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发达的传播手段让灾难的现场毫无延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死亡和鲜血让人战栗不止，拯救和互助让人热泪长流，没有谁发誓，但每一个人都会深信，这样的记忆在我们的心中将永不磨灭。但是，残酷的规律将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遗忘是人类的本性，记忆却需要人类付出额外的努力。
　　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我们正在遗忘，但我们担心遗忘终究会到来。特别是一个多月之后，当奥运的热闹气氛伴随海量的资讯扑面而来，地震是否还会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那片受伤的土地是否还能继续得到全社会温情的呵护，这都将成为待解的问题。
　　如果说救灾需要短期内最有效率的动员，那么漫长的重建同样离不开全社会的协助与参与。发生在2005年的东南亚海啸，一度成为全球热点，援助重建的承诺不绝于耳。然而，一旦关注的热度降温，重建事宜立即搁置下来，甚至一些国家的捐款至今无法送出。中国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由国家主导，应该不会有搁置之虞。但是，重建的全部使命并非土木工程本身，亦非财政投入一种责任，全社会的关注依旧不可或缺。
　　我们的热情怎样才不至于冷却，我们的记忆怎样才不至于淡漠，我们必当拒绝遗忘。善于记住灾难的民族理应受到尊重，但这依旧逃不出道德呼吁的窠臼。于每一个个体民众而言，没有谁可以强迫你记忆或者忘记。毕竟这属于心灵的领地，手脚可以被束缚，但灵魂永远自由。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听任自己去遗忘，听任自己放弃道德与理智。拒绝遗忘，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多。
　　比如，以制度固化灾难的教训与救灾的经验。一部《紧急状态法》，或可凝结此次大震中正反两个维度的思索与积淀。在法的层次上记住秩序拒绝混乱，当是对灾难最有益处的记忆。志愿者以自觉公民的身份亮相，同时也留下了冲动与盲目的遗憾。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多余”，却恰恰见证了民间组织的缺位和薄弱。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让慈善、物质帮扶、心理疏导、监督之类的工作成为他们的使命，则民间社会的热情必然获得长久保温的机制。
　　或许，还应当有公民价值体系的重建。当一个置学生生死不顾的教师，轻易地以“自由和公正”为幌子赚取无数吆喝的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自己为什么流下泪水。应该知道，是道义和担当，而不是自私和嚣张。如果说无良教师的价值在于坦率地亮出了自己的“小”，他应该忏悔而非炫耀。真正的自由，乃是在人群中懂得尽责的自尊。如果今天的讨论使我们铭记了这一点，即便灾难重来，人类的幼雏依旧会得到优先的呵护，这才是人类的荣光。否则，灾难留给我们的只有遗忘，甚至遗忘掉灾难之前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