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长江流域的节日文化到了唐宋时期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民俗物象和文化价值。整体而言，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节日文化来源较为复杂多样，在产生、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岁时节令、南方风俗传统以及佛道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节日文化活动，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划分为七种类型：驱祟辟邪、卜吉乞愿、祛病养生、祭拜纪念、赏景出游、游戏娱乐、社会交往等。这些节日文化活动既表现出世俗性，又饱含仪式感，体现出敬天法祖这一根源性的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与南方巫文化、唐宋佛道文化的紧密结合。
关键词：节日文化;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类型;精神特质
中图分类号：K242/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5-0095-11
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认识到自然时序的循环往复，并依此来安排农业生产、生活及各种文化活动，节日文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发展演变的。长江流域的节日文化也不例外。早在先秦时期长江流域民众已对自然时序有了系统的认识;秦汉时期该区域已基本形成了元日、立春、人日、社日、上巳、夏至、伏日、冬至、腊日等众多节日组成的节日文化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浪潮下，新的节日在长江流域流行起来，南方的节日亦流播至北方;到了唐宋时期，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南北方节日文化进一步融合，但长江流域的节日民俗依旧保留了地方特色。
一、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主要节日及其源流
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主要节日包括元日、人日、上元、正月晦、二月二、上巳、寒食、清明、佛诞、端午、伏日、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十月朔、冬至、除夕等。
（一）元日
元日，“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①，所谓“三元”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南朝《荆楚岁时记》就有关于元日节俗的记载。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继承了南朝元日燃爆竹、贴桃符、拜年、乞愿等节俗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南朝时期有“帖画鸡，或斫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② 的习俗，到了唐宋时期，画鸡、五彩绳索、桃木、门神等融合为桃符，并且往往镌刻“元亨利贞”、“天垂余庆，地接长春”③ 等祝祷之语。“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④ 众多节日符号的融合为民众提供了便利的庆祝方式，由此贴桃符作为元日节俗被固定下来，每岁更换，形成“总把新桃换旧符”⑤ 的稳定节俗。可以说，长江流域的元日节俗在唐宋时期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二）人日
正月初七为人日，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记载了人日由来，“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⑥ 《太平御览》卷30引《谈薮》其后按语亦云：“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也。”⑦ 由此可知，人日作为节日，源于创世的神话，而人日作为节日至迟始于魏晋时期。《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羮，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賦诗。”⑧ 可见，自南北朝时，人日便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日饮食和丰富的节庆活动。
（三）上元
上元节即正月十五日。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三元”，“三元”之称源出于道家。到了唐代，由于李唐皇室信奉道教，包括上元节在内的三元日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十月十三日敕云：“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⑨。
（四）晦日
晦日，即每月最后一日，“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为初年，时俗重之，以为节也。”⑩ 正月晦日从一开始就是民间的节日，并且至迟在南朝时期就已在长江流域流行。到了唐德宗时期，“贞元四年九月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五年正月诏，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11} 可见当时朝廷曾一度将正月晦日作为节日制度化，但后来又废除，不过长江流域晦日节俗并没有因诏令而止。《唐六典·膳部》有节日食料注云：“晦日膏糜”，此处“膏糜”同人日所用之食相同。除食用膏糜外，自南朝起，长江中游人们还于正月晦日“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会，行乐饮酒”{12}。正月晦日及其节俗为唐代所继承，诗人刘长卿在襄阳，月晦休假与好友游宴南亭时便留下了“早莺留客醉，春日为人迟”{13} 之句。
（五）二月二
二月二日被视为特殊的时间点，最初与道教有关，《真诰》{14} 《养性延命录》{15} 等南朝道教书籍都显示出当时人们观念中对二月二日的重视。二月二日在唐宋时期逐渐具有了节日的雏形，人们在这一天往往有出门春游的习惯，所谓“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16}。不过，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唐宋时期二月二日似乎还未形成真正的全国性节日，尽管出游、挑菜等活动亦存在于中原地区，但只是一个春游的契机，并无节日之名。严格来说，唐宋时期的二月二日只是在长江上游的蜀地被视为正式节日，当地人称之为“踏青节”。至于为二月二节俗活动赋予民间信仰意义的“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迟至明代才兴盛起来{17}。
（六）上巳
上巳为节日大约始自周代，《周礼·春官》载：“女巫，掌岁时祓除、釁浴”，郑玄注云：“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釁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18} 秦汉以前，三月第一个巳日为上巳节，魏晋南北朝时确定为三月三日。《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觞曲水之饮。”{19} 至唐时，上巳日成为三令节之一。 （七）寒食与清明
去冬至一百五日便是寒食，寒食后两日便是清明，两节往往并称。清明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早在汉代便已出现，唐时成为独立节日。{20} 寒食节早在东汉时便是北方太原郡一带的民俗节日，“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为介子推之故”{21}。魏晋南北朝寒食节俗流播至长江流域，《荆楚岁时记》云：“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22} 唐代长江流域寒食节俗承继前代禁火习俗，“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23} 《唐六典》卷2《记假宁令》记载：“寒食通清明四日（假）”{24}，这是官方将寒食节与清明节合并为一的开始，因此唐人也往往寒食清明连称，一并休假。
（八）浴佛
浴佛节，亦称佛诞日，本是佛教节日，历来有腊八、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三种不同的日期，长江流域则以四月八日为佛诞日{25}。浴佛节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后汉书·陶谦传》记下邳相笮融大起浮屠寺，“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26}。魏晋南北朝时长江中游地区已有了以浴佛为主要仪式的法会，《荆楚岁时记》：“四月八日，诸寺设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龙华会”，“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27} 其佛事活动由寺院扩散至民间，《南史·沈道虔传》载沈道虔笃信佛教，以祖宅为家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恸焉。”{28} 此时长江流域佛教信众将浴佛仪式与孝亲观念相结合，浴佛之日往往举行斋戒祭礼为亡故亲人祈福。《南史·张融传》：“（张融）解褐为宋新安王子鸾行参军，王母殷淑仪薨，后四月八日建斋并灌佛，僚佐亲者多至一万，少不减五千，融独注亲百钱。”{29} 《宋书·刘敬宣传》：“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以为母灌，因悲泣不自胜。”{30} 到了唐代，佛诞节进一步走出寺庙与民间信仰融合，成为大众化的节日，佛诞乞子便是其表现之一。
（九）端午
端午节，又称端五，是我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也是长江流域尤其是荆楚地区最为盛大的节日之一。“端午”为节名，最早见于晋人周处《风土记》，其源头或可追溯至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端午节俗基本成形，至唐后成为全国性的节日。
（十）伏日
伏日为节，大致始自秦漢时，《汉书·郊祀志上》有秦德公“作伏祠”的记载，孟康注云：“六月伏日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颜师古云：“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31}
（十一）七夕
七夕，周处《风土记》载：“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32}。可知魏晋之时，长江下游地区人们便开始以酒脯时果，撒香粉，设筵席祭祀牵牛织女二星，来祈求富贵、长寿以及生育，此时乞巧并不限女子。至南北朝时，长江中游开始出现妇女的乞巧活动，《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钅俞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33} 可知穿针乞巧成为当时女子乞巧的活动。至唐时，妇女呈瓜果祭祀牵牛织女二星、结彩楼、穿七孔针乞巧之俗，由长江流域向北方传播，宫中尤为盛行，发展为七夕之宴。《开元天宝遗事》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34} 而七夕宴饮之风也自上而下传播开来，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盛行七夕宴，“浙人七夕，虽小家亦市鹅鸭食物，聚饮门首，谓之‘吃巧’。”{35} 可见在唐代，七夕已经成为一个较为重要且盛大的节日。
（十二）中元（盂兰盆会）
农历七月十五是佛道两家共同的宗教节日，道家称之为中元节，佛门称之为盂兰盆会，而民间亦将此日视为鬼节，俗云：“七月半，鬼乱窜”，祭祀亡灵是该节日的主题。盂兰盆会源于西晋僧人竺法护所译的《佛说盂兰盆经》，是由译经派生而成的汉地斋节，初行于汉传佛教寺院。《佛说盂兰盆经》所述的是佛门弟子目连目睹亡母堕于地狱饿鬼道中，往饷其母仍不得饮食，后受佛祖点化，供养十方僧众其母乃得解脱，之后于七月十五日成常式{36}，即后来的盂兰盆斋。其中所体现的度母报恩的倡孝主旨与“孝悌为本”的儒家伦理相契合，宗密《盂兰盆经疏序》亦有“儒释皆宗之，其惟孝道矣”{37} 的论断，孝亲而供佛的盂兰盆会成为僧俗孝敬先祖的民俗节日。大约在晋末南朝之际，盂兰盆会首先在三吴、荆楚之地由寺院推至民间，成为世俗化的岁时节日。盂兰盆会行事最早见于《荆楚岁时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按《盂兰盆经》云：‘有七叶功徳，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38} 可知萧梁时，荆楚之地的盂兰盆节僧俗两界共同参与，期间的盆供有果品、菜食并以幡、花为饰，更有热烈歌鼓伴乐。之后盆供制作与装饰更为精美，“广为华饰，乃至割木、剖竹、饴腊、剪彩，模华叶之形，极工巧之妙”{39}，“今人弟以竹为圆架，加其首以荷叶，中贮杂馔，陈目连救母画像，致之祭祀之所。”{40} 道教中元日为地官赦罪日{41}，道经《玄都大献经》记：“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辰，地官校戒，擢选众人，分别善恶。……以其日夜，烧香燃灯，……作宣都大献，仿玉京山，采诸花果，……肴膳饮食，百味芬芳，献诸众圣及道士等。于其日夜，讲说是经，……囚徒饿鬼，当得解脱。”{42} 可见，道观于中元日斋醮主旨是救拔饿鬼，其祭祀活动与佛门大致相同。由于中元节在僧、道、俗三种场合都具有节日意义，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唐宋时期依然盛行。
（十三）中秋
八月十五，“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43}。中秋节在唐代已经形成以赏月为主题的节日民俗活动{44}。《全唐诗》中以玩月为主题的诗歌有四十余首，从中可见唐前期玩月之事未有固定时间，至唐中后期赏月固定为中秋{45}，成为中秋节固定的节日习俗。 （十四）重阳
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年，《魏文帝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46} 《荆楚岁时记》：“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47} 《太平御览》卷43引《襄阳记》：“望楚山……高处有三登，即刘弘、山简九日宴赏之所也”{48}。刘弘为西晋荆州都督，山简以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皆驻于襄阳，由此可知，九月九日重阳宴饮自汉至南北朝时一直流行，长江中游地区至迟也于魏晋时已有登高野宴。
（十五）朔日
十月朔日，即十月一日，此日为节源于秦以十月朔为岁首。《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49}。至汉武帝太初元年颁布“太初历”，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之后历代沿用夏历{50}。魏晋南北朝时，长江中游荆楚之地仍以此日为节，《荆楚岁时记》：“十月朔日，黍臛，俗谓之秦岁首。”{51} 又《唐六典》卷5记载节日食料：“十月一日黍臛”{52}。由此可知，至唐时长江流域依旧盛行十月朔日食黍臛的节俗。
（十六）冬至
日行南至，周之建子{53}，长期被作为新年之始。至汉武帝用夏历，冬至节与正月区分开来，但民众仍极重冬至，称冬至为亚岁、小年，皎然便有“亚岁崇佳宴，华轩照渌波”{54} 之句。长江流域尤其是下游江南地区尤重冬至，《吴郡志》云：“吴中自昔号繁盛……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俗重冬至，而略岁节”{55}，亦有“肥冬瘦年”的民谚。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唐开成三年（838年）长江下游扬州民众庆贺冬至的情景{56}。
（十七）除夕
除夕源于先秦年终举行的驱逐疫鬼仪式大傩，《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57} 《吕氏春秋·季冬纪》：“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逐疫，谓之逐除，是也”{58}。《初学记》卷4引王肃《仪礼》：“季冬大傩，旁磔鸡，出土牛以送寒气，即今之腊除逐疫、磔鸡、苇茭、桃梗之属”{59}。由此可知，魏晋以前逐除是在腊日前一日。至南北朝時，逐除定为腊月晦日，腊日前的大傩仪式取消，《南齐书·魏虏传》云：“（元宏）又诏罢腊前傩，唯年一傩。”{60} 长江流域的逐除活动一直十分盛行，《太平御览》卷530引《宣城记》云：“吴时洪矩为庐陵太守，有清称。征还，船轻皆载土，时岁暮，除逐人就乞，见土而去。”{61} 唐宋时期继承了除夕节俗活动，《建康实录》卷8注引《孙绰传》：“京师每岁除日，行傩令，所谓逐除也。结党连群，通夜达晓，家至门到，责其送迎。”{62}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唐宋时期长江流域流行的主要节日，多数起源于魏晋南北朝，一些节日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秦汉乃至先秦时期。这些节日有些是从中原扩散到长江流域，也有一些在长江流域本土诞生、后来扩散到全国，但仍有一些在唐宋时期仍局限于长江流域。整体而言其来源较为复杂多样，在产生、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岁时节令、南方风俗传统以及佛道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
二、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文化活动的主要功能类型
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节日文化活动，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划分为以下七种类型：驱祟辟邪、卜吉乞愿、祛病养生、祭拜纪念、赏景出游、游戏娱乐、社会交往。
（一）驱祟辟邪
在古人的观念里，节日作为一年中的特殊时间节点，存在鬼怪邪灵作祟的可能性，因此驱祟辟邪就成为节日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而在唐宋时期，由于受到巫文化传统的影响，长江流域的节日驱祟辟邪活动尤为兴盛。
比如元日有放爆竹、贴桃符等传统。“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63}，人们用火烧竹筒发出噼啪之声，以此令山魈和恶鬼感到畏惧，远离人群聚居之地。桃符的功能也与之类似，所谓“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以像郁垒山、桃树，百鬼畏之也。”{64}
正月晦日以饮食酒水弃街道送穷鬼之俗，也可视为驱祟辟邪活动的一种变形。姚合《晦日送穷三首（其一）》：“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65}。可见，送穷之俗在唐代非常流行。所送之“穷鬼”，为颛顼之子，喜穿破衣，于正月晦日死，人葬之曰：“今日送穷子也”。{66} 除了以“沥酒拜街中”，还有以“糜”送穷的形式，唐《四时宝鉴》载：“高阳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也。’”{67} 长江流域送穷之俗，也有在正月二十九日进行的，《岁时广记》卷13引《图经》载：“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日。”{68} 唐代长江流域这种以酒食祭祀穷鬼之俗，表达了人们祈求消除贫困、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
再如端午节的一系列驱疫避瘟习俗。仲夏五月的长江流域梅霖正盛，暑气蒸郁，虫蠹并兴，人多病瘟，在医疗卫生条件水平低下的时代，人们深感五月度日艰难，因此俗信五月为恶月，多有禁忌，如忌曝床荐席、忌盖屋{69}、不举五月子{70}等。端午节更是如此，因为艾草自古便被视为辟邪之物，所以人们往往在这一天悬艾人、戴艾虎。《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下注云：“今人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71} 《梦粱录》：“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72} 以艾草辟邪的习俗一直延续发展到唐代，艾人演变成了能降服邪物的张天师。除了以艾辟邪，长江流域的民众也以百索系臂以避灾除病、祈祐安康。周处《风土记》云：“（端午）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73}。《荆楚岁时记》云：“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74} 除了上述这些节日文化活动外，在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其他节日风俗中也可以见到驱祟辟邪的意图，比如人日剪彩胜的风俗中有一种鸡形彩胜，就是因为“鸡主以御死辟恶也”{75}。上文提到的除夕驱逐疫鬼活动也是如此，唐人姚合“傩声方去病，酒色已迎春。”{76} 薛能“祝寿思明圣，驱傩看鬼神。”{77} 皆是描写除日逐除活动。
（二）卜吉乞愿
在唐宋长江流域的节日风俗中，与驱祟辟邪有相似意味的活动是卜吉乞愿，面对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前者采取消极躲避的态度，后者则是以主动祈求的态度应对，这在时人的信仰世界中可谓一体两面。具体而言，节日卜吉乞愿的活动包括捶粪乞愿、阴晴占卜、紫姑占卜、佛诞乞子、七夕乞巧等。
元日捶粪乞愿的习俗起自魏晋南朝。《荆楚岁时记》载：“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78} 此风俗在《搜神记》中可找到起源：如愿为彭泽湖神青洪君婢，被赠于庐陵商人欧明。明得如愿，所需辄得之，数年成富人，后渐骄盈。正月岁朝，欧明欲捶未起床的如愿，如愿于柴粪堆中逃走，欧明以杖捶粪使出。唐人冯贽《云仙杂记》：“今人正旦以细绳系绵人投粪扫中，云乞如愿。”{79} 《岁时广记》注云：“今人岁朝鸡鸣时，辄往捶粪，云使人富。”{80} 宋人范成大《石湖诗集》卷30《腊月田村乐府十首》序云：“除夜将晓鸡且鸣，婢获持杖击粪壤，致词以致利市，谓之‘打灰堆’。”{81} 可见，捶粪乞愿的习俗在长江流域从魏晋南朝时期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
行阴晴占卜之事是人日的习俗。《荆楚岁时记》引董勋《问礼俗》记人日 “以阴晴占丰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1引《东方朔占书》亦有“七日占人”的记载，唐人亦延袭此风，常以人日天气情况作为预测年成、个人与国家的运势，天气晴好意味着年成丰收、万事顺遂，反之则不然。杜甫《人日》：“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冰雪莺难至，春寒花较迟。云随白水落，风振紫山悲。蓬鬓稀疏久，无劳比素丝。”{82} 便是以从元日到人日七天皆为阴天，而意谓天宝乱离，四方云扰幅裂，人物岁岁俱灾。
长江流域还有上元夜迎请紫姑占卜之俗。紫姑，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记云：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舞，恶便仰眠。{83} 正月十五紫姑卜在唐代十分盛行，熊孺登《正月十五日》云：“汉家遗事今宵见，楚郭明灯几处张。深夜行歌声绝后，紫姑神下月苍苍”{84};皮日休亦有“月下留紫姑，霜中召青女”{85} 之句。
佛诞节走出寺庙后，与民间信仰深度结合，尤其是与乞子风俗相结合。南北朝时长江中游已有佛诞日诣寺乞子息的习惯。“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市肆之人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86} 长沙寺位于江陵（今湖北荆州），东晋道安弟子昙翼所建。有学者研究，农历四月星座出现，其尾宿被认为掌管生育，九子母就是尾宿在人间的化身{87}。四月初八乞子之俗不仅为唐宋所继承，后世也依旧存在，明崇祯六年《泰州志》载：“四月八为浴佛日，妇女有相约诣尼庵拜礼及祈子息还愿者。”{88}
七夕乞巧在唐宋时期是女子乞工巧，男子尤其是男童则乞巧思。唐人林杰，五岁时七夕堂前乞巧，被试《乞巧》诗，因作“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而被称为神童{89}。《岁时杂记》载儿童乞聪明：“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书曰某乞聪明”{90}。《东京梦华录》：“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91} 当时的七夕乞巧还与节日饮食结合在一起，所谓“七夕节物多尚果食”{92}，《文昌杂录》中就记载有“乞巧果子”{93}。
（三）祛病养生
无论是驱祟辟邪还是卜吉乞愿，人身的安全、健康都是节日文化活动的核心追求，因此除了驱祟辟邪、卜吉乞愿之外，人们也习惯食用一些节令食物来祛病养生，达到强身健体、安康过节的目的。
元日饮屠苏酒是祛病养生的重要节日活动之一。鲍溶诗云：“岁酒劝屠苏，楚声山鹧鸪。”{94} 关于何为屠苏酒，韩鄂《岁华记丽》载：“屠苏乃草堂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苏而已。”{95} 其方为：“大黃、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右八味，剉，以绛囊贮。岁除日薄晚，挂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于酒中。”{96} 可见屠苏酒的医药属性很强，“合家饮之不病瘟疫”更是直接道出了饮酒的目的。
食用五辛盘也是元日常见风俗，“五辛者，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是也”{97}。唐代前中期，五辛盘延续了魏晋以来的传统，取其避疫健体之义。孙思邈《食忌》有云：“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疠气。”{98} 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对五辛盘进行改良，加入时令蔬菜，号为“春盘”，多于元日、立春日食用，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唐诗中多有描述春盘之句，“春日春盘细生菜”{99}，“春盘擘紫虾，冰鲤斫银鲙。荷梗白玉香，荇菜青丝脆”{100}。
除屠苏酒和五辛盘外，人们还在元日熬芝麻和大豆，并拌入糖食用，即“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101}，以 “避瘟气”{102}。《太平御览》卷29引《张仲景方》云：“岁有恶气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鸡子白麻并酒吞之。”下注又云：“然麻豆之设当起于此，今则熬之，未知所据也。”{103} 由此可知，长江流域人们元日熬麻子与豆食用之俗，至迟始于南朝，至北宋依旧兴盛。类似的还有食用赤小豆，要同齑汁吞服，《岁时广记》卷5引《四时纂要》记载：“岁旦，服赤小豆二七粒，向东以齑汁下，可终岁无疾，家人悉令饮之。”{104} “齑汁”即捣碎的韭、蒜、姜等辛辣调味料的汁水。元日以“齑汁”服食赤小豆，亦有“发五藏之气”{105} 之效。 上巳日食龙舌■也是为了祛病养生。《荆楚岁时记》载：上巳日“取黍曲菜汁作羹，以蜜和粉，谓之龙舌■，以厌时气。”{106} “黍曲菜”即鼠曲草，《证类本草》中记载了“鼠曲草”的药用价值，“味甘，平，无毒。调中益气，止泄除痰，压时气，去热嗽。杂米粉作糗，食之甜美。生平岗熟地，高尺余，叶有白毛，黄花。”{107} “龙舌■”即“龙舌饼”，《唐六典·太官署》记光禄寺供应百官饮食中又“三月三加煎饼”，同书《膳部郎中》记载节日饮食亦有“三月三日煎饼”。{108} 由此可推知，唐代长江流域上巳日所用的“龙舌■”是以鼠曲草汁所制的煎饼。上巳日的节食既保留了独具南方节日饮食特色的羹糜，又有防病健身的功效。
食用青精饭是唐代长江流域寒食日重要的习俗。青精饭，又称乌饭、青食迅饭，是用南烛枝叶汁水浸黑的稻米蒸制而成。南烛，又名“南烛草木、男犊、染菽、猴菽草、草木之王、惟那木、牛筋、乌饭草、墨饭草、杨桐”{109}。《零陵总记》有云：“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干石饭’”{110}。《琐碎录》：“蜀人遇寒食日，采杨桐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出隑饭”{111}。青精饭食用之初是道家修行时食用的，传说服之能令人颜童聪明、益寿延年{112}，陆龟蒙诗中多有提及青精饭与道教斋食养生之事，“乌饭新炊芼臛香，道家斋日以为常”{113}，“旧闻香积金仙食，今见青精玉斧餐”{114}。其制作方法最早可见陶弘景《登真隐诀》中“太极真人青精干石食迅饭法”条：“用南烛草木叶杂茎皮，煮取汁，浸米蒸之，令饭作青色，高格曝干，当三蒸曝，每蒸辄以叶汁溲，令浥浥。”{115} 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亦有“乌饭法”的记载：“取南烛茎叶捣碎，清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116} 青精饭作为延寿益颜的保健食品，深受文人雅士喜爱，长久不食便有了“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117} 的感慨。
端午时节，长江流域民众饮用菖蒲酒养生健体。《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118} 唐人殷尧藩《端午日》也有“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119} 之句。“菖蒲，味辛温无毒，主风寒湿痹、欬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主耳聋、痈疮，温肠胃，止小便，利四肢，湿痹不得屈伸，小儿温疟，身积热不解，可作浴汤。久服轻身，聪耳目，不忘不迷惑，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120} 由此可知，以菖蒲所泡之酒，具有驱疫防病、益寿延年的保健功效，于恶月端午日饮用可蠲除毒气。
伏日食汤饼的习俗也与祛病养生有关。此习俗自魏晋时便有，“何晏以伏日食汤饼，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121}，《荆楚岁时记》亦有“伏日，并作汤饼，名‘避恶饼’”{122} 的记载。三伏焦暑，连热汤带面食用，不免大汗淋漓，《千金翼方》有“大法，春夏宜发汗”{123}的说法，古代医者认为伏日气候炎热，人们容易生病，此时食热汤饼，身体内的毒气会随汗液排出体外，而达到驱疫保健之效，故称伏日汤饼为“避恶饼”。《玉烛宝典》卷6评“避恶饼”下注云：“今世人多下水内，别取椒、姜末和酢而食之，名为‘冷饼’”{124};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江乡鲭鲊不寄来，秦人汤饼那堪许”{125};《清异录》：“释鉴兴《天台山居颂》：‘汤玉入瓯，糟云上箸。’谓汤饼莹滑，糟姜岐秀焉耳”，都是唐宋时期伏日食汤饼的见证。
重阳节人们往往佩茱萸以驱虫、除浊、逐风邪、治寒热，“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除恶气，而御初寒。”{126} 唐时此风更盛，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127};李白“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都提到了重阳佩茱萸的节俗。此外，当时还流行以茱萸泛酒，唐人有大量诗作为证，如白居易“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128}，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129}，王建“茱萸酒法大家同，好事盛来白碗中”{130}。
此外，冬至日长江流域尚食赤豆粥，《岁时杂记》云：“至日，以赤小豆煮粥，合门食之，可免疫气”{131}，可见也是出于祛病养生的目的。
（四）祭拜纪念
举行纪念性质的祭拜活动，对于世界各地的农业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节日文化组成部分，唐宋时期的长江流域也不例外。当时的节日祭拜以纪念先祖或文化名人为主。
纪念先祖的主要活动包括寒食清明祭扫、中元祭祖和冬至祭祖。唐玄宗《许士庶寒食上墓诏》云：“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馔仍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常式。”{132} 可見寒食扫墓本是民间自发习俗，因其体现了士庶之孝，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推广，被法典化了。徐凝《嘉兴寒食》诗云：“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回。唯有县前苏小小，无人送与纸钱来。”{133} 殷尧藩《建元寺》诗序有云：“寺在常州东郭，松扉竹院，各在岗阜。地甚疏野，郊外无岁，寒食时里人犹埽径过之。”{134} 王建《寒食行》：“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垄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135} 唐人扫墓，除老人在家外，往往全家出动，除杂草、培新土、修坟茔、送纸钱，活动内容较丰富。
关于中元节祭祀先祖的风俗，《颜氏家训》载：“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136} 可见在南北朝时，已有“七月半盂兰盆”为孝亲之供，所用供品皆为素馔。周密《乾淳岁时记》中记录了南宋杭州百姓中元祀先的具体事物，“人家亦以此日祀先，例用新米、新酱、冥衣、时果、彩段、面棋。而茹素者几十八九，屠门为之罢市焉。”{137} 长江上游巴蜀民众更为重视中元节，提前两天祭祀先祖，又以正节气参加盂兰盆斋，“蜀人风俗重中元节，率以前两日祀先，列荤馔以供，及节日则诣佛寺为盂兰盆斋。”除祭祀先祖，长江流域民众也于此日在家超度亡魂，《夷坚志·丁志》卷15“詹小哥”记载了长江中游抚州（今属江西）詹小哥母亲超度小哥行事，“会中元盂兰盆斋前一夕，詹氏罗纸钱以待享，……亟呼僧诵经拔度。”{138} 冬至祭祖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四民月令》：“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斋、馔、扫、涤，荐黍、豚。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月。”{139} 《太平广记》卷340“卢顼”条也提到冬至的情形：“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粢盛之具”，“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方食，遂夹一枚馄饨，置户限上，祝之。”{140} 由此可知，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十分重视冬至，前夜会提前准备糍粑、馄饨祭祖，冬至有客至，再以此待客。《武林旧事》卷3“冬至”条：“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141} 亦可印证。
纪念文化名人的节日活动，較为典型的有寒食节食子推蒸饼和端午食粽。《文昌杂录》记载唐岁时节令食物：“寒食则有假花、鸡球、镂鸡子、子推蒸饼、饧粥。”{142} “子推蒸饼”即是枣糕，《艺苑雌黄》有记载：“寒食以面为蒸饼样，团枣附之，名曰枣糕”{143}。又《东京梦华录》记载清明节食：“用麫（即面）造枣食固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144} 又《鸡肋编》记载：“以柳枝插枣糕置门楣，呼为子推。”{145} 由此可知，“子推蒸饼”便是人们为纪念介子推为火所焚而制作的节食。
端午食粽并非源于纪念屈原，但很早就与之结合。《续齐谐记》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曲回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146} 至唐时，粽子的种类更为丰富，有“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147} 的白米粽，有“盘斗九子粽，瓯擎五云浆”{148} 的“九子粽”，还有王公贵族享用的蜜淋“赐绯含香粽子”{149} 等。
（五）赏景出游
赏景出游是节日的重要活动，唐宋时期长江流域流行的有人日登高、上元观灯、二月二踏青、寒食清明踏春、中秋赏月观潮、重阳赏菊登高等。
人日万物萌发，人们乐于出门登高赏春。人日登高的风俗，魏晋始有记载，《荆楚岁时记》引郭缘生《述征记》云：“魏东平王翕，七日登寿张县安仁山，凿山顶，为会望处，刻铭于壁，文字犹在。铭云：‘正月七日，厥日为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150} 晋人李充《正月七日登剡西寺诗》云：“命驾升西山，寓目眺原畴”{151}。唐时人日登高依旧盛行，宋之问于军中登高忆京中春景又逢军中下发春衣，畅快而作《军中人日登高赠房明府》;乔侃登高见柳条出新，一扫平日之悲而作《人日登高》;韩愈也于此日与亲朋子女携酒登高出游而作《人日城南登高》。
夜游观灯是上元节最具节日特色的民俗活动。唐制，入夜城市坊门关闭，禁止夜行，但“唯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观灯。其寺观街卷灯明若昼，士女夜游，车马塞路”{152}。扬州上元之夜“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153};杭州上元夜亦是“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154};湖、杭二州，江南水乡，流行上元日放水灯，“恋别山灯忆水灯，山光水焰百千层”{155}，山灯、水灯交相呼应，层次分明。
二月二是长江上游蜀地独特的“踏青节”，《壶中赘录》载：“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历任郡守恐有强暴之虞，故将蜀人“聚之为乐”，“纵民交易，嬉游乐饮”，“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156}此节日天气渐暖，万物复苏，人们在踏青出游之时，除了宴饮玩乐，还会挖些野菜尝鲜，谓之“挑菜”，郑谷《蜀中春日》诗云：“和暖又逢挑菜日，寂寥未是探花人”{157}。
寒食清明春光旖旎，人们纷纷出门踏春，或骑马踏青，或登高远眺，或游船览春，“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158};“兜率寺高宜望月，嘉陵江近好游春”{159};“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毂燕参差。”{160} 唐人踏春游玩之时，亦会放纸鸢，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云：“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161}
唐宋时期中秋赏月往往有饮酒宴会赋诗之举，如西川文人柳公绰等人参加在锦楼举办的玩月宴会，酒酣兴高之时纷纷以中秋玩月为旨赋诗{162}。洞庭湖及君山岛亦是长江流域的玩月胜地，“洞庭湖上清秋月，月皎湖宽万顷霜”{163};“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邻小圃碧莲开”{164}。中秋前后于钱塘观潮则是长江下游民众的重要习俗。白居易任职杭州时有咏《潮》诗云：“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165} 宋之问亦有“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句。周密《武林旧事》则说：“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166}。
长江流域盛行重阳节登高宴饮之风，唐宋时期出现了许多重阳登高的胜地，如洪州之龙沙山：“带江，沙甚洁白，高峻有似龙形。旧俗九月九日登高处”{167}，权德舆于此地作《奉陪李大夫九日龙沙宴会》。赏菊也是重阳节的重要活动，孟浩然脍炙人口的《过故人庄》便是重阳日受邀去友人庄园饮酒赏菊而作;白居易“去年九日到东洛，今年九日来吴乡。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色黄”{168}，也是全国各地重阳赏菊之证。唐人往往还将登高、赏菊结合起来，并且形成了登高时簪菊的风俗。李白“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169}，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170}，都反映了这一风俗。
（六）游戏娱乐
唐宋时期，长江流域在寒食清明时节盛行蹴鞠和秋千。蹴鞠戏，汉代已十分流行，初为练兵之法，后成娱乐健体的活动。唐时改良了蹴鞠形制，旧时蹴鞠内填充实物，“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171}，唐代蹴鞠内里充气，唐人仲无颇《气球赋》中有制球描述：“气之为球，合而成质。俾腾跃而攸利，在吹嘘而取实。尽心规矩，初因方以致圆;假手弥缝，终使满而不溢”{172}。这种充气的蹴鞠轻便，踢得高，所谓“蹴鞠屡过飞鸟上”{173}，故也称轻球。寒食日蹴鞠是当时十分重要的习俗，男儿们多于郊外蹴鞠比赛，“广场春霁，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174}，便是描绘赛场之景。“云间影过秋千女，地上声喧蹴鞠儿”{175}，男儿蹴鞠争勇，女子则秋千嬉戏。唐人王建《秋千词》描绘了少女荡秋千轻盈的姿态，以及争相比高时的场景：“长长丝绳紫复碧，袅袅横枝高百尺。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176} 当时寒食清明亦有镂鸡子、斗鸡子等习俗{177}。“镂鸡子”又称“画卵”，是一种对鸡蛋染色雕刻的工艺，早在魏晋时期荆楚地区已有寒食食用“镂鸡子”的习俗{178}，《玉烛宝典》云：“《礼》：‘春有韮卵之馈’。因寒食绝爨，遂供膳著。此节城市尤多斗鸡斗卵之戏……古之豪家，食称画卵，今代犹染蓝茜杂色，仍加雕镂，递相饷遗，或置盘俎。”{179} 骆宾王《镂鸡子》一诗有详细描述：“幸遇清明节，欣逢旧练人。刻花争脸态，写月竞眉新。晕罢空馀月，诗成并道春”{180}。以鸡蛋为人，雕刻人脸，勾画描眉，晕染腮红;雕镂完毕后以茶汤煮熟，即“熬荼氵藥卵”{181};完成之后的“鏤鸡子”或馈赠亲友，或作为宴中菜肴的装饰。“镂鸡子”的盛行，使得雕刻手法不断进步，发展为工艺比试活动，号为“斗鸡子”，所谓“红染桃花雪压梨，玲珑鸡子斗赢时”{182}。
除夕夜宴盛行一种名为“藏钩”的游戏。藏钩，又称藏彄、行彄，《荆楚岁时记》有云：“岁前，又为藏钩之戏”{183}。《玉烛宝典》卷12引《风土记》下注云：“彄盖妇人所作金环，以钅沓指而缝者也。腊日祭祀后，叟妪儿童，各随其侪，为藏彄之戏。”{184} 段成式《酉阳杂俎》亦有“此戏必于正月”{185} 的记载。
（七）社会交往
节日为人们提供了较为集中的休闲时光，因此也成为家庭团聚、走亲访友的契机，因此古人往往会举行一些带有社会交往功能的活动。比如元日就有拜年的风俗，起初或源于朝廷元日群臣朝拜君主之仪，后来逐渐扩散到民间。元日拜祭祖先后，往往全家长幼依次拜贺长辈，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的《岁旦族党会拜》诗云：“衣冠拜元日，樽俎对芳辰。上下二百位，尊卑五世人。”{186} 可见当时长江流域盛行元日拜贺之风。
除夕夜守岁也是一种重要的节日社会交往活动。长江流域自晋时已有除夕守岁的习俗，《风土记》有云：“蜀之风俗，晩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谓之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187} 守岁之时，合家团坐，宴饮达旦。至唐时，长江流域除夕守岁宴饮之风依旧盛行，“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188}。夜宴之中往往饮寿酒，即柏叶酒、屠苏酒等，“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189}，“五更三点把屠苏”{190}。饮酒次序亦同元日，自幼始，向尊长敬酒，如白居易《三年除夜》所说：“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19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节日文化活动共同存在于唐宋时期的长江流域这一时空场域之中，因此各类型之间并无截然可分的界限，而是呈现出交叉融合的态势。比如屠苏酒固然是祛病养生的节日饮食，但饮屠苏酒时的聚众欢宴也同时具有强烈的社会交往意义，所谓“凡饮酒次第，从小起”{192}，“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193}，一杯屠苏酒便将不同年龄段的人聚合起来。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交往的气氛，古人才能感叹“不觉老将春共至……手把屠苏让少年”{194}，也才有了白居易、刘禹锡二人同岁让酒的美谈，“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195} “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196}。寒食青精饭的功能与之类似，人们不仅自己食用，往往会将所制青精饭分送友人，馈赠与收礼双方以诗唱和，也是当时文人间交往之雅趣。{197}
再如二月二的蜀地踏青出游之俗，也被称为“迎富”，巴蜀各地“迎富”时间略有差别，忠州“二月二日携酒郊外迎富”{198}，万州“二月三日，携酒馔，鼔乐于郊外，饮宴至暮而回，谓之迎富”{199}，这就带有了乞愿之意。上巳节的习俗也与之类似，原本流行的河边祓禊之俗是为求休纳吉、拂除不祥，具有浓厚的巫术意义，但又与乘船宴游结合起来，所谓“三月三日，以酒食出于野，曰禊饮，古俗也”。{200} 这种集赏景出游、卜吉乞愿、驱祟辟邪于一体的活动在彼时的长江流域十分流行，唐人诗句“江南烟景复如何，闻道新亭更可过。处处艺兰春浦绿，萋萋藉草远山多。壶觞须就陶彭泽，时俗犹传晋永和。更使轻桡徐转去，微风落日水增波”{201} 便是明证。
此外，上元节人们放灯除了观赏，也有祈平安、庆丰收之意，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序》就曾记载襄州“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穰祈祉也”{202}。而寒食清明的蹴鞠、秋千、斗鸡，以及除夕的藏钩，除了是游戏娱乐活动外，也具有明显的社会交往功能。端午龙舟竞渡本是为纪念屈原而盛行，同时又带有游戏娱乐乃至赌博的色彩，所谓“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203}，“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204}。端午悬艾、饮菖蒲酒，冬至食赤豆粥等节俗又都同时具有驱祟辟邪和祛病养生的功能。这些都说明了当时节俗活动各类型之间的交叉互融。
三、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文化的精神特质
唐宋时期长江流域流行着众多节日活动，各种节日活动之间又彼此关联互动，由此构成了一张巨大繁复的节日文化网络。这一网络贯穿一年四季、覆盖上中下各阶层、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节日文化就成为了解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重要途径，节日活动所反映出的精神文化特质也就成为理解唐宋时期长江文化的重要切入点。概言之，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文化的精神特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满仪式感与纪念色彩
由于受到南方巫文化和佛道宗教元素的影响，长江流域的很多节俗活动都表现出较强的仪式感。如元日燃放爆竹，并无实际功用，属于纯粹意义上的信仰仪式，其起源显然与南方巫文化有关，所谓“楚人重岁时，爆竹鸣磔磔”{205}。再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除夕逐除活动，“谚言：‘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206}，本就源于巫术，由于加入了鲜明的佛教元素，仪式感变得更加强烈。至于道教文化，不仅是很多节日的源头，也为许多节俗增添了仪式感。如寒食节所用“九浸九蒸九曝”而成的青精饭，以及三元日禁断宰杀渔猎等，不仅节俗行为本身有仪式感，数字的选取也与道教信仰十分契合。 纪念色彩则集中体现在祭拜纪念类节俗上，无论是纪念先祖还是纪念前代的文化名人，都饱含纪念色彩。此外，佛诞节的浴佛灌顶、请像行像等活动，所谓“荆楚人相承，四月八日，迎八字之佛于金城，设幡幢鼓吹，以为法乐”{207}，“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208}，也都体现出对佛陀的纪念。仪式感与纪念色彩，反映出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活动严肃神圣的一面。
（二）世俗性强，生活气息浓厚
饮食是节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日饮屠苏酒，食五辛盘、胶牙饧、麻豆、赤小豆，人日食七菜羹，上元、正月晦日食膏糜、焦食追，寒食清明食子推蒸饼、镂鸡子，重阳饮菊花酒，食糕、粔籹……几乎每一个节日都有大量对应的节令饮食，其中有些是为了祛病养生，有些是出于纪念目的，但也有相当部分只是为了享用美食，反映出强烈的世俗性与生活气息。至于那些赏景出游、游戏娱乐、社会交往类的活动，节日享乐的色彩就更为明显了。世俗性与生活气息，反映出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活动轻松活泼的一面。
（三）强烈的趋利避害意识
以今天的观念看来，驱祟辟邪与卜吉乞愿诉诸迷信活动，祛病养生则诉诸医药手段，路径不同，但以当时的观念来说却无十分明确的界限。这几类节俗活动都是以趋利避害为宗旨，希望人们健康、长寿、平安、富贵，能够躲避灾荒、疫病、祸患。此外，一些其他节俗活动中也包含趋利避害的意图，如重阳登高虽为赏景出游，但最初是为了避祸，《续齐谐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209} 由此形成了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佩茱萸等辟邪祈寿的节俗。
（四）注重顺应天时
所谓顺应天时，表现在依照季节物候取用节日食材、玩赏自然景观。就节日饮食而言，一方面人们喜食当季较为丰富、新鲜的食物，二月二日挑菜的风俗最为典型;另一方面人们也以节令饮食使人体舒适康健为标准，往往夏祛暑热，冬避疫疾。就赏景出游而言，一方面节日出游活动多集中在春、秋两季，取气候宜人之便;另一方面，二月二踏青，寒食清明踏春，中秋赏月、观潮，重阳赏菊、登高，都是择取了一年中的最佳观赏时间。
总体而言，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文化表现出以人为核心、趋利避害的世俗性，世俗性中又带有仪式感和纪念色彩，注重现实生活享受的同时也能够为人们提供灵魂栖居。并且，这些节日文化遵从节令、顺应天时，体现出敬天法祖这一根源性的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与南方巫文化、唐宋佛道文化的紧密结合。可以说，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节日文化为我们研究古人的生活样貌和精神世界提供了一批绝佳样本，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特质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路径。
注释：
①②⑧⑩{12}{19}{22}{27}{33}{38}{47}{51}{69}{71}{74}{78}{101}{102}{105}{106}{118}{121}{122}{150}{177}{178} {183}{192}{193}{206} 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5、29、28、38、33—37、43—44、55、57、60、61、46、47、50、13、12、12、8、42、47、53、53、16、37、37、69、7、8、64页。
③④{64}{67}{68}{80}{86}{89}{90}{97}{98}{104}{126}{156}{207} 陈元靓撰、许逸民点校：《岁时广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734、129、130、255、255、148、403、567—568、539、122、122、125、637、49—50、399页。
⑤ 王安石撰、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7页。
⑥⑦{39}{48}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29、30、32、43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7、140、152、205页。
⑨ 王溥：《唐会要》卷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11} 韩愈撰、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65页。
{13}{16}{23}{63}{65}{76}{77}{82}{84}{85}{94}{99}{100}{113}{114}{117}{119}{125}{127}{128}{129}{130}{133}{134}{135} {147}{148}{154}{155}{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8}{169}{170}{173}{175}{176}{180}{182}{188}{189}{190}{191}{194}{195}{196}{201}{202}{203}{204}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48刘长卿《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卷456白居易《二月二日》、卷100 李崇嗣《寒食》、卷642来鹄《早春》、卷498姚合《晦日送穷三首（其一）》、卷489姚合《除夜》、卷558薛能《除夜作》、卷232杜甫《人日》、卷467熊孺登《正月十五日》、卷610皮日休《圣姑庙》、卷485鲍溶《范真传侍御累有寄因奉酬十首》、卷229杜甫 《立春》、卷671唐彦谦《春日访友》、卷625陆龟蒙《四月十五日道室书事寄袭美》、卷614陆龟蒙《润卿遗青食迅饭兼之一绝聊用答谢》、卷216杜甫《赠李白》、卷492殷尧藩《端午日》、卷125王维《赠吴官》、卷128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卷434白居易《九日登巴台》、卷325权德舆《九日北楼宴集》、卷301王建《酬柏侍御答酒》、卷474 徐凝《嘉兴寒食》、卷482殷尧藩《建元寺》、卷298王建《寒食行》、卷402元稹《表夏十首》、卷583温庭筠《鸿胪寺有开元中锡宴堂，楼台池沼雅为胜绝，荒凉遗址仅有存者，偶成四十韵》、卷443白居易《正月十五日夜月》、卷590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从事》、卷676郑谷《蜀中春日》、卷223杜甫《清明》、卷457白居易《寒食日寄杨东川》、卷523杜牧《江上偶见绝句》、卷659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卷318柳公绰《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浓字》;张正一《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苍字》;徐放《奉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来字》;崔备《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前字秋字二篇》、卷681韩偓《洞庭玩月》、卷858吕洞宾《洞庭湖君山颂》、卷446白居易《潮》、卷444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卷179李白《九日龙山饮》、卷522杜牧《九日齐安登高》、卷125 王维《寒食城东即事》、卷717 曹松《钟陵寒食日与同年裴颜李先辈郑校书郊外闲游》、卷298王建《秋千词》、卷78骆宾王《镂鸡子》、卷423元稹《寒食夜》、卷160孟浩然《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卷116張子容《除夜乐城逢孟浩然》、卷518雍陶《酬李绀岁除送酒》、卷459白居易《三年除夜》、卷267顾况《岁日作》、卷457白居易《新岁赠梦得》、卷358刘禹锡《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卷249皇甫冉《三月三日义兴李明府后亭泛舟》、卷584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并序》、卷398 元稹《竞舟》、卷275 张建封《竞渡歌》，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 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9，中华书局2011年版。
{15} 陶弘景撰、王家葵校注：《养性延命录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
{17} 刘侗、于弈正撰、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18} 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96页。
{20} 关于清明节何时成为独立节日，学界有诸多讨论，杨琳、黄涛认为清明节萌芽于唐，其节日习俗与寒食联系紧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清明节是寒食节的组成部分。见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6页;黄涛：《清明节的起源、变迁与公假建议》，载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节日文化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刘伯根、华景杭认为，“清明节始于周代……大致到了唐代，寒食节与清明节合而为一，变成清明节的一部分。”见刘伯根、华景杭主编：《中华传统文化大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页。张勃认为清明节始于唐代，在中唐时不再成为寒食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与寒食节并存的另一个节日。具体论述见张勃：《唐代节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49页。我们认同张勃的观点，但寒食节与清明节时间相继，节俗相承，故此处我们将寒食与清明并为一处探讨。
{21} 桓谭：《新论》卷1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页。
{24}{52}{108}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129、129页。
{25} 释赞宁：《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上“记佛生日”载：“江表以今四月八日为佛生日者，依《瑞應经》也。”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页。金盈之撰：《新编醉翁谈录》卷4：“（四月）八日，诸经说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为多。《宿愿果报经》云：我佛世尊生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南方多用此日，北人专用腊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26}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3《陶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68页。
{28} 李延寿：《南史》卷75《沈道虔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63页。
{29} 李延寿：《南史》卷32《张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3页。
{30} 沈约：《宋书》卷47《刘敬宣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09页。
{3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5《郊祀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32}{46}{59} 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6、82、84页。
{34} 王仁裕撰、曾贻芳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乞巧楼”，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页。
{35}{145} 庄绰撰、李保民校点：《鸡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1页。
{36} 具体叙述见《新修大正大藏经》第1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779页。
{37} 《全唐文》卷920，宗密：《盂兰盆经疏序》。
{40} 高承撰、李果订：《事物纪原》卷8“岁时风俗·盂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8—309页。
{41} 道教至迟于东汉末年崇奉天官、地官、水官三位神祇，以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北魏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之说出现，后“三官”与“三元”相配，《唐六典·祠部郎中员外郎》卷4记载：“正月十五日天官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为下元。”七月十五日便成为地官赦罪日。
{42} 《太上洞玄灵宝三元玉京玄都大献经》，见《道藏》第6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43}{72} 吴自牧：《梦粱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20页。
{44} 关于中秋节形成年代，学界一直存在“宋代说”和“唐代说”两种观点。持“宋代说”观点的学者主要认为唐代中秋节未成全民性节日，仅是文人群体的玩月风尚，且未形成“中秋”专名。具体观点详见刘德增：《中秋节源自新罗考》，《文史哲》2003年第6期;萧放：《中秋节俗的历史流传及当代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熊海英：《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持“唐代说”的学者主要通过对唐代中秋节习俗活动描述间接论证了此观点，他们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中秋节在唐代已经是民俗节日。详见张泽咸：《唐代的节日》，《文史》1993年第37辑;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4—625页;张勃：《唐代节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154页。
{45} 笔者以玩月为主题统计出此类诗歌四十三首，可明显看出从唐前期诗人沈佺期（《和元舍人万顷临池玩月戏为新体》）、王维（《东溪玩月》）、王昌龄（《同从弟销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等所做玩月诗无固定赏月时间;唐贞元之后玩月诗大多明确标识作于“八月十五”或“中秋”，如张正一《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苍字》、欧阳詹《玩月并序》、刘禹锡《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可见唐代中后期赏月成为中秋节固定的节日习俗。
{49} 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7页。
{50} 除王莽和魏明帝时曾一度改用殷正，唐武则天和唐肃宗时曾一度改用周正外，历代一直沿用夏正。
{53}{124}{179}{181}{184} 杜台卿：《玉烛宝典》卷11、6、2、2、12引《风土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9、273、127—128、128、401页。 {54} 高棅编撰：《唐诗品汇》卷70皎然《冬至日陪裴端公使君清水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12页。
{55} 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56} 圆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1，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5—76页。
{57}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5，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9—500页。
{58}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12，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33页。
{60} 萧子显：《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91页。
{61}{103}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530、29引《张仲景方》，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05、137页。
{62}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8注引《孙绰传》中华书局1986版，第243页。
{66}{95} 韩鄂撰、高士奇校：《岁华纪丽》， 收录《故宫珍本丛刊》第484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7、4页。
{70} 司马迁：《史记》卷75《孟尝君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52页。
{73} 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校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册《为安平公谢端午赐物状》注引周处《风土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7页。
{75}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8，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76页。
{79} 冯贽编、张力伟点校：《云仙散录》卷10“如愿”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4页。
{81}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30《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并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9—410页。
{83} 刘敬叔撰、黄益元校点：《异苑》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127页。
{87}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88} 丁世良等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页。
{91}{144}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9、179页。
{92}{137}{141}{166}{208} 周密著、钱之江校注：《武林旧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57、60、58、53页。
{93}{142} 庞元英：《文昌杂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3页。
{96} 韩鄂原编、缪启愉选译：《四时纂要选读》，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
{107}{120} 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版，第761、356页。
{109}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6，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104页。
{110}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15引北宋陶岳《零陵总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99—300页。北宋陶岳《零陵总记》15卷，为记述唐代湖南南部零陵旧地景观名胜与文人轶事的最早的一部专书，宋及明代频见征引，明以后散佚不见。
{111}{187} 陈耀文编：《天中记》，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42、180页。
{112}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7引晋人葛洪《神仙王褒传》：“太极真人，以太极青精饭上仙灵方授之，可按而合服。褒按方合炼，服之五年，色如少女。”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1页。
{115}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页。
{116}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7—8页。
{123} 孙思邈撰、朱邦贤、陈文国等校注：《千金翼方校注》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131} 高濂：《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76页。
{132} 王溥：《唐会要》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136}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36—537页。
{138}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丁志》卷15“詹小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64页。
{139} 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页。
{140}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40，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696页。
{143} 祝穆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8天时部引《艺苑雌黄》，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146}{209} 吴均：《续齐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229页。
{149} 陶榖撰、孔一点校：《清异录》卷下“单笼金乳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151}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1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0页。
{152} 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53} 牛僧孺：《玄怪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167} 虞世南编纂：《北堂书钞》卷155引《豫章记》，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2册第556页。
{17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51《枚路传附枚乘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172}{174} 《全唐文》卷740，仲无颇：《气球赋》。
{185} 段成式等撰、曹中孚等校点：《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186} 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撰、管庭芳、蒋光煦补：《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8页。
{197} 主要有《全唐诗》卷614皮日休《润卿遗青食迅饭兼之一绝聊用答谢》、卷631张贲《以青食迅饭分送袭美鲁望因成一绝》、卷628陆龟蒙《润卿遗青食迅饭兼之一绝聊用答谢》等。
{198} 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49“忠州”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89页。
{199} 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49“万州”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86页。
{200} 《全唐文》卷597，欧阳詹：《鲁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群僚吏序》。
{205} 苏辙撰、蒋宗许、袁津琥、陈默笺注：《苏辙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1页。
作者简介：刘礼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万美辰，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节日文化;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类型;精神特质
中图分类号：K242/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5-0095-11
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认识到自然时序的循环往复，并依此来安排农业生产、生活及各种文化活动，节日文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发展演变的。长江流域的节日文化也不例外。早在先秦时期长江流域民众已对自然时序有了系统的认识;秦汉时期该区域已基本形成了元日、立春、人日、社日、上巳、夏至、伏日、冬至、腊日等众多节日组成的节日文化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浪潮下，新的节日在长江流域流行起来，南方的节日亦流播至北方;到了唐宋时期，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南北方节日文化进一步融合，但长江流域的节日民俗依旧保留了地方特色。
一、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主要节日及其源流
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主要节日包括元日、人日、上元、正月晦、二月二、上巳、寒食、清明、佛诞、端午、伏日、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十月朔、冬至、除夕等。
（一）元日
元日，“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①，所谓“三元”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南朝《荆楚岁时记》就有关于元日节俗的记载。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继承了南朝元日燃爆竹、贴桃符、拜年、乞愿等节俗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南朝时期有“帖画鸡，或斫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② 的习俗，到了唐宋时期，画鸡、五彩绳索、桃木、门神等融合为桃符，并且往往镌刻“元亨利贞”、“天垂余庆，地接长春”③ 等祝祷之语。“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④ 众多节日符号的融合为民众提供了便利的庆祝方式，由此贴桃符作为元日节俗被固定下来，每岁更换，形成“总把新桃换旧符”⑤ 的稳定节俗。可以说，长江流域的元日节俗在唐宋时期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二）人日
正月初七为人日，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记载了人日由来，“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⑥ 《太平御览》卷30引《谈薮》其后按语亦云：“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也。”⑦ 由此可知，人日作为节日，源于创世的神话，而人日作为节日至迟始于魏晋时期。《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羮，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賦诗。”⑧ 可见，自南北朝时，人日便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日饮食和丰富的节庆活动。
（三）上元
上元节即正月十五日。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三元”，“三元”之称源出于道家。到了唐代，由于李唐皇室信奉道教，包括上元节在内的三元日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十月十三日敕云：“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⑨。
（四）晦日
晦日，即每月最后一日，“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为初年，时俗重之，以为节也。”⑩ 正月晦日从一开始就是民间的节日，并且至迟在南朝时期就已在长江流域流行。到了唐德宗时期，“贞元四年九月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五年正月诏，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11} 可见当时朝廷曾一度将正月晦日作为节日制度化，但后来又废除，不过长江流域晦日节俗并没有因诏令而止。《唐六典·膳部》有节日食料注云：“晦日膏糜”，此处“膏糜”同人日所用之食相同。除食用膏糜外，自南朝起，长江中游人们还于正月晦日“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会，行乐饮酒”{12}。正月晦日及其节俗为唐代所继承，诗人刘长卿在襄阳，月晦休假与好友游宴南亭时便留下了“早莺留客醉，春日为人迟”{13} 之句。
（五）二月二
二月二日被视为特殊的时间点，最初与道教有关，《真诰》{14} 《养性延命录》{15} 等南朝道教书籍都显示出当时人们观念中对二月二日的重视。二月二日在唐宋时期逐渐具有了节日的雏形，人们在这一天往往有出门春游的习惯，所谓“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16}。不过，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唐宋时期二月二日似乎还未形成真正的全国性节日，尽管出游、挑菜等活动亦存在于中原地区，但只是一个春游的契机，并无节日之名。严格来说，唐宋时期的二月二日只是在长江上游的蜀地被视为正式节日，当地人称之为“踏青节”。至于为二月二节俗活动赋予民间信仰意义的“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迟至明代才兴盛起来{17}。
（六）上巳
上巳为节日大约始自周代，《周礼·春官》载：“女巫，掌岁时祓除、釁浴”，郑玄注云：“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釁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18} 秦汉以前，三月第一个巳日为上巳节，魏晋南北朝时确定为三月三日。《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觞曲水之饮。”{19} 至唐时，上巳日成为三令节之一。 （七）寒食与清明
去冬至一百五日便是寒食，寒食后两日便是清明，两节往往并称。清明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早在汉代便已出现，唐时成为独立节日。{20} 寒食节早在东汉时便是北方太原郡一带的民俗节日，“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为介子推之故”{21}。魏晋南北朝寒食节俗流播至长江流域，《荆楚岁时记》云：“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22} 唐代长江流域寒食节俗承继前代禁火习俗，“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23} 《唐六典》卷2《记假宁令》记载：“寒食通清明四日（假）”{24}，这是官方将寒食节与清明节合并为一的开始，因此唐人也往往寒食清明连称，一并休假。
（八）浴佛
浴佛节，亦称佛诞日，本是佛教节日，历来有腊八、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三种不同的日期，长江流域则以四月八日为佛诞日{25}。浴佛节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后汉书·陶谦传》记下邳相笮融大起浮屠寺，“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26}。魏晋南北朝时长江中游地区已有了以浴佛为主要仪式的法会，《荆楚岁时记》：“四月八日，诸寺设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龙华会”，“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27} 其佛事活动由寺院扩散至民间，《南史·沈道虔传》载沈道虔笃信佛教，以祖宅为家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恸焉。”{28} 此时长江流域佛教信众将浴佛仪式与孝亲观念相结合，浴佛之日往往举行斋戒祭礼为亡故亲人祈福。《南史·张融传》：“（张融）解褐为宋新安王子鸾行参军，王母殷淑仪薨，后四月八日建斋并灌佛，僚佐亲者多至一万，少不减五千，融独注亲百钱。”{29} 《宋书·刘敬宣传》：“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以为母灌，因悲泣不自胜。”{30} 到了唐代，佛诞节进一步走出寺庙与民间信仰融合，成为大众化的节日，佛诞乞子便是其表现之一。
（九）端午
端午节，又称端五，是我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也是长江流域尤其是荆楚地区最为盛大的节日之一。“端午”为节名，最早见于晋人周处《风土记》，其源头或可追溯至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端午节俗基本成形，至唐后成为全国性的节日。
（十）伏日
伏日为节，大致始自秦漢时，《汉书·郊祀志上》有秦德公“作伏祠”的记载，孟康注云：“六月伏日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颜师古云：“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31}
（十一）七夕
七夕，周处《风土记》载：“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32}。可知魏晋之时，长江下游地区人们便开始以酒脯时果，撒香粉，设筵席祭祀牵牛织女二星，来祈求富贵、长寿以及生育，此时乞巧并不限女子。至南北朝时，长江中游开始出现妇女的乞巧活动，《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钅俞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33} 可知穿针乞巧成为当时女子乞巧的活动。至唐时，妇女呈瓜果祭祀牵牛织女二星、结彩楼、穿七孔针乞巧之俗，由长江流域向北方传播，宫中尤为盛行，发展为七夕之宴。《开元天宝遗事》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34} 而七夕宴饮之风也自上而下传播开来，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盛行七夕宴，“浙人七夕，虽小家亦市鹅鸭食物，聚饮门首，谓之‘吃巧’。”{35} 可见在唐代，七夕已经成为一个较为重要且盛大的节日。
（十二）中元（盂兰盆会）
农历七月十五是佛道两家共同的宗教节日，道家称之为中元节，佛门称之为盂兰盆会，而民间亦将此日视为鬼节，俗云：“七月半，鬼乱窜”，祭祀亡灵是该节日的主题。盂兰盆会源于西晋僧人竺法护所译的《佛说盂兰盆经》，是由译经派生而成的汉地斋节，初行于汉传佛教寺院。《佛说盂兰盆经》所述的是佛门弟子目连目睹亡母堕于地狱饿鬼道中，往饷其母仍不得饮食，后受佛祖点化，供养十方僧众其母乃得解脱，之后于七月十五日成常式{36}，即后来的盂兰盆斋。其中所体现的度母报恩的倡孝主旨与“孝悌为本”的儒家伦理相契合，宗密《盂兰盆经疏序》亦有“儒释皆宗之，其惟孝道矣”{37} 的论断，孝亲而供佛的盂兰盆会成为僧俗孝敬先祖的民俗节日。大约在晋末南朝之际，盂兰盆会首先在三吴、荆楚之地由寺院推至民间，成为世俗化的岁时节日。盂兰盆会行事最早见于《荆楚岁时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按《盂兰盆经》云：‘有七叶功徳，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38} 可知萧梁时，荆楚之地的盂兰盆节僧俗两界共同参与，期间的盆供有果品、菜食并以幡、花为饰，更有热烈歌鼓伴乐。之后盆供制作与装饰更为精美，“广为华饰，乃至割木、剖竹、饴腊、剪彩，模华叶之形，极工巧之妙”{39}，“今人弟以竹为圆架，加其首以荷叶，中贮杂馔，陈目连救母画像，致之祭祀之所。”{40} 道教中元日为地官赦罪日{41}，道经《玄都大献经》记：“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辰，地官校戒，擢选众人，分别善恶。……以其日夜，烧香燃灯，……作宣都大献，仿玉京山，采诸花果，……肴膳饮食，百味芬芳，献诸众圣及道士等。于其日夜，讲说是经，……囚徒饿鬼，当得解脱。”{42} 可见，道观于中元日斋醮主旨是救拔饿鬼，其祭祀活动与佛门大致相同。由于中元节在僧、道、俗三种场合都具有节日意义，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唐宋时期依然盛行。
（十三）中秋
八月十五，“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43}。中秋节在唐代已经形成以赏月为主题的节日民俗活动{44}。《全唐诗》中以玩月为主题的诗歌有四十余首，从中可见唐前期玩月之事未有固定时间，至唐中后期赏月固定为中秋{45}，成为中秋节固定的节日习俗。 （十四）重阳
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年，《魏文帝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46} 《荆楚岁时记》：“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47} 《太平御览》卷43引《襄阳记》：“望楚山……高处有三登，即刘弘、山简九日宴赏之所也”{48}。刘弘为西晋荆州都督，山简以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皆驻于襄阳，由此可知，九月九日重阳宴饮自汉至南北朝时一直流行，长江中游地区至迟也于魏晋时已有登高野宴。
（十五）朔日
十月朔日，即十月一日，此日为节源于秦以十月朔为岁首。《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49}。至汉武帝太初元年颁布“太初历”，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之后历代沿用夏历{50}。魏晋南北朝时，长江中游荆楚之地仍以此日为节，《荆楚岁时记》：“十月朔日，黍臛，俗谓之秦岁首。”{51} 又《唐六典》卷5记载节日食料：“十月一日黍臛”{52}。由此可知，至唐时长江流域依旧盛行十月朔日食黍臛的节俗。
（十六）冬至
日行南至，周之建子{53}，长期被作为新年之始。至汉武帝用夏历，冬至节与正月区分开来，但民众仍极重冬至，称冬至为亚岁、小年，皎然便有“亚岁崇佳宴，华轩照渌波”{54} 之句。长江流域尤其是下游江南地区尤重冬至，《吴郡志》云：“吴中自昔号繁盛……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俗重冬至，而略岁节”{55}，亦有“肥冬瘦年”的民谚。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唐开成三年（838年）长江下游扬州民众庆贺冬至的情景{56}。
（十七）除夕
除夕源于先秦年终举行的驱逐疫鬼仪式大傩，《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57} 《吕氏春秋·季冬纪》：“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逐疫，谓之逐除，是也”{58}。《初学记》卷4引王肃《仪礼》：“季冬大傩，旁磔鸡，出土牛以送寒气，即今之腊除逐疫、磔鸡、苇茭、桃梗之属”{59}。由此可知，魏晋以前逐除是在腊日前一日。至南北朝時，逐除定为腊月晦日，腊日前的大傩仪式取消，《南齐书·魏虏传》云：“（元宏）又诏罢腊前傩，唯年一傩。”{60} 长江流域的逐除活动一直十分盛行，《太平御览》卷530引《宣城记》云：“吴时洪矩为庐陵太守，有清称。征还，船轻皆载土，时岁暮，除逐人就乞，见土而去。”{61} 唐宋时期继承了除夕节俗活动，《建康实录》卷8注引《孙绰传》：“京师每岁除日，行傩令，所谓逐除也。结党连群，通夜达晓，家至门到，责其送迎。”{62}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唐宋时期长江流域流行的主要节日，多数起源于魏晋南北朝，一些节日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秦汉乃至先秦时期。这些节日有些是从中原扩散到长江流域，也有一些在长江流域本土诞生、后来扩散到全国，但仍有一些在唐宋时期仍局限于长江流域。整体而言其来源较为复杂多样，在产生、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岁时节令、南方风俗传统以及佛道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
二、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文化活动的主要功能类型
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节日文化活动，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划分为以下七种类型：驱祟辟邪、卜吉乞愿、祛病养生、祭拜纪念、赏景出游、游戏娱乐、社会交往。
（一）驱祟辟邪
在古人的观念里，节日作为一年中的特殊时间节点，存在鬼怪邪灵作祟的可能性，因此驱祟辟邪就成为节日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而在唐宋时期，由于受到巫文化传统的影响，长江流域的节日驱祟辟邪活动尤为兴盛。
比如元日有放爆竹、贴桃符等传统。“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63}，人们用火烧竹筒发出噼啪之声，以此令山魈和恶鬼感到畏惧，远离人群聚居之地。桃符的功能也与之类似，所谓“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以像郁垒山、桃树，百鬼畏之也。”{64}
正月晦日以饮食酒水弃街道送穷鬼之俗，也可视为驱祟辟邪活动的一种变形。姚合《晦日送穷三首（其一）》：“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65}。可见，送穷之俗在唐代非常流行。所送之“穷鬼”，为颛顼之子，喜穿破衣，于正月晦日死，人葬之曰：“今日送穷子也”。{66} 除了以“沥酒拜街中”，还有以“糜”送穷的形式，唐《四时宝鉴》载：“高阳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也。’”{67} 长江流域送穷之俗，也有在正月二十九日进行的，《岁时广记》卷13引《图经》载：“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日。”{68} 唐代长江流域这种以酒食祭祀穷鬼之俗，表达了人们祈求消除贫困、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
再如端午节的一系列驱疫避瘟习俗。仲夏五月的长江流域梅霖正盛，暑气蒸郁，虫蠹并兴，人多病瘟，在医疗卫生条件水平低下的时代，人们深感五月度日艰难，因此俗信五月为恶月，多有禁忌，如忌曝床荐席、忌盖屋{69}、不举五月子{70}等。端午节更是如此，因为艾草自古便被视为辟邪之物，所以人们往往在这一天悬艾人、戴艾虎。《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下注云：“今人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71} 《梦粱录》：“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72} 以艾草辟邪的习俗一直延续发展到唐代，艾人演变成了能降服邪物的张天师。除了以艾辟邪，长江流域的民众也以百索系臂以避灾除病、祈祐安康。周处《风土记》云：“（端午）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73}。《荆楚岁时记》云：“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74} 除了上述这些节日文化活动外，在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其他节日风俗中也可以见到驱祟辟邪的意图，比如人日剪彩胜的风俗中有一种鸡形彩胜，就是因为“鸡主以御死辟恶也”{75}。上文提到的除夕驱逐疫鬼活动也是如此，唐人姚合“傩声方去病，酒色已迎春。”{76} 薛能“祝寿思明圣，驱傩看鬼神。”{77} 皆是描写除日逐除活动。
（二）卜吉乞愿
在唐宋长江流域的节日风俗中，与驱祟辟邪有相似意味的活动是卜吉乞愿，面对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前者采取消极躲避的态度，后者则是以主动祈求的态度应对，这在时人的信仰世界中可谓一体两面。具体而言，节日卜吉乞愿的活动包括捶粪乞愿、阴晴占卜、紫姑占卜、佛诞乞子、七夕乞巧等。
元日捶粪乞愿的习俗起自魏晋南朝。《荆楚岁时记》载：“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78} 此风俗在《搜神记》中可找到起源：如愿为彭泽湖神青洪君婢，被赠于庐陵商人欧明。明得如愿，所需辄得之，数年成富人，后渐骄盈。正月岁朝，欧明欲捶未起床的如愿，如愿于柴粪堆中逃走，欧明以杖捶粪使出。唐人冯贽《云仙杂记》：“今人正旦以细绳系绵人投粪扫中，云乞如愿。”{79} 《岁时广记》注云：“今人岁朝鸡鸣时，辄往捶粪，云使人富。”{80} 宋人范成大《石湖诗集》卷30《腊月田村乐府十首》序云：“除夜将晓鸡且鸣，婢获持杖击粪壤，致词以致利市，谓之‘打灰堆’。”{81} 可见，捶粪乞愿的习俗在长江流域从魏晋南朝时期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
行阴晴占卜之事是人日的习俗。《荆楚岁时记》引董勋《问礼俗》记人日 “以阴晴占丰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1引《东方朔占书》亦有“七日占人”的记载，唐人亦延袭此风，常以人日天气情况作为预测年成、个人与国家的运势，天气晴好意味着年成丰收、万事顺遂，反之则不然。杜甫《人日》：“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冰雪莺难至，春寒花较迟。云随白水落，风振紫山悲。蓬鬓稀疏久，无劳比素丝。”{82} 便是以从元日到人日七天皆为阴天，而意谓天宝乱离，四方云扰幅裂，人物岁岁俱灾。
长江流域还有上元夜迎请紫姑占卜之俗。紫姑，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记云：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舞，恶便仰眠。{83} 正月十五紫姑卜在唐代十分盛行，熊孺登《正月十五日》云：“汉家遗事今宵见，楚郭明灯几处张。深夜行歌声绝后，紫姑神下月苍苍”{84};皮日休亦有“月下留紫姑，霜中召青女”{85} 之句。
佛诞节走出寺庙后，与民间信仰深度结合，尤其是与乞子风俗相结合。南北朝时长江中游已有佛诞日诣寺乞子息的习惯。“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市肆之人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86} 长沙寺位于江陵（今湖北荆州），东晋道安弟子昙翼所建。有学者研究，农历四月星座出现，其尾宿被认为掌管生育，九子母就是尾宿在人间的化身{87}。四月初八乞子之俗不仅为唐宋所继承，后世也依旧存在，明崇祯六年《泰州志》载：“四月八为浴佛日，妇女有相约诣尼庵拜礼及祈子息还愿者。”{88}
七夕乞巧在唐宋时期是女子乞工巧，男子尤其是男童则乞巧思。唐人林杰，五岁时七夕堂前乞巧，被试《乞巧》诗，因作“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而被称为神童{89}。《岁时杂记》载儿童乞聪明：“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书曰某乞聪明”{90}。《东京梦华录》：“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91} 当时的七夕乞巧还与节日饮食结合在一起，所谓“七夕节物多尚果食”{92}，《文昌杂录》中就记载有“乞巧果子”{93}。
（三）祛病养生
无论是驱祟辟邪还是卜吉乞愿，人身的安全、健康都是节日文化活动的核心追求，因此除了驱祟辟邪、卜吉乞愿之外，人们也习惯食用一些节令食物来祛病养生，达到强身健体、安康过节的目的。
元日饮屠苏酒是祛病养生的重要节日活动之一。鲍溶诗云：“岁酒劝屠苏，楚声山鹧鸪。”{94} 关于何为屠苏酒，韩鄂《岁华记丽》载：“屠苏乃草堂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苏而已。”{95} 其方为：“大黃、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右八味，剉，以绛囊贮。岁除日薄晚，挂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于酒中。”{96} 可见屠苏酒的医药属性很强，“合家饮之不病瘟疫”更是直接道出了饮酒的目的。
食用五辛盘也是元日常见风俗，“五辛者，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是也”{97}。唐代前中期，五辛盘延续了魏晋以来的传统，取其避疫健体之义。孙思邈《食忌》有云：“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疠气。”{98} 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对五辛盘进行改良，加入时令蔬菜，号为“春盘”，多于元日、立春日食用，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唐诗中多有描述春盘之句，“春日春盘细生菜”{99}，“春盘擘紫虾，冰鲤斫银鲙。荷梗白玉香，荇菜青丝脆”{100}。
除屠苏酒和五辛盘外，人们还在元日熬芝麻和大豆，并拌入糖食用，即“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101}，以 “避瘟气”{102}。《太平御览》卷29引《张仲景方》云：“岁有恶气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鸡子白麻并酒吞之。”下注又云：“然麻豆之设当起于此，今则熬之，未知所据也。”{103} 由此可知，长江流域人们元日熬麻子与豆食用之俗，至迟始于南朝，至北宋依旧兴盛。类似的还有食用赤小豆，要同齑汁吞服，《岁时广记》卷5引《四时纂要》记载：“岁旦，服赤小豆二七粒，向东以齑汁下，可终岁无疾，家人悉令饮之。”{104} “齑汁”即捣碎的韭、蒜、姜等辛辣调味料的汁水。元日以“齑汁”服食赤小豆，亦有“发五藏之气”{105} 之效。 上巳日食龙舌■也是为了祛病养生。《荆楚岁时记》载：上巳日“取黍曲菜汁作羹，以蜜和粉，谓之龙舌■，以厌时气。”{106} “黍曲菜”即鼠曲草，《证类本草》中记载了“鼠曲草”的药用价值，“味甘，平，无毒。调中益气，止泄除痰，压时气，去热嗽。杂米粉作糗，食之甜美。生平岗熟地，高尺余，叶有白毛，黄花。”{107} “龙舌■”即“龙舌饼”，《唐六典·太官署》记光禄寺供应百官饮食中又“三月三加煎饼”，同书《膳部郎中》记载节日饮食亦有“三月三日煎饼”。{108} 由此可推知，唐代长江流域上巳日所用的“龙舌■”是以鼠曲草汁所制的煎饼。上巳日的节食既保留了独具南方节日饮食特色的羹糜，又有防病健身的功效。
食用青精饭是唐代长江流域寒食日重要的习俗。青精饭，又称乌饭、青食迅饭，是用南烛枝叶汁水浸黑的稻米蒸制而成。南烛，又名“南烛草木、男犊、染菽、猴菽草、草木之王、惟那木、牛筋、乌饭草、墨饭草、杨桐”{109}。《零陵总记》有云：“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干石饭’”{110}。《琐碎录》：“蜀人遇寒食日，采杨桐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出隑饭”{111}。青精饭食用之初是道家修行时食用的，传说服之能令人颜童聪明、益寿延年{112}，陆龟蒙诗中多有提及青精饭与道教斋食养生之事，“乌饭新炊芼臛香，道家斋日以为常”{113}，“旧闻香积金仙食，今见青精玉斧餐”{114}。其制作方法最早可见陶弘景《登真隐诀》中“太极真人青精干石食迅饭法”条：“用南烛草木叶杂茎皮，煮取汁，浸米蒸之，令饭作青色，高格曝干，当三蒸曝，每蒸辄以叶汁溲，令浥浥。”{115} 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亦有“乌饭法”的记载：“取南烛茎叶捣碎，清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116} 青精饭作为延寿益颜的保健食品，深受文人雅士喜爱，长久不食便有了“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117} 的感慨。
端午时节，长江流域民众饮用菖蒲酒养生健体。《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118} 唐人殷尧藩《端午日》也有“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119} 之句。“菖蒲，味辛温无毒，主风寒湿痹、欬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主耳聋、痈疮，温肠胃，止小便，利四肢，湿痹不得屈伸，小儿温疟，身积热不解，可作浴汤。久服轻身，聪耳目，不忘不迷惑，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120} 由此可知，以菖蒲所泡之酒，具有驱疫防病、益寿延年的保健功效，于恶月端午日饮用可蠲除毒气。
伏日食汤饼的习俗也与祛病养生有关。此习俗自魏晋时便有，“何晏以伏日食汤饼，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121}，《荆楚岁时记》亦有“伏日，并作汤饼，名‘避恶饼’”{122} 的记载。三伏焦暑，连热汤带面食用，不免大汗淋漓，《千金翼方》有“大法，春夏宜发汗”{123}的说法，古代医者认为伏日气候炎热，人们容易生病，此时食热汤饼，身体内的毒气会随汗液排出体外，而达到驱疫保健之效，故称伏日汤饼为“避恶饼”。《玉烛宝典》卷6评“避恶饼”下注云：“今世人多下水内，别取椒、姜末和酢而食之，名为‘冷饼’”{124};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江乡鲭鲊不寄来，秦人汤饼那堪许”{125};《清异录》：“释鉴兴《天台山居颂》：‘汤玉入瓯，糟云上箸。’谓汤饼莹滑，糟姜岐秀焉耳”，都是唐宋时期伏日食汤饼的见证。
重阳节人们往往佩茱萸以驱虫、除浊、逐风邪、治寒热，“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除恶气，而御初寒。”{126} 唐时此风更盛，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127};李白“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都提到了重阳佩茱萸的节俗。此外，当时还流行以茱萸泛酒，唐人有大量诗作为证，如白居易“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128}，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129}，王建“茱萸酒法大家同，好事盛来白碗中”{130}。
此外，冬至日长江流域尚食赤豆粥，《岁时杂记》云：“至日，以赤小豆煮粥，合门食之，可免疫气”{131}，可见也是出于祛病养生的目的。
（四）祭拜纪念
举行纪念性质的祭拜活动，对于世界各地的农业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节日文化组成部分，唐宋时期的长江流域也不例外。当时的节日祭拜以纪念先祖或文化名人为主。
纪念先祖的主要活动包括寒食清明祭扫、中元祭祖和冬至祭祖。唐玄宗《许士庶寒食上墓诏》云：“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馔仍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常式。”{132} 可見寒食扫墓本是民间自发习俗，因其体现了士庶之孝，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推广，被法典化了。徐凝《嘉兴寒食》诗云：“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回。唯有县前苏小小，无人送与纸钱来。”{133} 殷尧藩《建元寺》诗序有云：“寺在常州东郭，松扉竹院，各在岗阜。地甚疏野，郊外无岁，寒食时里人犹埽径过之。”{134} 王建《寒食行》：“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垄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135} 唐人扫墓，除老人在家外，往往全家出动，除杂草、培新土、修坟茔、送纸钱，活动内容较丰富。
关于中元节祭祀先祖的风俗，《颜氏家训》载：“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136} 可见在南北朝时，已有“七月半盂兰盆”为孝亲之供，所用供品皆为素馔。周密《乾淳岁时记》中记录了南宋杭州百姓中元祀先的具体事物，“人家亦以此日祀先，例用新米、新酱、冥衣、时果、彩段、面棋。而茹素者几十八九，屠门为之罢市焉。”{137} 长江上游巴蜀民众更为重视中元节，提前两天祭祀先祖，又以正节气参加盂兰盆斋，“蜀人风俗重中元节，率以前两日祀先，列荤馔以供，及节日则诣佛寺为盂兰盆斋。”除祭祀先祖，长江流域民众也于此日在家超度亡魂，《夷坚志·丁志》卷15“詹小哥”记载了长江中游抚州（今属江西）詹小哥母亲超度小哥行事，“会中元盂兰盆斋前一夕，詹氏罗纸钱以待享，……亟呼僧诵经拔度。”{138} 冬至祭祖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四民月令》：“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斋、馔、扫、涤，荐黍、豚。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月。”{139} 《太平广记》卷340“卢顼”条也提到冬至的情形：“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粢盛之具”，“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方食，遂夹一枚馄饨，置户限上，祝之。”{140} 由此可知，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十分重视冬至，前夜会提前准备糍粑、馄饨祭祖，冬至有客至，再以此待客。《武林旧事》卷3“冬至”条：“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141} 亦可印证。
纪念文化名人的节日活动，較为典型的有寒食节食子推蒸饼和端午食粽。《文昌杂录》记载唐岁时节令食物：“寒食则有假花、鸡球、镂鸡子、子推蒸饼、饧粥。”{142} “子推蒸饼”即是枣糕，《艺苑雌黄》有记载：“寒食以面为蒸饼样，团枣附之，名曰枣糕”{143}。又《东京梦华录》记载清明节食：“用麫（即面）造枣食固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144} 又《鸡肋编》记载：“以柳枝插枣糕置门楣，呼为子推。”{145} 由此可知，“子推蒸饼”便是人们为纪念介子推为火所焚而制作的节食。
端午食粽并非源于纪念屈原，但很早就与之结合。《续齐谐记》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曲回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146} 至唐时，粽子的种类更为丰富，有“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147} 的白米粽，有“盘斗九子粽，瓯擎五云浆”{148} 的“九子粽”，还有王公贵族享用的蜜淋“赐绯含香粽子”{149} 等。
（五）赏景出游
赏景出游是节日的重要活动，唐宋时期长江流域流行的有人日登高、上元观灯、二月二踏青、寒食清明踏春、中秋赏月观潮、重阳赏菊登高等。
人日万物萌发，人们乐于出门登高赏春。人日登高的风俗，魏晋始有记载，《荆楚岁时记》引郭缘生《述征记》云：“魏东平王翕，七日登寿张县安仁山，凿山顶，为会望处，刻铭于壁，文字犹在。铭云：‘正月七日，厥日为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150} 晋人李充《正月七日登剡西寺诗》云：“命驾升西山，寓目眺原畴”{151}。唐时人日登高依旧盛行，宋之问于军中登高忆京中春景又逢军中下发春衣，畅快而作《军中人日登高赠房明府》;乔侃登高见柳条出新，一扫平日之悲而作《人日登高》;韩愈也于此日与亲朋子女携酒登高出游而作《人日城南登高》。
夜游观灯是上元节最具节日特色的民俗活动。唐制，入夜城市坊门关闭，禁止夜行，但“唯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观灯。其寺观街卷灯明若昼，士女夜游，车马塞路”{152}。扬州上元之夜“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153};杭州上元夜亦是“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154};湖、杭二州，江南水乡，流行上元日放水灯，“恋别山灯忆水灯，山光水焰百千层”{155}，山灯、水灯交相呼应，层次分明。
二月二是长江上游蜀地独特的“踏青节”，《壶中赘录》载：“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历任郡守恐有强暴之虞，故将蜀人“聚之为乐”，“纵民交易，嬉游乐饮”，“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156}此节日天气渐暖，万物复苏，人们在踏青出游之时，除了宴饮玩乐，还会挖些野菜尝鲜，谓之“挑菜”，郑谷《蜀中春日》诗云：“和暖又逢挑菜日，寂寥未是探花人”{157}。
寒食清明春光旖旎，人们纷纷出门踏春，或骑马踏青，或登高远眺，或游船览春，“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158};“兜率寺高宜望月，嘉陵江近好游春”{159};“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毂燕参差。”{160} 唐人踏春游玩之时，亦会放纸鸢，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云：“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161}
唐宋时期中秋赏月往往有饮酒宴会赋诗之举，如西川文人柳公绰等人参加在锦楼举办的玩月宴会，酒酣兴高之时纷纷以中秋玩月为旨赋诗{162}。洞庭湖及君山岛亦是长江流域的玩月胜地，“洞庭湖上清秋月，月皎湖宽万顷霜”{163};“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邻小圃碧莲开”{164}。中秋前后于钱塘观潮则是长江下游民众的重要习俗。白居易任职杭州时有咏《潮》诗云：“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165} 宋之问亦有“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句。周密《武林旧事》则说：“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166}。
长江流域盛行重阳节登高宴饮之风，唐宋时期出现了许多重阳登高的胜地，如洪州之龙沙山：“带江，沙甚洁白，高峻有似龙形。旧俗九月九日登高处”{167}，权德舆于此地作《奉陪李大夫九日龙沙宴会》。赏菊也是重阳节的重要活动，孟浩然脍炙人口的《过故人庄》便是重阳日受邀去友人庄园饮酒赏菊而作;白居易“去年九日到东洛，今年九日来吴乡。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色黄”{168}，也是全国各地重阳赏菊之证。唐人往往还将登高、赏菊结合起来，并且形成了登高时簪菊的风俗。李白“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169}，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170}，都反映了这一风俗。
（六）游戏娱乐
唐宋时期，长江流域在寒食清明时节盛行蹴鞠和秋千。蹴鞠戏，汉代已十分流行，初为练兵之法，后成娱乐健体的活动。唐时改良了蹴鞠形制，旧时蹴鞠内填充实物，“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171}，唐代蹴鞠内里充气，唐人仲无颇《气球赋》中有制球描述：“气之为球，合而成质。俾腾跃而攸利，在吹嘘而取实。尽心规矩，初因方以致圆;假手弥缝，终使满而不溢”{172}。这种充气的蹴鞠轻便，踢得高，所谓“蹴鞠屡过飞鸟上”{173}，故也称轻球。寒食日蹴鞠是当时十分重要的习俗，男儿们多于郊外蹴鞠比赛，“广场春霁，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174}，便是描绘赛场之景。“云间影过秋千女，地上声喧蹴鞠儿”{175}，男儿蹴鞠争勇，女子则秋千嬉戏。唐人王建《秋千词》描绘了少女荡秋千轻盈的姿态，以及争相比高时的场景：“长长丝绳紫复碧，袅袅横枝高百尺。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176} 当时寒食清明亦有镂鸡子、斗鸡子等习俗{177}。“镂鸡子”又称“画卵”，是一种对鸡蛋染色雕刻的工艺，早在魏晋时期荆楚地区已有寒食食用“镂鸡子”的习俗{178}，《玉烛宝典》云：“《礼》：‘春有韮卵之馈’。因寒食绝爨，遂供膳著。此节城市尤多斗鸡斗卵之戏……古之豪家，食称画卵，今代犹染蓝茜杂色，仍加雕镂，递相饷遗，或置盘俎。”{179} 骆宾王《镂鸡子》一诗有详细描述：“幸遇清明节，欣逢旧练人。刻花争脸态，写月竞眉新。晕罢空馀月，诗成并道春”{180}。以鸡蛋为人，雕刻人脸，勾画描眉，晕染腮红;雕镂完毕后以茶汤煮熟，即“熬荼氵藥卵”{181};完成之后的“鏤鸡子”或馈赠亲友，或作为宴中菜肴的装饰。“镂鸡子”的盛行，使得雕刻手法不断进步，发展为工艺比试活动，号为“斗鸡子”，所谓“红染桃花雪压梨，玲珑鸡子斗赢时”{182}。
除夕夜宴盛行一种名为“藏钩”的游戏。藏钩，又称藏彄、行彄，《荆楚岁时记》有云：“岁前，又为藏钩之戏”{183}。《玉烛宝典》卷12引《风土记》下注云：“彄盖妇人所作金环，以钅沓指而缝者也。腊日祭祀后，叟妪儿童，各随其侪，为藏彄之戏。”{184} 段成式《酉阳杂俎》亦有“此戏必于正月”{185} 的记载。
（七）社会交往
节日为人们提供了较为集中的休闲时光，因此也成为家庭团聚、走亲访友的契机，因此古人往往会举行一些带有社会交往功能的活动。比如元日就有拜年的风俗，起初或源于朝廷元日群臣朝拜君主之仪，后来逐渐扩散到民间。元日拜祭祖先后，往往全家长幼依次拜贺长辈，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的《岁旦族党会拜》诗云：“衣冠拜元日，樽俎对芳辰。上下二百位，尊卑五世人。”{186} 可见当时长江流域盛行元日拜贺之风。
除夕夜守岁也是一种重要的节日社会交往活动。长江流域自晋时已有除夕守岁的习俗，《风土记》有云：“蜀之风俗，晩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谓之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187} 守岁之时，合家团坐，宴饮达旦。至唐时，长江流域除夕守岁宴饮之风依旧盛行，“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188}。夜宴之中往往饮寿酒，即柏叶酒、屠苏酒等，“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189}，“五更三点把屠苏”{190}。饮酒次序亦同元日，自幼始，向尊长敬酒，如白居易《三年除夜》所说：“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19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节日文化活动共同存在于唐宋时期的长江流域这一时空场域之中，因此各类型之间并无截然可分的界限，而是呈现出交叉融合的态势。比如屠苏酒固然是祛病养生的节日饮食，但饮屠苏酒时的聚众欢宴也同时具有强烈的社会交往意义，所谓“凡饮酒次第，从小起”{192}，“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193}，一杯屠苏酒便将不同年龄段的人聚合起来。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交往的气氛，古人才能感叹“不觉老将春共至……手把屠苏让少年”{194}，也才有了白居易、刘禹锡二人同岁让酒的美谈，“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195} “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196}。寒食青精饭的功能与之类似，人们不仅自己食用，往往会将所制青精饭分送友人，馈赠与收礼双方以诗唱和，也是当时文人间交往之雅趣。{197}
再如二月二的蜀地踏青出游之俗，也被称为“迎富”，巴蜀各地“迎富”时间略有差别，忠州“二月二日携酒郊外迎富”{198}，万州“二月三日，携酒馔，鼔乐于郊外，饮宴至暮而回，谓之迎富”{199}，这就带有了乞愿之意。上巳节的习俗也与之类似，原本流行的河边祓禊之俗是为求休纳吉、拂除不祥，具有浓厚的巫术意义，但又与乘船宴游结合起来，所谓“三月三日，以酒食出于野，曰禊饮，古俗也”。{200} 这种集赏景出游、卜吉乞愿、驱祟辟邪于一体的活动在彼时的长江流域十分流行，唐人诗句“江南烟景复如何，闻道新亭更可过。处处艺兰春浦绿，萋萋藉草远山多。壶觞须就陶彭泽，时俗犹传晋永和。更使轻桡徐转去，微风落日水增波”{201} 便是明证。
此外，上元节人们放灯除了观赏，也有祈平安、庆丰收之意，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序》就曾记载襄州“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穰祈祉也”{202}。而寒食清明的蹴鞠、秋千、斗鸡，以及除夕的藏钩，除了是游戏娱乐活动外，也具有明显的社会交往功能。端午龙舟竞渡本是为纪念屈原而盛行，同时又带有游戏娱乐乃至赌博的色彩，所谓“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203}，“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204}。端午悬艾、饮菖蒲酒，冬至食赤豆粥等节俗又都同时具有驱祟辟邪和祛病养生的功能。这些都说明了当时节俗活动各类型之间的交叉互融。
三、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文化的精神特质
唐宋时期长江流域流行着众多节日活动，各种节日活动之间又彼此关联互动，由此构成了一张巨大繁复的节日文化网络。这一网络贯穿一年四季、覆盖上中下各阶层、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节日文化就成为了解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重要途径，节日活动所反映出的精神文化特质也就成为理解唐宋时期长江文化的重要切入点。概言之，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文化的精神特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满仪式感与纪念色彩
由于受到南方巫文化和佛道宗教元素的影响，长江流域的很多节俗活动都表现出较强的仪式感。如元日燃放爆竹，并无实际功用，属于纯粹意义上的信仰仪式，其起源显然与南方巫文化有关，所谓“楚人重岁时，爆竹鸣磔磔”{205}。再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除夕逐除活动，“谚言：‘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206}，本就源于巫术，由于加入了鲜明的佛教元素，仪式感变得更加强烈。至于道教文化，不仅是很多节日的源头，也为许多节俗增添了仪式感。如寒食节所用“九浸九蒸九曝”而成的青精饭，以及三元日禁断宰杀渔猎等，不仅节俗行为本身有仪式感，数字的选取也与道教信仰十分契合。 纪念色彩则集中体现在祭拜纪念类节俗上，无论是纪念先祖还是纪念前代的文化名人，都饱含纪念色彩。此外，佛诞节的浴佛灌顶、请像行像等活动，所谓“荆楚人相承，四月八日，迎八字之佛于金城，设幡幢鼓吹，以为法乐”{207}，“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208}，也都体现出对佛陀的纪念。仪式感与纪念色彩，反映出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活动严肃神圣的一面。
（二）世俗性强，生活气息浓厚
饮食是节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日饮屠苏酒，食五辛盘、胶牙饧、麻豆、赤小豆，人日食七菜羹，上元、正月晦日食膏糜、焦食追，寒食清明食子推蒸饼、镂鸡子，重阳饮菊花酒，食糕、粔籹……几乎每一个节日都有大量对应的节令饮食，其中有些是为了祛病养生，有些是出于纪念目的，但也有相当部分只是为了享用美食，反映出强烈的世俗性与生活气息。至于那些赏景出游、游戏娱乐、社会交往类的活动，节日享乐的色彩就更为明显了。世俗性与生活气息，反映出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活动轻松活泼的一面。
（三）强烈的趋利避害意识
以今天的观念看来，驱祟辟邪与卜吉乞愿诉诸迷信活动，祛病养生则诉诸医药手段，路径不同，但以当时的观念来说却无十分明确的界限。这几类节俗活动都是以趋利避害为宗旨，希望人们健康、长寿、平安、富贵，能够躲避灾荒、疫病、祸患。此外，一些其他节俗活动中也包含趋利避害的意图，如重阳登高虽为赏景出游，但最初是为了避祸，《续齐谐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209} 由此形成了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佩茱萸等辟邪祈寿的节俗。
（四）注重顺应天时
所谓顺应天时，表现在依照季节物候取用节日食材、玩赏自然景观。就节日饮食而言，一方面人们喜食当季较为丰富、新鲜的食物，二月二日挑菜的风俗最为典型;另一方面人们也以节令饮食使人体舒适康健为标准，往往夏祛暑热，冬避疫疾。就赏景出游而言，一方面节日出游活动多集中在春、秋两季，取气候宜人之便;另一方面，二月二踏青，寒食清明踏春，中秋赏月、观潮，重阳赏菊、登高，都是择取了一年中的最佳观赏时间。
总体而言，唐宋时期长江流域节日文化表现出以人为核心、趋利避害的世俗性，世俗性中又带有仪式感和纪念色彩，注重现实生活享受的同时也能够为人们提供灵魂栖居。并且，这些节日文化遵从节令、顺应天时，体现出敬天法祖这一根源性的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与南方巫文化、唐宋佛道文化的紧密结合。可以说，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节日文化为我们研究古人的生活样貌和精神世界提供了一批绝佳样本，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特质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路径。
注释：
①②⑧⑩{12}{19}{22}{27}{33}{38}{47}{51}{69}{71}{74}{78}{101}{102}{105}{106}{118}{121}{122}{150}{177}{178} {183}{192}{193}{206} 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5、29、28、38、33—37、43—44、55、57、60、61、46、47、50、13、12、12、8、42、47、53、53、16、37、37、69、7、8、64页。
③④{64}{67}{68}{80}{86}{89}{90}{97}{98}{104}{126}{156}{207} 陈元靓撰、许逸民点校：《岁时广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734、129、130、255、255、148、403、567—568、539、122、122、125、637、49—50、399页。
⑤ 王安石撰、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7页。
⑥⑦{39}{48}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29、30、32、43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7、140、152、205页。
⑨ 王溥：《唐会要》卷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11} 韩愈撰、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65页。
{13}{16}{23}{63}{65}{76}{77}{82}{84}{85}{94}{99}{100}{113}{114}{117}{119}{125}{127}{128}{129}{130}{133}{134}{135} {147}{148}{154}{155}{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8}{169}{170}{173}{175}{176}{180}{182}{188}{189}{190}{191}{194}{195}{196}{201}{202}{203}{204}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48刘长卿《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卷456白居易《二月二日》、卷100 李崇嗣《寒食》、卷642来鹄《早春》、卷498姚合《晦日送穷三首（其一）》、卷489姚合《除夜》、卷558薛能《除夜作》、卷232杜甫《人日》、卷467熊孺登《正月十五日》、卷610皮日休《圣姑庙》、卷485鲍溶《范真传侍御累有寄因奉酬十首》、卷229杜甫 《立春》、卷671唐彦谦《春日访友》、卷625陆龟蒙《四月十五日道室书事寄袭美》、卷614陆龟蒙《润卿遗青食迅饭兼之一绝聊用答谢》、卷216杜甫《赠李白》、卷492殷尧藩《端午日》、卷125王维《赠吴官》、卷128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卷434白居易《九日登巴台》、卷325权德舆《九日北楼宴集》、卷301王建《酬柏侍御答酒》、卷474 徐凝《嘉兴寒食》、卷482殷尧藩《建元寺》、卷298王建《寒食行》、卷402元稹《表夏十首》、卷583温庭筠《鸿胪寺有开元中锡宴堂，楼台池沼雅为胜绝，荒凉遗址仅有存者，偶成四十韵》、卷443白居易《正月十五日夜月》、卷590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从事》、卷676郑谷《蜀中春日》、卷223杜甫《清明》、卷457白居易《寒食日寄杨东川》、卷523杜牧《江上偶见绝句》、卷659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卷318柳公绰《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浓字》;张正一《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苍字》;徐放《奉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来字》;崔备《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前字秋字二篇》、卷681韩偓《洞庭玩月》、卷858吕洞宾《洞庭湖君山颂》、卷446白居易《潮》、卷444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卷179李白《九日龙山饮》、卷522杜牧《九日齐安登高》、卷125 王维《寒食城东即事》、卷717 曹松《钟陵寒食日与同年裴颜李先辈郑校书郊外闲游》、卷298王建《秋千词》、卷78骆宾王《镂鸡子》、卷423元稹《寒食夜》、卷160孟浩然《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卷116張子容《除夜乐城逢孟浩然》、卷518雍陶《酬李绀岁除送酒》、卷459白居易《三年除夜》、卷267顾况《岁日作》、卷457白居易《新岁赠梦得》、卷358刘禹锡《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卷249皇甫冉《三月三日义兴李明府后亭泛舟》、卷584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并序》、卷398 元稹《竞舟》、卷275 张建封《竞渡歌》，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 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9，中华书局2011年版。
{15} 陶弘景撰、王家葵校注：《养性延命录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
{17} 刘侗、于弈正撰、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18} 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96页。
{20} 关于清明节何时成为独立节日，学界有诸多讨论，杨琳、黄涛认为清明节萌芽于唐，其节日习俗与寒食联系紧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清明节是寒食节的组成部分。见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6页;黄涛：《清明节的起源、变迁与公假建议》，载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节日文化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刘伯根、华景杭认为，“清明节始于周代……大致到了唐代，寒食节与清明节合而为一，变成清明节的一部分。”见刘伯根、华景杭主编：《中华传统文化大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页。张勃认为清明节始于唐代，在中唐时不再成为寒食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与寒食节并存的另一个节日。具体论述见张勃：《唐代节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49页。我们认同张勃的观点，但寒食节与清明节时间相继，节俗相承，故此处我们将寒食与清明并为一处探讨。
{21} 桓谭：《新论》卷1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页。
{24}{52}{108}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129、129页。
{25} 释赞宁：《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上“记佛生日”载：“江表以今四月八日为佛生日者，依《瑞應经》也。”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页。金盈之撰：《新编醉翁谈录》卷4：“（四月）八日，诸经说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为多。《宿愿果报经》云：我佛世尊生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南方多用此日，北人专用腊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26}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3《陶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68页。
{28} 李延寿：《南史》卷75《沈道虔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63页。
{29} 李延寿：《南史》卷32《张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3页。
{30} 沈约：《宋书》卷47《刘敬宣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09页。
{3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5《郊祀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32}{46}{59} 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6、82、84页。
{34} 王仁裕撰、曾贻芳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乞巧楼”，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页。
{35}{145} 庄绰撰、李保民校点：《鸡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1页。
{36} 具体叙述见《新修大正大藏经》第1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779页。
{37} 《全唐文》卷920，宗密：《盂兰盆经疏序》。
{40} 高承撰、李果订：《事物纪原》卷8“岁时风俗·盂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8—309页。
{41} 道教至迟于东汉末年崇奉天官、地官、水官三位神祇，以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北魏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之说出现，后“三官”与“三元”相配，《唐六典·祠部郎中员外郎》卷4记载：“正月十五日天官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为下元。”七月十五日便成为地官赦罪日。
{42} 《太上洞玄灵宝三元玉京玄都大献经》，见《道藏》第6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43}{72} 吴自牧：《梦粱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20页。
{44} 关于中秋节形成年代，学界一直存在“宋代说”和“唐代说”两种观点。持“宋代说”观点的学者主要认为唐代中秋节未成全民性节日，仅是文人群体的玩月风尚，且未形成“中秋”专名。具体观点详见刘德增：《中秋节源自新罗考》，《文史哲》2003年第6期;萧放：《中秋节俗的历史流传及当代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熊海英：《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持“唐代说”的学者主要通过对唐代中秋节习俗活动描述间接论证了此观点，他们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中秋节在唐代已经是民俗节日。详见张泽咸：《唐代的节日》，《文史》1993年第37辑;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4—625页;张勃：《唐代节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154页。
{45} 笔者以玩月为主题统计出此类诗歌四十三首，可明显看出从唐前期诗人沈佺期（《和元舍人万顷临池玩月戏为新体》）、王维（《东溪玩月》）、王昌龄（《同从弟销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等所做玩月诗无固定赏月时间;唐贞元之后玩月诗大多明确标识作于“八月十五”或“中秋”，如张正一《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苍字》、欧阳詹《玩月并序》、刘禹锡《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可见唐代中后期赏月成为中秋节固定的节日习俗。
{49} 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7页。
{50} 除王莽和魏明帝时曾一度改用殷正，唐武则天和唐肃宗时曾一度改用周正外，历代一直沿用夏正。
{53}{124}{179}{181}{184} 杜台卿：《玉烛宝典》卷11、6、2、2、12引《风土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9、273、127—128、128、401页。 {54} 高棅编撰：《唐诗品汇》卷70皎然《冬至日陪裴端公使君清水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12页。
{55} 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56} 圆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1，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5—76页。
{57}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5，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9—500页。
{58}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12，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33页。
{60} 萧子显：《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91页。
{61}{103}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530、29引《张仲景方》，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05、137页。
{62}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8注引《孙绰传》中华书局1986版，第243页。
{66}{95} 韩鄂撰、高士奇校：《岁华纪丽》， 收录《故宫珍本丛刊》第484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7、4页。
{70} 司马迁：《史记》卷75《孟尝君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52页。
{73} 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校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册《为安平公谢端午赐物状》注引周处《风土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7页。
{75}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8，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76页。
{79} 冯贽编、张力伟点校：《云仙散录》卷10“如愿”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4页。
{81}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30《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并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9—410页。
{83} 刘敬叔撰、黄益元校点：《异苑》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127页。
{87}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88} 丁世良等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页。
{91}{144}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9、179页。
{92}{137}{141}{166}{208} 周密著、钱之江校注：《武林旧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57、60、58、53页。
{93}{142} 庞元英：《文昌杂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3页。
{96} 韩鄂原编、缪启愉选译：《四时纂要选读》，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
{107}{120} 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版，第761、356页。
{109}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6，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104页。
{110}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15引北宋陶岳《零陵总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99—300页。北宋陶岳《零陵总记》15卷，为记述唐代湖南南部零陵旧地景观名胜与文人轶事的最早的一部专书，宋及明代频见征引，明以后散佚不见。
{111}{187} 陈耀文编：《天中记》，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42、180页。
{112}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7引晋人葛洪《神仙王褒传》：“太极真人，以太极青精饭上仙灵方授之，可按而合服。褒按方合炼，服之五年，色如少女。”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1页。
{115}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页。
{116}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7—8页。
{123} 孙思邈撰、朱邦贤、陈文国等校注：《千金翼方校注》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131} 高濂：《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76页。
{132} 王溥：《唐会要》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136}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36—537页。
{138}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丁志》卷15“詹小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64页。
{139} 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页。
{140}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40，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696页。
{143} 祝穆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8天时部引《艺苑雌黄》，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146}{209} 吴均：《续齐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229页。
{149} 陶榖撰、孔一点校：《清异录》卷下“单笼金乳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151}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1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0页。
{152} 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53} 牛僧孺：《玄怪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167} 虞世南编纂：《北堂书钞》卷155引《豫章记》，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2册第556页。
{17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51《枚路传附枚乘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172}{174} 《全唐文》卷740，仲无颇：《气球赋》。
{185} 段成式等撰、曹中孚等校点：《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186} 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撰、管庭芳、蒋光煦补：《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8页。
{197} 主要有《全唐诗》卷614皮日休《润卿遗青食迅饭兼之一绝聊用答谢》、卷631张贲《以青食迅饭分送袭美鲁望因成一绝》、卷628陆龟蒙《润卿遗青食迅饭兼之一绝聊用答谢》等。
{198} 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49“忠州”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89页。
{199} 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49“万州”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86页。
{200} 《全唐文》卷597，欧阳詹：《鲁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群僚吏序》。
{205} 苏辙撰、蒋宗许、袁津琥、陈默笺注：《苏辙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1页。
作者简介：刘礼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万美辰，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