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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位日本老兵穿戴整齐，或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
他们大都八九十岁，女士们白发苍苍，男士多已秃头，但都精神抖擞，腰板挺得笔直。一位身着军装，胸前别着十多枚中国奖章的老人还兴致勃勃地和老友叙旧。他们有个共同身份——日本籍解放军战士。
这天是9月25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正为日本籍解放军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表示，日本籍解放军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返回日本后又为推动中日民间友好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
这是鲜为人知的一个群体。侵华战争战败后，部分日籍人员滞留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因资源短缺，解放军曾吸纳部分日籍技术人员，主要安排其从事医疗、训练、军工生产等专业性强的技术工作。据当时东北解放军后勤部门不完全统计，单是东北解放军在编日籍解放军数量约有12016人。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1956年6月27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日本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也很多。”
敌人变成战友，不难想象，必定有一个艰难的融合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关系曲折前行。很多日本士兵回到国内，又陷入窘境。在同胞的歧视和监视下，这些回国的日籍解放军老兵又如何自处？
麻花老头、锅和三根胡萝卜
青木竹子听说有中国人来了，兴奋得不得了。
来的人叫李素桢，是一名来日本深造的教授。她还带了些水饺，都是自己擀的皮儿。看到这些，青木唰一下落泪了，说：“这不回到当年‘四野’庆功会上了吗。”
李素桢是吉林师范大学教授，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000年初，她在日本研究一个课题——《日本人在中国东北进行汉语能力考试的研究》。导师让她找一些曾在中国东北生活过的日本老人访谈，一经接触，她发现很多会说中文的日本人竟参加过中国解放军，还说得一口东北话。这些日本老人并未接受过正规汉语教育，多是加入解放军后，中国战友用树枝在土地上划字教学。
2003年，一见到李素桢，80多岁的青木竹子就拽着她的手说：“我就一件大事，你千万帮我。”
1944年，青木竹子以日本开拓团团员身份来到黑龙江。受当时日本政府宣传的影响，她把中国东北看作一个欢迎日本人移民的“新天地”。没想到次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对日本士兵、日本技术人员来说，那是个混杂着失望、痛苦、不知所措的混乱时期。有些人成了战俘，有些人慌忙撤离，有些军事人员整天在烧毁文件。还有很多人留在当地自生自灭。护士伊藤郁子和同事被日本医院院长拿刀逼迫着跳牡丹江自杀，也算是“为天皇尽忠”。山边悠喜子的父亲原本在辽宁本溪煤矿工作，日军投降后，他们没了工作，也无法离开，只好留在当地。也有一些士兵，变成了土匪。
一开始，青木竹子和一些日本人逃难至松花江边，缺衣少食，几乎要饿死。这时候，一位挎着两个大筐的老人突然走来，喊着“麻花”。日本难民左一个、右一个把麻花全拿走吃光了。老人嘴上说“不能拿”，但并未阻止。
青木记得，这位中国老人笑呵呵、很慈祥地带着两个空筐走了。一路上，他们不断得到这样的中国人相助。她想拜托李素桢的大事，就是找到这位老人，向他表达感谢。李素桢回来后在国内登报寻人，但没有得到任何音讯。
后来，青木等20多人逃到长春难民所，一位东北民主联军（后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军人提出，需要3个人到野战医院帮忙3个月。青木主动请缨，进入第四野战军前线卫生所，没想到自此跟着解放军一路南下至武汉。
这期间，很多日本兵、日本技术人员被陆续吸收进了解放军。此前被院长逼着跳河的伊藤郁子，游到岸边幸存下来，后来进入东北野战军医院。
跟着父母留在当地的山边悠喜子，在街区小报上看到东北民主联军发出的“请求协作”通告，征召有简单医疗知识的人。她在女子学校毕业前取得了护士资格，于是也去报名了。
她是主动去的，因为对共产党有好感。据山边在《难忘一家人——个日本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真实记录》中回忆，这种好感“与一口锅有关”。
1945年的一天，国民党的部队经过山边家，借了一口锅，说好部队走时归还，可后来锅被砸了，人也走了。共产党队伍也来借锅。有了国民党的教训，他们以为，这口锅也是有去无回，没想到，过了一个多礼拜，小战士来还锅，还说了声“谢谢”。山边母亲打开锅，发现里面放着三根胡萝卜。战后条件很艰苦，口粮珍贵，山边母亲说“我们不能收”。小战士留下一个微笑，转身跑了。
东北军区卫生部的一则工作报告指出：1945年秋冬，由关内开来部队，除随军卫生机关外，并未带后方医疗人员，到东北后即作战，不得已只好利用日伪医院的全部人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助理研究员郭芳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留用了多少日本人》一文中引用上述报告指出，当时沈阳和齐齐哈尔接管了原日本陆军医院，还征用了一些铁路医院和市立医院，一些待遣返回国的日本医护人员也被留用。
据当时的统计，东北军区卫生部约有7200位日籍人员。在医疗资源紧缺的战时，这些日籍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大约在解放战争初期，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是不是吃完就枪毙？”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村，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送给咱亲人解放军！
咦儿呀呀嘿1
2002年5月14日晚，日本东京附近的温泉乡石和町，一位叫幅敬信的日本老人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投入地唱着《拥军秧歌》。几位同龄日本女士腰间系上大红绸，手里拿起了红色大折扇，也在榻榻米上扭着秧歌。 这是第33届“回想四野会”年会，与会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记录了现场这一幕。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留学时，董炳月结识了一位曾在东北参加解放军的日本教师，随后开始关注这一群体，采访了多位日籍解放军，写成了《寻访“日本老八路”》一书。
董炳月注意到，这些日籍解放军习惯称自己为“八路军”。实际上，他们参军入伍的时间是在1947年前后，那时“八路军”番号已停用，他们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东北民主联军。
“对于他们来说，‘八路军’是共产党军队的代名词，这个名词中包含着他们对共产党军队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董炳月曾在讲座中说。
据董炳月记载，日本战败后，幅敬信所在的日本军队就地向苏军投降，成为战俘。1946年3月，苏联把幅敬信等人关在黑河江岸收容所。后来，一行人逃跑，和地方的“光复军”（伪满亲日派组织的部队）混在一起成了土匪。
山中天气寒冷，20多名中国人和12名日本人组成的土匪团眼看只有死路一条。商量后，他们决定向山外的解放军投降。
交出武器，幅敬信等人当晚就吃上了饺子，有鱼肉，还有酒，丰盛得出奇。大家开始时吃得很香，越吃越害怕：“给这么好的东西吃，该不是要送我们上路吧？是不是吃完就枪毙？”
没想到，受询问后，幅敬信平安无事，因会使用掷弹筒、机枪等武器，不久他还和另一位日本兵被编入了解放军。
日本战败后，像幅敬信这样加入解放军的日本军人也有不少。其中就包括日本飞行部队飞行员林弥一郎和他带领下的300位日本空军。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希望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队伍。据记载，当时解放军队伍在战区地毯式搜索，寻找敌伪军遗弃的飞机和航空零件。同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下命令，争取日本、日伪航空技术人员支持。
据日本NHK电视台2002年播放的纪录片《被留用的日本人，不为人知的日中战后》，林弥一郎留下的录音称，当时彭真等人说，要建设空军，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期间，也会保证他们的安全，条件成熟，还会送他们回日本。
林弥一郎等人很纠结，要不要帮助曾经的敌人？“那个时候我想，日本军队中有战阵训，不可生受俘虏之辱。我们都已成了俘虏，应不应该再活下去，心里很苦恼。”
犹豫再三，林弥一郎出于“把保护好大家（部下）当作自己的使命”，他向中共提出几个条件：不以俘虏相待，尊重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保障家庭生活，允许单身者结婚。彭真一一答应。
并非所有日本军人都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林弥一郎让部下自己做选择。最终，39人选择离开，一名将官自杀，大部分人都归降。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俗称“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看作“人民空军的摇篮”。
“我的一个战友就是被日本空军炸死的”
“我最受不了的，是唱歌的时候啊！‘日本鬼子’（很多歌词里）都有（这个词）吧？一个连队，只有我一个日本人，那时候，他们都看我呀！”回忆往事，已经是光头的幅敬信对董炳月说。
当时他才23岁，站在解放军队列中，听着周围战友唱着不懂的歌，还不时扭头看他。董炳月写道，年轻的幅敬信，滿脸茫然与孤独。
不只是语言上的隔阂。毕竟曾经是敌对双方，以命相搏，很多同胞、战友，甚至亲人都死在对方手里。现在，基于现实需求要一起合作，彼此的不信任甚至敌意仍然存在。一位接受NHK电视台采访的老兵说，当时中国军人戒心也重，怕日本人跑掉，外出训练，中国士兵都带枪防备。
医护队山边悠喜子的指导员李世光就曾拒绝与日本人合作。13岁时，他的共产党员哥哥被日本人抓住杀害，听说要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他表示了强烈抗议。抗议被驳回后，他内心一度芥蒂很深。
“当时对你们日本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李世光后来回忆道，“你们并非完全来自日本医院，很多与军队颇有瓜葛。为确保伤员安全，完成医疗任务要十分小心。”
有的中国飞行员一看是日本教官，还是战俘，也直呼受不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机老炸我们，我有一次差点没叫它给炸死。”受训飞行员刘玉堤后来回忆说，“我的一个战友就是被日本空军炸死的。”他越说越激动，比着“八”的手势，“我们打了8年的仗了！”
还是军队领导介入，给他们解释了吸收日本战俘兵对中国军队的重要性，刘玉堤等人才硬着头皮接受。
这种戒心在日本人方面同样存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留用的日本人开始对我党我军不了解，存在恐惧、忧虑心理，我们很快派遣懂日语的人员做教育说服工作。但因民族习惯不同和陈旧观念，问题没能轻易解决。”
转变
“这算什么？”日本军医麦仓元回忆起当年说，自己知道日本吃了败仗，又成了战俘，但看到从延安接受思想教育的日本战俘回来劝说自己，仍心怀不满，觉得他们接受了共产党教育后，受到对方赏识，“于是就拼命想讨好”。
但这没有影响麦仓元对伤员的治疗。据他回忆，一次手术时，部队受到国民党攻击，其他人都去避险，只有他和护士坚持守在患者身边。此后，中国人对他的态度有所改观。
“我不想让人觉得日本医生就这副德行，要知耻。这种感情很强烈。无论如何也不要在人前显示自己可耻的形象。”麦仓元说，“我不觉得那段日子是枉费，为了邻国，为了他人，做了这些事，在我的人生中很有意义。”
一开始，中日士兵是强制性聚合到一起，但随着交往深入，这种隔阂越来越少。李素桢采访过很多日本老兵，回忆起在解放军队伍里，连长、班长都和普通士兵一起吃饭，连长还给日本士兵夹菜，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官兵一致，每个人之间都平等。”李素桢对《看天下》记者说，幅敬信曾对她回忆旧日本军队里的状况，“老兵打我们，班长打我们，让我们跪着舔鞋底”。 这些终于融在一起的中日士兵，为当年的解放战争立下了很大功劳。中国学员学开飞机，犯了很多错误，日本教员则想了各种办法帮助他们学习，比如通过握生鸡蛋来训练操纵杆力度。飞行需要飞行员用眼光测试高度等，需要立体几何知识，但大部分战士都不懂这些。在别人都休息时，刘玉堤的老师筒井重雄——一位曾参加过侵华日军电报班和日本战机飞行大队的教官——在操场，拿着小木棍手把手教刘玉堤。
在这些日本教员教学下，刘玉堤进步很快。在战场上，他创下了中国人民空军单次起飞击落国民党喷气式飞机的最高纪录，素有敢打敢拼的“鹰王”之称，后成为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在东北，靠着“从破烂中诞生的教练机”，以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在开国大典上，飞过天安门的解放军第一代空军飞行员韩明阳和林虎，以及首次穿越青藏高原“空中禁区”，开辟新航线的飞行员王洪智都是筒井重雄的学生。
陌生的祖国
打开家门，5个身穿制服的日本警官向小木曾会子敬礼，齐声说：“欢迎回来。”小木看到母亲在警官身后不安地来回走动。小木打过招呼后，请走了警官。晚上，街坊四邻来家拜访，气氛诡异。一位大叔终于绷不住问道：“听说你在中国军队里做事，中国人强奸过你吗？”
听了大叔的问题，小木一肚子火，回答：“大叔你胡说什么！人家中国军队才不干这种事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履行诺言，决定送这些日本解放军回国。但回乡之旅并不平顺。当时日方对共产势力的扩大怀有强烈戒心，而被留用的日本人自然成了防备对象。1953年2月15日，在日本代表团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谈判中，日方提出，回国的日本人有可能会被强行遣返中国，因为日方官员担心，返回的人中会混入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需要审查。如果发现这种人，要将其逆向遣返中国，要求中方同意。
中方拒绝了日方关于逆向遣返的要求，日本代表团也只得接受。1953年3月5日，日本代表团与中国红十字会签署共同声明，决定当即派船接回第一批日本人。2009名日本人从秦皇岛出发，几天后，发自上海的第二艘船也起航。
一直记挂着卖麻花老人的青木竹子，就是在这一年回国的。教出很多优秀飞行员的筒井重雄则等到1958年才回国。会唱东北大秧歌的幅敬信，也是1958年回到日本的。据《寻访“日本老八路”》书中所载，此前，他和其他300多名日本人曾被派往北京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又到哈尔滨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
对于他们这些留在中国时间较长的日本人，日本外务省警惕性更高。一份日本外务省报告提到，“回来的日本人中，相当多人受过对方的共产教育，有可能带有隐秘政治意图归国。要考虑到这类人的存在”。
李素桢介绍，筒井重雄回国后，日本警察租住在他家对面，进行长期监视，一家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这些日籍归国人员被一些人视为“被中国洗脑的人”。他的女儿在学校也被说“那家伙是被洗脑的孩子”，还有人把她的作业本撕了。
与政府的敌意和同胞的警惕相比，更令他们伤心的是家国已经物是人非。青木刚一回国就发现丈夫在日本早有家室。筒井则发现自己在家乡已是“战死”之人，家人也把资产让别人继承。而他们的国土上，则驻满了美国军人。山边悠喜子家附近就是一个美军基地，眼前是一排排美军战机，宽敞的美军住宅区里，美国小孩在泳池里玩耍。不远处却是拥挤的日本贫民区。街上，随处可见傍着美国人的日本年轻女性。
“谢谢你”
“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被歧视的中，稍稍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离开中国时，中共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
1972年9月30日，曾任四野第二野战病院连级会计师的中村义光以“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的身份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提及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勋章。
据媒体报道，20世纪50年代，这些日本解放军陆续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态度受美国影响，以及他们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回收了发给他们的荣誉奖章。
就在中村写信的前一天，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村因此写信，提及这段往事。
据媒体报道，这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由于历经“文革”，许多单位保存的奖章已不复存在。经各方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经中村等人核实、审查成员身份后，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事实上，這些日本军人回国后，仍然在为推动中日关系做着各种工作，尤其是在民间交流上。
1960年，曾在四野做医疗工作的森川和代就以翻译的身份跟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还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据他回忆，周恩来当时问他，在哪里学的中文，他回答说：“中国，解放军。”
听到“解放军”，周恩来惊讶道：“原来你在我们解放战争中帮助过我们，谢谢你。”
听到这句话，森川脑袋里一片空白，泪水当即就掉了下来。
他们大都八九十岁，女士们白发苍苍，男士多已秃头，但都精神抖擞，腰板挺得笔直。一位身着军装，胸前别着十多枚中国奖章的老人还兴致勃勃地和老友叙旧。他们有个共同身份——日本籍解放军战士。
这天是9月25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正为日本籍解放军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表示，日本籍解放军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返回日本后又为推动中日民间友好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
这是鲜为人知的一个群体。侵华战争战败后，部分日籍人员滞留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因资源短缺，解放军曾吸纳部分日籍技术人员，主要安排其从事医疗、训练、军工生产等专业性强的技术工作。据当时东北解放军后勤部门不完全统计，单是东北解放军在编日籍解放军数量约有12016人。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1956年6月27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日本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也很多。”
敌人变成战友，不难想象，必定有一个艰难的融合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关系曲折前行。很多日本士兵回到国内，又陷入窘境。在同胞的歧视和监视下，这些回国的日籍解放军老兵又如何自处？
麻花老头、锅和三根胡萝卜
青木竹子听说有中国人来了，兴奋得不得了。
来的人叫李素桢，是一名来日本深造的教授。她还带了些水饺，都是自己擀的皮儿。看到这些，青木唰一下落泪了，说：“这不回到当年‘四野’庆功会上了吗。”
李素桢是吉林师范大学教授，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000年初，她在日本研究一个课题——《日本人在中国东北进行汉语能力考试的研究》。导师让她找一些曾在中国东北生活过的日本老人访谈，一经接触，她发现很多会说中文的日本人竟参加过中国解放军，还说得一口东北话。这些日本老人并未接受过正规汉语教育，多是加入解放军后，中国战友用树枝在土地上划字教学。
2003年，一见到李素桢，80多岁的青木竹子就拽着她的手说：“我就一件大事，你千万帮我。”
1944年，青木竹子以日本开拓团团员身份来到黑龙江。受当时日本政府宣传的影响，她把中国东北看作一个欢迎日本人移民的“新天地”。没想到次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对日本士兵、日本技术人员来说，那是个混杂着失望、痛苦、不知所措的混乱时期。有些人成了战俘，有些人慌忙撤离，有些军事人员整天在烧毁文件。还有很多人留在当地自生自灭。护士伊藤郁子和同事被日本医院院长拿刀逼迫着跳牡丹江自杀，也算是“为天皇尽忠”。山边悠喜子的父亲原本在辽宁本溪煤矿工作，日军投降后，他们没了工作，也无法离开，只好留在当地。也有一些士兵，变成了土匪。
一开始，青木竹子和一些日本人逃难至松花江边，缺衣少食，几乎要饿死。这时候，一位挎着两个大筐的老人突然走来，喊着“麻花”。日本难民左一个、右一个把麻花全拿走吃光了。老人嘴上说“不能拿”，但并未阻止。
青木记得，这位中国老人笑呵呵、很慈祥地带着两个空筐走了。一路上，他们不断得到这样的中国人相助。她想拜托李素桢的大事，就是找到这位老人，向他表达感谢。李素桢回来后在国内登报寻人，但没有得到任何音讯。
后来，青木等20多人逃到长春难民所，一位东北民主联军（后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军人提出，需要3个人到野战医院帮忙3个月。青木主动请缨，进入第四野战军前线卫生所，没想到自此跟着解放军一路南下至武汉。
这期间，很多日本兵、日本技术人员被陆续吸收进了解放军。此前被院长逼着跳河的伊藤郁子，游到岸边幸存下来，后来进入东北野战军医院。
跟着父母留在当地的山边悠喜子，在街区小报上看到东北民主联军发出的“请求协作”通告，征召有简单医疗知识的人。她在女子学校毕业前取得了护士资格，于是也去报名了。
她是主动去的，因为对共产党有好感。据山边在《难忘一家人——个日本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真实记录》中回忆，这种好感“与一口锅有关”。
1945年的一天，国民党的部队经过山边家，借了一口锅，说好部队走时归还，可后来锅被砸了，人也走了。共产党队伍也来借锅。有了国民党的教训，他们以为，这口锅也是有去无回，没想到，过了一个多礼拜，小战士来还锅，还说了声“谢谢”。山边母亲打开锅，发现里面放着三根胡萝卜。战后条件很艰苦，口粮珍贵，山边母亲说“我们不能收”。小战士留下一个微笑，转身跑了。
东北军区卫生部的一则工作报告指出：1945年秋冬，由关内开来部队，除随军卫生机关外，并未带后方医疗人员，到东北后即作战，不得已只好利用日伪医院的全部人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助理研究员郭芳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留用了多少日本人》一文中引用上述报告指出，当时沈阳和齐齐哈尔接管了原日本陆军医院，还征用了一些铁路医院和市立医院，一些待遣返回国的日本医护人员也被留用。
据当时的统计，东北军区卫生部约有7200位日籍人员。在医疗资源紧缺的战时，这些日籍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大约在解放战争初期，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是不是吃完就枪毙？”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村，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送给咱亲人解放军！
咦儿呀呀嘿1
2002年5月14日晚，日本东京附近的温泉乡石和町，一位叫幅敬信的日本老人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投入地唱着《拥军秧歌》。几位同龄日本女士腰间系上大红绸，手里拿起了红色大折扇，也在榻榻米上扭着秧歌。 这是第33届“回想四野会”年会，与会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记录了现场这一幕。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留学时，董炳月结识了一位曾在东北参加解放军的日本教师，随后开始关注这一群体，采访了多位日籍解放军，写成了《寻访“日本老八路”》一书。
董炳月注意到，这些日籍解放军习惯称自己为“八路军”。实际上，他们参军入伍的时间是在1947年前后，那时“八路军”番号已停用，他们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东北民主联军。
“对于他们来说，‘八路军’是共产党军队的代名词，这个名词中包含着他们对共产党军队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董炳月曾在讲座中说。
据董炳月记载，日本战败后，幅敬信所在的日本军队就地向苏军投降，成为战俘。1946年3月，苏联把幅敬信等人关在黑河江岸收容所。后来，一行人逃跑，和地方的“光复军”（伪满亲日派组织的部队）混在一起成了土匪。
山中天气寒冷，20多名中国人和12名日本人组成的土匪团眼看只有死路一条。商量后，他们决定向山外的解放军投降。
交出武器，幅敬信等人当晚就吃上了饺子，有鱼肉，还有酒，丰盛得出奇。大家开始时吃得很香，越吃越害怕：“给这么好的东西吃，该不是要送我们上路吧？是不是吃完就枪毙？”
没想到，受询问后，幅敬信平安无事，因会使用掷弹筒、机枪等武器，不久他还和另一位日本兵被编入了解放军。
日本战败后，像幅敬信这样加入解放军的日本军人也有不少。其中就包括日本飞行部队飞行员林弥一郎和他带领下的300位日本空军。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希望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队伍。据记载，当时解放军队伍在战区地毯式搜索，寻找敌伪军遗弃的飞机和航空零件。同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下命令，争取日本、日伪航空技术人员支持。
据日本NHK电视台2002年播放的纪录片《被留用的日本人，不为人知的日中战后》，林弥一郎留下的录音称，当时彭真等人说，要建设空军，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期间，也会保证他们的安全，条件成熟，还会送他们回日本。
林弥一郎等人很纠结，要不要帮助曾经的敌人？“那个时候我想，日本军队中有战阵训，不可生受俘虏之辱。我们都已成了俘虏，应不应该再活下去，心里很苦恼。”
犹豫再三，林弥一郎出于“把保护好大家（部下）当作自己的使命”，他向中共提出几个条件：不以俘虏相待，尊重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保障家庭生活，允许单身者结婚。彭真一一答应。
并非所有日本军人都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林弥一郎让部下自己做选择。最终，39人选择离开，一名将官自杀，大部分人都归降。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俗称“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看作“人民空军的摇篮”。
“我的一个战友就是被日本空军炸死的”
“我最受不了的，是唱歌的时候啊！‘日本鬼子’（很多歌词里）都有（这个词）吧？一个连队，只有我一个日本人，那时候，他们都看我呀！”回忆往事，已经是光头的幅敬信对董炳月说。
当时他才23岁，站在解放军队列中，听着周围战友唱着不懂的歌，还不时扭头看他。董炳月写道，年轻的幅敬信，滿脸茫然与孤独。
不只是语言上的隔阂。毕竟曾经是敌对双方，以命相搏，很多同胞、战友，甚至亲人都死在对方手里。现在，基于现实需求要一起合作，彼此的不信任甚至敌意仍然存在。一位接受NHK电视台采访的老兵说，当时中国军人戒心也重，怕日本人跑掉，外出训练，中国士兵都带枪防备。
医护队山边悠喜子的指导员李世光就曾拒绝与日本人合作。13岁时，他的共产党员哥哥被日本人抓住杀害，听说要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他表示了强烈抗议。抗议被驳回后，他内心一度芥蒂很深。
“当时对你们日本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李世光后来回忆道，“你们并非完全来自日本医院，很多与军队颇有瓜葛。为确保伤员安全，完成医疗任务要十分小心。”
有的中国飞行员一看是日本教官，还是战俘，也直呼受不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机老炸我们，我有一次差点没叫它给炸死。”受训飞行员刘玉堤后来回忆说，“我的一个战友就是被日本空军炸死的。”他越说越激动，比着“八”的手势，“我们打了8年的仗了！”
还是军队领导介入，给他们解释了吸收日本战俘兵对中国军队的重要性，刘玉堤等人才硬着头皮接受。
这种戒心在日本人方面同样存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留用的日本人开始对我党我军不了解，存在恐惧、忧虑心理，我们很快派遣懂日语的人员做教育说服工作。但因民族习惯不同和陈旧观念，问题没能轻易解决。”
转变
“这算什么？”日本军医麦仓元回忆起当年说，自己知道日本吃了败仗，又成了战俘，但看到从延安接受思想教育的日本战俘回来劝说自己，仍心怀不满，觉得他们接受了共产党教育后，受到对方赏识，“于是就拼命想讨好”。
但这没有影响麦仓元对伤员的治疗。据他回忆，一次手术时，部队受到国民党攻击，其他人都去避险，只有他和护士坚持守在患者身边。此后，中国人对他的态度有所改观。
“我不想让人觉得日本医生就这副德行，要知耻。这种感情很强烈。无论如何也不要在人前显示自己可耻的形象。”麦仓元说，“我不觉得那段日子是枉费，为了邻国，为了他人，做了这些事，在我的人生中很有意义。”
一开始，中日士兵是强制性聚合到一起，但随着交往深入，这种隔阂越来越少。李素桢采访过很多日本老兵，回忆起在解放军队伍里，连长、班长都和普通士兵一起吃饭，连长还给日本士兵夹菜，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官兵一致，每个人之间都平等。”李素桢对《看天下》记者说，幅敬信曾对她回忆旧日本军队里的状况，“老兵打我们，班长打我们，让我们跪着舔鞋底”。 这些终于融在一起的中日士兵，为当年的解放战争立下了很大功劳。中国学员学开飞机，犯了很多错误，日本教员则想了各种办法帮助他们学习，比如通过握生鸡蛋来训练操纵杆力度。飞行需要飞行员用眼光测试高度等，需要立体几何知识，但大部分战士都不懂这些。在别人都休息时，刘玉堤的老师筒井重雄——一位曾参加过侵华日军电报班和日本战机飞行大队的教官——在操场，拿着小木棍手把手教刘玉堤。
在这些日本教员教学下，刘玉堤进步很快。在战场上，他创下了中国人民空军单次起飞击落国民党喷气式飞机的最高纪录，素有敢打敢拼的“鹰王”之称，后成为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在东北，靠着“从破烂中诞生的教练机”，以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在开国大典上，飞过天安门的解放军第一代空军飞行员韩明阳和林虎，以及首次穿越青藏高原“空中禁区”，开辟新航线的飞行员王洪智都是筒井重雄的学生。
陌生的祖国
打开家门，5个身穿制服的日本警官向小木曾会子敬礼，齐声说：“欢迎回来。”小木看到母亲在警官身后不安地来回走动。小木打过招呼后，请走了警官。晚上，街坊四邻来家拜访，气氛诡异。一位大叔终于绷不住问道：“听说你在中国军队里做事，中国人强奸过你吗？”
听了大叔的问题，小木一肚子火，回答：“大叔你胡说什么！人家中国军队才不干这种事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履行诺言，决定送这些日本解放军回国。但回乡之旅并不平顺。当时日方对共产势力的扩大怀有强烈戒心，而被留用的日本人自然成了防备对象。1953年2月15日，在日本代表团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谈判中，日方提出，回国的日本人有可能会被强行遣返中国，因为日方官员担心，返回的人中会混入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需要审查。如果发现这种人，要将其逆向遣返中国，要求中方同意。
中方拒绝了日方关于逆向遣返的要求，日本代表团也只得接受。1953年3月5日，日本代表团与中国红十字会签署共同声明，决定当即派船接回第一批日本人。2009名日本人从秦皇岛出发，几天后，发自上海的第二艘船也起航。
一直记挂着卖麻花老人的青木竹子，就是在这一年回国的。教出很多优秀飞行员的筒井重雄则等到1958年才回国。会唱东北大秧歌的幅敬信，也是1958年回到日本的。据《寻访“日本老八路”》书中所载，此前，他和其他300多名日本人曾被派往北京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又到哈尔滨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
对于他们这些留在中国时间较长的日本人，日本外务省警惕性更高。一份日本外务省报告提到，“回来的日本人中，相当多人受过对方的共产教育，有可能带有隐秘政治意图归国。要考虑到这类人的存在”。
李素桢介绍，筒井重雄回国后，日本警察租住在他家对面，进行长期监视，一家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这些日籍归国人员被一些人视为“被中国洗脑的人”。他的女儿在学校也被说“那家伙是被洗脑的孩子”，还有人把她的作业本撕了。
与政府的敌意和同胞的警惕相比，更令他们伤心的是家国已经物是人非。青木刚一回国就发现丈夫在日本早有家室。筒井则发现自己在家乡已是“战死”之人，家人也把资产让别人继承。而他们的国土上，则驻满了美国军人。山边悠喜子家附近就是一个美军基地，眼前是一排排美军战机，宽敞的美军住宅区里，美国小孩在泳池里玩耍。不远处却是拥挤的日本贫民区。街上，随处可见傍着美国人的日本年轻女性。
“谢谢你”
“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被歧视的中，稍稍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离开中国时，中共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
1972年9月30日，曾任四野第二野战病院连级会计师的中村义光以“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的身份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提及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勋章。
据媒体报道，20世纪50年代，这些日本解放军陆续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态度受美国影响，以及他们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回收了发给他们的荣誉奖章。
就在中村写信的前一天，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村因此写信，提及这段往事。
据媒体报道，这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由于历经“文革”，许多单位保存的奖章已不复存在。经各方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经中村等人核实、审查成员身份后，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事实上，這些日本军人回国后，仍然在为推动中日关系做着各种工作，尤其是在民间交流上。
1960年，曾在四野做医疗工作的森川和代就以翻译的身份跟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还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据他回忆，周恩来当时问他，在哪里学的中文，他回答说：“中国，解放军。”
听到“解放军”，周恩来惊讶道：“原来你在我们解放战争中帮助过我们，谢谢你。”
听到这句话，森川脑袋里一片空白，泪水当即就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