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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邓子恢在红军筹款路线转变的情况下，负责中央苏区的财政供给任务。为解决财政供给问题，他一方面致力于财政机构的完善与人才的培养，做好中央苏区的财政统一基础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与开展经济动员活动。这些措施不仅达到了缓解中央苏区财政供给困难的问题，而且动员了苏区人民踊跃支援革命。
【关键词】邓子恢；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动员
中央苏区时期，邓子恢担任过中央财政部部长、土地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在任期间，致力于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特别是通过经济动员缓解了苏区的财政供给困难。目前学界这一时期邓子恢的有关思想与实践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①，但鲜有从经济动员的角度对邓子恢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实践进行讨论。从目前掌握的材料与当时苏区的革命政治气氛来看，期间经济动员始终贯穿邓子恢的经济建设工作。本文拟从中央苏区时期邓子恢围绕解决中央财政供给问题，采取的经济动员措施及产生的影响对邓子恢这一时期的经济动员思想与实践研究进一步深化与扩展，同时他在整个经济动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把群众利益始终放在首位的精神对当今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开展具有借鉴作用。
一、邓子恢开展经济动员的背景
1932年7月初，邓子恢正式抵达瑞金上任中央财政部部长一职，负责财政部主要工作。尽管这个部长职务在1931年底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就已经被推举任命，由于种种原因，邓子恢一直未能正式履职，以他为首建立的中央财政部也一直处于“空架子”状态。此时，邓子恢的正式履职与中共革命路线的转变存在联系。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1]的“进攻路线”方针，该路线迅速在中共领导的各个苏区贯彻。同年底，中央苏区在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接受了这条带有“左”倾的“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的坚持下，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为了在军事上进一步落实“进攻路线”，漳州战役后，中央决定把红军筹款路线调整，改变过去承担红军负责筹款任务，改为“红军转负作战任务，迅速进攻敌人”，“做到政府负责供给红军战费”。[2] 路线的转变，直接取消过去井冈山时期红军创建的“三大工作任务”之中的“筹款”任务 ，政府被指定为承担筹款任务。政府机构下的财政部主要职责是“执行国家经济政策，计划岁出岁入，并管理国库税收权公债钱币会计银行国有财政合作社等事项”[3]理应成为具体承担的主体。此前一直作为“名誉”上的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必须上任。
7月7日，中央人民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该训令号召苏区各部门积极开展社会动员“各级苏维埃政府应广大的动员群众，使他们了解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并应在经济上担负起保障红军给养与战争经费的充裕”，[4] 在中央的领导下，苏区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动员活动。财政部现已成负责苏区财政的供给，是参与苏区经济动员的重要机构。但是就苏区的财政机构运行而言，苏区财政工作一直处于“空架子”状态，在此之前，也未曾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此时的邓子恢尽管在财政经济工作略知一二，但上升到如此高的层面未曾有过，要把工作做好，实属不易，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总结经验。
为了进一步便于邓子恢经济动员的开展，同日（7月7日），中共中央还赋予了邓子恢新的职务。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邓子恢被任为该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为了便利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劳动上的动员的计责任”。[5] 训令与任命的要求给邓子恢增加了巨大的工作责任，同时新的职务，也为邓子恢进一步开展经济动员工作提供了便利。
二、邓子恢开展经济动员的困境
邓子恢上任后，积极的投入到苏区的经济动员工作中。如何充分发挥财政部在经济动员中的作用，达到资金的迅速积累目的。邓子恢意识到它在行政与组织上对经济动员的作用，他认为“统一财政收支，建立财政系统”[6] 是首要工作，只有把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组织逐步建立起来，才能助于经济动员积累的资本迅速集中到中央。事实上，要迈向财政的统一的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解决两个难题：
1、财政组织不健全。尽管财政部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候已经挂牌成立，并在之后的政府发布的文件中再三强调财政统一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并未取得实质效果。当时苏区的财政管理极其混乱“过去各级政府和各级部队对于财政很少有统一观念”，[7] 从地方到中央，各自为政，几乎是“各花各的”，及其混乱，缺乏统一，财政建设十分必要，表现出与中央要求财政统一的意图相违。财政组织的问题不及时解决，会制约经济动员的工作顺利进行。
针对财政部组织不完善问题，邓子恢于8月17日颁布了由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常会通过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该纲要再次明确规定各级财政部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为“各级财政部或科在行政系统上直接隶属于上级财政部，建立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在横向上也规定“各级财政部受到同级政府主席团的指导”，“各级财政部长由该级执行委员会或城市苏维埃选举产生”，[8] 并要求强制各级部门迅速按纲实施。
2、财政人才紧缺。苏区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以后，相继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是时间并不长，所处的地方原本经济与教育发展水平十分有限，尤其是财政管理人才紧缺。笔名为德峰的有关工作人员在1932年3月份的《红色中华》生动的描述了邓子恢上任前苏区财政人才紧缺的尴尬情况“最近同几个管理财政的同志谈起财政统一的问题，异口同声的说不晓得怎么办好，我过去在朋友谈话中，得到许多对于财政的解答，不过是一知半解的”，[9] 邓子恢在接手财政部工作以后，在工作中也感觉到人才不足带来的困难。
为了解决人才不足问题，他一方面，重视苏区熟悉财务管理的人才的网罗。行文告诫各级政府必须纠正过去无人可调无办法的消极观念，要“站在整个立场上坚决向下级调人，并应多方吸收失业工人店员，并可引用写算俱佳的产业商人、知识分子及女同志等专门技术人才”，[10] 另一方面，他又从知识教育培养着手，有针对性的培养专业的财经人才。他先后创办了财会人员、国库人员和银行人员三个训练班。这些培训学员毕业以后大部分被安排到苏区的财政岗位上，为苏区的财政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与邓子恢关系紧密且有共事经历的曹菊如对邓子恢在这段时间的工作印象颇为深刻“一九三二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如下工作，为普设银行分支机构而开办银行训练班，根据草拟的金库制度开办金库训练班”。[11] 经过邓子恢的不懈努力，到1933年5月，苏区经济型人才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财政专业水平都有所提高，仅中央财政部“当时约有干部两百人”[12] 苏区经济人才的紧缺有效的得到缓解。可是说，邓子恢对财政机构的完善与人才的培养为财政部开展经济动员奠定了基础。 三、邓子恢经济开展经济动员的措施与影响
苏区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经济的建设，并强调经济建设要为战争服务“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 ，是服从于它的”，“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13] 苏区建立后，革命队伍不断壮大，财政支出必然不断增加，仅仅依靠“剥夺式”的没收是无法满足需要。XX根据反映的当时情形“当时，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加上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不行”，[14] 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肩负筹款任务的邓子恢也认为发展经济对苏区筹款由意义“正确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可以帮助整个社会经济与财政发展”，[15] 邓子恢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苏区经济发展的措施：
1、积极开展合作社运动，调动干部与群众的革命热情。苏区是一个生产粮食的地区，邓子恢很清楚“江西是余粮之地，平均每人两到三亩，闽西每人平均两亩，土地不少”是一个有余粮的地区。特别是经过土改后的地方农民普遍分得土地，“农民生产积极性很，连续三年丰收（32、33、34）”[16] 群众不但能够完成粮食自给，有部分余粮可以用来交易，对生产十分积极，对革命表现出热情的支持。但是受到战争的波及，经济被封锁，市场并不活跃，部分商业资本家趁机操纵农产品市场，破坏市场正常秩序。导致苏区人民群众生活恶化、荒田增多、米价飞涨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群众对革命的热情，甚至部分群众产生抱怨。这些问题急需解决，否则会动摇苏区群众对生产与革命的积极性，不利于政权的巩固。
邓子恢了解情况后，根据以前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经验，认为兴办合作社是集中苏区资源与加强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也是调动苏区群众参与支援革命的重要方式。他要求各级财政部必须尽量指导与帮助当地组建各种合作社组织，并当作紧急的任务去执行。并于1932年8月30日颁布了《发展粮食合作社，巩固苏区经济》告令，该文件为粮食、消费、生产的稳定起到了作用，调动了农民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邓子恢在文中明确要求发展粮食合作社的作用是“在目前确是巩固与发展苏区的经济动员”，要采取“由上而下的去动员，要使整个苏区造成一种浓厚的空气，造成一种‘凡是一个革命同志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空气” [17] 的高压态势去推行。在苏区动员“空气”的影响下，苏区合作社工作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自九月后才颁布了粮食合作社训令及合作社工作纲要，在群众基础更好县分如兴国、胜利、瑞金等已开始发展”。[18]
2、开展节省运动，营造革命气氛。据邓子恢的夫人陈兰在回忆录中谈到，邓子恢一生以“艰苦朴素而著称”，在苏区时期这种精神较为突出。随着中共中央提出“更要继续节省一切用费和粮食，来充裕战争的准备”[19]的号召后，他首先对苏区开展节省运动可能取得的成果做了一个初略的估计“每人每天最少节省一个铜板帮助红军作战，那么以中央苏区三百万群众计算，一个月所得就有三十万元”，[20]充分认识到开展节省运动既可以动员干部与群众发扬艰苦朴素优良作风，也为缓解苏区资金短缺问题提供了途径。事实上因为苏区主要分布在位置比较偏远的落后地区，生活比较艰苦，商业与交通不发达，客观环境极其不利，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但是苏区的逐步稳定，政权的日益完善，鼎盛时期人口达三百多万，脱产的军地工作人员就有二十多万，经济的供求矛盾日显明显，领导群众开展节约运动，对营造革命气氛意义非凡。
邓子恢首先要求财政干部以身作则，在行为上做出表率，坚决响应中央提出的“干部每人每月三元钱，还要节省三个月的伙食”[21]的号召。随着国民党“围剿”力量的不断增加，苏区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邓子恢认为节省运动的对象有待进一步扩大到群众中去，并在财政部成立一年工作报告大会中提出“发起这个运动以来，各处节省伙食费，办公费，每天节省一个铜板等，虽不无成绩，但还不够的很，特别明天节省一个铜板的运动没有扩大到群众中去，而只限于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22]号召群众积极响应节省运动。他的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在中央的指导与财政部的负责下，从中央到地方刮起了一股节省运动的热潮，各级政府踊跃参与“各级政府节省办公费，不浪费丝毫，各工作人员节省一百钱，号召群众做节省运动，帮助战费”[23]，其中部分群众充分的发挥了先进作用，他们自带粮食去办公，不拿政府任何好处。部分苏区的群众免费出工出力去做工，甚至“不少同志都从家拿钱，特别是出身在地主、富农家庭的人，拿钱做经费，贡献给革命，也是对革命作贡献”[24]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节省运动的开展，不仅为苏区的经济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苏区革命气氛的培养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参考：刘宝联：《邓子恢对中央苏区合作社运动的贡献》，《福建党史通讯》1986年08期；邱华、曾岚玲等：《中央苏区时期邓子恢的经济理论与实践》，《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韦湘燕：《土地革命时期邓子恢的农业思想与实践》，《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李崧、吴善群：《略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子恢的经济思想》，《龙岩学院学报》，2006年8月；等。
[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25页
[2] [3]江西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141页、第117页
[4] 江西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94页
[5] 《人民委员会第十七八次常会》（1932年7月7日），《红色中华》第26期第四版。
[6]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3页。
[7] [8] 江西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64页、第117页。
[9] 《对于财政统一的贡献》（1932年3月16日），《红色中华》第十四期第七版。
[10]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7页
[1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版，第15-16页。
[12] 江西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296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版，107页。
[14] 陈毅、肖华等著：《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52页。
[15]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6页
[16] ？24？张奇秀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册），金盾出版社1993版，424页、450页。
[17]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1～42页。
[18] [20] [21] [22]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141-143页、125页、292页、141页。
[19] 《关于战争紧急动员》（1932年10月13日）
[23]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三个月财政经济计划（摘要）》（1933年1月29日）
【关键词】邓子恢；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动员
中央苏区时期，邓子恢担任过中央财政部部长、土地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在任期间，致力于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特别是通过经济动员缓解了苏区的财政供给困难。目前学界这一时期邓子恢的有关思想与实践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①，但鲜有从经济动员的角度对邓子恢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实践进行讨论。从目前掌握的材料与当时苏区的革命政治气氛来看，期间经济动员始终贯穿邓子恢的经济建设工作。本文拟从中央苏区时期邓子恢围绕解决中央财政供给问题，采取的经济动员措施及产生的影响对邓子恢这一时期的经济动员思想与实践研究进一步深化与扩展，同时他在整个经济动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把群众利益始终放在首位的精神对当今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开展具有借鉴作用。
一、邓子恢开展经济动员的背景
1932年7月初，邓子恢正式抵达瑞金上任中央财政部部长一职，负责财政部主要工作。尽管这个部长职务在1931年底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就已经被推举任命，由于种种原因，邓子恢一直未能正式履职，以他为首建立的中央财政部也一直处于“空架子”状态。此时，邓子恢的正式履职与中共革命路线的转变存在联系。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1]的“进攻路线”方针，该路线迅速在中共领导的各个苏区贯彻。同年底，中央苏区在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接受了这条带有“左”倾的“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的坚持下，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为了在军事上进一步落实“进攻路线”，漳州战役后，中央决定把红军筹款路线调整，改变过去承担红军负责筹款任务，改为“红军转负作战任务，迅速进攻敌人”，“做到政府负责供给红军战费”。[2] 路线的转变，直接取消过去井冈山时期红军创建的“三大工作任务”之中的“筹款”任务 ，政府被指定为承担筹款任务。政府机构下的财政部主要职责是“执行国家经济政策，计划岁出岁入，并管理国库税收权公债钱币会计银行国有财政合作社等事项”[3]理应成为具体承担的主体。此前一直作为“名誉”上的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必须上任。
7月7日，中央人民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该训令号召苏区各部门积极开展社会动员“各级苏维埃政府应广大的动员群众，使他们了解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并应在经济上担负起保障红军给养与战争经费的充裕”，[4] 在中央的领导下，苏区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动员活动。财政部现已成负责苏区财政的供给，是参与苏区经济动员的重要机构。但是就苏区的财政机构运行而言，苏区财政工作一直处于“空架子”状态，在此之前，也未曾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此时的邓子恢尽管在财政经济工作略知一二，但上升到如此高的层面未曾有过，要把工作做好，实属不易，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总结经验。
为了进一步便于邓子恢经济动员的开展，同日（7月7日），中共中央还赋予了邓子恢新的职务。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邓子恢被任为该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为了便利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劳动上的动员的计责任”。[5] 训令与任命的要求给邓子恢增加了巨大的工作责任，同时新的职务，也为邓子恢进一步开展经济动员工作提供了便利。
二、邓子恢开展经济动员的困境
邓子恢上任后，积极的投入到苏区的经济动员工作中。如何充分发挥财政部在经济动员中的作用，达到资金的迅速积累目的。邓子恢意识到它在行政与组织上对经济动员的作用，他认为“统一财政收支，建立财政系统”[6] 是首要工作，只有把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组织逐步建立起来，才能助于经济动员积累的资本迅速集中到中央。事实上，要迈向财政的统一的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解决两个难题：
1、财政组织不健全。尽管财政部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候已经挂牌成立，并在之后的政府发布的文件中再三强调财政统一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并未取得实质效果。当时苏区的财政管理极其混乱“过去各级政府和各级部队对于财政很少有统一观念”，[7] 从地方到中央，各自为政，几乎是“各花各的”，及其混乱，缺乏统一，财政建设十分必要，表现出与中央要求财政统一的意图相违。财政组织的问题不及时解决，会制约经济动员的工作顺利进行。
针对财政部组织不完善问题，邓子恢于8月17日颁布了由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常会通过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该纲要再次明确规定各级财政部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为“各级财政部或科在行政系统上直接隶属于上级财政部，建立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在横向上也规定“各级财政部受到同级政府主席团的指导”，“各级财政部长由该级执行委员会或城市苏维埃选举产生”，[8] 并要求强制各级部门迅速按纲实施。
2、财政人才紧缺。苏区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以后，相继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是时间并不长，所处的地方原本经济与教育发展水平十分有限，尤其是财政管理人才紧缺。笔名为德峰的有关工作人员在1932年3月份的《红色中华》生动的描述了邓子恢上任前苏区财政人才紧缺的尴尬情况“最近同几个管理财政的同志谈起财政统一的问题，异口同声的说不晓得怎么办好，我过去在朋友谈话中，得到许多对于财政的解答，不过是一知半解的”，[9] 邓子恢在接手财政部工作以后，在工作中也感觉到人才不足带来的困难。
为了解决人才不足问题，他一方面，重视苏区熟悉财务管理的人才的网罗。行文告诫各级政府必须纠正过去无人可调无办法的消极观念，要“站在整个立场上坚决向下级调人，并应多方吸收失业工人店员，并可引用写算俱佳的产业商人、知识分子及女同志等专门技术人才”，[10] 另一方面，他又从知识教育培养着手，有针对性的培养专业的财经人才。他先后创办了财会人员、国库人员和银行人员三个训练班。这些培训学员毕业以后大部分被安排到苏区的财政岗位上，为苏区的财政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与邓子恢关系紧密且有共事经历的曹菊如对邓子恢在这段时间的工作印象颇为深刻“一九三二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如下工作，为普设银行分支机构而开办银行训练班，根据草拟的金库制度开办金库训练班”。[11] 经过邓子恢的不懈努力，到1933年5月，苏区经济型人才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财政专业水平都有所提高，仅中央财政部“当时约有干部两百人”[12] 苏区经济人才的紧缺有效的得到缓解。可是说，邓子恢对财政机构的完善与人才的培养为财政部开展经济动员奠定了基础。 三、邓子恢经济开展经济动员的措施与影响
苏区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经济的建设，并强调经济建设要为战争服务“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 ，是服从于它的”，“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13] 苏区建立后，革命队伍不断壮大，财政支出必然不断增加，仅仅依靠“剥夺式”的没收是无法满足需要。XX根据反映的当时情形“当时，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加上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不行”，[14] 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肩负筹款任务的邓子恢也认为发展经济对苏区筹款由意义“正确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可以帮助整个社会经济与财政发展”，[15] 邓子恢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苏区经济发展的措施：
1、积极开展合作社运动，调动干部与群众的革命热情。苏区是一个生产粮食的地区，邓子恢很清楚“江西是余粮之地，平均每人两到三亩，闽西每人平均两亩，土地不少”是一个有余粮的地区。特别是经过土改后的地方农民普遍分得土地，“农民生产积极性很，连续三年丰收（32、33、34）”[16] 群众不但能够完成粮食自给，有部分余粮可以用来交易，对生产十分积极，对革命表现出热情的支持。但是受到战争的波及，经济被封锁，市场并不活跃，部分商业资本家趁机操纵农产品市场，破坏市场正常秩序。导致苏区人民群众生活恶化、荒田增多、米价飞涨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群众对革命的热情，甚至部分群众产生抱怨。这些问题急需解决，否则会动摇苏区群众对生产与革命的积极性，不利于政权的巩固。
邓子恢了解情况后，根据以前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经验，认为兴办合作社是集中苏区资源与加强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也是调动苏区群众参与支援革命的重要方式。他要求各级财政部必须尽量指导与帮助当地组建各种合作社组织，并当作紧急的任务去执行。并于1932年8月30日颁布了《发展粮食合作社，巩固苏区经济》告令，该文件为粮食、消费、生产的稳定起到了作用，调动了农民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邓子恢在文中明确要求发展粮食合作社的作用是“在目前确是巩固与发展苏区的经济动员”，要采取“由上而下的去动员，要使整个苏区造成一种浓厚的空气，造成一种‘凡是一个革命同志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空气” [17] 的高压态势去推行。在苏区动员“空气”的影响下，苏区合作社工作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自九月后才颁布了粮食合作社训令及合作社工作纲要，在群众基础更好县分如兴国、胜利、瑞金等已开始发展”。[18]
2、开展节省运动，营造革命气氛。据邓子恢的夫人陈兰在回忆录中谈到，邓子恢一生以“艰苦朴素而著称”，在苏区时期这种精神较为突出。随着中共中央提出“更要继续节省一切用费和粮食，来充裕战争的准备”[19]的号召后，他首先对苏区开展节省运动可能取得的成果做了一个初略的估计“每人每天最少节省一个铜板帮助红军作战，那么以中央苏区三百万群众计算，一个月所得就有三十万元”，[20]充分认识到开展节省运动既可以动员干部与群众发扬艰苦朴素优良作风，也为缓解苏区资金短缺问题提供了途径。事实上因为苏区主要分布在位置比较偏远的落后地区，生活比较艰苦，商业与交通不发达，客观环境极其不利，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但是苏区的逐步稳定，政权的日益完善，鼎盛时期人口达三百多万，脱产的军地工作人员就有二十多万，经济的供求矛盾日显明显，领导群众开展节约运动，对营造革命气氛意义非凡。
邓子恢首先要求财政干部以身作则，在行为上做出表率，坚决响应中央提出的“干部每人每月三元钱，还要节省三个月的伙食”[21]的号召。随着国民党“围剿”力量的不断增加，苏区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邓子恢认为节省运动的对象有待进一步扩大到群众中去，并在财政部成立一年工作报告大会中提出“发起这个运动以来，各处节省伙食费，办公费，每天节省一个铜板等，虽不无成绩，但还不够的很，特别明天节省一个铜板的运动没有扩大到群众中去，而只限于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22]号召群众积极响应节省运动。他的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在中央的指导与财政部的负责下，从中央到地方刮起了一股节省运动的热潮，各级政府踊跃参与“各级政府节省办公费，不浪费丝毫，各工作人员节省一百钱，号召群众做节省运动，帮助战费”[23]，其中部分群众充分的发挥了先进作用，他们自带粮食去办公，不拿政府任何好处。部分苏区的群众免费出工出力去做工，甚至“不少同志都从家拿钱，特别是出身在地主、富农家庭的人，拿钱做经费，贡献给革命，也是对革命作贡献”[24]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节省运动的开展，不仅为苏区的经济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苏区革命气氛的培养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参考：刘宝联：《邓子恢对中央苏区合作社运动的贡献》，《福建党史通讯》1986年08期；邱华、曾岚玲等：《中央苏区时期邓子恢的经济理论与实践》，《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韦湘燕：《土地革命时期邓子恢的农业思想与实践》，《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李崧、吴善群：《略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子恢的经济思想》，《龙岩学院学报》，2006年8月；等。
[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25页
[2] [3]江西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141页、第117页
[4] 江西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94页
[5] 《人民委员会第十七八次常会》（1932年7月7日），《红色中华》第26期第四版。
[6]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3页。
[7] [8] 江西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64页、第117页。
[9] 《对于财政统一的贡献》（1932年3月16日），《红色中华》第十四期第七版。
[10]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7页
[1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版，第15-16页。
[12] 江西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296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版，107页。
[14] 陈毅、肖华等著：《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52页。
[15]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6页
[16] ？24？张奇秀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册），金盾出版社1993版，424页、450页。
[17]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1～42页。
[18] [20] [21] [22]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141-143页、125页、292页、141页。
[19] 《关于战争紧急动员》（1932年10月13日）
[23]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三个月财政经济计划（摘要）》（1933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