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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的“大手”把电信企业的“棋子”下在市场棋盘中时，变换的是庄家，不变的是电信央企的垄断秉性
从珠穆朗玛峰上扔下的靴子终于落了地。
两年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改委和财政部5月24日发出一纸公文《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2000余字文告后面的“如意算盘”是：冀望将过去一家吃肉（中国移动）、三家喝汤（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两家舔盘子（中国铁通和中国卫通）的局面，改造成三家都吃肉（新移动、新电信和新联通）的大场面。
如果以1994年电信分拆为起点，14年间，中国电信业已经完成了四次大变局。无论是前任信产部部长吴基传一刀砍出“数网竞争”，还是后来成立的国资委摇起国家利益“大旗”倡导电信央企“做大做强”再唱“分久必合”，唯一不变的是，每一次有关方面关起门来的“深化电信体制改革”，都以“促进竞争”的名义孕育出“强化垄断”的结果，这一次似也不会例外。
中国电信重组的主导思想，过去一直是英美模式。1994年联通公司成立，中国电信业改革肇始。其引入新竞争者的思路，与英国电信改革模式雷同，即不采用分拆的方式，而是开放市场，引入新的运营商加入竞争，同时国家给予新旧运营商发放多种业务经营牌照，促其能够进行全业务经营。
但这套推崇市场、引入竞争的思路，并没有因为引入联通而对当时的中国电信带来丝毫威胁。3年后，由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的联通仍只有10亿元资产的受气“小媳归”。
于是，就有了1998年的中国电信改革大讨论。尽管具体操作上争议纷纷，判断却是统一的：市场竞争不够。1999年2月，国务院敲定“中国电信”的竖拆重组：中国电信保留固定电话网和长途网，移动通信分出来成为中国移动，寻呼分出来给中国联通，同时再引入一家数据通信商中国网通。 事实上，这又是吴基传到美国考察后，一个学自1984年美国分拆贝尔公司的思路。
随着一个个竞争者的加入，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夕，中国电信市场形成七雄争霸格局：网通、移动、电信、铁通、卫通、联通、吉通。邮电部倒是消失了，但牢牢掌控市话固网的中国电信“独大”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第三次电信重组来了。2002年岁末，国务院公布了重点针对中国电信的二次拆分方案: 原中国电信一分为二，北方十省加上小网通划给新的中国网通集团；南方和西北21省区的电信公司划为新的中国电信；双方可以互相渗入开展竞争。
这一次分拆终于把中国电信拆成了用户流失、利润微薄的困难公司。同时，造就了一个新“巨无霸”——2007年利润比其他所有电信企业加起来还多一倍的中国移动。分拆重组又来了。不过，这一次分拆有别于英美道路，而是准备把一杆维护民族利益、支持自主技术（TD-SCDMA）的“大旗”，授予中国移动去“扛”。
回顾这一切，两个层面的故事让14年电信重组呈现出一番奇景。
其一，每一次重组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技术变革的后面，使得重组不得不一次次推倒重来。当主管者基于固网利润肥厚、以“均富贵”的思维分拆中国电信后，固网变成了“鸡肋”，中国全民玩起了手机；当主管者8年后才号召支持自主3G技术TD-SCDMA甚至不惜为之配套一次电信重组时，3G已经快速向4G跃迁……
其二，每一次重组既得利益都让新垄断者走在了市场竞争的前面，使得重组不过是庄家的游戏。当主管者推出联通时，中国电信在邮电部和中国电信管理局支持下，提前就把联通打压成“二等公民”；当主管者分拆中国电信以均衡市场竞争时，以业务独立出来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仍然是垄断者……
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尽管电信重组舞台上“将出相入”演得热闹非凡，“木偶”换的精彩纷呈，但“提线者”还是那群人。当市场早已不再惊讶王建宙、张春江、王晓初、奚国华、常小兵等名字或官或商、或东家或西家地变换身份，就知道“政企不分、国有垄断”一直就是那锅“老汤”，过去是邮电部、后来是信产部，现在是国资委和工信部一块儿“熬”。
既然电信重组是“老戏新唱”，那么中国移动的下一步命运完全可以预料。当自主创新成为国策以来，行业主管者也必然对TD-SCDMA不惜代价的支持。而支持力度的最大表现，无疑是让富可敌国的中国移动完成民族技术的“大国崛起”。
按照目前早已公开的秘密，《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发布后的步骤将是3G牌照的发放：中国移动获得TD-S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
从三种3G技术来分析，欧洲版的WCDMA是目前公认技术最成功、市场最成熟的技术标准。美国主导的CDMA2000，虽然不及前者风光，但厂家的技术实力不容小觑。而TD-SCDMA现在已确认为中国正统，但无论在技术成熟还是市场认可度上都与前二者差距甚大。尽管国产技术标准的诞生，让中国电信企业有望告别天价技术专利费用开支，但能否会被市场所接纳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之前刚刚开始试商用的TD技术，使用状况着实不甚理想，诸如网速不稳、接通率低、机型太少、收不到短信、找不到视频聊天对象等等问题，让TD拥护者们倍为尴尬。
特别是，中国科技体制的官僚化，使得TD技术产业化极端迟缓，严重拖延了中国电信市场的升级速度，仅在3G商用上就比欧洲晚了8年。当今天3G向“准4G”技术的LTE演进已成趋势时，运营商完全有条件绕过3G直接上LTE，产业重组再次落后于技术演进的悲剧已经非常有可能重现了。
令饱受批评的 TD-SCDMA阵营感到鼓舞的是，曾表示将支持TD的张春江此次被委任为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和副总经理，被认为是中国移动力挺TD技术的重要信号。但张对TD的表态是在其中国网通总经理位置上说的，当这位电信大佬坐在中国移动的主管者位置是否还会继续以前的承诺，甚是令人生疑。
无论如何，政治的有形“大手”把电信企业的“棋子”下在市场棋盘中时，摆在中国移动前面的道路，已是TD-SCDMA的“华山一条路”了。
事实上，这种“均富贵”的重组已经带来了改朝换代的气味。比如，中国电信很有希望成为此次重组的最大受益者。通过收购联通C网，中国电信直接涉足移动业务。从技术上看，CDMA升级到3G要更快，成本更低。而且，中国电信拥有丰富的固网资源，遍及千家万户的有线宽带是其最大优势，拥有移动网络之后，可以迅速发展固定移动融合（FMC）技术，这是目前全球网络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电信挑战中国移动的最强大利器。
当然，“新庄家”也可能是中国联通，凭借其稳定的22%市场份额，在中国电信短期内还只能发展用户和中国移动忙着熟悉TD技术的时候，通过商用成熟的WCDMA技术，中国联通完全可以借机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种“内部人”主导的重组，可以实现“亲儿子”家产实力的均衡，却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市场竞争。特别是在国资委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的督导下，与民争利也将使电信央企难改“垄断”的秉性。因为市场竞争的含义很简单，要实现真正有效的竞争，关键是打开大门、降低门槛，推进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如果这一点不改变，电信重组不过是“山头变换大王旗”。
从珠穆朗玛峰上扔下的靴子终于落了地。
两年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改委和财政部5月24日发出一纸公文《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2000余字文告后面的“如意算盘”是：冀望将过去一家吃肉（中国移动）、三家喝汤（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两家舔盘子（中国铁通和中国卫通）的局面，改造成三家都吃肉（新移动、新电信和新联通）的大场面。
如果以1994年电信分拆为起点，14年间，中国电信业已经完成了四次大变局。无论是前任信产部部长吴基传一刀砍出“数网竞争”，还是后来成立的国资委摇起国家利益“大旗”倡导电信央企“做大做强”再唱“分久必合”，唯一不变的是，每一次有关方面关起门来的“深化电信体制改革”，都以“促进竞争”的名义孕育出“强化垄断”的结果，这一次似也不会例外。
中国电信重组的主导思想，过去一直是英美模式。1994年联通公司成立，中国电信业改革肇始。其引入新竞争者的思路，与英国电信改革模式雷同，即不采用分拆的方式，而是开放市场，引入新的运营商加入竞争，同时国家给予新旧运营商发放多种业务经营牌照，促其能够进行全业务经营。
但这套推崇市场、引入竞争的思路，并没有因为引入联通而对当时的中国电信带来丝毫威胁。3年后，由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的联通仍只有10亿元资产的受气“小媳归”。
于是，就有了1998年的中国电信改革大讨论。尽管具体操作上争议纷纷，判断却是统一的：市场竞争不够。1999年2月，国务院敲定“中国电信”的竖拆重组：中国电信保留固定电话网和长途网，移动通信分出来成为中国移动，寻呼分出来给中国联通，同时再引入一家数据通信商中国网通。 事实上，这又是吴基传到美国考察后，一个学自1984年美国分拆贝尔公司的思路。
随着一个个竞争者的加入，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夕，中国电信市场形成七雄争霸格局：网通、移动、电信、铁通、卫通、联通、吉通。邮电部倒是消失了，但牢牢掌控市话固网的中国电信“独大”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第三次电信重组来了。2002年岁末，国务院公布了重点针对中国电信的二次拆分方案: 原中国电信一分为二，北方十省加上小网通划给新的中国网通集团；南方和西北21省区的电信公司划为新的中国电信；双方可以互相渗入开展竞争。
这一次分拆终于把中国电信拆成了用户流失、利润微薄的困难公司。同时，造就了一个新“巨无霸”——2007年利润比其他所有电信企业加起来还多一倍的中国移动。分拆重组又来了。不过，这一次分拆有别于英美道路，而是准备把一杆维护民族利益、支持自主技术（TD-SCDMA）的“大旗”，授予中国移动去“扛”。
回顾这一切，两个层面的故事让14年电信重组呈现出一番奇景。
其一，每一次重组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技术变革的后面，使得重组不得不一次次推倒重来。当主管者基于固网利润肥厚、以“均富贵”的思维分拆中国电信后，固网变成了“鸡肋”，中国全民玩起了手机；当主管者8年后才号召支持自主3G技术TD-SCDMA甚至不惜为之配套一次电信重组时，3G已经快速向4G跃迁……
其二，每一次重组既得利益都让新垄断者走在了市场竞争的前面，使得重组不过是庄家的游戏。当主管者推出联通时，中国电信在邮电部和中国电信管理局支持下，提前就把联通打压成“二等公民”；当主管者分拆中国电信以均衡市场竞争时，以业务独立出来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仍然是垄断者……
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尽管电信重组舞台上“将出相入”演得热闹非凡，“木偶”换的精彩纷呈，但“提线者”还是那群人。当市场早已不再惊讶王建宙、张春江、王晓初、奚国华、常小兵等名字或官或商、或东家或西家地变换身份，就知道“政企不分、国有垄断”一直就是那锅“老汤”，过去是邮电部、后来是信产部，现在是国资委和工信部一块儿“熬”。
既然电信重组是“老戏新唱”，那么中国移动的下一步命运完全可以预料。当自主创新成为国策以来，行业主管者也必然对TD-SCDMA不惜代价的支持。而支持力度的最大表现，无疑是让富可敌国的中国移动完成民族技术的“大国崛起”。
按照目前早已公开的秘密，《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发布后的步骤将是3G牌照的发放：中国移动获得TD-S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
从三种3G技术来分析，欧洲版的WCDMA是目前公认技术最成功、市场最成熟的技术标准。美国主导的CDMA2000，虽然不及前者风光，但厂家的技术实力不容小觑。而TD-SCDMA现在已确认为中国正统，但无论在技术成熟还是市场认可度上都与前二者差距甚大。尽管国产技术标准的诞生，让中国电信企业有望告别天价技术专利费用开支，但能否会被市场所接纳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之前刚刚开始试商用的TD技术，使用状况着实不甚理想，诸如网速不稳、接通率低、机型太少、收不到短信、找不到视频聊天对象等等问题，让TD拥护者们倍为尴尬。
特别是，中国科技体制的官僚化，使得TD技术产业化极端迟缓，严重拖延了中国电信市场的升级速度，仅在3G商用上就比欧洲晚了8年。当今天3G向“准4G”技术的LTE演进已成趋势时，运营商完全有条件绕过3G直接上LTE，产业重组再次落后于技术演进的悲剧已经非常有可能重现了。
令饱受批评的 TD-SCDMA阵营感到鼓舞的是，曾表示将支持TD的张春江此次被委任为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和副总经理，被认为是中国移动力挺TD技术的重要信号。但张对TD的表态是在其中国网通总经理位置上说的，当这位电信大佬坐在中国移动的主管者位置是否还会继续以前的承诺，甚是令人生疑。
无论如何，政治的有形“大手”把电信企业的“棋子”下在市场棋盘中时，摆在中国移动前面的道路，已是TD-SCDMA的“华山一条路”了。
事实上，这种“均富贵”的重组已经带来了改朝换代的气味。比如，中国电信很有希望成为此次重组的最大受益者。通过收购联通C网，中国电信直接涉足移动业务。从技术上看，CDMA升级到3G要更快，成本更低。而且，中国电信拥有丰富的固网资源，遍及千家万户的有线宽带是其最大优势，拥有移动网络之后，可以迅速发展固定移动融合（FMC）技术，这是目前全球网络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电信挑战中国移动的最强大利器。
当然，“新庄家”也可能是中国联通，凭借其稳定的22%市场份额，在中国电信短期内还只能发展用户和中国移动忙着熟悉TD技术的时候，通过商用成熟的WCDMA技术，中国联通完全可以借机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种“内部人”主导的重组，可以实现“亲儿子”家产实力的均衡，却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市场竞争。特别是在国资委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的督导下，与民争利也将使电信央企难改“垄断”的秉性。因为市场竞争的含义很简单，要实现真正有效的竞争，关键是打开大门、降低门槛，推进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如果这一点不改变，电信重组不过是“山头变换大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