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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产生的时代并不存在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论语》中不存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益的理念和原则。“人”是管理学中的关键因素，而整部《论语》同样也是以“人”为核心。虽然世易时移，但总有一些古今不变之至理可以超越时空，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有所启发。
邵雨先生曾一度钻研西方管理思想，是彼得·德鲁克、杰克·韦尔奇的追随者。悉心钻研西方管理思想之后，他开始回归中国传统，探索、挖掘国学中所蕴含的管理智慧，创作了《〈论语〉管理日志》《〈易经〉法则——职场人生的38条忠告》等数部颇具影响的国学管理学著作，致力于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化与体系化建设。
记者：您曾长期钻研西方管理思想，是彼得·德鲁克、沃伦·本尼斯与杰克·韦尔奇研究专家，而现在您的研究重点却是探索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智慧，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由西方到东方的转变呢？
邵雨：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我很想提供一个能够让大家信服的原因，但是确实没有。从热衷西方管理思想回归到国学与管理的研究，对我而言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转变，我似乎没有刻意的去探索。当时，只是带着两个疑问：一是我在西方管理思想体系下创作了十多本所谓的“书”，现在它们让我感觉到很汗颜，因为这些“书”在实践中尽管它们中的某些部分是有效的，对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是有所帮助的，但是它们终究解决不了文化层面的问题，而随着企业的发展，文化层面的问题又成为关键中的关键；那么，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解决文化层面的问题呢？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在思索我们传统文化中是不是也蕴含着一些管理思想呢？如果有，这些思想又是什么？说起来这有一点狭隘的爱国主义。
带着这两个问题，我就自然的开始从书柜的最里面翻出当年阅读的儒家典籍开始新的摸索，于是，就有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变。
记者：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您选择从《论语》入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原因是什么？
邵雨：我最初同时选择了两部典籍：《论语》和《周易》，直到现在，我还在这两部典籍之中挖掘。选择《论语》是因为马一浮与钱穆先生。在民国大家之中，我在学术上最敬仰马先生，在治学上最敬仰钱先生，在践行上最敬仰梁漱溟先生。马先生《论语大义》中“六艺之要皆在《论语》”的观点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当时就有了从《论语》入手的念头。后来又读到钱先生的一段话，“任何人，倘能每天抽出几分钟时间，不论枕上，厕上，舟车上，任何处，可拿出《论语》，读其一章或二章。……若使中国人，只要有读中学的程度，每人到六十岁，都读过《论语》四十遍到一百遍，那都成圣人之徒，那时的社会也会彻底变样子。”这段话使我坚定了从《论语》入手的信念。而当我读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时，我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为政以德
——孔门管理学之核心
记者：您觉得《论语》管理智慧的核心是什么？
邵雨：因为《论语》中所记载的是先圣孔子师生的思想，所以，我在将他们与管理结合起来时，做了一个命名——孔门管理学。简单来说，孔门管理学的核心就是“为政以德”。
所谓“为政以德”，就是用德去纠正和治理人们的不当之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德”字，这个“德”字是“为政以德”的基础，“德”字不能解释清楚，这句话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在这个“德”字上，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结合段注《说文解字》、皇侃《论语集解义疏》、邢昺《论语注疏》以及朱熹朱夫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等，最终，我将“德”解释为不偏于心，也就是契合于人类的内心，人类的真情感。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更深的哲学性的问题，那就是人类的真情感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目前正在梳理各种资料撰写一本名为《性本善》的书来专门解决这一问题，此处就不继续纠缠了。
解释了“德”，紧接着又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德”包含着哪些内容，在这一点上，我也采取了一个避重就轻的方式——直接引用了北宋大儒周敦颐和西汉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的观点。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得非常明确：“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董仲舒则在《举贤良对策一》中提出五常之道：“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其中，“智”为践行“仁”“义”“礼”“信”四德之后的结果，同时，结合《周易》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我将五常改为四德——“仁”“义”“礼”“信”。如此一来，“德”所包含的内容就很清楚了，而“为政以德”便是用“仁”“义”“礼”“信”四德纠正、治理人们的不当之处。这就是孔门管理学的核心，而一位管理者倘若能够做到“为政以德”，则必定可以“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先圣孔子告诉我们：为政者若是能够以“仁”“义”“礼”“信”四德治理政事，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位而群星环绕着它。同样，管理者能“以德”“为政”，也可以达此境界。如此则企业组织内上下同心并且井然有序，而政令出则必行，行必有果，这一切正是管理的核心职责。由此可知，“为政以德”实在是孔门管理学的核心。
记者：您认为以“仁、义、礼、信”四德为核心的管理理念与西方的管理理念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邵雨：当我读到《论语》为政篇第三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时，我原本在西方管理思想体系下形成的观点，在顷刻之间就被击败，这使我感到无所适从，您的这个问题使我再次回到了那一刻。很多管理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管理缺乏足够的理性，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这正是一种高出于西方理性管理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正是构建在先圣孔子的这句话上的。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以政令引导人们，以刑法整治人们，只能使得人们逃避刑罚而没有廉耻。而以品德引导人们，以礼仪整治人们，人们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心归于善。
如今，大多数企业组织的管理为前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管理者们设置了管控体系与各类考核制度，很多企业的现实是各种各样的制度太多了。然而，他们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员工的工作效率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明显的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管控和制度管制下的员工“免而无耻”，他们没有羞耻之心，追求的只是逃避惩罚。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管控与制度的最低限度，而不会去争取最佳的 结果。这便是很多企业永远都无法实现目标的根本原因。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管理体系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会被分为两个阵营，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对峙，如此一来，企业的效率和发展都将因此被消耗殆尽。
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结果正相反，因为谁也不愿意成为品德败坏的小人，所以，人们便有了羞耻之心，有了羞耻之心，便会努力改正自身。这样的员工必定会努力寻求最佳的结果，而非满足于逃避惩罚。
可以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为政以德”的行动方案。“为政以德”可以使得“民有耻且格”，“民”既然“有耻且格”，那么，为政者自然会受到大家的爱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以德”也即“以德为政”——以“仁、义、礼、信”四者“为政”。而要以“仁、义、礼、信”四者“为政”，则意味着为政者也就是管理者自身必须躬行“仁、义、礼、信”四德，正所谓“己身不正，何以正人”也。
当一些企业管理者试着以“仁”“义”“礼”“信”对待自己的下属时，会发觉下属们很快便与自己站到同一个战壕之中。企业管理最可怕的是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产生的消耗，这种消耗往往会使得企业徘徊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而要消除这种内耗，最好的方式便是管理者以德管理。或许，这也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修己安人
——孔门管理学之途径
记者：您觉得《论语》中的管理智慧，具体采用的管理方式和途径是什么？
邵雨：简单的说，四个字：“修己安人。”
这一点先圣孔子在《宪问篇》第四十二章说得非常清晰：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如何才能成为君子？”孔子回答道： “修己以敬”，即提升自我的品德、修养而严肃认真的处理事务。然而，子路似乎对这一答案不甚满意，于是，追问了一句：“如斯而已乎？”意思是“这样就可以了吗？”于是，孔子给出了一个更高一层的答案：“修己以安人”，即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而使得他人获得安乐。“修己以安人”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然而子路似乎仍旧不满意，再次追问：“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子对子路的追问不动声色，回答道：“修己以安百姓。”
子路问君子，从老师那里先后获得了三个答案：“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细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三个答案在本质上代表着三个层次的人：“修己以敬”是君子；“修己以安人”是仁人；“修己以安百姓”是圣人。
那么，管理者应该为哪一种人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分析管理者的职责。
无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内，管理的对象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人；而管理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使每一位下属都能够尽心竭力、各尽其能，从而促使企业的发展与成长。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必须让下属们感觉到安宁和快乐，如果不能够营造出令人舒适与愉悦的工作环境，就很难使得人人尽心竭力、各尽其能，结果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也就成了空想。
既然如此，管理者如何才能使下属感觉到安宁和快乐呢？也就是管理者如何才能够做到“安人”呢？孔子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修己”，不“修己”必不足以“安人”。所以，管理者理应成为“修己以安人”的“仁人”。
管理者唯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品德与修养，才有可能使得下属获得安宁快乐的工作与生活。而下属在获得心灵上的安乐之后，才有可能尽心尽力、各尽其能，这正是孔门管理学的精髓之处——“以人为本”。
我们可以将孔门管理学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修己”；二为“安人”。所谓“修己”，即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与提升；所谓“安人”，即使得下属获得心灵上的安乐，各安其分。修己是为了安人，安人是目的，修己则是基础，是根本。
这与西方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管理的核心在于不断对被管理者——下属提出要求，所以西方管理学者们研究出众多的管控方式。而孔门管理学的核心则在于对管理者自身提出要求，不能够改善、提升自我修养的管理者，是无法“安人”的。
近者说，远者来
——孔门管理学之目标
记者：《论语》中的管理学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邵雨：先圣孔子也曾经提供过一个明确的目标：“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向孔子请教治理政事，孔子的回答很简洁，六个字：“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境内的人使他们感到愉悦，境外的人使他们渴望前来。”
“近者悦，远者来”与“为政”有什么关联呢？事实上，孔子并没有从如何行动的角度回答叶公“问政”，而是从结果的角度提供了答案。也就是说，“近者悦，远者来”是“为政”所需要达到的目标。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答案很明确：“为政以德”，进一步来说，则是“修己安人”。前面我们讲述了“为政以德”，也讲述了“修己安人”，但是，并没有阐述二者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而“近者悦，远者来”正是目标。
同样，“近者悦，远者来”也是企业管理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试想一下，如果一家企业可以使得内部员工工作愉悦、开心，并成为众多外部人员渴望加盟的企业，这家企业又会如何呢？ 然而，现实却是在很多企业中员工不但没有工作愉悦感，反而迫切希望能够逃离该企业，这样的企业又如何能够获得高效益？获得发展呢？
邵雨先生曾一度钻研西方管理思想，是彼得·德鲁克、杰克·韦尔奇的追随者。悉心钻研西方管理思想之后，他开始回归中国传统，探索、挖掘国学中所蕴含的管理智慧，创作了《〈论语〉管理日志》《〈易经〉法则——职场人生的38条忠告》等数部颇具影响的国学管理学著作，致力于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化与体系化建设。
记者：您曾长期钻研西方管理思想，是彼得·德鲁克、沃伦·本尼斯与杰克·韦尔奇研究专家，而现在您的研究重点却是探索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智慧，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由西方到东方的转变呢？
邵雨：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我很想提供一个能够让大家信服的原因，但是确实没有。从热衷西方管理思想回归到国学与管理的研究，对我而言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转变，我似乎没有刻意的去探索。当时，只是带着两个疑问：一是我在西方管理思想体系下创作了十多本所谓的“书”，现在它们让我感觉到很汗颜，因为这些“书”在实践中尽管它们中的某些部分是有效的，对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是有所帮助的，但是它们终究解决不了文化层面的问题，而随着企业的发展，文化层面的问题又成为关键中的关键；那么，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解决文化层面的问题呢？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在思索我们传统文化中是不是也蕴含着一些管理思想呢？如果有，这些思想又是什么？说起来这有一点狭隘的爱国主义。
带着这两个问题，我就自然的开始从书柜的最里面翻出当年阅读的儒家典籍开始新的摸索，于是，就有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变。
记者：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您选择从《论语》入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原因是什么？
邵雨：我最初同时选择了两部典籍：《论语》和《周易》，直到现在，我还在这两部典籍之中挖掘。选择《论语》是因为马一浮与钱穆先生。在民国大家之中，我在学术上最敬仰马先生，在治学上最敬仰钱先生，在践行上最敬仰梁漱溟先生。马先生《论语大义》中“六艺之要皆在《论语》”的观点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当时就有了从《论语》入手的念头。后来又读到钱先生的一段话，“任何人，倘能每天抽出几分钟时间，不论枕上，厕上，舟车上，任何处，可拿出《论语》，读其一章或二章。……若使中国人，只要有读中学的程度，每人到六十岁，都读过《论语》四十遍到一百遍，那都成圣人之徒，那时的社会也会彻底变样子。”这段话使我坚定了从《论语》入手的信念。而当我读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时，我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为政以德
——孔门管理学之核心
记者：您觉得《论语》管理智慧的核心是什么？
邵雨：因为《论语》中所记载的是先圣孔子师生的思想，所以，我在将他们与管理结合起来时，做了一个命名——孔门管理学。简单来说，孔门管理学的核心就是“为政以德”。
所谓“为政以德”，就是用德去纠正和治理人们的不当之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德”字，这个“德”字是“为政以德”的基础，“德”字不能解释清楚，这句话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在这个“德”字上，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结合段注《说文解字》、皇侃《论语集解义疏》、邢昺《论语注疏》以及朱熹朱夫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等，最终，我将“德”解释为不偏于心，也就是契合于人类的内心，人类的真情感。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更深的哲学性的问题，那就是人类的真情感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目前正在梳理各种资料撰写一本名为《性本善》的书来专门解决这一问题，此处就不继续纠缠了。
解释了“德”，紧接着又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德”包含着哪些内容，在这一点上，我也采取了一个避重就轻的方式——直接引用了北宋大儒周敦颐和西汉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的观点。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得非常明确：“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董仲舒则在《举贤良对策一》中提出五常之道：“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其中，“智”为践行“仁”“义”“礼”“信”四德之后的结果，同时，结合《周易》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我将五常改为四德——“仁”“义”“礼”“信”。如此一来，“德”所包含的内容就很清楚了，而“为政以德”便是用“仁”“义”“礼”“信”四德纠正、治理人们的不当之处。这就是孔门管理学的核心，而一位管理者倘若能够做到“为政以德”，则必定可以“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先圣孔子告诉我们：为政者若是能够以“仁”“义”“礼”“信”四德治理政事，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位而群星环绕着它。同样，管理者能“以德”“为政”，也可以达此境界。如此则企业组织内上下同心并且井然有序，而政令出则必行，行必有果，这一切正是管理的核心职责。由此可知，“为政以德”实在是孔门管理学的核心。
记者：您认为以“仁、义、礼、信”四德为核心的管理理念与西方的管理理念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邵雨：当我读到《论语》为政篇第三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时，我原本在西方管理思想体系下形成的观点，在顷刻之间就被击败，这使我感到无所适从，您的这个问题使我再次回到了那一刻。很多管理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管理缺乏足够的理性，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这正是一种高出于西方理性管理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正是构建在先圣孔子的这句话上的。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以政令引导人们，以刑法整治人们，只能使得人们逃避刑罚而没有廉耻。而以品德引导人们，以礼仪整治人们，人们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心归于善。
如今，大多数企业组织的管理为前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管理者们设置了管控体系与各类考核制度，很多企业的现实是各种各样的制度太多了。然而，他们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员工的工作效率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明显的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管控和制度管制下的员工“免而无耻”，他们没有羞耻之心，追求的只是逃避惩罚。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管控与制度的最低限度，而不会去争取最佳的 结果。这便是很多企业永远都无法实现目标的根本原因。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管理体系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会被分为两个阵营，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对峙，如此一来，企业的效率和发展都将因此被消耗殆尽。
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结果正相反，因为谁也不愿意成为品德败坏的小人，所以，人们便有了羞耻之心，有了羞耻之心，便会努力改正自身。这样的员工必定会努力寻求最佳的结果，而非满足于逃避惩罚。
可以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为政以德”的行动方案。“为政以德”可以使得“民有耻且格”，“民”既然“有耻且格”，那么，为政者自然会受到大家的爱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以德”也即“以德为政”——以“仁、义、礼、信”四者“为政”。而要以“仁、义、礼、信”四者“为政”，则意味着为政者也就是管理者自身必须躬行“仁、义、礼、信”四德，正所谓“己身不正，何以正人”也。
当一些企业管理者试着以“仁”“义”“礼”“信”对待自己的下属时，会发觉下属们很快便与自己站到同一个战壕之中。企业管理最可怕的是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产生的消耗，这种消耗往往会使得企业徘徊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而要消除这种内耗，最好的方式便是管理者以德管理。或许，这也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修己安人
——孔门管理学之途径
记者：您觉得《论语》中的管理智慧，具体采用的管理方式和途径是什么？
邵雨：简单的说，四个字：“修己安人。”
这一点先圣孔子在《宪问篇》第四十二章说得非常清晰：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如何才能成为君子？”孔子回答道： “修己以敬”，即提升自我的品德、修养而严肃认真的处理事务。然而，子路似乎对这一答案不甚满意，于是，追问了一句：“如斯而已乎？”意思是“这样就可以了吗？”于是，孔子给出了一个更高一层的答案：“修己以安人”，即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而使得他人获得安乐。“修己以安人”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然而子路似乎仍旧不满意，再次追问：“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子对子路的追问不动声色，回答道：“修己以安百姓。”
子路问君子，从老师那里先后获得了三个答案：“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细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三个答案在本质上代表着三个层次的人：“修己以敬”是君子；“修己以安人”是仁人；“修己以安百姓”是圣人。
那么，管理者应该为哪一种人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分析管理者的职责。
无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内，管理的对象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人；而管理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使每一位下属都能够尽心竭力、各尽其能，从而促使企业的发展与成长。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必须让下属们感觉到安宁和快乐，如果不能够营造出令人舒适与愉悦的工作环境，就很难使得人人尽心竭力、各尽其能，结果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也就成了空想。
既然如此，管理者如何才能使下属感觉到安宁和快乐呢？也就是管理者如何才能够做到“安人”呢？孔子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修己”，不“修己”必不足以“安人”。所以，管理者理应成为“修己以安人”的“仁人”。
管理者唯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品德与修养，才有可能使得下属获得安宁快乐的工作与生活。而下属在获得心灵上的安乐之后，才有可能尽心尽力、各尽其能，这正是孔门管理学的精髓之处——“以人为本”。
我们可以将孔门管理学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修己”；二为“安人”。所谓“修己”，即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与提升；所谓“安人”，即使得下属获得心灵上的安乐，各安其分。修己是为了安人，安人是目的，修己则是基础，是根本。
这与西方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管理的核心在于不断对被管理者——下属提出要求，所以西方管理学者们研究出众多的管控方式。而孔门管理学的核心则在于对管理者自身提出要求，不能够改善、提升自我修养的管理者，是无法“安人”的。
近者说，远者来
——孔门管理学之目标
记者：《论语》中的管理学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邵雨：先圣孔子也曾经提供过一个明确的目标：“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向孔子请教治理政事，孔子的回答很简洁，六个字：“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境内的人使他们感到愉悦，境外的人使他们渴望前来。”
“近者悦，远者来”与“为政”有什么关联呢？事实上，孔子并没有从如何行动的角度回答叶公“问政”，而是从结果的角度提供了答案。也就是说，“近者悦，远者来”是“为政”所需要达到的目标。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答案很明确：“为政以德”，进一步来说，则是“修己安人”。前面我们讲述了“为政以德”，也讲述了“修己安人”，但是，并没有阐述二者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而“近者悦，远者来”正是目标。
同样，“近者悦，远者来”也是企业管理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试想一下，如果一家企业可以使得内部员工工作愉悦、开心，并成为众多外部人员渴望加盟的企业，这家企业又会如何呢？ 然而，现实却是在很多企业中员工不但没有工作愉悦感，反而迫切希望能够逃离该企业，这样的企业又如何能够获得高效益？获得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