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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的一天，我坐在尚还空旷的操场上，等着电影开演。那种无名的欢乐与期待，正和黄昏一起徐徐降临。高处的杨树叶子翻动着，有风，我知道放映的时候，银幕会像帆一样鼓起，女主角漂亮的五官会因此有些变形。
我的露天电影院，顶棚缀满星星的灯盏。如果只从带来的快乐方面衡量，没有谁比放映员更像天使。我在每个星期六晚上见到他，他的礼物样样不同。小黑板上提前预告片名，许多人因此提前晚饭时间，为了搬凳子占个好位置。
一辆吉普车径直开到操场外侧，他来了，如同电影中主角的出场，要引起周围某些反应和变化。我们匆匆收了皮筋，围在吉普车旁边。放映员是个年轻战士，有点儿腼腆，因为他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声音轻柔，而且看对方一眼之后就很快低下头去忙手里的活计。不符合男性和军人的双重身份，他的手指少见的白净。他把装着拷贝的扁圆盒搬卸下来，又就地架起放映机。几个前来帮忙的战士在两根水泥电线杆间拉起粗绳，升高银幕。这时候，天，一块湖蓝的旧绸子那样美妙地暗下来。
在放映员灵巧手指的摆弄下，一道光柱诞生了，悬浮于我们的头颅上方。放映员调整镜头高低，对焦距，灰白银幕亮堂起来。这是小孩子最兴奋的时刻。我们争相做出各种手姿，狼、狗、鹅、蛇、鹿……动物剪影栩栩如生地呈现，如果没有光影的对比，我永远不会认识到我们的手有多么擅长比喻。直到片头出现闪耀金光的红五星或转动的工农兵塑像，人群才渐渐安静。
小时候，片目有限，每部电影孩子们都看过几遍，所以许多人至今仍可准确背诵它们的名字、情节和主人公。像《野火春风斗古城》、《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烈火中永生》《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上甘岭》等，我被英雄的无畏震撼：蔑视肉体疼痛，笑对利禄生死，他们信守诺言，永不屈服——英雄就是身上散发神性光辉的人。金环、江姐、韩英……为什么总要安排美而善良的人牺牲。冲天火光，照亮冬子妈慷慨就义的面庞，嘹亮歌声唱彻《映山红》……我无声流淌着滚烫泪水，不是要求什么物品未获满足的委屈，不，和我自己的任何利益无关，它是关于同情、爱和高尚的。我对自己未来的苦难毫无预感，却为虚幻人物泪落如雨——泪行，这一生中的水系，将为我提供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像黑暗打造出烈焰，苦难打造着，以区分出人群中深藏不露的勇士，他们更早到来的死将被镀上庄严光晕。
放映露天电影时总是难免断片。观众一片起哄声，我们小孩子更是起劲叫喊。放映员在观众们威慑力不大的抗议中工作着，把胶片的药膜面刮掉，露出片基，直至刮出毛茬，用特制胶水将断开或烤化的内容重新衔接。我的台灯罩里，就镶嵌着废掉的电影胶片，是《杜鹃山》的剧照。闭掉台灯，这些彩色胶片只是一个个发暗的小格子；当内部的光到来，上面的人物马上苏醒，满怀激情地舞蹈、歌唱。电影永远为远逝之物作证，即便由于陈旧，上面刻满雨线般的划痕。
尽管露天放映会受到外力条件的困扰和限制，比如风雨突然来袭，比如蚊虫不懈的叮咬，比如观众会因为被遮挡视线而起争执；但我知道，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电影爱好者，起源于童年那些露天中的教育。
如今看影碟更自由便捷，可我格外喜欢影院的庄严与仪式感。银幕无数倍于自己，让我保持在艺术面前应有的低矮。
现在每个周四，只要我在北京，一定会去中国电影资料馆观摩影片，习惯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其间，资料馆经过数次改建和装修，观影条件越来越舒适。坐椅落差很大，任何前排的观众都不会遮挡银幕。排间距宽阔，足够高个子自如地伸展双腿。不像小时候的电影院，一路磕绊，连声“对不起”，才能从许多努力别到一侧的膝盖与木板椅背的狭窄间隙中挤过去。也许是某种怀念，我总是选择电影资料馆的最后一排：向上看，吊顶上的筒灯光晕，有若露天中那童年的星盏。
资料馆放的都是原声片，打字幕。虽然少女时期迷恋过童自荣、刘广宁、邱岳峰的配音，但今天我不能容忍异域的脸说本土的话。我宁愿看字幕，无论法文还是土耳其语。追随字幕会有难度，但穿越两个语言世界，我感觉自己也像一个正在被翻译的词。我在这里看过各种类型的电影，从经典片目到小成本的实验之作；参加过若干电影节——真的是节日，独自而安静，沉浸于内心的狂欢。电影开始了，两个小时……拧紧体内的弦，钟一样开始走动，感到自己在旋转中轻微晕眩。
除了资料馆，我在家和单位附近的影城也办了会员卡。影城里有若干放映厅，片目选择也丰富，加之场次循环，使我无需等待，随时可以从现实中退出，隐身于斑斓光影。电影像随时敞开的梦境，在黑暗中提供着持续的安慰；当它结束，甚至不会发出落叶破碎那样轻微的惊扰。
记得看露天电影的那个秋天的晚上，天气突然降温。那时我们还是一群小学生呢，骨骼单薄，甚至搬动椅子都吃力；身体瑟缩在冷风中，我们却都不舍得离去——因为子弹推上枪膛，电影中的战斗即将打响。而多年之后的寒夜，我舒服地坐在宽绰的椅座里，观看一部受到关注的获奖影片。电影结束我走出影院，才发现院子里铺了那么厚的雪。更多更大的雪，从更高的天空飘落下来，我无言驻足，温暖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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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枫，著名青年散文家。1969年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做过数年儿童文学编辑，2000年调入北京出版社。著有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收藏——时光的魔法书》《斑纹——兽皮上的地图》《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和笔记小说《醉花打人爱谁谁》。曾获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周晓枫是个追求风格写作的作家，她强调个性，强调与众不同的异质性、独创性，强调独立判断和智慧。她说：“所谓新散文，我理解是在题材、结构、语言方式等方面都比较强烈地追求个人风格：求新、求变、求异。”她的写作正是按照她的理解，在努力探索，在执著实践。读她的作品，无论是题材的广博、结构的繁复，还是语言的力道，较传统的东西，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的露天电影院，顶棚缀满星星的灯盏。如果只从带来的快乐方面衡量，没有谁比放映员更像天使。我在每个星期六晚上见到他，他的礼物样样不同。小黑板上提前预告片名，许多人因此提前晚饭时间，为了搬凳子占个好位置。
一辆吉普车径直开到操场外侧，他来了，如同电影中主角的出场，要引起周围某些反应和变化。我们匆匆收了皮筋，围在吉普车旁边。放映员是个年轻战士，有点儿腼腆，因为他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声音轻柔，而且看对方一眼之后就很快低下头去忙手里的活计。不符合男性和军人的双重身份，他的手指少见的白净。他把装着拷贝的扁圆盒搬卸下来，又就地架起放映机。几个前来帮忙的战士在两根水泥电线杆间拉起粗绳，升高银幕。这时候，天，一块湖蓝的旧绸子那样美妙地暗下来。
在放映员灵巧手指的摆弄下，一道光柱诞生了，悬浮于我们的头颅上方。放映员调整镜头高低，对焦距，灰白银幕亮堂起来。这是小孩子最兴奋的时刻。我们争相做出各种手姿，狼、狗、鹅、蛇、鹿……动物剪影栩栩如生地呈现，如果没有光影的对比，我永远不会认识到我们的手有多么擅长比喻。直到片头出现闪耀金光的红五星或转动的工农兵塑像，人群才渐渐安静。
小时候，片目有限，每部电影孩子们都看过几遍，所以许多人至今仍可准确背诵它们的名字、情节和主人公。像《野火春风斗古城》、《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烈火中永生》《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上甘岭》等，我被英雄的无畏震撼：蔑视肉体疼痛，笑对利禄生死，他们信守诺言，永不屈服——英雄就是身上散发神性光辉的人。金环、江姐、韩英……为什么总要安排美而善良的人牺牲。冲天火光，照亮冬子妈慷慨就义的面庞，嘹亮歌声唱彻《映山红》……我无声流淌着滚烫泪水，不是要求什么物品未获满足的委屈，不，和我自己的任何利益无关，它是关于同情、爱和高尚的。我对自己未来的苦难毫无预感，却为虚幻人物泪落如雨——泪行，这一生中的水系，将为我提供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像黑暗打造出烈焰，苦难打造着，以区分出人群中深藏不露的勇士，他们更早到来的死将被镀上庄严光晕。
放映露天电影时总是难免断片。观众一片起哄声，我们小孩子更是起劲叫喊。放映员在观众们威慑力不大的抗议中工作着，把胶片的药膜面刮掉，露出片基，直至刮出毛茬，用特制胶水将断开或烤化的内容重新衔接。我的台灯罩里，就镶嵌着废掉的电影胶片，是《杜鹃山》的剧照。闭掉台灯，这些彩色胶片只是一个个发暗的小格子；当内部的光到来，上面的人物马上苏醒，满怀激情地舞蹈、歌唱。电影永远为远逝之物作证，即便由于陈旧，上面刻满雨线般的划痕。
尽管露天放映会受到外力条件的困扰和限制，比如风雨突然来袭，比如蚊虫不懈的叮咬，比如观众会因为被遮挡视线而起争执；但我知道，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电影爱好者，起源于童年那些露天中的教育。
如今看影碟更自由便捷，可我格外喜欢影院的庄严与仪式感。银幕无数倍于自己，让我保持在艺术面前应有的低矮。
现在每个周四，只要我在北京，一定会去中国电影资料馆观摩影片，习惯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其间，资料馆经过数次改建和装修，观影条件越来越舒适。坐椅落差很大，任何前排的观众都不会遮挡银幕。排间距宽阔，足够高个子自如地伸展双腿。不像小时候的电影院，一路磕绊，连声“对不起”，才能从许多努力别到一侧的膝盖与木板椅背的狭窄间隙中挤过去。也许是某种怀念，我总是选择电影资料馆的最后一排：向上看，吊顶上的筒灯光晕，有若露天中那童年的星盏。
资料馆放的都是原声片，打字幕。虽然少女时期迷恋过童自荣、刘广宁、邱岳峰的配音，但今天我不能容忍异域的脸说本土的话。我宁愿看字幕，无论法文还是土耳其语。追随字幕会有难度，但穿越两个语言世界，我感觉自己也像一个正在被翻译的词。我在这里看过各种类型的电影，从经典片目到小成本的实验之作；参加过若干电影节——真的是节日，独自而安静，沉浸于内心的狂欢。电影开始了，两个小时……拧紧体内的弦，钟一样开始走动，感到自己在旋转中轻微晕眩。
除了资料馆，我在家和单位附近的影城也办了会员卡。影城里有若干放映厅，片目选择也丰富，加之场次循环，使我无需等待，随时可以从现实中退出，隐身于斑斓光影。电影像随时敞开的梦境，在黑暗中提供着持续的安慰；当它结束，甚至不会发出落叶破碎那样轻微的惊扰。
记得看露天电影的那个秋天的晚上，天气突然降温。那时我们还是一群小学生呢，骨骼单薄，甚至搬动椅子都吃力；身体瑟缩在冷风中，我们却都不舍得离去——因为子弹推上枪膛，电影中的战斗即将打响。而多年之后的寒夜，我舒服地坐在宽绰的椅座里，观看一部受到关注的获奖影片。电影结束我走出影院，才发现院子里铺了那么厚的雪。更多更大的雪，从更高的天空飘落下来，我无言驻足，温暖汹涌。
细节点击
周晓枫，著名青年散文家。1969年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做过数年儿童文学编辑，2000年调入北京出版社。著有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收藏——时光的魔法书》《斑纹——兽皮上的地图》《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和笔记小说《醉花打人爱谁谁》。曾获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周晓枫是个追求风格写作的作家，她强调个性，强调与众不同的异质性、独创性，强调独立判断和智慧。她说：“所谓新散文，我理解是在题材、结构、语言方式等方面都比较强烈地追求个人风格：求新、求变、求异。”她的写作正是按照她的理解，在努力探索，在执著实践。读她的作品，无论是题材的广博、结构的繁复，还是语言的力道，较传统的东西，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