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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保粮食能源安全”，这是自1998年中央提出农业进入新阶段、农业数量问题基本解决以来，再次将粮食安全提到新高度。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王宏广教授近30年来一直深耕粮食安全研究，他在2018年首次提出“隐性粮食安全”问题。他和团队在新书《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中总结道：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已由口粮安全转变为饲料粮安全，本质是肉类安全、食物安全。“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吃饱没问题，吃好须进口”，这是中国粮食安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局面。
1993年，王宏广曾在《中国农业：问题·潜力·道路·效益》一书中预测中国粮食总产量最高潜力每年能达6.4亿吨。中国粮食总产量现已连续六年达到6.6亿吨左右，与预估相差无几。2015年他在《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一书中，提出中国的粮食格局会由原来的“南粮北调”改为“北粮南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是关键地区，玉米、大豆是关键品种，5000万低收入人群是关键人群，进而提出了科技创新、保住耕地、倡导适度消费等政策建议。
在王宏广看来，世界粮食安全仍然处于总体不安全状态，粮食鸿沟短期内难以填平。发达国家有充足的土地资源与技术条件，但缺乏粮食生产积极性，将土地用于抛荒、种草，而非生产粮食，甚至粮食消费依赖他国进口。许多欠发达国家，虽然有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但缺乏土地、技术、资金等农业要素，本国人民吃不饱饭。未来，贫富国家间的粮食鸿沟很可能长期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用将近70年时间告别了饥饿、告别了“绝对贫困”，基本实现机械化、全面取消农业税，取得的成绩“举世无双”。
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粮食安全标准线为人均每年400公斤。中国在1998年越过这条线，实现了“吃饱饭”。当下中国人均每年消费粮食540公斤，其中70公斤靠进口。王宏广认为，考虑到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中国未来很难越过发达国家“吃好饭”的800公斤标准。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人均每年粮食消费控制在650公斤左右。
目前的趋势是，40年来，世界粮食产量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王宏广团队预测，受益于粮食科技与粮食政策的创新，2040年中国的粮食生产潜能有望达到9亿吨，2030年有望达到8亿吨左右。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人口总量增加、城镇化快速推进，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量不断上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10月中国粮食进口11514万吨，增长28.5%。11月19日，王宏广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再次提醒：中国的口粮自给率为98%，粮食自给率为86%，这不能掩盖食物隐性自给率为70%的事实。中国的粮食安全有困难，但也有对策。保障未来国人膳食水平不断提高、吃得更好，需要未雨绸缪。
江苏南通港码头卸运巴西进口大豆。图/视觉中国
《财经》：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被认为是全球百年未有的大危机，其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在您看来，今年中国的粮食市场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王宏广：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在一起。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导致许多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量减少、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不足，再叠加旱灾、蝗虫、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农作物产量就可能出现下降，价格出现上升。这可能会造成中国国内市场和价格的波动。如果许多人担心粮食不足进而囤粮，就可能导致国内市场不稳定。现在我们已经公布全年生产粮食6.5亿吨，增量不大但是没有出现减少。需要注意的是，市场担忧却是明显增加了，比如价格变化最明显的是猪肉。这背后有非洲猪瘟疫情的原因，也与保护环境关掉一些小型养殖场有关。此外，中美贸易战后，减少了大豆进口，猪饲料来源变少也导致生猪量减少，多重因素导致猪肉价格上涨，最高时上涨了360%，现在已经回落。市场一旦出现恐慌因素，对市场价格的拉动作用可能更大。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一旦价格上涨，低收入人群将首先面临买不起食物的风险。
有的专家曾表示，中国的粮食生产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因为好几亿人在种地，中国粮食市场广阔，只要粮价上涨有钱可赚，农民就会积极地种粮，从而促进粮价回落。中国的粮食问题经常处于一个“扭秧歌”的状态，“少了少了多了多”，现在也是如此，只是波幅有所缩小。过去波动厉害的时候，粮食总量突然减产10%可能就会引发大问题，但現在每年产量波动基本上控制在3%左右。中国疆域辽阔，生产的区域互补性强，全国性的灾害比较罕见。即便出现台风等灾害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也不大，南方涝，北方就会增产，北方旱，南方就会增产，这样一降一补不会差到哪里去。特别是中国现在有8亿多亩水浇地，粮食生产的底盘已经牢牢稳住。现在最担心的是种粮效益低，老百姓有地不种。现在很多农民都自己买粮食吃，不愿意种粮也不存粮。
《财经》：您曾于2018年提出“隐性粮食安全”的概念。虽然中国的口粮自给率接近99%，但大豆和油料自给率分别仅为15% 和30%。中国的食物隐性自给率近年在70%左右，今后应当如何提高中国的食物隐性自给率？
王宏广：国家公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里提到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们在新书中提出了八项措施，除了上述两条措施之外，增加了六条。藏粮于地在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与18亿亩粮食播种面积的同时，加强土地整治，利用好非农业土地、盐碱地、荒地等土地资源，藏粮于技，推进第二次绿色技术革命。技术上，我们在新书中又补充了几方面内容。 一是袁隆平先生的第三代杂交稻可能会突破1100公斤关卡。杂交稻在50年里跨了8个100公斤的关卡，现在袁隆平院士提出还有潜力可挖掘。
第二个突破是耐盐碱水稻，也就是海水稻。现在无法完全实现用海水种植水稻，但已经能够很好地提升水稻耐盐碱的水平，这会有利于用好中国几亿亩的盐碱荒地。
第三个技术突破点是种植藜麦。我们可以利用荒坡地、干旱的土地来种植藜麦，这相当于增加了一种粮食作物。我们希望能够种植大约1亿亩的藜麦，从而产出大约300亿公斤藜麦，从蛋白含量看与900亿公斤水稻相当，也能很好地替代进口大豆。另外，我们寄希望能够在未来10年左右，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新一代育种技术能够进入应用阶段。
保粮食安全，需要提高大豆自给率。我们的新书专门提出“进口大豆替代工程”，将中国的大豆进口比例从86%降到50%左右。现在最大的瓶颈就是大豆品种还没有大的突破，中国能用来种植大豆的土地面积有限，解决大豆问题的关键是研发杂交大豆或是转基因大豆，大幅提高单产水平。另外，为什么我们提倡种藜麦？在市场上，藜麦每公斤一般20元，甚至可以卖到80元，农民种下就能看到效益，从而提高种粮积极性。因为现在种水稻、玉米、小麦经济效益低，农民缺乏积极性。种植藜麦，对中国粮食增产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现在中国的藜麦大多数是从南美洲进口，他们的产量比较大，品种丰富，但经过努力我们在5年内一定能跟上。
《财经》：您提出按照人均粮食产量400千克-600千克可以实现粮食供需平衡的标准来看，中国属于粮食基本平衡国，那么粮食战争发生的几率有多高？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
王宏广：世界上粮食战一直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停止过，余粮国家经常通过粮食影响别国经济、甚至干预别国内政。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给中国大量产品加税，打压华为等中国大批企业，中国减少进口美国大豆，美国则给种植大豆的农民大量补贴。我们在两年前的报告中认为，中美贸易争端中，如果中国选择用大豆反制美国，美国有可能采取向农民给予补贴的方式限制对中国出口大豆。中国进口美国大豆一年大致支付120亿-140亿美元，但对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给农民补贴100多亿美元并不困难。后来，特朗普政府果然宣布了一项9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计划。现在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美国和巴西占到中国进口大豆总量的86%，这意味着美国几乎控制了中国的进口大豆源头，最坏的结局是美国补贴农民限制对中国的大豆出口，我们在别的国家或地区买不到那么多的大豆，难以满足国内的饲料和大豆榨油的需求，这可能导致肉类价格上涨、食用油涨价或短缺。当然，我国饮食习惯中消耗食用油偏多，其实可以提倡少油少盐的健康消费理念，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财经》：近几年中国粮食进口量逐渐接近1亿吨水平，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如何确保进口安全？主要粮食作物中，中国的大豆进口依赖度最高，自给率已经从过去的100%降至18%左右，目前主要进口国家集中于美国等国。中国议价能力低、大豆来源风险大，您认为应当如何进行应对调整？
王宏广：我们在新书里提到，中国粮食“16连增”不等于粮食安全，因为粮食进口量也在持续增加，进口量大、进口国过于集中，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们进口粮控制在成天想遏制中国的美国人手中。未来我们的粮食安全，不仅要保障粮食产量安全、储备安全，还必须保障粮食进口安全，确保买得起、买得到、运得回。粮食进口安全才是总体安全。
我们建议“储粮于友”，和友好的国家或地区建立长期合作、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我们提供品种和技术，确保建成约10亿亩耕地的海外粮食“供应链”。例如与巴西、古巴、阿根廷、俄罗斯等国，通过长期期货、合作开发、耕地租用等多种方式，建设一批多元、长期的海外粮食基地。
针对大豆进口的问题，农业农村部2019年出台了《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现在振兴大豆采取的是综合办法。我认为这些办法都很好，从科技的角度来看，还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与突破口，必须把大豆品种突破作为重要方向。现在提出恢复大豆种植面积，但是恢复大豆种植面积，就会把玉米种植面积挤下去。种一亩大豆可能会少八九百斤的玉米，这个“跷跷板”需要平衡好。要是想彻底不出现“跷跷板”问题，还是得想办法从大豆品种的研发方面进一步提高单产来寻求突破。
《财经》：最近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成立了全球最大自贸区RCEP，您认为这对中国的粮食进口会产生哪些影响？您建议建立海外10亿亩耕地或1.5亿吨粮食的多元、长期的海外“供应链”，RCEP可能提供哪些拓展空间？
王宏广：RCEP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全球化持续深入的又一个进步，但对中国粮食进口、建立粮食海外基地的推动不是很大，国为这些国家粮食产量、耕地面积都有限。从长远来看，全球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家20多个，大多数不是RCEP成员国。RCEP成员国的粮食产量少，中国可以同RCEP有關国家共同探索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与措施。目前，我们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大豆和玉米主要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
《财经》：中国对粮食战争应如何未雨绸缪？粮食战的一方是粮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另一方是控制粮食市场和贸易的国家、国际粮商和食品巨头。主权政府在应对粮食战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承担怎样的责任？
王宏广：应对粮食战争，还是得未雨绸缪、提升自给能力，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防止被人“卡脖子”。
针对大豆，我们的方向应该是采取多元化市场分割等办法，尊重市场规律。当然，如果有的国家非走偏激道路，主权国家就应该为了保障安全，让对方退出我们的核心领域。从国内的供应链看，美国能限制华为，如果真是粮食战的危急关头，我们也能让国外公司的股权从中国的大豆体系中退出。当然，我们首先是赞同促进全球化，但万一有人非打粮食战，那将毫无疑问得体现国家主权，不能把国计民生的东西搁外人手里。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包括把粮食进口的主动权、粮食加工企业的股权、粮食市场的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现在提倡的国际化贸易中，中国的工业产品过剩，得卖出去，必须扩大市场。我们想把14亿人的市场变成70亿人的市场，但美国挡着不让中国出口，现在签RCEP协议也是为了促进产品出口。
《财经》：中国政府对粮价的调控一向重视保护农民权益和本土产业，但也有观点提醒国内外粮价倒挂可能会拉低本国粮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您认为未来强化市场手段调控是否具有可行性？应当如何把握好度？
王宏广：粮价倒挂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中国现在的粮价基本比国外高出40%-70%。在和平年代，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外国的粮食来减轻国内的土地压力，但是一旦粮食危机出现，肯定还得把国内的粮食生产搞上去，甚至不计生产成本地保障粮食安全。现在中国的大豆加工厂买的是国外大豆，玉米加工厂也喜欢用国外玉米，我们的粮食竞争力已经削弱了。下一步要提高粮食产量水平和生产效率，通过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来提高中国粮食的竞争力。我们现在采取农机补贴、医疗保障、低收入保障等措施，都是为了增强农业的竞争力。
《财经》：我们给农民很多支持，同时看到一个现象：伴随城镇化的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回到农村种地，老年人种地、土地撂荒、复种指数降低的问题值得关注。您认为从政策层面如何调动农民的种地积极性？现在也有专家提出“新农人”等概念，在您预想中，未来的农民和传统农民相比会发生哪些变化？
王宏广：中国粮食生产的体制机制一直在不断的改革与探索之中。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土地经营政策，在解放初的土地改革中是“分”，到人民公社的“合”，再到包产到户的“分”。由于粮食生产规模小、效益低，必然需要新时代、新的方式的“合”。但是这一次的“合”跟以前“合”的体制机制完全不一样。以前可能更多使用行政手段，下一步“合”要利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的措施。采取种粮大户、种粮合作社、粮食集团公司等不同的经营主体，不同的法人结构，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益、技术水平与国际化水平。
也就是说，新一轮粮食生产与经营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效益为核心，以“合”为基本路径：第一是向种粮大户倾斜，第二是采用合作社的方式，第三是完全公司化的方式。将来，种粮大户就是家庭农场的模式，合作社实际上是半公司化模式，再就是全公司化。种粮公司或粮食公司把土地从农民手中转租过来20年、30年，雇佣的新农民以工人的身份回農村干活，干完活领工资，住还是住在城市里，这样慢慢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体制。我觉得逐渐可能会形成这三种新模式，加上过去分散的家庭模式总共四种模式，不同地区、不同粮食作物，可能出现不同的比例。新一轮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最终一定要解决年轻人不愿意回农村种地的问题。十几亿人口的饭碗不能全交给老年人。培养年轻农民是当前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要保障青年农民获得足够的收入、较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包括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近一半人口居住的农村建设好、发展好，才能吸引青年农民安居乐业。
《财经》：规模化后获得的利益一定会上升吗？
王宏广：我们现在人均八九亩地的规模肯定很难持续，挣不了钱，很难养活家庭。按照现在的情况，大致30亩-50亩的土地规模才能够比较合适。将来逐渐公司化，可能会实现3000亩、5000亩土地的规模化种植大户或企业。这种方式代表着农业的未来大方向，但需要很长的路才能走完，而且不能采取行政手段，还得用市场机制去解决。这也是一个“跷跷板”，必须考虑把农民的土地全都转出去后，农民干什么？农民的收入从哪来？所以，要在保护农民收入提高的情况下，稳步探索改革之路，不能按下葫芦起来瓢。农业政策牵扯到千家万户，很难一刀切。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王宏广教授近30年来一直深耕粮食安全研究，他在2018年首次提出“隐性粮食安全”问题。他和团队在新书《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中总结道：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已由口粮安全转变为饲料粮安全，本质是肉类安全、食物安全。“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吃饱没问题，吃好须进口”，这是中国粮食安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局面。
1993年，王宏广曾在《中国农业：问题·潜力·道路·效益》一书中预测中国粮食总产量最高潜力每年能达6.4亿吨。中国粮食总产量现已连续六年达到6.6亿吨左右，与预估相差无几。2015年他在《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一书中，提出中国的粮食格局会由原来的“南粮北调”改为“北粮南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是关键地区，玉米、大豆是关键品种，5000万低收入人群是关键人群，进而提出了科技创新、保住耕地、倡导适度消费等政策建议。
在王宏广看来，世界粮食安全仍然处于总体不安全状态，粮食鸿沟短期内难以填平。发达国家有充足的土地资源与技术条件，但缺乏粮食生产积极性，将土地用于抛荒、种草，而非生产粮食，甚至粮食消费依赖他国进口。许多欠发达国家，虽然有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但缺乏土地、技术、资金等农业要素，本国人民吃不饱饭。未来，贫富国家间的粮食鸿沟很可能长期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用将近70年时间告别了饥饿、告别了“绝对贫困”，基本实现机械化、全面取消农业税，取得的成绩“举世无双”。
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粮食安全标准线为人均每年400公斤。中国在1998年越过这条线，实现了“吃饱饭”。当下中国人均每年消费粮食540公斤，其中70公斤靠进口。王宏广认为，考虑到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中国未来很难越过发达国家“吃好饭”的800公斤标准。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人均每年粮食消费控制在650公斤左右。
目前的趋势是，40年来，世界粮食产量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王宏广团队预测，受益于粮食科技与粮食政策的创新，2040年中国的粮食生产潜能有望达到9亿吨，2030年有望达到8亿吨左右。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人口总量增加、城镇化快速推进，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量不断上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10月中国粮食进口11514万吨，增长28.5%。11月19日，王宏广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再次提醒：中国的口粮自给率为98%，粮食自给率为86%，这不能掩盖食物隐性自给率为70%的事实。中国的粮食安全有困难，但也有对策。保障未来国人膳食水平不断提高、吃得更好，需要未雨绸缪。
中国粮食产量将打破6.6亿吨徘徊局面
《财经》：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被认为是全球百年未有的大危机，其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在您看来，今年中国的粮食市场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王宏广：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在一起。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导致许多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量减少、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不足，再叠加旱灾、蝗虫、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农作物产量就可能出现下降，价格出现上升。这可能会造成中国国内市场和价格的波动。如果许多人担心粮食不足进而囤粮，就可能导致国内市场不稳定。现在我们已经公布全年生产粮食6.5亿吨，增量不大但是没有出现减少。需要注意的是，市场担忧却是明显增加了，比如价格变化最明显的是猪肉。这背后有非洲猪瘟疫情的原因，也与保护环境关掉一些小型养殖场有关。此外，中美贸易战后，减少了大豆进口，猪饲料来源变少也导致生猪量减少，多重因素导致猪肉价格上涨，最高时上涨了360%，现在已经回落。市场一旦出现恐慌因素，对市场价格的拉动作用可能更大。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一旦价格上涨，低收入人群将首先面临买不起食物的风险。
有的专家曾表示，中国的粮食生产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因为好几亿人在种地，中国粮食市场广阔，只要粮价上涨有钱可赚，农民就会积极地种粮，从而促进粮价回落。中国的粮食问题经常处于一个“扭秧歌”的状态，“少了少了多了多”，现在也是如此，只是波幅有所缩小。过去波动厉害的时候，粮食总量突然减产10%可能就会引发大问题，但現在每年产量波动基本上控制在3%左右。中国疆域辽阔，生产的区域互补性强，全国性的灾害比较罕见。即便出现台风等灾害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也不大，南方涝，北方就会增产，北方旱，南方就会增产，这样一降一补不会差到哪里去。特别是中国现在有8亿多亩水浇地，粮食生产的底盘已经牢牢稳住。现在最担心的是种粮效益低，老百姓有地不种。现在很多农民都自己买粮食吃，不愿意种粮也不存粮。
《财经》：您曾于2018年提出“隐性粮食安全”的概念。虽然中国的口粮自给率接近99%，但大豆和油料自给率分别仅为15% 和30%。中国的食物隐性自给率近年在70%左右，今后应当如何提高中国的食物隐性自给率？
王宏广：国家公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里提到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们在新书中提出了八项措施，除了上述两条措施之外，增加了六条。藏粮于地在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与18亿亩粮食播种面积的同时，加强土地整治，利用好非农业土地、盐碱地、荒地等土地资源，藏粮于技，推进第二次绿色技术革命。技术上，我们在新书中又补充了几方面内容。 一是袁隆平先生的第三代杂交稻可能会突破1100公斤关卡。杂交稻在50年里跨了8个100公斤的关卡，现在袁隆平院士提出还有潜力可挖掘。
第二个突破是耐盐碱水稻，也就是海水稻。现在无法完全实现用海水种植水稻，但已经能够很好地提升水稻耐盐碱的水平，这会有利于用好中国几亿亩的盐碱荒地。
第三个技术突破点是种植藜麦。我们可以利用荒坡地、干旱的土地来种植藜麦，这相当于增加了一种粮食作物。我们希望能够种植大约1亿亩的藜麦，从而产出大约300亿公斤藜麦，从蛋白含量看与900亿公斤水稻相当，也能很好地替代进口大豆。另外，我们寄希望能够在未来10年左右，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新一代育种技术能够进入应用阶段。
保粮食安全，需要提高大豆自给率。我们的新书专门提出“进口大豆替代工程”，将中国的大豆进口比例从86%降到50%左右。现在最大的瓶颈就是大豆品种还没有大的突破，中国能用来种植大豆的土地面积有限，解决大豆问题的关键是研发杂交大豆或是转基因大豆，大幅提高单产水平。另外，为什么我们提倡种藜麦？在市场上，藜麦每公斤一般20元，甚至可以卖到80元，农民种下就能看到效益，从而提高种粮积极性。因为现在种水稻、玉米、小麦经济效益低，农民缺乏积极性。种植藜麦，对中国粮食增产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现在中国的藜麦大多数是从南美洲进口，他们的产量比较大，品种丰富，但经过努力我们在5年内一定能跟上。
80%以上的大豆依赖进口，如何防御粮食战？
《财经》：您提出按照人均粮食产量400千克-600千克可以实现粮食供需平衡的标准来看，中国属于粮食基本平衡国，那么粮食战争发生的几率有多高？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
王宏广：世界上粮食战一直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停止过，余粮国家经常通过粮食影响别国经济、甚至干预别国内政。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给中国大量产品加税，打压华为等中国大批企业，中国减少进口美国大豆，美国则给种植大豆的农民大量补贴。我们在两年前的报告中认为，中美贸易争端中，如果中国选择用大豆反制美国，美国有可能采取向农民给予补贴的方式限制对中国出口大豆。中国进口美国大豆一年大致支付120亿-140亿美元，但对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给农民补贴100多亿美元并不困难。后来，特朗普政府果然宣布了一项9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计划。现在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美国和巴西占到中国进口大豆总量的86%，这意味着美国几乎控制了中国的进口大豆源头，最坏的结局是美国补贴农民限制对中国的大豆出口，我们在别的国家或地区买不到那么多的大豆，难以满足国内的饲料和大豆榨油的需求，这可能导致肉类价格上涨、食用油涨价或短缺。当然，我国饮食习惯中消耗食用油偏多，其实可以提倡少油少盐的健康消费理念，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财经》：近几年中国粮食进口量逐渐接近1亿吨水平，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如何确保进口安全？主要粮食作物中，中国的大豆进口依赖度最高，自给率已经从过去的100%降至18%左右，目前主要进口国家集中于美国等国。中国议价能力低、大豆来源风险大，您认为应当如何进行应对调整？
王宏广：我们在新书里提到，中国粮食“16连增”不等于粮食安全，因为粮食进口量也在持续增加，进口量大、进口国过于集中，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们进口粮控制在成天想遏制中国的美国人手中。未来我们的粮食安全，不仅要保障粮食产量安全、储备安全，还必须保障粮食进口安全，确保买得起、买得到、运得回。粮食进口安全才是总体安全。
我们建议“储粮于友”，和友好的国家或地区建立长期合作、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我们提供品种和技术，确保建成约10亿亩耕地的海外粮食“供应链”。例如与巴西、古巴、阿根廷、俄罗斯等国，通过长期期货、合作开发、耕地租用等多种方式，建设一批多元、长期的海外粮食基地。
针对大豆进口的问题，农业农村部2019年出台了《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现在振兴大豆采取的是综合办法。我认为这些办法都很好，从科技的角度来看，还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与突破口，必须把大豆品种突破作为重要方向。现在提出恢复大豆种植面积，但是恢复大豆种植面积，就会把玉米种植面积挤下去。种一亩大豆可能会少八九百斤的玉米，这个“跷跷板”需要平衡好。要是想彻底不出现“跷跷板”问题，还是得想办法从大豆品种的研发方面进一步提高单产来寻求突破。
《财经》：最近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成立了全球最大自贸区RCEP，您认为这对中国的粮食进口会产生哪些影响？您建议建立海外10亿亩耕地或1.5亿吨粮食的多元、长期的海外“供应链”，RCEP可能提供哪些拓展空间？
王宏广：RCEP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全球化持续深入的又一个进步，但对中国粮食进口、建立粮食海外基地的推动不是很大，国为这些国家粮食产量、耕地面积都有限。从长远来看，全球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家20多个，大多数不是RCEP成员国。RCEP成员国的粮食产量少，中国可以同RCEP有關国家共同探索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与措施。目前，我们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大豆和玉米主要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
《财经》：中国对粮食战争应如何未雨绸缪？粮食战的一方是粮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另一方是控制粮食市场和贸易的国家、国际粮商和食品巨头。主权政府在应对粮食战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承担怎样的责任？
王宏广：应对粮食战争，还是得未雨绸缪、提升自给能力，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防止被人“卡脖子”。
针对大豆，我们的方向应该是采取多元化市场分割等办法，尊重市场规律。当然，如果有的国家非走偏激道路，主权国家就应该为了保障安全，让对方退出我们的核心领域。从国内的供应链看，美国能限制华为，如果真是粮食战的危急关头，我们也能让国外公司的股权从中国的大豆体系中退出。当然，我们首先是赞同促进全球化，但万一有人非打粮食战，那将毫无疑问得体现国家主权，不能把国计民生的东西搁外人手里。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包括把粮食进口的主动权、粮食加工企业的股权、粮食市场的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现在提倡的国际化贸易中，中国的工业产品过剩，得卖出去，必须扩大市场。我们想把14亿人的市场变成70亿人的市场，但美国挡着不让中国出口，现在签RCEP协议也是为了促进产品出口。
年轻人不愿意种地？农业经济体制或形成四种模式
《财经》：中国政府对粮价的调控一向重视保护农民权益和本土产业，但也有观点提醒国内外粮价倒挂可能会拉低本国粮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您认为未来强化市场手段调控是否具有可行性？应当如何把握好度？
王宏广：粮价倒挂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中国现在的粮价基本比国外高出40%-70%。在和平年代，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外国的粮食来减轻国内的土地压力，但是一旦粮食危机出现，肯定还得把国内的粮食生产搞上去，甚至不计生产成本地保障粮食安全。现在中国的大豆加工厂买的是国外大豆，玉米加工厂也喜欢用国外玉米，我们的粮食竞争力已经削弱了。下一步要提高粮食产量水平和生产效率，通过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来提高中国粮食的竞争力。我们现在采取农机补贴、医疗保障、低收入保障等措施，都是为了增强农业的竞争力。
《财经》：我们给农民很多支持，同时看到一个现象：伴随城镇化的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回到农村种地，老年人种地、土地撂荒、复种指数降低的问题值得关注。您认为从政策层面如何调动农民的种地积极性？现在也有专家提出“新农人”等概念，在您预想中，未来的农民和传统农民相比会发生哪些变化？
王宏广：中国粮食生产的体制机制一直在不断的改革与探索之中。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土地经营政策，在解放初的土地改革中是“分”，到人民公社的“合”，再到包产到户的“分”。由于粮食生产规模小、效益低，必然需要新时代、新的方式的“合”。但是这一次的“合”跟以前“合”的体制机制完全不一样。以前可能更多使用行政手段，下一步“合”要利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的措施。采取种粮大户、种粮合作社、粮食集团公司等不同的经营主体，不同的法人结构，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益、技术水平与国际化水平。
也就是说，新一轮粮食生产与经营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效益为核心，以“合”为基本路径：第一是向种粮大户倾斜，第二是采用合作社的方式，第三是完全公司化的方式。将来，种粮大户就是家庭农场的模式，合作社实际上是半公司化模式，再就是全公司化。种粮公司或粮食公司把土地从农民手中转租过来20年、30年，雇佣的新农民以工人的身份回農村干活，干完活领工资，住还是住在城市里，这样慢慢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体制。我觉得逐渐可能会形成这三种新模式，加上过去分散的家庭模式总共四种模式，不同地区、不同粮食作物，可能出现不同的比例。新一轮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最终一定要解决年轻人不愿意回农村种地的问题。十几亿人口的饭碗不能全交给老年人。培养年轻农民是当前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要保障青年农民获得足够的收入、较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包括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近一半人口居住的农村建设好、发展好，才能吸引青年农民安居乐业。
《财经》：规模化后获得的利益一定会上升吗？
王宏广：我们现在人均八九亩地的规模肯定很难持续，挣不了钱，很难养活家庭。按照现在的情况，大致30亩-50亩的土地规模才能够比较合适。将来逐渐公司化，可能会实现3000亩、5000亩土地的规模化种植大户或企业。这种方式代表着农业的未来大方向，但需要很长的路才能走完，而且不能采取行政手段，还得用市场机制去解决。这也是一个“跷跷板”，必须考虑把农民的土地全都转出去后，农民干什么？农民的收入从哪来？所以，要在保护农民收入提高的情况下，稳步探索改革之路，不能按下葫芦起来瓢。农业政策牵扯到千家万户，很难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