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引言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看法：“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懂经济、经济成就最大的政党”。这是我积68年的人生经验和33年专职从事经济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在两年多前讨论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次会议上，针对国内一些人对奥巴马上台的追捧，吹嘘美国民主党最能解决经济问题的言论，我当时指出：危机本是美国造成的，民主党也难辞其咎，现在他上台，也不见得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同时，我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二十世纪的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最能解决难题、最能克服困难的是中国共产党；只要我们坚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两条，我国将能很快消除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事实很快就证明了我的观点，我国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在世界上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在纪念建党90周年时，回顾我党这90年不平凡的历程，我的这一观点更加坚定：世界上自有政党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比中国共产党懂经济；最能解决难题、最能克服经济困难的是中国共产党；最快使国家从贫弱到富强、民族從衰落到振兴、人民从贫穷到富裕的政党也是中国共产党。
除了美国的政党，我这里再举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政党的例子来证明我的论断，一个是我们原来的老大哥苏联共产党，一个是印度国大党。苏联共产党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但由于后期的经济基础出了问题，加上领导人的软弱和背叛，导致叶利钦1991年8月23日查封了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接着于11月5日宣布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活动，至此，建党93年、执政74年的苏共垮台。苏联共产党显然不能与我们比，“中国共产党万岁”可以持续到中国不再有政党的时候。与我国各方面具有可比性的印度，独立后大部分时间是国大党执政。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印度人均为57美元，中国只有印度的47％；经过60年各自的发展，到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312美元，印度人均GDP为1022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24倍。这也说明印度的国大党不如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不如社会主义制度。
自1840年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一个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前一个任务主要是革命的问题，我们将它归结为推翻三座大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破坏旧世界：后一个任务基本上是发展经济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建设新世界，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两大任务都是由1921年成立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的、实现的。
下面我将分3个时期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1)1921～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时期；(2)1949～1979年探索以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3)1979～2011年探索以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三个时期我们党的经济工作都在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佳绩。我为什么这样作这样的划分?一是因为客观存在着划分三个时期的显著特点，二是可以非常方便地回答党内外一些人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否定。这类否定最典型的是给共产党经济上打零分和攻击毛泽东不懂经济，这两种攻击恰恰又出现在三个时期交替之际。
大家知道，解放初资产阶级说“共产党军事上打一百分，政治上打八十分，经济上打零分”。“经济上打零分”，虽然主要是针对解放后的经济而言，但毫无疑问也包含了对我党执政以前那28年经济工作的蔑视或无视。所以，我们必须将中国共产党最初28年即推翻“三座大山”时期的经济工作单独进行研究。当然，研究这28年的经济，主要还不是辩论，而是为了从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不要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在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所出版的党史中，几乎不谈党的经济工作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就更必要了。
其次，夺取掌权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建设了，为什么还要分期呢?那是因为，一方面，党所选择的发展经济的体制模式不同，不同的模式具有迥然不同的一些特点，需要分别研究。另一方面，若干时期以来，不少人形而上学看问题，为计划经济时期局部的一时性错误和曲折所迷惑，其间还夹杂一些异己分子有意混淆是非，攻击中国共产党，说共产党掌权后的30年，毛泽东不懂经济，只知道搞运动，以至于将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在这样一些人看来，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只有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懂经济”。为了回答这些人，非常有必要研究1949～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至于第三个时期，1979～2011年市场取向改革时期的经济，这种探索当然非常重要，值得认真研究，总结提高。
需要强调的是，我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懂经济的政党，最能解决经济难题、最能克服经济困难的党，并不意味着无视中国共产党在其90年的历史中，在经济工作中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曲折，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也不是简单地以“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将这些错误和挫折敷衍过去(下面将有具体分析)。我只是强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九十年如一日，始终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关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长远的战略全局来考虑和处理经济问题，错误和挫折是前进中出现的局部的暂时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癣疥而不见基本健康的肌体。清人陈澹然(1859～1930)于光绪戊戌(1898)年在“迁都建藩议”(《寤言二》)中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善谋万世、谋全局者虽可能在某时某域有失误甚至失败，但目标的达成是必然的。而不着眼于万世、胸中无全局者，即或谋一时谋一域很出彩，然终难成大事；经济纵然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也离预期目的甚远，甚至有为人作嫁之虞。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90年中，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万世，重视经济基础，一以贯之地努力做好经济工作，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经济难题，成绩斐然。尽管其间有曲折、有挫折，她都成功地克服了、战胜了，90年的历史是一部成功史，这个历史是不可分割的。那种人为地将其割裂，断言某个时期搞糟了、失败了的言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即使是在建国后的头三十年，我党也是以主要时间和精力抓经济建设，在领导人民拼命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些人以政治运动多来否定经济成就，是不正确的。定鼎之初，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继续以某种形式与中国共产党较量是必然的。相应地，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几次政治运动。从经济视角考察，政治运动的目的，一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扫除障碍，二是保障发展经济的成果归全国人民公平地享有，即共同富裕，都属于谋万世、谋全局。建国头三十年的一些政治运动，从发动的初衷考察，基本上属于为工农大众谋万世、谋全局，即通过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发展经济服务并保证经济发展的成果为绝大多数人民所共享。不加分析一概否定政治运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拜占庭历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又译普罗科匹厄斯)说“聪慧伶俐的人适于作演说，有创造力的人适于写诗歌，只有实事求是的人适于写历史”，我要对他的说法略加修正：伶牙俐齿的人适于作演说，有想象力的人适于写诗歌，只有实事求是的人适于写历史。我入党以来就一直努力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所以，退休以后，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下面具体论述中国共产党三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欢迎评头品足。
二、1921～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时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前有中国共产党那样完整正确的经济政策和长期丰富的经济工作实践
现在许多人，包括相当多的共产党员，对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了解得不全面。若问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通常的回答是：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确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有什么三大法宝之类。凡此种种，年岁较大的人都耳熟能详。这些说法当然都对。但是，这当中有一個最基本的问题即经济基础问题为多数同志所忽略，更为党外人士不理解。其实，我们党在战争年代的经济工作同样是出色的，党以正确的经济思想、经济战略、经济政策和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的卓越工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经济保障。马克思主义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这几句话、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点出来，同志们立刻就能明白。老百姓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解决“粮草”问题，能取得战争胜利吗?粮草要先行，而粮草从哪里来，这就是经济问题，谁说领导革命军队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不懂经济?中国共产党用28年时间成功地为民族经济振兴提供了制度基础，如果不懂经济，可能吗?
当然，我们党也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做经济工作，取得经济工作成就的。这28年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第一，靠国际，主要是苏联援助。
从1921年到1927年，基本上是靠国际援助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当然，这时候家境富裕的党员贡献家财和高薪党员交党费，也起过辅助作用。曾经有许多人对党的一大至六大的中央那么听共产国际的话不理解，是他们不了解，那时如果苏联不拿钱支持，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搞到那样的规模、有那么大的活动能量，能不能培养出那么多干部，是大可存疑的。拿了国际(苏联)的钱，自然要听话。正因为如此，米夫才能将只读了几本马列的书，毫无革命实践也毫无尺寸之功的王明、博古这些听他话的娃娃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但是，靠国际援助，党在成立之初、事业滥觞时期可以，稍向前发展就不行了。
我们可以回想1927年的两件大事。第一件，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蒙受灾难性损失。为什么出现如此糟糕的政治局面?考其经济根源，乃在于鲍罗廷奉斯大林之命将共产国际援助中国的金钱、物资、武器都用于武装蒋介石，让共产党为蒋介石当苦力，而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就很少了，以致党的领袖陈独秀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中央局的另一位领导毛泽东要靠陈独秀接济才能糊口(他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工资也经常被国民党右派拖欠)，更遑论党的事业的发展了。当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中国共产党毫无还手之力。第二件大事是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约3万正规部队参加的南昌起义为什么失败了?而一个月后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的秋收起义为什么坚持下来了?原因有很多，除了一个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帜，一个是“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幻想打到广东的出海口，以便接受苏联援助，然后进行第二次北伐。三万人的部队由于不愿深入工农而后勤无保障，还没打到海边，就所剩无几了。
此后，即使共产国际的援助不给国民党而只给共产党了，也只能解决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部分经费问题，不足部分还得让处于被围剿中的红军提供。据中共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余敏在“中央红色交通线”一文中介绍：“1933年1月前，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工作经费，需要苏区上缴，中央红色交通线及大埔交通站安全完成党中央到中央苏区提款的任务，先后提款并安全运送黄金10多斤，银元、金条、钱币等一大批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为白区党的建设和党的地下工作，作出巨大的支持。”(大埔论坛网)。广东大埔县只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通道之一，中央还通过其他通道得到根据地的经济支持。后来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跑到了根据地，就全靠根据地养活了。
第二，国际援助与打土豪筹粮筹款相结合。
这个阶段比较短，基本上是1927年武装暴动起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止。我这里说基本上，反映的是这样的事实：1931年以前，朱毛红军已经在探索发展根据地经济和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经费问题，并不完全依靠打土豪；1931年以后，有些地方的红军还主要依靠打土豪。打土豪(包括劣绅)筹粮筹款这种方式，注定不能长久。道理很简单，中国是个很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农村，即使土豪劣绅的资财也很有限，所谓浮财，往往是他们一辈子甚至是几代人积聚起来的，一个地方打过一遍土豪之后，至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内就没有土豪了。俗话说“坐吃山空”，何况打土豪所得到的那点钱粮对红军来说，根本谈不上是“山”。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最早最坚决反对流寇主义、主张建立根据地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开始探索从根本上为革命解决经济问题，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验，早在1928年12月就制定了《土地法》，将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支持红军。
第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民生。
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规范的经济工作，正式开始于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民生”的阶段。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是我党成功解决革命根据地经济问题的杰出代表。我这样说，有充分根据。毛泽东在与朱德会师井冈山不久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流寇主义，强调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有了根据地才能实现党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红军才能获得可靠和可持续的后勤保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什么又叫土地革命时期，就是我们党的经济纲领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此为基础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生产，支持革命战争。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讲话就是我党正确经济政策的体现，那时，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抓经济工作，除了设有土地部、粮食部、财政部、国家银行(1932年2月1日)，政府最庞大的部委，就是国民经济部(全称“国民经济人民委员 部”，邓子恢、林伯渠、吴亮平先后任部长)，该部下设国民经济委员会(邓子恢、张闻天、项英、吴亮平等8人组成)、设计局、工业局、商业局、调查统计局、运输管理局、对外贸易局、国有企业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有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3类)、总务处等专门机构，使根据地的经济有了相对全面而迅速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央苏区政府成立时，恰逢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左倾教条宗派主义集团剥夺了军权后，他被动地成为领导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主帅。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支撑了苏维埃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和十几万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对粉碎蒋介石政府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为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不是经济原因)。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新的形势，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各根据地(解放区)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生产高潮，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也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我党在各根据地，特别是党中央在延安领导经济工作有许多创新，这种创新以百团大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抗战初期，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限共政策，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115、第120、第129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编制定额为1.5万人，列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蒋介石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按3个师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此后3年间虽稍有增加，但总数没有超过70万元。军饷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的百团大战打破了这种局面。对日百团大战，八路军仅参战部队就达105个团，若加上未参战部队，八路军实有人数约是蒋介石核编的10倍左右。1940年10月旬，“百团大战”打到一半时，蒋介石政府就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我党不得不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因为国共合作协议规定的12个团竟变成120个团，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也是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搞百团大战的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停拔八路军的经费后，中国共产党以精兵简政和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应对，这自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困难，中国共产党却非常理智地注意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从经济上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40年12月25日发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其中经济方面的政策有4项：“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减薪时，均不应过多。”“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实践证明，这几项政策是正确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全面阐明了我们党发展经济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办法，使中国共产党抗战以来的经济方针政策系统化和理论化了。其中包括提出“经济决定财政”的著名论断，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倾向：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提倡股份经济和发展合作事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反对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度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粮要款的错误作风。歸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以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坚持抗战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有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思想，例如：1944年6月，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提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并且“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毛泽东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思伟的谈话中重申：“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三十多年后一些人无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被西方列强从外面锁上的事实，反诬毛泽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行闭关锁国，是多么浅薄无知!
至于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在抗战时期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以土地改革取代减租减息和适时统一解放区的财经，以及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无需多讲。
总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前有中国共产党那样完整正确的经济政策和长期丰富的经济工作实践，以及基于自己成功实践而总结形成的科学经济理论。
(作者单位：北京特华财经研究所)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看法：“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懂经济、经济成就最大的政党”。这是我积68年的人生经验和33年专职从事经济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在两年多前讨论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次会议上，针对国内一些人对奥巴马上台的追捧，吹嘘美国民主党最能解决经济问题的言论，我当时指出：危机本是美国造成的，民主党也难辞其咎，现在他上台，也不见得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同时，我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二十世纪的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最能解决难题、最能克服困难的是中国共产党；只要我们坚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两条，我国将能很快消除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事实很快就证明了我的观点，我国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在世界上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在纪念建党90周年时，回顾我党这90年不平凡的历程，我的这一观点更加坚定：世界上自有政党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比中国共产党懂经济；最能解决难题、最能克服经济困难的是中国共产党；最快使国家从贫弱到富强、民族從衰落到振兴、人民从贫穷到富裕的政党也是中国共产党。
除了美国的政党，我这里再举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政党的例子来证明我的论断，一个是我们原来的老大哥苏联共产党，一个是印度国大党。苏联共产党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但由于后期的经济基础出了问题，加上领导人的软弱和背叛，导致叶利钦1991年8月23日查封了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接着于11月5日宣布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活动，至此，建党93年、执政74年的苏共垮台。苏联共产党显然不能与我们比，“中国共产党万岁”可以持续到中国不再有政党的时候。与我国各方面具有可比性的印度，独立后大部分时间是国大党执政。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印度人均为57美元，中国只有印度的47％；经过60年各自的发展，到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312美元，印度人均GDP为1022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24倍。这也说明印度的国大党不如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不如社会主义制度。
自1840年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一个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前一个任务主要是革命的问题，我们将它归结为推翻三座大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破坏旧世界：后一个任务基本上是发展经济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建设新世界，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两大任务都是由1921年成立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的、实现的。
下面我将分3个时期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1)1921～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时期；(2)1949～1979年探索以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3)1979～2011年探索以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三个时期我们党的经济工作都在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佳绩。我为什么这样作这样的划分?一是因为客观存在着划分三个时期的显著特点，二是可以非常方便地回答党内外一些人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否定。这类否定最典型的是给共产党经济上打零分和攻击毛泽东不懂经济，这两种攻击恰恰又出现在三个时期交替之际。
大家知道，解放初资产阶级说“共产党军事上打一百分，政治上打八十分，经济上打零分”。“经济上打零分”，虽然主要是针对解放后的经济而言，但毫无疑问也包含了对我党执政以前那28年经济工作的蔑视或无视。所以，我们必须将中国共产党最初28年即推翻“三座大山”时期的经济工作单独进行研究。当然，研究这28年的经济，主要还不是辩论，而是为了从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不要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在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所出版的党史中，几乎不谈党的经济工作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就更必要了。
其次，夺取掌权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建设了，为什么还要分期呢?那是因为，一方面，党所选择的发展经济的体制模式不同，不同的模式具有迥然不同的一些特点，需要分别研究。另一方面，若干时期以来，不少人形而上学看问题，为计划经济时期局部的一时性错误和曲折所迷惑，其间还夹杂一些异己分子有意混淆是非，攻击中国共产党，说共产党掌权后的30年，毛泽东不懂经济，只知道搞运动，以至于将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在这样一些人看来，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只有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懂经济”。为了回答这些人，非常有必要研究1949～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至于第三个时期，1979～2011年市场取向改革时期的经济，这种探索当然非常重要，值得认真研究，总结提高。
需要强调的是，我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懂经济的政党，最能解决经济难题、最能克服经济困难的党，并不意味着无视中国共产党在其90年的历史中，在经济工作中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曲折，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也不是简单地以“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将这些错误和挫折敷衍过去(下面将有具体分析)。我只是强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九十年如一日，始终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关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长远的战略全局来考虑和处理经济问题，错误和挫折是前进中出现的局部的暂时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癣疥而不见基本健康的肌体。清人陈澹然(1859～1930)于光绪戊戌(1898)年在“迁都建藩议”(《寤言二》)中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善谋万世、谋全局者虽可能在某时某域有失误甚至失败，但目标的达成是必然的。而不着眼于万世、胸中无全局者，即或谋一时谋一域很出彩，然终难成大事；经济纵然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也离预期目的甚远，甚至有为人作嫁之虞。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90年中，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万世，重视经济基础，一以贯之地努力做好经济工作，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经济难题，成绩斐然。尽管其间有曲折、有挫折，她都成功地克服了、战胜了，90年的历史是一部成功史，这个历史是不可分割的。那种人为地将其割裂，断言某个时期搞糟了、失败了的言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即使是在建国后的头三十年，我党也是以主要时间和精力抓经济建设，在领导人民拼命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些人以政治运动多来否定经济成就，是不正确的。定鼎之初，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继续以某种形式与中国共产党较量是必然的。相应地，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几次政治运动。从经济视角考察，政治运动的目的，一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扫除障碍，二是保障发展经济的成果归全国人民公平地享有，即共同富裕，都属于谋万世、谋全局。建国头三十年的一些政治运动，从发动的初衷考察，基本上属于为工农大众谋万世、谋全局，即通过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发展经济服务并保证经济发展的成果为绝大多数人民所共享。不加分析一概否定政治运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拜占庭历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又译普罗科匹厄斯)说“聪慧伶俐的人适于作演说，有创造力的人适于写诗歌，只有实事求是的人适于写历史”，我要对他的说法略加修正：伶牙俐齿的人适于作演说，有想象力的人适于写诗歌，只有实事求是的人适于写历史。我入党以来就一直努力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所以，退休以后，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下面具体论述中国共产党三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欢迎评头品足。
二、1921～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时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前有中国共产党那样完整正确的经济政策和长期丰富的经济工作实践
现在许多人，包括相当多的共产党员，对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了解得不全面。若问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通常的回答是：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确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有什么三大法宝之类。凡此种种，年岁较大的人都耳熟能详。这些说法当然都对。但是，这当中有一個最基本的问题即经济基础问题为多数同志所忽略，更为党外人士不理解。其实，我们党在战争年代的经济工作同样是出色的，党以正确的经济思想、经济战略、经济政策和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的卓越工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经济保障。马克思主义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这几句话、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点出来，同志们立刻就能明白。老百姓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解决“粮草”问题，能取得战争胜利吗?粮草要先行，而粮草从哪里来，这就是经济问题，谁说领导革命军队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不懂经济?中国共产党用28年时间成功地为民族经济振兴提供了制度基础，如果不懂经济，可能吗?
当然，我们党也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做经济工作，取得经济工作成就的。这28年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第一，靠国际，主要是苏联援助。
从1921年到1927年，基本上是靠国际援助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当然，这时候家境富裕的党员贡献家财和高薪党员交党费，也起过辅助作用。曾经有许多人对党的一大至六大的中央那么听共产国际的话不理解，是他们不了解，那时如果苏联不拿钱支持，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搞到那样的规模、有那么大的活动能量，能不能培养出那么多干部，是大可存疑的。拿了国际(苏联)的钱，自然要听话。正因为如此，米夫才能将只读了几本马列的书，毫无革命实践也毫无尺寸之功的王明、博古这些听他话的娃娃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但是，靠国际援助，党在成立之初、事业滥觞时期可以，稍向前发展就不行了。
我们可以回想1927年的两件大事。第一件，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蒙受灾难性损失。为什么出现如此糟糕的政治局面?考其经济根源，乃在于鲍罗廷奉斯大林之命将共产国际援助中国的金钱、物资、武器都用于武装蒋介石，让共产党为蒋介石当苦力，而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就很少了，以致党的领袖陈独秀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中央局的另一位领导毛泽东要靠陈独秀接济才能糊口(他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工资也经常被国民党右派拖欠)，更遑论党的事业的发展了。当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中国共产党毫无还手之力。第二件大事是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约3万正规部队参加的南昌起义为什么失败了?而一个月后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的秋收起义为什么坚持下来了?原因有很多，除了一个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帜，一个是“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幻想打到广东的出海口，以便接受苏联援助，然后进行第二次北伐。三万人的部队由于不愿深入工农而后勤无保障，还没打到海边，就所剩无几了。
此后，即使共产国际的援助不给国民党而只给共产党了，也只能解决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部分经费问题，不足部分还得让处于被围剿中的红军提供。据中共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余敏在“中央红色交通线”一文中介绍：“1933年1月前，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工作经费，需要苏区上缴，中央红色交通线及大埔交通站安全完成党中央到中央苏区提款的任务，先后提款并安全运送黄金10多斤，银元、金条、钱币等一大批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为白区党的建设和党的地下工作，作出巨大的支持。”(大埔论坛网)。广东大埔县只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通道之一，中央还通过其他通道得到根据地的经济支持。后来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跑到了根据地，就全靠根据地养活了。
第二，国际援助与打土豪筹粮筹款相结合。
这个阶段比较短，基本上是1927年武装暴动起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止。我这里说基本上，反映的是这样的事实：1931年以前，朱毛红军已经在探索发展根据地经济和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经费问题，并不完全依靠打土豪；1931年以后，有些地方的红军还主要依靠打土豪。打土豪(包括劣绅)筹粮筹款这种方式，注定不能长久。道理很简单，中国是个很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农村，即使土豪劣绅的资财也很有限，所谓浮财，往往是他们一辈子甚至是几代人积聚起来的，一个地方打过一遍土豪之后，至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内就没有土豪了。俗话说“坐吃山空”，何况打土豪所得到的那点钱粮对红军来说，根本谈不上是“山”。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最早最坚决反对流寇主义、主张建立根据地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开始探索从根本上为革命解决经济问题，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验，早在1928年12月就制定了《土地法》，将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支持红军。
第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民生。
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规范的经济工作，正式开始于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民生”的阶段。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是我党成功解决革命根据地经济问题的杰出代表。我这样说，有充分根据。毛泽东在与朱德会师井冈山不久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流寇主义，强调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有了根据地才能实现党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红军才能获得可靠和可持续的后勤保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什么又叫土地革命时期，就是我们党的经济纲领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此为基础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生产，支持革命战争。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讲话就是我党正确经济政策的体现，那时，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抓经济工作，除了设有土地部、粮食部、财政部、国家银行(1932年2月1日)，政府最庞大的部委，就是国民经济部(全称“国民经济人民委员 部”，邓子恢、林伯渠、吴亮平先后任部长)，该部下设国民经济委员会(邓子恢、张闻天、项英、吴亮平等8人组成)、设计局、工业局、商业局、调查统计局、运输管理局、对外贸易局、国有企业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有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3类)、总务处等专门机构，使根据地的经济有了相对全面而迅速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央苏区政府成立时，恰逢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左倾教条宗派主义集团剥夺了军权后，他被动地成为领导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主帅。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支撑了苏维埃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和十几万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对粉碎蒋介石政府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为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不是经济原因)。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新的形势，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各根据地(解放区)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生产高潮，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也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我党在各根据地，特别是党中央在延安领导经济工作有许多创新，这种创新以百团大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抗战初期，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限共政策，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115、第120、第129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编制定额为1.5万人，列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蒋介石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按3个师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此后3年间虽稍有增加，但总数没有超过70万元。军饷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的百团大战打破了这种局面。对日百团大战，八路军仅参战部队就达105个团，若加上未参战部队，八路军实有人数约是蒋介石核编的10倍左右。1940年10月旬，“百团大战”打到一半时，蒋介石政府就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我党不得不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因为国共合作协议规定的12个团竟变成120个团，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也是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搞百团大战的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停拔八路军的经费后，中国共产党以精兵简政和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应对，这自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困难，中国共产党却非常理智地注意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从经济上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40年12月25日发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其中经济方面的政策有4项：“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减薪时，均不应过多。”“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实践证明，这几项政策是正确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全面阐明了我们党发展经济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办法，使中国共产党抗战以来的经济方针政策系统化和理论化了。其中包括提出“经济决定财政”的著名论断，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倾向：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提倡股份经济和发展合作事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反对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度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粮要款的错误作风。歸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以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坚持抗战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有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思想，例如：1944年6月，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提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并且“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毛泽东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思伟的谈话中重申：“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三十多年后一些人无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被西方列强从外面锁上的事实，反诬毛泽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行闭关锁国，是多么浅薄无知!
至于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在抗战时期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以土地改革取代减租减息和适时统一解放区的财经，以及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无需多讲。
总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前有中国共产党那样完整正确的经济政策和长期丰富的经济工作实践，以及基于自己成功实践而总结形成的科学经济理论。
(作者单位：北京特华财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