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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从建国之后到"文革"之前,大多数作家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因此80年代以前的文坛,一直处于"共名"的状态。但一段文学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民间文化形态这三方的此起彼伏,并根据其高低来决定某一阶段的文学特征,作家的写作立场也会随着有所变化。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踏上腾飞之旅,也带来了文学的黄金时代,催生了"无名"现象的出现,作家的写作立场也明显地转向了"民间",本文试图以莫言《红高粱》和余华《活着》为例来阐述这一现象。
关键词:作家;创作立场;民间;莫言;余华
"民间"一词,按照陈思和先生的定义,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达的对时代的认识。"而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则一直伴随着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民间文化形态这三方的此起彼伏,并根据其胜负来决定某一阶段的文学特征,作家的写作立场也会有所变化。
一、"共名"状态下作家的创作立场
80年代以前的文坛,一直处于"共名"的状态,即某一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这样作品固然能为当时的人们和社会,尤其是权威认同,但是,作家的写作却不自觉地与之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
十七年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其中《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就曾说过:"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并以多卷本的形式,围绕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不遗余力地讴歌了农民革命战争的波澜壮阔,在当时取得了一个大捷,好评如潮。仔细读完这部作品之后,却觉得作者所要着力塑造的"农民英雄"朱老忠这一形象,似乎太理想、太完美,其实非常单薄,几乎不符合一个真正的农民性格,一个古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农民,能有这样的政治觉悟吗?当面对逼死父亲的仇家,他能抑制住怒火,而只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吗?作者一味地将朱老忠置于意识形态下进行刻画,几乎遮蔽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性,甚至读来还没有反面人物冯贵堂更加鲜活,更加生活化。可以说,作者是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构建整个文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作者对北方农村图景的生动描绘,只是这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阅读。
"文革"十年,更是将这种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发挥到了极致。公开发表的作品,基本上都不能署自己的名字,一般以写作组来命名,更何谈作者的写作立场,官方承认的最高文学成果是江青亲自炮制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戏",直接规定了"三突出"原则,作家创作都是主题先行,所有的正面角色都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所有的反面角色都是小、丑、坏的猥琐人物,所有的结局都是好人胜,恶人败,人民齐欢唱。而这些样板戏在现在之所以还具有审美价值,凭的是其仅存的一点民间文化质素,如《沙家浜》中的"一女三男"模式、《智取威虎山》中的"神魔斗法"场景等。
这些作家从未曾放弃过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下探索民间文化,只是这些都以"隐形结构"的方式潜藏在阶级斗争这一"显形文本"之下。
二、作家创作立场的民间转向
整个8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逐渐减弱,中国作家如"久旱逢甘霖"一般,纷纷放宽视野,敞开胸怀,试图吐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养分,于是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等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接踵而至。
(一)解读莫言《红高粱》
这一时期,"民间"经常被作为新的审美空间,但真正将创作立场转向民间叙事的作家并不多,莫言是其中一个。这里以他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为例,在这部作品中,初步展现了作者的叙事立场向民间的转变。
其一是作者赋予叙述者以民间身份。作品的开头,"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就将叙述者"我"、父亲、爷爷和奶奶置于同一个地域――高密东北乡,三辈祖孙关系已经将四个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尤其是在农村,这种纽带是永远不可能断的,这样,以"我"这个孙子的身份语气来讲述爷爷余占鳌和奶奶戴凤莲的故事,就成了一个家族历史的讲述者,深深地以民间立场、这个家族后人的身份去看待前人所发生的一切。可以毫不避讳地倾吐他对前辈的各种感情和看法。诚如作者在篇末所写:"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梁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其二是作者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消解和戏仿。在人们传统的记忆里,共产党员都是与"神圣"、"为民"这些词联系在一起的,但在这里,作者设置了冷支队长这个人物,本是他想要联合余占鳌一起打鬼子的,可是直到我爷爷的弟兄几乎死光、只剩下十几个日军时,他们才从旁边蹦出来,还自诩为来救他们命的。同时将胜利果实差不多抢劫一空,并将打死将军的荣誉揽在自己头上。这与我们心目中的共产党真的是大相径庭。相反,我的爷爷余占鳌,虽是个土匪,却义薄云天、孝敬长辈,并且是个大英雄。唯一的一个英明神武的任副官,就连爷爷都说他"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的纯种好汉。"而作者给他安排的归宿却是"他在昂首阔步,走出了大英雄八面威风之后三个月,竟在擦洗那支勃朗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这无疑对政治意识形态消解殆尽,同时也对共产党的崇高进行了无情的戏仿。
(二)解读余华《活着》
90年代虽然还未形成明确的文学阶段,但是其"无名"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政治意识形态完全不能拢住文学的发展方向,而知识分子的也放弃了传统的精英文学叙事方式,或者可以说是用另一种方式去延续传统,大批的作家都将写作立场转向了民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余华。
他的转型期作品《活着》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余华文学观念和创作立场的转换,从精英文化立场转换到民间文化、民间立场,而且代表了90年代大批作者创作的大趋势。本文拟从两方面作分析。
其一,用亲切、平静的笔调向读者讲述了中国农民对苦难的承受力及积极的人生态度。主人公徐福贵似乎是一个不幸的集合体:小时候锦衣玉食,长大后玩世不恭,被人暗算输掉家产,气死父亲,在母亲的亲情与妻子家珍的爱情感化下,终于浪子回头,却在为母亲抓药的路上被抓了壮丁,两年后死里逃生,终于回到家中,看到的情景是女儿凤霞聋哑,母亲归西。不过他们认为只要一家人在一块就好。但是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打击纷至沓来,儿子有庆和女儿凤霞都是"因为生孩子死的,一个是为别人,一个是自己",家珍受软骨病所累,最后撒手人寰,女婿二喜被两块水泥板夹成肉饼,唯一的外孙子苦根也因过度吃豆子而夭折。这一系列的打击都是福贵向作者娓娓道来的,这就是他的一生,我觉得这是一本让人读了不忍再读第二遍的书,但是福贵却十分平静地向作者讲述,没有一丝叹息,没有一丝怨言,仿佛是在讲别人的故事,甚至还庆幸自己还活着,很高兴能给人诉说自己凄惨一生。正如老全说的那句话:"死也要活着。"于是和老牛"两个老不死的",一起行走在乡间小路上。中国农民面对这些苦难,没有其他的化解方式,只能承受,同时保持积极地人生态度,活着,不是为了别的,"只为活着而活着",活着,就是最大的主题。
其二,民间按照自己的发展历史而存在着。这本长篇小说的背景是内战――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生产责任制,但是这些字眼都是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官方语言,对于福贵及村子里的人来说,根本不知道所谓何事,只是关心自己的生存状况。内战时被抓走了,就没想过国共谁赢,只想活着,只想回家;土改时只是知道自己走运,将地输给了龙二,免于一死:大跃进时只是叹息锅被砸了,有庆的羊被杀了,还是没有炼出钢;公社化时可以小小地偷懒一下;自然灾害时吃不饱,导致有庆营养不良,一不小心被抽血抽死了;文革时好战友春生、当时的县长被整死了;生产责任制时完全靠自己,一分劳动一分收获。这些在国家纪事里赫然在目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按照本来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而进行着。
由此,我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逐渐淡化,作家的民间写作立场将会成为精英文化的另类叙事方式,民间文化形态已经并且将会更多地作为显性文本出现在作品当中。一如莫言去年在南京大学演讲时所说;"作家要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的'为老百姓写作',作家的写作立场应做根本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J].人民文学,1959.
[3]莫言.红高粱家族[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4]余华.活着[M].作家出版社,2008.
关键词:作家;创作立场;民间;莫言;余华
"民间"一词,按照陈思和先生的定义,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达的对时代的认识。"而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则一直伴随着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民间文化形态这三方的此起彼伏,并根据其胜负来决定某一阶段的文学特征,作家的写作立场也会有所变化。
一、"共名"状态下作家的创作立场
80年代以前的文坛,一直处于"共名"的状态,即某一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这样作品固然能为当时的人们和社会,尤其是权威认同,但是,作家的写作却不自觉地与之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
十七年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其中《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就曾说过:"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并以多卷本的形式,围绕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不遗余力地讴歌了农民革命战争的波澜壮阔,在当时取得了一个大捷,好评如潮。仔细读完这部作品之后,却觉得作者所要着力塑造的"农民英雄"朱老忠这一形象,似乎太理想、太完美,其实非常单薄,几乎不符合一个真正的农民性格,一个古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农民,能有这样的政治觉悟吗?当面对逼死父亲的仇家,他能抑制住怒火,而只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吗?作者一味地将朱老忠置于意识形态下进行刻画,几乎遮蔽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性,甚至读来还没有反面人物冯贵堂更加鲜活,更加生活化。可以说,作者是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构建整个文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作者对北方农村图景的生动描绘,只是这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阅读。
"文革"十年,更是将这种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发挥到了极致。公开发表的作品,基本上都不能署自己的名字,一般以写作组来命名,更何谈作者的写作立场,官方承认的最高文学成果是江青亲自炮制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戏",直接规定了"三突出"原则,作家创作都是主题先行,所有的正面角色都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所有的反面角色都是小、丑、坏的猥琐人物,所有的结局都是好人胜,恶人败,人民齐欢唱。而这些样板戏在现在之所以还具有审美价值,凭的是其仅存的一点民间文化质素,如《沙家浜》中的"一女三男"模式、《智取威虎山》中的"神魔斗法"场景等。
这些作家从未曾放弃过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下探索民间文化,只是这些都以"隐形结构"的方式潜藏在阶级斗争这一"显形文本"之下。
二、作家创作立场的民间转向
整个8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逐渐减弱,中国作家如"久旱逢甘霖"一般,纷纷放宽视野,敞开胸怀,试图吐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养分,于是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等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接踵而至。
(一)解读莫言《红高粱》
这一时期,"民间"经常被作为新的审美空间,但真正将创作立场转向民间叙事的作家并不多,莫言是其中一个。这里以他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为例,在这部作品中,初步展现了作者的叙事立场向民间的转变。
其一是作者赋予叙述者以民间身份。作品的开头,"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就将叙述者"我"、父亲、爷爷和奶奶置于同一个地域――高密东北乡,三辈祖孙关系已经将四个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尤其是在农村,这种纽带是永远不可能断的,这样,以"我"这个孙子的身份语气来讲述爷爷余占鳌和奶奶戴凤莲的故事,就成了一个家族历史的讲述者,深深地以民间立场、这个家族后人的身份去看待前人所发生的一切。可以毫不避讳地倾吐他对前辈的各种感情和看法。诚如作者在篇末所写:"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梁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其二是作者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消解和戏仿。在人们传统的记忆里,共产党员都是与"神圣"、"为民"这些词联系在一起的,但在这里,作者设置了冷支队长这个人物,本是他想要联合余占鳌一起打鬼子的,可是直到我爷爷的弟兄几乎死光、只剩下十几个日军时,他们才从旁边蹦出来,还自诩为来救他们命的。同时将胜利果实差不多抢劫一空,并将打死将军的荣誉揽在自己头上。这与我们心目中的共产党真的是大相径庭。相反,我的爷爷余占鳌,虽是个土匪,却义薄云天、孝敬长辈,并且是个大英雄。唯一的一个英明神武的任副官,就连爷爷都说他"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的纯种好汉。"而作者给他安排的归宿却是"他在昂首阔步,走出了大英雄八面威风之后三个月,竟在擦洗那支勃朗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这无疑对政治意识形态消解殆尽,同时也对共产党的崇高进行了无情的戏仿。
(二)解读余华《活着》
90年代虽然还未形成明确的文学阶段,但是其"无名"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政治意识形态完全不能拢住文学的发展方向,而知识分子的也放弃了传统的精英文学叙事方式,或者可以说是用另一种方式去延续传统,大批的作家都将写作立场转向了民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余华。
他的转型期作品《活着》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余华文学观念和创作立场的转换,从精英文化立场转换到民间文化、民间立场,而且代表了90年代大批作者创作的大趋势。本文拟从两方面作分析。
其一,用亲切、平静的笔调向读者讲述了中国农民对苦难的承受力及积极的人生态度。主人公徐福贵似乎是一个不幸的集合体:小时候锦衣玉食,长大后玩世不恭,被人暗算输掉家产,气死父亲,在母亲的亲情与妻子家珍的爱情感化下,终于浪子回头,却在为母亲抓药的路上被抓了壮丁,两年后死里逃生,终于回到家中,看到的情景是女儿凤霞聋哑,母亲归西。不过他们认为只要一家人在一块就好。但是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打击纷至沓来,儿子有庆和女儿凤霞都是"因为生孩子死的,一个是为别人,一个是自己",家珍受软骨病所累,最后撒手人寰,女婿二喜被两块水泥板夹成肉饼,唯一的外孙子苦根也因过度吃豆子而夭折。这一系列的打击都是福贵向作者娓娓道来的,这就是他的一生,我觉得这是一本让人读了不忍再读第二遍的书,但是福贵却十分平静地向作者讲述,没有一丝叹息,没有一丝怨言,仿佛是在讲别人的故事,甚至还庆幸自己还活着,很高兴能给人诉说自己凄惨一生。正如老全说的那句话:"死也要活着。"于是和老牛"两个老不死的",一起行走在乡间小路上。中国农民面对这些苦难,没有其他的化解方式,只能承受,同时保持积极地人生态度,活着,不是为了别的,"只为活着而活着",活着,就是最大的主题。
其二,民间按照自己的发展历史而存在着。这本长篇小说的背景是内战――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生产责任制,但是这些字眼都是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官方语言,对于福贵及村子里的人来说,根本不知道所谓何事,只是关心自己的生存状况。内战时被抓走了,就没想过国共谁赢,只想活着,只想回家;土改时只是知道自己走运,将地输给了龙二,免于一死:大跃进时只是叹息锅被砸了,有庆的羊被杀了,还是没有炼出钢;公社化时可以小小地偷懒一下;自然灾害时吃不饱,导致有庆营养不良,一不小心被抽血抽死了;文革时好战友春生、当时的县长被整死了;生产责任制时完全靠自己,一分劳动一分收获。这些在国家纪事里赫然在目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按照本来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而进行着。
由此,我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逐渐淡化,作家的民间写作立场将会成为精英文化的另类叙事方式,民间文化形态已经并且将会更多地作为显性文本出现在作品当中。一如莫言去年在南京大学演讲时所说;"作家要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的'为老百姓写作',作家的写作立场应做根本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J].人民文学,1959.
[3]莫言.红高粱家族[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4]余华.活着[M].作家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