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945年迎来了抗战胜利，和平建国成为全国利益各方以及全球其他大国的共同愿望。胜利如此之快的到来，超出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等利益各方的估计，让中国老百姓喜出望外。中国可以就此终结乱世，迎来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机会吗？
　　万众期待的重庆谈判，开始向和平建国的方向迈出了坚实步伐。然而，和平没有到来，战争再度上演。一切一切的希望，在1946年破灭。
　　中国人是怎样错过和平建国机遇的呢？问题又可以表述为，第二次国共内战（交战双方将之分别称为“解放战争”和“戡乱战争”），是否真的不可避免，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说，某一方或者说交战双方根本就没有和谈、和平建国的诚意呢？
　　军旅作家张正隆所著的《中国1946》， 试图对中国现代史上不可回避、至今多少仍有些“敏感”的命题给予解答。在书的开篇，张正隆就清晰地点出了和平建国谈判的动力及阻力的所在：三国四方间的复杂关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美国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对象，扶持前者再度统一全国，有助于前者实现战略目标，但抗战期间的合作已经让前者的严重腐败无能底细清晰暴露，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共产党更具民主特征，“美国政府的屁股和脑袋矛盾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色彩决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亲近度，但斯大林不相信毛泽东能打败蒋介石，试图通过压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与中国国民政府达成某种利益交换，避免中国毫无保留地倒向美国阵营。
　　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当然希望通过和谈，来达成军事手段所不能达成的目的（吞并解放区、中共军队），却对本方力量过于自信，以至于拒绝对中共所提出的西欧民主国家参政党地位为核心的要求提供支持。1945年9月 上旬，他手下的和谈大员张治中密告“剿共”大员胡宗南，“领袖密示，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延时间……假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下屈服， 即以土匪清剿之。”蒋介石在抗战前收拾本党反对派的雷霆手段，以及其政治品行上的言而无信，可谓众所周知，我们可以预料，如果中共当初先“受降”，再谈判，则很难避免胡汉民等人曾经的遭遇。
　　近年来一些档案资料和历史研究作品均证明，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蒋介石、胡宗南等国民政府高层领导身边部署了情报人员，显然就掌握了蒋介石一方的真实态度。这种情况下，中共谈判代表以本党、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地位和安全问题为服从军令政令的前提，拒绝作出实质性的谈判让步，也就不难理解了。张正隆在书中援引大量的历史档案、当事人亲述资料指出，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共方面才会尽全力抢在国民政府之前，接纳尽可能多的日军伪军投降，将尽可能多的日占区纳入解放区，以形成国民政府和美国、苏联皆不能忽略的现实战略力量，以扭转谈判中的不利地位。
　　概括起来，蒋介石是将和谈作为包括武力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和方式，一统全国的一种掩盖，而中共方面当时并无打败蒋介石、取而代之的信心判断，希望的是“以打促谈”。换言之，双方的立场和态度，让内战不再成为“不允许发生”的选项，相反却成为了很难回避的博弈方式。
　　《中国1946》一书的后半部分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1946年的中国东北，聚焦在四平。四平四战，惨烈空前，“一寸城市一寸血”。历史没有如果，战争绝非偶然，却充斥着草率、粗暴与冲动。中国人错失过和平建国的最宝贵机遇，国共内战尽管在几年内就宣告了输赢分晓，却是以海量的内战牺牲为代价的，还留下了大量遗留问题和民族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