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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阿克曼(MichaeI Kahn—Ackermann)从德国歌德学院(中国)院长岗位上卸任，没清闲几天，便被国家汉办聘为顾问。3个月来，阿克曼的生活像上了发条。采访过程中，这位上世纪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直在应答手机，中间，还穿插了一个来访。如果“跟拍”阿克曼一个上午，你会发现，他连坐下来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中文擅于表达微妙细致的感情
今日中国：“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已经举办了四届，西方人也会喜欢这类语言大赛?
阿克曼：我是第一次作为评委参加大赛。感觉很惭愧，很快就被“淘汰”了。有很多成语并不常用，我绝对不知道。
一个外国人对汉语是否掌握，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学中文意味着进入另外一种文化，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特殊性感情较深，特别在乎。西方人却不怎么上心。他们会觉得，OK，你德文很好，又怎样?
汉语是一种依靠idiom(惯用语、成语)，而非语法的语言，中文几乎没有语法规律，比如说：来了你。人们不觉得有语法错误，可是用拉丁语法无法解释这一结构。英语里绝对不可能这样使用。西方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语法结构，即使不知道其中的单词，也常常可以猜出整句话的意思。而中文什么方式都可以用。一个词的位置在意义上，而不是结构上。比如看唐诗，没有任何语法规矩，所以中国诗对外国人来说比较难理解，是否知道一个词，决定了能否理解这句话。
今日中国：在您眼里，方块字和字母文字在语法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阿克曼：拉丁语是西方语法的基础，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有西方语言按照这一模式来解释自己的语法。但是对于汉语来讲，却不合适。拉丁式的语法不符合汉语的结构。中文词汇不区分这些词的语法，而是从意义上来区分。比如，我们都学过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在汉语里，其实这些并不存在。比如，“他高兴了。”“你高兴吗?”“我喜欢他的高兴。”一个词可以在动词、形容词、名词之间随意转换。一个词，“忽焉在前，瞻之在后”，特别灵活，中文特别擅于表达微妙细致的感情。西方人用他们自己熟悉的语法来学汉语，结果变得很糊涂，感觉到处都不对。
语法结构帮助你把每个词用好，但它本身也是一个监狱，因为你离不开这些结构。至今，还没有一个针对外国人，能完全解释汉语语言结构的使用语法，也还没有一个不靠形式结构，而是靠意义结构来解释中文的语法。
今日中国：您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又是汉学家，当初学汉语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阿克曼；我1975年来北京，当时学汉语，用的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毛泽东的语录，特枯燥。呵呵，我逃课，到处走走看看。那时中国人没有接触过外国人，见到我们特别害怕，不敢随便聊天。我们学汉语的环境不理想，教学法是中国的老方法，每天背诵30个新词，没有上下文，只管背下去。在教学法上，这是最不好的方式。跟今天的教学法相比，更重要的是，跟今天中国的交际环境来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地采用互动教学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动脑筋，而不只是老师讲，学生听，死记硬背。这些留学生的交际能力比我们当年要高得多。
当年，我们来中国的留学生几乎都是汉学家，而现在的学生则有各种不同的专业。语言只是他们的一个工具，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知识可能比他们厚重一些。
世界对汉语的需求突然变大
今日中国：您很喜欢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中偏爱阿城、刘震云、莫言等，您是如何对他们感兴趣的?
阿克曼：阿城是中国文革后，或者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试过翻译他的东西，但是失败了。因为阿城相当大一部分魅力在他的语言上。他讲的故事很简单。中国当代文学语言历史很短，五四之后才有，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其中有鲁迅的实验，从语方面来说，鲁迅失败了。比较成功的是巴金和茅盾这些作家，他们把中国话西方化了。我们特别爱读巴金，为什么?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很容易读。他的语言结构很大程度受了西方的影响。是西方化的中国文字。从语言方面来讲，鲁迅并不容易懂。
阿城做了一种实验，他把今天中国完全现代的日常语言和古文的精神结合起来，不像鲁迅那样半白半古。他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潮。属于中国20世纪最好的文学。其实，中国这方面有两种主流，一种是像鲁迅、阿城，用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来做当代文学。另外是老舍那类的，接近街头用语，是真正的老百姓语言。过去有老合，今天的代表是王朔，王朔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作家。
今日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语言教学比，您觉得中国的汉语教学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阿克曼：总得来讲，水平还不错。汉语的发展跟中国的发展一样快。汉语确实很热。在德国，学汉语的人数增加了很多，甚至在一些中学也开设了汉语教学。
我感觉，现在中国有些跟不上，没有足够质量好的老师，教材和教学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突然，世界对汉语的需求突然变得很大，全世界都很想学汉语。不过，对外汉语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假如100个人想学德文，一般来讲，这些人目标会很明确，要么是到德国留学，要么爱上了德国人，要么就是要跟德国人交流、做生意，一般都有清楚的目标。很少有人只是为了玩儿而学德文，他们开始学就准备学到底，直到能够应用。
汉语热却有相当大的“时髦”的成分。现在很多外国人学汉语变成了一种时髦，这种时髦一遇到困难就会退转，热一阵就过去了。这是孔子学院面临的问题。
至于能克服一定的困难，把汉语学到确实在中国可以和人交流，可以看报纸、看书的水平，这样的人还不是特别多。
文化交流是一个反对概念化的过程
今日中国：在您眼里，汉语教学方式应该具备什么特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存在哪些问题?
阿克曼：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理想的教学法。因为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能力、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最好把自己的教学法和具体的情况协调起来。比如在澳洲，一般讲用互动性的教学法比较合适，可是在印度或者拉美就不太合适。因为他们有另外一种学习方式——可能更接近中国的学习传统。一个好的老师，对于自己的教学法一定有自己的灵活性，他会明白，我这个学生，怎么教，他最擅长用哪一种方式来学。
今日中国：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一直是热点，你怎么看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彼此之间如何求同存异?
阿克曼：我觉得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交流不好，甚至会变成一种威胁。比如伊斯兰和西方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冲突。那些恐怖分子的主要人物并不是没有去过西方的农民，他们其实都是阿拉伯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生活过，大部分人会说英语。可是他们有一种被忽略被歧视的感觉，以至于把文化交流变成了文化冲突。用这种方式来煽动对西方文化不了解的人，很容易。 文化交流是一种真正的交流，真正的合作，这也是一种摸索，不是人人都高兴的事情，非常不容易，但是非常必要。
今日中国：您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生活了这么久，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您比较偏好哪一种?
阿克曼：依我自己的性格来讲，比较偏于道教。我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无为的人，或者发展成一个无为的人。老子主张有一个超越个人和社会的原则，比较符合我对生活的理解。就是你按照这种大原则，按照“道”活着，会很自在。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自在。这个我很喜欢。
西方跟中国的文化各自不是一个整体，不能说中国文化如何，西方文化如何，这很容易变成一种偏见，也很容易概念化。其实，孔子当时的思维方式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了解，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是今天活着的人来看那个时代。你不能拿一个中世纪的西方人跟一个现代的西方_人比，他们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中国—直到元代基本上是一个佛教国家。今天的中国跟佛教有多少关系?当然还是有。
中国的新儒家，宋朝朱熹的儒家跟孔子的儒家肯定不同，讨论问题应该说得具体些，尽可能避免任何一种概念化。我们的文化交流就是一个反对概念化的过程。
跟中国一样，西方什么都有，也有跟儒家相似的思想，当然有一种主流式的东西，起着主要作用。不过，你越分析研究西方文化，越会发现，其实，这种文化里生什么都有，就像中国文化一样。
每一个孔子学院都是一个跨文化机构
今日中国：孔子学院的运作和歌德学院有什么不同?
阿克曼：孔子学院是一个主要教授汉语的机构，但是现在语言跟文化很难分开。我对孔子学院的模式非常感兴趣。我们歌德学院，和其他类似的机构：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都是本国机构，属于本国管理。孔子学院却不一样，它的总部不是一个领导单位，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孔子学院有一个中方院长，一个外方院长。外方(多半是大学)提供场所，中方派老师和教材，每个学院可以通过项目申请经费，他们的收入是自己的学费。这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模式，我很感兴趣，这种模式比较符合跨文化的交流。
有人把孔子学院看做中国软实力的工具，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每一个孔子学院都是一个跨文化的机构。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中国不是去某某国家创办一所孔子学院，而是在北京等人家来申请创立，我觉得特别聪明。
假如孔子学院确实能够成功实现这一跨文化的模式，则先进于其他所有类似机构。这种探索非常有意思，在其他国家还没有过。我觉得孔子学院到了要稍微停一停的地步，看看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协调。
今日中国：作为汉学家，您认为国际上汉学研究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阿克曼：过去的汉学家跟现在不一样，过去，汉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我开始学汉学的时候，那时人很少，汉学是一种没有太多用处的学问。在德国，我的汉学老师的专业是宋代的佛教。
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中国的位置变了。现在的汉学则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变成了一种regionalresearch(地域研究)。这个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我觉得完全放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向是不对的。因为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常有一种创造性的眼光。中国文化在几十年里框框得厉害，西方学者把这个框子否定，用另一种眼光和方式来研究中国历史，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解释某一时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专著是西方人写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放弃这个研究方向。我也承认这个需求非常有限，显然，现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需求比这个要大得多。
中文擅于表达微妙细致的感情
今日中国：“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已经举办了四届，西方人也会喜欢这类语言大赛?
阿克曼：我是第一次作为评委参加大赛。感觉很惭愧，很快就被“淘汰”了。有很多成语并不常用，我绝对不知道。
一个外国人对汉语是否掌握，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学中文意味着进入另外一种文化，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特殊性感情较深，特别在乎。西方人却不怎么上心。他们会觉得，OK，你德文很好，又怎样?
汉语是一种依靠idiom(惯用语、成语)，而非语法的语言，中文几乎没有语法规律，比如说：来了你。人们不觉得有语法错误，可是用拉丁语法无法解释这一结构。英语里绝对不可能这样使用。西方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语法结构，即使不知道其中的单词，也常常可以猜出整句话的意思。而中文什么方式都可以用。一个词的位置在意义上，而不是结构上。比如看唐诗，没有任何语法规矩，所以中国诗对外国人来说比较难理解，是否知道一个词，决定了能否理解这句话。
今日中国：在您眼里，方块字和字母文字在语法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阿克曼：拉丁语是西方语法的基础，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有西方语言按照这一模式来解释自己的语法。但是对于汉语来讲，却不合适。拉丁式的语法不符合汉语的结构。中文词汇不区分这些词的语法，而是从意义上来区分。比如，我们都学过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在汉语里，其实这些并不存在。比如，“他高兴了。”“你高兴吗?”“我喜欢他的高兴。”一个词可以在动词、形容词、名词之间随意转换。一个词，“忽焉在前，瞻之在后”，特别灵活，中文特别擅于表达微妙细致的感情。西方人用他们自己熟悉的语法来学汉语，结果变得很糊涂，感觉到处都不对。
语法结构帮助你把每个词用好，但它本身也是一个监狱，因为你离不开这些结构。至今，还没有一个针对外国人，能完全解释汉语语言结构的使用语法，也还没有一个不靠形式结构，而是靠意义结构来解释中文的语法。
今日中国：您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又是汉学家，当初学汉语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阿克曼；我1975年来北京，当时学汉语，用的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毛泽东的语录，特枯燥。呵呵，我逃课，到处走走看看。那时中国人没有接触过外国人，见到我们特别害怕，不敢随便聊天。我们学汉语的环境不理想，教学法是中国的老方法，每天背诵30个新词，没有上下文，只管背下去。在教学法上，这是最不好的方式。跟今天的教学法相比，更重要的是，跟今天中国的交际环境来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地采用互动教学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动脑筋，而不只是老师讲，学生听，死记硬背。这些留学生的交际能力比我们当年要高得多。
当年，我们来中国的留学生几乎都是汉学家，而现在的学生则有各种不同的专业。语言只是他们的一个工具，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知识可能比他们厚重一些。
世界对汉语的需求突然变大
今日中国：您很喜欢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中偏爱阿城、刘震云、莫言等，您是如何对他们感兴趣的?
阿克曼：阿城是中国文革后，或者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试过翻译他的东西，但是失败了。因为阿城相当大一部分魅力在他的语言上。他讲的故事很简单。中国当代文学语言历史很短，五四之后才有，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其中有鲁迅的实验，从语方面来说，鲁迅失败了。比较成功的是巴金和茅盾这些作家，他们把中国话西方化了。我们特别爱读巴金，为什么?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很容易读。他的语言结构很大程度受了西方的影响。是西方化的中国文字。从语言方面来讲，鲁迅并不容易懂。
阿城做了一种实验，他把今天中国完全现代的日常语言和古文的精神结合起来，不像鲁迅那样半白半古。他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潮。属于中国20世纪最好的文学。其实，中国这方面有两种主流，一种是像鲁迅、阿城，用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来做当代文学。另外是老舍那类的，接近街头用语，是真正的老百姓语言。过去有老合，今天的代表是王朔，王朔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作家。
今日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语言教学比，您觉得中国的汉语教学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阿克曼：总得来讲，水平还不错。汉语的发展跟中国的发展一样快。汉语确实很热。在德国，学汉语的人数增加了很多，甚至在一些中学也开设了汉语教学。
我感觉，现在中国有些跟不上，没有足够质量好的老师，教材和教学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突然，世界对汉语的需求突然变得很大，全世界都很想学汉语。不过，对外汉语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假如100个人想学德文，一般来讲，这些人目标会很明确，要么是到德国留学，要么爱上了德国人，要么就是要跟德国人交流、做生意，一般都有清楚的目标。很少有人只是为了玩儿而学德文，他们开始学就准备学到底，直到能够应用。
汉语热却有相当大的“时髦”的成分。现在很多外国人学汉语变成了一种时髦，这种时髦一遇到困难就会退转，热一阵就过去了。这是孔子学院面临的问题。
至于能克服一定的困难，把汉语学到确实在中国可以和人交流，可以看报纸、看书的水平，这样的人还不是特别多。
文化交流是一个反对概念化的过程
今日中国：在您眼里，汉语教学方式应该具备什么特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存在哪些问题?
阿克曼：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理想的教学法。因为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能力、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最好把自己的教学法和具体的情况协调起来。比如在澳洲，一般讲用互动性的教学法比较合适，可是在印度或者拉美就不太合适。因为他们有另外一种学习方式——可能更接近中国的学习传统。一个好的老师，对于自己的教学法一定有自己的灵活性，他会明白，我这个学生，怎么教，他最擅长用哪一种方式来学。
今日中国：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一直是热点，你怎么看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彼此之间如何求同存异?
阿克曼：我觉得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交流不好，甚至会变成一种威胁。比如伊斯兰和西方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冲突。那些恐怖分子的主要人物并不是没有去过西方的农民，他们其实都是阿拉伯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生活过，大部分人会说英语。可是他们有一种被忽略被歧视的感觉，以至于把文化交流变成了文化冲突。用这种方式来煽动对西方文化不了解的人，很容易。 文化交流是一种真正的交流，真正的合作，这也是一种摸索，不是人人都高兴的事情，非常不容易，但是非常必要。
今日中国：您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生活了这么久，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您比较偏好哪一种?
阿克曼：依我自己的性格来讲，比较偏于道教。我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无为的人，或者发展成一个无为的人。老子主张有一个超越个人和社会的原则，比较符合我对生活的理解。就是你按照这种大原则，按照“道”活着，会很自在。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自在。这个我很喜欢。
西方跟中国的文化各自不是一个整体，不能说中国文化如何，西方文化如何，这很容易变成一种偏见，也很容易概念化。其实，孔子当时的思维方式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了解，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是今天活着的人来看那个时代。你不能拿一个中世纪的西方人跟一个现代的西方_人比，他们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中国—直到元代基本上是一个佛教国家。今天的中国跟佛教有多少关系?当然还是有。
中国的新儒家，宋朝朱熹的儒家跟孔子的儒家肯定不同，讨论问题应该说得具体些，尽可能避免任何一种概念化。我们的文化交流就是一个反对概念化的过程。
跟中国一样，西方什么都有，也有跟儒家相似的思想，当然有一种主流式的东西，起着主要作用。不过，你越分析研究西方文化，越会发现，其实，这种文化里生什么都有，就像中国文化一样。
每一个孔子学院都是一个跨文化机构
今日中国：孔子学院的运作和歌德学院有什么不同?
阿克曼：孔子学院是一个主要教授汉语的机构，但是现在语言跟文化很难分开。我对孔子学院的模式非常感兴趣。我们歌德学院，和其他类似的机构：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都是本国机构，属于本国管理。孔子学院却不一样，它的总部不是一个领导单位，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孔子学院有一个中方院长，一个外方院长。外方(多半是大学)提供场所，中方派老师和教材，每个学院可以通过项目申请经费，他们的收入是自己的学费。这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模式，我很感兴趣，这种模式比较符合跨文化的交流。
有人把孔子学院看做中国软实力的工具，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每一个孔子学院都是一个跨文化的机构。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中国不是去某某国家创办一所孔子学院，而是在北京等人家来申请创立，我觉得特别聪明。
假如孔子学院确实能够成功实现这一跨文化的模式，则先进于其他所有类似机构。这种探索非常有意思，在其他国家还没有过。我觉得孔子学院到了要稍微停一停的地步，看看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协调。
今日中国：作为汉学家，您认为国际上汉学研究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阿克曼：过去的汉学家跟现在不一样，过去，汉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我开始学汉学的时候，那时人很少，汉学是一种没有太多用处的学问。在德国，我的汉学老师的专业是宋代的佛教。
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中国的位置变了。现在的汉学则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变成了一种regionalresearch(地域研究)。这个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我觉得完全放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向是不对的。因为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常有一种创造性的眼光。中国文化在几十年里框框得厉害，西方学者把这个框子否定，用另一种眼光和方式来研究中国历史，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解释某一时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专著是西方人写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放弃这个研究方向。我也承认这个需求非常有限，显然，现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需求比这个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