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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称2016年为“刘震云年”，因为他有两部小说在这一年被改编成电影，一部是《一句顶一万句》，另一部是《我不是潘金莲》。音乐人高晓松看过《一句顶一万句》样片后感动得落泪，惊诧于一个“85后”海归小姑娘竟能导出“如此贴近普通人的非常细腻的戏”！而这个“85后”，就是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作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叙事片奖的中国本土导演，刘雨霖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慈母冷父”——
陪爸爸“泡”鞋摊儿，
跟妈妈去维权
刘震云与妻子郭建梅是大学同学，又是河南同乡，结婚30年一直感情甚笃。1987年，时任《农民日报》编辑的刘震云做了父亲，难忘童年时家乡因干旱而闹饥荒的他，给女儿取名“雨霖”。
16岁以前，刘雨霖是在农民日报社家属院里度过的。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是“散养”。小时候，当其他孩子被陆续喊回家吃饭或写作业时，她仍然在院子里玩，每次都是最后回家的那一个。刘震云对女儿的教育思路是，为什么要把这道题做对，是因为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玩儿，去干别的你喜欢的事情！
刘震云曾是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妻子郭建梅则是当年河南安阳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按说这样一对北大毕业的高知夫妻，应该对孩子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特别重视，可他们不是这样。眼看小雨霖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别的家长都绞尽脑汁把孩子送往条件优越的学校，刘震云却把女儿送进了一所普通小学。而且，夫妻俩既不给女儿请家教，也不给她报什么兴趣班，更不请求老师对女儿特别关照，而是任由刘雨霖按自己的方式快乐地学习。
刘震云不太看重女儿的学习成绩，只是培养她对学习和思考的兴趣，比如父女俩手拉手上街散步时，他会给女儿出一道数学题，或问她几句古诗，或跟女儿交流一下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他对女儿的要求不高：善良，有修养，会思考，就行。
刘雨霖从小就愿意跟父亲在一起。父女俩一人啃一根冰棍儿，傍晚在哪儿一坐，开始观察街头众生的生活。他们常去附近菜市场一个修鞋大叔那儿，别人家修拉锁要两块钱，那位大叔要4块；别人家修的拉锁管3个月，他修的管3年。工作时，他戴个套袖和一副手套，将小摊儿打理得干干净净。后来，刘雨霖将这个印象用在了《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牛爱国身上，同样是修鞋匠，同样干净齐整，享有绝对的职业尊严。
在农村长大的郭建梅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女儿9岁那年，她辞去公职，组建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位公益律师。
每到节假日，刘震云和郭建梅就会动员女儿，去法律研究中心做志愿者，他们希望女儿能通过这个窗口认识社会，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劉雨霖正式成了母亲的得力小助手，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摄影、翻译、案件材料整理等方面的工作，从没叫过一声苦。
在刘雨霖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能随父亲去冯小刚、陈道明等影视大腕家串门，她并没有“名二代”的优越感。她说：“小时候两个礼拜能吃顿麦当劳或肯德基，我就觉得特幸福。所谓名人，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而不是对我的。”
刘震云时常告诉女儿，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真理就藏在生活实践中。因此，刘雨霖每年都会跟父亲一起回河南老家住段时间，或跟母亲办案子跑“老少边穷”地区。在那些地方，为每天两毛盐钱而发愁的家庭，怀胎九月还要去田间干活的女人，因不能生男孩而承受家暴的产妇……刘雨霖都见过。她看到那些人会难过，会流泪。
在陪母亲出差办案的过程中，母女俩经历了很多。一次在一座西北小城，郭建梅与当地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手铐。还有一次在南方，因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事，母女俩竟遭到几十个手执棍棒的人围堵，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她们才化险为夷。
高中毕业时，刘雨霖梦想当主持人，于是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象牙塔时光，喜欢电影的她经常拿个DV拍录生活万象。
女儿崩溃边缘，
却遭父亲“棒喝”
大三暑假，刘雨霖随母亲来到一个小山村，见到了母亲代理的一个案件的当事人——23岁的农家女红玉。她结婚后经常遭受家暴，怀孕时因拒绝与丈夫同房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故事残忍而血腥。刘雨霖却用镜头捕捉到了残忍与血腥之外的一丝温暖：在红玉向郭建梅含泪诉说自己的经历时，不满两岁的儿子乐乐伸手为失去一只眼睛的母亲拭泪……刘雨霖将拍摄下来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23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眼睛》。刘震云和郭建梅看了这部微电影后给予较高评价：“妞妞（刘雨霖小名），你怀着善良和悲悯之心，才得以完成这部高质量的作品。《眼睛》里，倾注了你对这个纷繁世界的深层次思考，有一股冲击心灵的力量。”
夫妻俩都没想到，刘雨霖的兴趣和奋斗目标会因为这部微电影而改变。读大四时，她突然想出国学习导演专业。形象、气质、口才都非常出众的她，本是一个做主持人的好材料，不少人对她的选择很不理解。
母亲虽然默许了女儿的选择，但又担心她“朝秦暮楚”，会惹刘震云发火。因为在公众面前机智幽默、率性随和的刘震云，在生活中做事极其认真、讲原则，甚至有些固执，对女儿的要求一直很严格。刘雨霖上高一那年，曾因在女同学家玩到深夜，回家后挨了父亲的揍。
可让郭建梅意外的是，得知女儿想放弃做主持人，转学导演专业，刘震云平静地说：“我对女儿的人生规划不干涉，她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也不错；她喜欢当导演，当然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忠于自己的选择，心别太活就好。”这让刘雨霖十分感动。
当得知女儿要报考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纽约大学，而其导演系每年才招生30人时，郭建梅有些不安：“妞妞，托福很难考，你的英语成绩又不冒尖，倘若名落孙山，岂不是很受打击？要不换所学校吧！”刘雨霖摇头，说她考的就是最好的学校。
最终，刘雨霖如愿以偿，顺利考取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
对女儿取得的成绩，刘震云从不表扬。接到纽约大学的录取电话后，刘雨霖第一时间向父亲报喜，刘震云听罢沉默了几秒钟，特别冷静地说：“哦，我这儿正忙呢，回家再说吧！”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同样，对于女儿的困境刘震云也保持着一种不慌不忙的钝感。初入纽约大学，刘雨霖遭遇强烈的文化冲击，竞争压力、语言磨合、课业负担……困难重重，让她感觉一切都失去了掌控。孤独和抑郁，几乎让首次出国生活的她崩溃。
先是郭建梅接到了刘雨霖的纽约来电。当时她正在韩国开会，一听女儿声音哽咽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马上就轮到她会议发言了，她赶紧给刘震云打电话，让他打电话安慰女儿。结果刘震云说：“打什么呀，让她自己去面对。”
三天后，父女俩才通了电话。刘雨霖说自己状态特别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刘震云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刘雨霖，当时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自己的决定？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就哭鼻子，那你将一事无成。”末了，他补充了一句：“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说完，“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当头棒喝虽然看似残酷，但很奏效，刘雨霖竟然从抑郁状态里一下子跳了出来。留学期间她特别能吃苦，不仅自己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在学校拿到了最高奖学金，还利用闲暇时间接一些中英文翻译之类的零活儿赚钱。
2013年，得知冯小刚要拍父亲的《温故一九四二》，刘雨霖决定休学，去《一九四二》剧组实习。这次，父母仍然没有异议，冯小刚则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所谓场记，就是每天守在导演和演员身边，捧着剧本读。
在剧组待了一年后，刘雨霖内功大涨，返校以后她发现，以前的课业难题完全变成了小事情。
夺得奥斯卡奖，
执导《一句顶一万句》
2013年春节陪父母回河南老家过年时，刘雨霖从乡亲们贴门神的习俗上受到启发，决定拍摄一部微电影。随后，她写出了上万字的《门神》剧本，并精心修改。
《门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小女孩的妈妈因受不了贫穷离家外出打工，却一去不返。女孩日夜盼望妈妈归来。奶奶骗她说，春节就要到了，贴门神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小女孩苦盼到贴门神的一天，看到的却是几年未见面的小姨，为了安慰她而冒充妈妈回家。女孩发现真相后，为了不伤家人的心，假装很快乐的样子……看了女儿的电影剧本，刘震云称赞故事很感人，谎言背后有大爱。有了父亲的赞许，刘雨霖信心更足了。
很快，由刘雨霖编剧并执导的《门神》，在刘震云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开拍了。有一次，郭建梅去探班，见刘震云在那儿烤火，就搡着丈夫让他去帮帮女儿：“她没经验，一个小孩啥也不懂。”刘震云却说：“成功失败都是她的。如果我帮她，她就不知道将来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拍摄期间，刘雨霖的双手和耳朵冻得红肿，胃也出了毛病，时常痛苦地捂着肚子盯监视器。刘震云看着心疼，却不愿表露出来，只是把他托人去镇上买的药递给女儿，面无表情地说：“照顾好身体。”
2014年，刘雨霖凭借首部微电影《门神》，入围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夺得了包括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8个国际奖项。她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本土导演，也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
然而，一鸣惊人的刘雨霖并没有从父亲脸上看到太多惊喜。看到领奖归来的女儿，刘震云只和她握了握手，简洁地说：“祝贺你，再接再厉！”
事实上，当天刘震云刚与冯小刚、王朔等人喝完“刘导演的喜酒”，女儿的成就怎能不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他不愿在女儿面前流露这种心情，“以免年轻人有了点名气就‘飘’”。
2015年初，从纽约毕业回国的刘雨霖对父亲说：“我想拍您的《一句顶一万句》，行吗？”刘震云黑着脸问：“凭什么？”刘雨霖早有准备，说出了她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以及改编思路，噼里啪啦讲了25分钟。
最后，女儿凭两点打动了刘震云：一是，她说想做的每一部电影都要见不到导演的痕迹，见不到演员的表演；二是，原著里的100多个人物，令她和别的导演一样头疼，但她想到了只拍小说下部《回延津记》里牛愛国和牛爱香姐弟俩的故事。刘雨霖选择的角度是“中国式结婚和离婚”，一边是牛爱国和妻子因“说不上一句话”而产生的婚姻危机，一边是牛爱香和厨子宋解放因为“有话说”而最终喜结连理。
刘震云觉得，“刘导演选择的这个结构很巧妙”。于是，曾将《手机》《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悉数交给冯小刚拍成电影的他，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给了女儿，同时也放下狠话：“敢砸老子的招牌，以后杜绝与你合作！”刘震云对女儿一向是这样“公私分明”，有事儿说事儿，而且所有的事儿都是讲道理，撒泼或撒娇都无效。
虎父无犬女，刘雨霖同样有固执和讲原则的一面。电影筹备期间，父女俩经常在屋里关着门唧唧咕咕。郭建梅多次听到两人大声争吵。有一次刘雨霖气愤地问：“我是导演还是你是导演？”刘震云也拍着桌子吼：“但我是编剧！”幸好，吵到最后他们中的一个总能用道理说服对方，上餐桌吃饭时都像没事儿人一样面带笑容。
刘雨霖的紧张感一直持续到开机前。这是她第一次执导长电影，父亲担当编剧，且剧组里80%工作人员的年龄都比她大。对抗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她采取的方法是下笨功夫。她有一个特别厚的导演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每场戏该准备什么道具，美术怎么布置，服装什么样，人物关系什么样。她还会随身携带另一个小本子，每天去哪儿、要干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一天下来最爽的时刻就是“咵咵咵”把所有干完了的事全打上钩。这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习惯，和父亲如出一辙，纸和笔，也是刘震云出门必带的两样东西。
和《门神》一样，《一句顶一万句》同样花费了近两年时间筹备拍摄，同样取景于刘震云的老家，同样关注的是小人物。但这部电影更丰富，更有力度。
2016年9月，受邀为这部电影作曲的高晓松看过样片后，感动得泪眼蒙 。他很惊诧，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还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竟能导出“如此贴近普通人的非常细腻的戏”！刘震云也对女儿的作品十分欣赏。
对此，刘雨霖坦陈，她从未把自己当成名二代，而是“农二代”。和父母看到农民工就当兄弟一样，根在河南延津的她，也想为农民思考，为弱者代言，关注他们的真实生活。刘雨霖也不认为自己拍的是小人物，“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人，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人，他们无处诉说，但他们心里存的事何尝不是天大的事？”
2016年10月，在《一句顶一万句》影片发布会上，刘雨霖动情地说，父亲对她的所有“冷漠”，其实都是一种父爱无言的激励和鞭策。是啊，如果没有家庭这座伟大的学校，没有父母言传身教的熏陶，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一位将令全球瞩目的新锐女导演！
【编辑：冯士军】
陪爸爸“泡”鞋摊儿，
跟妈妈去维权
刘震云与妻子郭建梅是大学同学，又是河南同乡，结婚30年一直感情甚笃。1987年，时任《农民日报》编辑的刘震云做了父亲，难忘童年时家乡因干旱而闹饥荒的他，给女儿取名“雨霖”。
16岁以前，刘雨霖是在农民日报社家属院里度过的。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是“散养”。小时候，当其他孩子被陆续喊回家吃饭或写作业时，她仍然在院子里玩，每次都是最后回家的那一个。刘震云对女儿的教育思路是，为什么要把这道题做对，是因为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玩儿，去干别的你喜欢的事情！
刘震云曾是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妻子郭建梅则是当年河南安阳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按说这样一对北大毕业的高知夫妻，应该对孩子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特别重视，可他们不是这样。眼看小雨霖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别的家长都绞尽脑汁把孩子送往条件优越的学校，刘震云却把女儿送进了一所普通小学。而且，夫妻俩既不给女儿请家教，也不给她报什么兴趣班，更不请求老师对女儿特别关照，而是任由刘雨霖按自己的方式快乐地学习。
刘震云不太看重女儿的学习成绩，只是培养她对学习和思考的兴趣，比如父女俩手拉手上街散步时，他会给女儿出一道数学题，或问她几句古诗，或跟女儿交流一下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他对女儿的要求不高：善良，有修养，会思考，就行。
刘雨霖从小就愿意跟父亲在一起。父女俩一人啃一根冰棍儿，傍晚在哪儿一坐，开始观察街头众生的生活。他们常去附近菜市场一个修鞋大叔那儿，别人家修拉锁要两块钱，那位大叔要4块；别人家修的拉锁管3个月，他修的管3年。工作时，他戴个套袖和一副手套，将小摊儿打理得干干净净。后来，刘雨霖将这个印象用在了《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牛爱国身上，同样是修鞋匠，同样干净齐整，享有绝对的职业尊严。
在农村长大的郭建梅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女儿9岁那年，她辞去公职，组建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位公益律师。
每到节假日，刘震云和郭建梅就会动员女儿，去法律研究中心做志愿者，他们希望女儿能通过这个窗口认识社会，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劉雨霖正式成了母亲的得力小助手，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摄影、翻译、案件材料整理等方面的工作，从没叫过一声苦。
在刘雨霖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能随父亲去冯小刚、陈道明等影视大腕家串门，她并没有“名二代”的优越感。她说：“小时候两个礼拜能吃顿麦当劳或肯德基，我就觉得特幸福。所谓名人，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而不是对我的。”
刘震云时常告诉女儿，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真理就藏在生活实践中。因此，刘雨霖每年都会跟父亲一起回河南老家住段时间，或跟母亲办案子跑“老少边穷”地区。在那些地方，为每天两毛盐钱而发愁的家庭，怀胎九月还要去田间干活的女人，因不能生男孩而承受家暴的产妇……刘雨霖都见过。她看到那些人会难过，会流泪。
在陪母亲出差办案的过程中，母女俩经历了很多。一次在一座西北小城，郭建梅与当地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手铐。还有一次在南方，因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事，母女俩竟遭到几十个手执棍棒的人围堵，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她们才化险为夷。
高中毕业时，刘雨霖梦想当主持人，于是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象牙塔时光，喜欢电影的她经常拿个DV拍录生活万象。
女儿崩溃边缘，
却遭父亲“棒喝”
大三暑假，刘雨霖随母亲来到一个小山村，见到了母亲代理的一个案件的当事人——23岁的农家女红玉。她结婚后经常遭受家暴，怀孕时因拒绝与丈夫同房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故事残忍而血腥。刘雨霖却用镜头捕捉到了残忍与血腥之外的一丝温暖：在红玉向郭建梅含泪诉说自己的经历时，不满两岁的儿子乐乐伸手为失去一只眼睛的母亲拭泪……刘雨霖将拍摄下来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23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眼睛》。刘震云和郭建梅看了这部微电影后给予较高评价：“妞妞（刘雨霖小名），你怀着善良和悲悯之心，才得以完成这部高质量的作品。《眼睛》里，倾注了你对这个纷繁世界的深层次思考，有一股冲击心灵的力量。”
夫妻俩都没想到，刘雨霖的兴趣和奋斗目标会因为这部微电影而改变。读大四时，她突然想出国学习导演专业。形象、气质、口才都非常出众的她，本是一个做主持人的好材料，不少人对她的选择很不理解。
母亲虽然默许了女儿的选择，但又担心她“朝秦暮楚”，会惹刘震云发火。因为在公众面前机智幽默、率性随和的刘震云，在生活中做事极其认真、讲原则，甚至有些固执，对女儿的要求一直很严格。刘雨霖上高一那年，曾因在女同学家玩到深夜，回家后挨了父亲的揍。
可让郭建梅意外的是，得知女儿想放弃做主持人，转学导演专业，刘震云平静地说：“我对女儿的人生规划不干涉，她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也不错；她喜欢当导演，当然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忠于自己的选择，心别太活就好。”这让刘雨霖十分感动。
当得知女儿要报考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纽约大学，而其导演系每年才招生30人时，郭建梅有些不安：“妞妞，托福很难考，你的英语成绩又不冒尖，倘若名落孙山，岂不是很受打击？要不换所学校吧！”刘雨霖摇头，说她考的就是最好的学校。
最终，刘雨霖如愿以偿，顺利考取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
对女儿取得的成绩，刘震云从不表扬。接到纽约大学的录取电话后，刘雨霖第一时间向父亲报喜，刘震云听罢沉默了几秒钟，特别冷静地说：“哦，我这儿正忙呢，回家再说吧！”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同样，对于女儿的困境刘震云也保持着一种不慌不忙的钝感。初入纽约大学，刘雨霖遭遇强烈的文化冲击，竞争压力、语言磨合、课业负担……困难重重，让她感觉一切都失去了掌控。孤独和抑郁，几乎让首次出国生活的她崩溃。
先是郭建梅接到了刘雨霖的纽约来电。当时她正在韩国开会，一听女儿声音哽咽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马上就轮到她会议发言了，她赶紧给刘震云打电话，让他打电话安慰女儿。结果刘震云说：“打什么呀，让她自己去面对。”
三天后，父女俩才通了电话。刘雨霖说自己状态特别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刘震云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刘雨霖，当时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自己的决定？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就哭鼻子，那你将一事无成。”末了，他补充了一句：“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说完，“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当头棒喝虽然看似残酷，但很奏效，刘雨霖竟然从抑郁状态里一下子跳了出来。留学期间她特别能吃苦，不仅自己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在学校拿到了最高奖学金，还利用闲暇时间接一些中英文翻译之类的零活儿赚钱。
2013年，得知冯小刚要拍父亲的《温故一九四二》，刘雨霖决定休学，去《一九四二》剧组实习。这次，父母仍然没有异议，冯小刚则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所谓场记，就是每天守在导演和演员身边，捧着剧本读。
在剧组待了一年后，刘雨霖内功大涨，返校以后她发现，以前的课业难题完全变成了小事情。
夺得奥斯卡奖，
执导《一句顶一万句》
2013年春节陪父母回河南老家过年时，刘雨霖从乡亲们贴门神的习俗上受到启发，决定拍摄一部微电影。随后，她写出了上万字的《门神》剧本，并精心修改。
《门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小女孩的妈妈因受不了贫穷离家外出打工，却一去不返。女孩日夜盼望妈妈归来。奶奶骗她说，春节就要到了，贴门神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小女孩苦盼到贴门神的一天，看到的却是几年未见面的小姨，为了安慰她而冒充妈妈回家。女孩发现真相后，为了不伤家人的心，假装很快乐的样子……看了女儿的电影剧本，刘震云称赞故事很感人，谎言背后有大爱。有了父亲的赞许，刘雨霖信心更足了。
很快，由刘雨霖编剧并执导的《门神》，在刘震云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开拍了。有一次，郭建梅去探班，见刘震云在那儿烤火，就搡着丈夫让他去帮帮女儿：“她没经验，一个小孩啥也不懂。”刘震云却说：“成功失败都是她的。如果我帮她，她就不知道将来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拍摄期间，刘雨霖的双手和耳朵冻得红肿，胃也出了毛病，时常痛苦地捂着肚子盯监视器。刘震云看着心疼，却不愿表露出来，只是把他托人去镇上买的药递给女儿，面无表情地说：“照顾好身体。”
2014年，刘雨霖凭借首部微电影《门神》，入围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夺得了包括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8个国际奖项。她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本土导演，也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
然而，一鸣惊人的刘雨霖并没有从父亲脸上看到太多惊喜。看到领奖归来的女儿，刘震云只和她握了握手，简洁地说：“祝贺你，再接再厉！”
事实上，当天刘震云刚与冯小刚、王朔等人喝完“刘导演的喜酒”，女儿的成就怎能不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他不愿在女儿面前流露这种心情，“以免年轻人有了点名气就‘飘’”。
2015年初，从纽约毕业回国的刘雨霖对父亲说：“我想拍您的《一句顶一万句》，行吗？”刘震云黑着脸问：“凭什么？”刘雨霖早有准备，说出了她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以及改编思路，噼里啪啦讲了25分钟。
最后，女儿凭两点打动了刘震云：一是，她说想做的每一部电影都要见不到导演的痕迹，见不到演员的表演；二是，原著里的100多个人物，令她和别的导演一样头疼，但她想到了只拍小说下部《回延津记》里牛愛国和牛爱香姐弟俩的故事。刘雨霖选择的角度是“中国式结婚和离婚”，一边是牛爱国和妻子因“说不上一句话”而产生的婚姻危机，一边是牛爱香和厨子宋解放因为“有话说”而最终喜结连理。
刘震云觉得，“刘导演选择的这个结构很巧妙”。于是，曾将《手机》《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悉数交给冯小刚拍成电影的他，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给了女儿，同时也放下狠话：“敢砸老子的招牌，以后杜绝与你合作！”刘震云对女儿一向是这样“公私分明”，有事儿说事儿，而且所有的事儿都是讲道理，撒泼或撒娇都无效。
虎父无犬女，刘雨霖同样有固执和讲原则的一面。电影筹备期间，父女俩经常在屋里关着门唧唧咕咕。郭建梅多次听到两人大声争吵。有一次刘雨霖气愤地问：“我是导演还是你是导演？”刘震云也拍着桌子吼：“但我是编剧！”幸好，吵到最后他们中的一个总能用道理说服对方，上餐桌吃饭时都像没事儿人一样面带笑容。
刘雨霖的紧张感一直持续到开机前。这是她第一次执导长电影，父亲担当编剧，且剧组里80%工作人员的年龄都比她大。对抗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她采取的方法是下笨功夫。她有一个特别厚的导演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每场戏该准备什么道具，美术怎么布置，服装什么样，人物关系什么样。她还会随身携带另一个小本子，每天去哪儿、要干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一天下来最爽的时刻就是“咵咵咵”把所有干完了的事全打上钩。这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习惯，和父亲如出一辙，纸和笔，也是刘震云出门必带的两样东西。
和《门神》一样，《一句顶一万句》同样花费了近两年时间筹备拍摄，同样取景于刘震云的老家，同样关注的是小人物。但这部电影更丰富，更有力度。
2016年9月，受邀为这部电影作曲的高晓松看过样片后，感动得泪眼蒙 。他很惊诧，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还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竟能导出“如此贴近普通人的非常细腻的戏”！刘震云也对女儿的作品十分欣赏。
对此，刘雨霖坦陈，她从未把自己当成名二代，而是“农二代”。和父母看到农民工就当兄弟一样，根在河南延津的她，也想为农民思考，为弱者代言，关注他们的真实生活。刘雨霖也不认为自己拍的是小人物，“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人，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人，他们无处诉说，但他们心里存的事何尝不是天大的事？”
2016年10月，在《一句顶一万句》影片发布会上，刘雨霖动情地说，父亲对她的所有“冷漠”，其实都是一种父爱无言的激励和鞭策。是啊，如果没有家庭这座伟大的学校，没有父母言传身教的熏陶，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一位将令全球瞩目的新锐女导演！
【编辑：冯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