TFI的衡量与98个国家样本数据的分析[J].商业研究,2018(6):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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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ilson J S, Mann C, Otsuki T.Assessing the benefits of trade facilit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J].The World Economy, 2005,28(6);841-871.
[14] Walkenhorst P.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sation[R]. International Trade 0401010. EconWPA. 2004.
[15] 孫林,倪卡卡.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及国际比较——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 (4):139-147.
[16] 韩啸,齐皓天,王兴华.“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9-16.
[17] 黄艺.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J].世界农业,2018(8):102-109.
[18] 张淑辉. 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J].经济问题,2018(4):116-122.
[19] 周跃雪. “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便利化及其制度建设对策[J]. 农村经济,2018(7):95-81.
[20] 杨青龙.国际贸易中的全成本研究——基于广义比较成本优势的视角[M].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1.
[21] 黄少安,郭艳茹.对英国谷物法变革(1815 -1846)的重新解释及对现实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06(3):50-62.
[22]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三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3] 鲍晓华,朱达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差异化效应: 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经济,2015(11):71-89.
[24] 周超,刘夏,辜转.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17(10):143-152.
[25] 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6] 谢宇.回归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7] 刘林青,周潞.比较优势、FDI与中国农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 ——基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思考[J].国际贸易问题,2011(12):39-54.
(责任编辑:宁晓青)
关键词: 贸易便利化;农产品出口;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0)05-0119-07
一、引 言
中国作为农产品贸易大国,农产品出口的良性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本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还有利于增加农民就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也有利于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当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多元化使得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国别结构越来越合理,减少了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場依赖。但美、日、韩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农产品总出口中所占份额仍然很大,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数据统计显示,2006-2016年美、日、韩及欧盟25国在中国农产品总出口中的比重保持在36%~42%,且大多年份位于37%~38%①。可见,美、日、韩及欧盟市场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仍具有重要影响。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美国基于狭隘自身的利益,不断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全球经济合作健康发展的背景下,保持中国农产品贸易稳定发展,对做好“三农”工作和保持中国开放、经济稳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便利化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那么,在全球贸易便利化不断推进的大环境下,美、日、韩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农产品出口间的关系如何,其贸易便利化是否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其作用机理是什么?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持续稳定发展、农业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主要从狭义和广义视角探讨了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的积极效应。国外学者主要是间接地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国内学者主要是直接地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1.广义视角下的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国外有学者测度了美国、墨西哥边境贸易便利化改进为两国带来的贸易收益[1];实证了中东、北非地区贸易便利化的区域贸易增长效应[2];衡量了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质量,并指出中亚国家双边贸易流量显著受到便利化设施是否优化的影响[3];认为贸易便利化措施将使得相当于关税当量的贸易成本降低50%,贸易便利化将提高进出口贸易规模,增进社会福利[4];评估了欧洲东南部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经济贸易量的影响,并发现贸易便利化中的关键指标[5]。国内有学者认为,东北亚地区贸易便利化整体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有显著影响[6];上合组织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将带动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1.64%,贸易便利化水平处于不便利或一般便利的国家,其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数提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的带动作用最显著[7];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是影响新疆农产品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因素[8];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比较显著[9];“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8个贸易对象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深度将增加1.111%,农产品的出口广度将增加0.431%[10];美国贸易便利化对产品进口多样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农产品进口多样化的作用要强于工业制成品[11]。
2.狭义视角的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区域贸易流量与港口效率是紧密联系的,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也将大幅提升贸易规模[12,13];通过研究跨境通关手续对贸易的影响发现,海关手续越繁琐,跨境交易的成本越高,降低这种交易成本,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发达国家[14]。国内学者认为,因特网的普及率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有显著的影响[15];东盟进口国进口通关时间对农产品产生了显著的负面贸易效应,且时间密集型农产品负面贸易效应显著高于非时间密集型农产品[1];AEO认证和单一窗口措施会提高双边贸易流[11];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各指标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不同,将东南亚、独联体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量将增加25%[16];“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中国农产品出口提高0.381%,海关环境和基础设施及服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依次降低[17];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较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电子商务、海关环境以及口岸与物流效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流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规制环境变量影响不显著[18];中国与“一带一路”大多数沿线国家在海关效率、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的障碍[19]。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般是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研究贸易便利化对总贸易规模的影响,很少涉及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指标既有广义指标也有狭义指标;国内学者对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农产品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以东盟、“一带一路”、东北亚地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美国及新疆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指标主要为包含基础设施、海关效率、制度环境、电子商务、口岸与物流效率等广义指标为主,也有少量的狭义指标。
鉴此,本文结合当前国内外对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农产品出口关系研究的现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以下拓展:以传统的中国农产品出口伙伴国中的美、日、韩及欧盟25国共计28个国家为对象研究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主要从跨境费用视角探讨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同时,纳入农业贸易政策对贸易便利化作用的影响②,力图使该问题的研究更契合当前国际农产品贸易现实,以期增加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边际贡献。 参考文献:
[1] 胡超.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口通关时间的贸易效应及比较研究——基于不同时间密集型农产品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14(8):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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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osevska-Trpcevska K, Tevdovski D. 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s and their potential impact on trade between the countries of South-Eastern Europe [J]. Scientific Annals of the 'Alexandru Ioan Cuza' University of Iasi,2016,63(3): 34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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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晓倩,龚新蜀.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5(1):28-38.
[8] 李豫新,杨萍.新疆对周边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15(10):86-91.
[9] 谭晶荣,潘华曦.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5):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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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涂远芬.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多样化——基于DECD贸易便利化指数TFI的衡量与98个国家样本数据的分析[J].商业研究,2018(6):93-100.
[12] Wilson J S, Mann C, Otsuki T.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approach to quantifying the impact[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3,17(3):367-389.
[13] Wilson J S, Mann C, Otsuki T.Assessing the benefits of trade facilit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J].The World Economy, 2005,28(6);841-871.
[14] Walkenhorst P.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sation[R]. International Trade 0401010. EconWP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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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韩啸,齐皓天,王兴华.“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9-16.
[17] 黄艺.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J].世界农业,2018(8):102-109.
[18] 张淑辉. 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J].经济问题,2018(4):11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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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黄少安,郭艳茹.对英国谷物法变革(1815 -1846)的重新解释及对现实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06(3):50-62.
[22]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三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3] 鲍晓华,朱达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差异化效应: 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经济,2015(11):71-89.
[24] 周超,刘夏,辜转.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17(10):143-152.
[25] 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6] 谢宇.回归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7] 刘林青,周潞.比较优势、FDI与中国农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 ——基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思考[J].国际贸易问题,2011(12):39-54.
(责任编辑:宁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