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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毛泽东描写的第一次反“围剿”“天兵怒气冲霄汉”的情景，又在中央苏区再现。
●蒋介石的“分进合击”
事情还得从1931年说起。
这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炮轰沈阳，向中国发动大举进攻。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下令中国驻军“为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次年6月12日，蒋介石制定具体“剿匪”方案：第一步，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地红军，以解除对武汉的威胁；第二步，集中全部力量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致使这两个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归于失败，红军被迫转移。
蒋介石在鄂豫皖和湘鄂西得手后，调集50万兵力，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组织左、中、右三路“进剿”，从东、南、北三面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
当敌人磨刀霍霍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军民也已作好了反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充分准备。这场空前规模的“围剿”与反“围剿”之战已是箭在弦上。
●红军内部的一场争论
在敌人的“围剿”面前，红军内部出现了分歧。争论的核心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历次反“围剿”的经验，提出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路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的战略。
但是，正当他们准备行动的时候，一叠叠的中央文件传到了前线。反复强调继续与敌人决战，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为贯彻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中央局派书记周恩来赶赴前线。7月21日，周恩来到达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
令苏区中央局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经过实地考察，很快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25日，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给中央局发出电报：“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并向中央局建议：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不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中央局代书记项英坚决反对这一方案。由于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中央局勉强同意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前方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
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联合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
根据这一计划，红一方面军从兴国、于都两地向乐安、宜黄开进。15日，毛泽东、朱德发布进攻乐安、宜黄的命令。一周内打了两个胜仗，连克三城，共歼敌军第二十七师约3个旅，俘敌5000多人，缴枪4000余支。
随即，部队继续向南城进军。前方军事领导人通过分析形势，认为红军目前尚不具备攻坚能力，改令部队整休，发动群众和筹集款子。这一决定当日由周恩来报告后方中央局。
中央局28日回电，坚决反对这一决定，认为未占南城即未能达到“圆满胜利”，并强令红军向乐宜方面行动。
10月上旬在宁都举行中央苏区中央局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改由周恩来代理。这样，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就全靠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好自为之”了。
●千钧一发之际，周、朱当机立断
宁都会议以后，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东进，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红军还利用大规模战争到来的前夕，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动员，作好反“围剿”的充分准备。
与此同时，后方也在进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毛泽东在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回到后方的第二天，即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颁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根据上述总动员，中央苏区的一切工作都在反“围剿”的车轮上咕辘辘地转动起来。至年底，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33年元旦，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了《关于向北行动工作的训令》。
随即，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迅速北进。1月5日，红军在黄狮渡首战告捷，歼敌守军一个旅，俘敌1000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接着，部队继续向金溪秘密行动，并很快占领县城。这时，驻在抚州的国民党3个师经浒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又从南面策应，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红军。
针对敌军的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乘敌军尚未会合之际，于1月7日下达了攻击浒湾的命令。周恩来又向苏区中央局建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一带，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配合，在抚河到信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但遭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中央局复电提出“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
2月7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按中央局意见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开进，向南丰城西北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由于守军工事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营，自己却损失400余人。
在南丰作战，正是敌人所希望的。陈诚一面令南丰守敌第八师据城坚守，一面急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放弃攻打南丰。
这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决策。毛泽东对这一举措非常赞赏，后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黄陂和草台岗大胜
朱德、周恩来率红军主力很快在东韶、洛口地区集结完毕。26日，朱德、周恩来发出向黄陂进军的命令。
当天，红军各部秘密到达预定的黄陂、蛟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之中。为了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周恩来、朱德在北面阵地视察时，还特意嘱咐指挥员聂荣臻说：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次战斗的关键，就是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我们北面的部队特别要沉得住气，放手让敌人向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进来的敌人是跑不了的。
黄陂山地伏击战，共歼敌两个师，俘敌师长2人，官兵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
黄陂大捷后，红军主力又立即向东韶、南团、小布、洛口一带转移，隐蔽集结，继续待机歼敌。
陈诚还想寻找红军主力再战，他采取一路挺进的“中间突破”战略。周恩来、朱德看出了敌人这一战略的弱点，决定将计就计，令红军主力迅速北进，隐蔽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敌人的后纵队。
草台岗距东陂约4公里，四面环山，山高林密，霹雳山、雷公嵊、观音山、黄柏岭等山峰，峰回路转，十分险要，地形与黄陂战役地区非常相似，正是红军歼敌的好战场。
21日拂晓，草台岗战斗打响。红一军团以一部分兵力攻击东陂东南方向敌第九师突出阵地张琼团，以牵制敌人；红一军团余部会同红三军团、五军团、二十一军、二十二军等分途对敌第十一师的阵地实行大包围，将敌军紧紧围困于霹雳山、雷公嵊、观音山、黄柏岭一带山地，并以雷霆万钧之力向敌人发起猛攻。
草台岗战役（又称东陂战役），共歼敌第十一师大部，第九师一部，击伤敌师长1人，毙伤敌旅长2人，团长3人，俘敌6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
敌前纵队听到后纵队惨败的消息，急忙下令向北撤退，经南丰向抚州退去了。
于是，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视为掌上明珠的王牌师竟会这样不堪一击。
蒋介石给陈诚发出手谕中称：“周恩来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那样，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的又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在这次反“围剿”中，歼灭了蒋介石3个主力师，俘敌19000余人，毙俘敌师长2人，旅长2人，缴获各种枪15000余支，还激获了300多挺最新式的机关枪和40门大炮以及无数其他军用物资。这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其中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各约5万人。红军还利用蒋介石这位“后勤部长”送来的新式武器改善了装备，增强了战斗力。中央根据地已同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东到汀州、龙岩、西临赣江，北接乐安、宜黄，南达赣州附近，跨越湘赣闽粤四省的广大区域。
●蒋介石的“分进合击”
事情还得从1931年说起。
这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炮轰沈阳，向中国发动大举进攻。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下令中国驻军“为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次年6月12日，蒋介石制定具体“剿匪”方案：第一步，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地红军，以解除对武汉的威胁；第二步，集中全部力量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致使这两个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归于失败，红军被迫转移。
蒋介石在鄂豫皖和湘鄂西得手后，调集50万兵力，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组织左、中、右三路“进剿”，从东、南、北三面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
当敌人磨刀霍霍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军民也已作好了反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充分准备。这场空前规模的“围剿”与反“围剿”之战已是箭在弦上。
●红军内部的一场争论
在敌人的“围剿”面前，红军内部出现了分歧。争论的核心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历次反“围剿”的经验，提出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路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的战略。
但是，正当他们准备行动的时候，一叠叠的中央文件传到了前线。反复强调继续与敌人决战，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为贯彻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中央局派书记周恩来赶赴前线。7月21日，周恩来到达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
令苏区中央局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经过实地考察，很快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25日，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给中央局发出电报：“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并向中央局建议：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不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中央局代书记项英坚决反对这一方案。由于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中央局勉强同意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前方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
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联合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
根据这一计划，红一方面军从兴国、于都两地向乐安、宜黄开进。15日，毛泽东、朱德发布进攻乐安、宜黄的命令。一周内打了两个胜仗，连克三城，共歼敌军第二十七师约3个旅，俘敌5000多人，缴枪4000余支。
随即，部队继续向南城进军。前方军事领导人通过分析形势，认为红军目前尚不具备攻坚能力，改令部队整休，发动群众和筹集款子。这一决定当日由周恩来报告后方中央局。
中央局28日回电，坚决反对这一决定，认为未占南城即未能达到“圆满胜利”，并强令红军向乐宜方面行动。
10月上旬在宁都举行中央苏区中央局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改由周恩来代理。这样，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就全靠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好自为之”了。
●千钧一发之际，周、朱当机立断
宁都会议以后，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东进，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红军还利用大规模战争到来的前夕，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动员，作好反“围剿”的充分准备。
与此同时，后方也在进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毛泽东在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回到后方的第二天，即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颁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根据上述总动员，中央苏区的一切工作都在反“围剿”的车轮上咕辘辘地转动起来。至年底，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33年元旦，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了《关于向北行动工作的训令》。
随即，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迅速北进。1月5日，红军在黄狮渡首战告捷，歼敌守军一个旅，俘敌1000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接着，部队继续向金溪秘密行动，并很快占领县城。这时，驻在抚州的国民党3个师经浒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又从南面策应，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红军。
针对敌军的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乘敌军尚未会合之际，于1月7日下达了攻击浒湾的命令。周恩来又向苏区中央局建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一带，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配合，在抚河到信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但遭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中央局复电提出“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
2月7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按中央局意见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开进，向南丰城西北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由于守军工事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营，自己却损失400余人。
在南丰作战，正是敌人所希望的。陈诚一面令南丰守敌第八师据城坚守，一面急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放弃攻打南丰。
这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决策。毛泽东对这一举措非常赞赏，后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黄陂和草台岗大胜
朱德、周恩来率红军主力很快在东韶、洛口地区集结完毕。26日，朱德、周恩来发出向黄陂进军的命令。
当天，红军各部秘密到达预定的黄陂、蛟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之中。为了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周恩来、朱德在北面阵地视察时，还特意嘱咐指挥员聂荣臻说：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次战斗的关键，就是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我们北面的部队特别要沉得住气，放手让敌人向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进来的敌人是跑不了的。
黄陂山地伏击战，共歼敌两个师，俘敌师长2人，官兵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
黄陂大捷后，红军主力又立即向东韶、南团、小布、洛口一带转移，隐蔽集结，继续待机歼敌。
陈诚还想寻找红军主力再战，他采取一路挺进的“中间突破”战略。周恩来、朱德看出了敌人这一战略的弱点，决定将计就计，令红军主力迅速北进，隐蔽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敌人的后纵队。
草台岗距东陂约4公里，四面环山，山高林密，霹雳山、雷公嵊、观音山、黄柏岭等山峰，峰回路转，十分险要，地形与黄陂战役地区非常相似，正是红军歼敌的好战场。
21日拂晓，草台岗战斗打响。红一军团以一部分兵力攻击东陂东南方向敌第九师突出阵地张琼团，以牵制敌人；红一军团余部会同红三军团、五军团、二十一军、二十二军等分途对敌第十一师的阵地实行大包围，将敌军紧紧围困于霹雳山、雷公嵊、观音山、黄柏岭一带山地，并以雷霆万钧之力向敌人发起猛攻。
草台岗战役（又称东陂战役），共歼敌第十一师大部，第九师一部，击伤敌师长1人，毙伤敌旅长2人，团长3人，俘敌6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
敌前纵队听到后纵队惨败的消息，急忙下令向北撤退，经南丰向抚州退去了。
于是，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视为掌上明珠的王牌师竟会这样不堪一击。
蒋介石给陈诚发出手谕中称：“周恩来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那样，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的又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在这次反“围剿”中，歼灭了蒋介石3个主力师，俘敌19000余人，毙俘敌师长2人，旅长2人，缴获各种枪15000余支，还激获了300多挺最新式的机关枪和40门大炮以及无数其他军用物资。这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其中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各约5万人。红军还利用蒋介石这位“后勤部长”送来的新式武器改善了装备，增强了战斗力。中央根据地已同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东到汀州、龙岩、西临赣江，北接乐安、宜黄，南达赣州附近，跨越湘赣闽粤四省的广大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