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中国古代子书中，可以说没有一部比得上《管子》涵盖面之广。其各篇不但探讨政治、经济、法律、哲学诸问题，而且涉及天文、地理、气象、阴阳五行等学说。因此，历代学人研究的结果，承认它决非出自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作。也因此，对它的注释解说便难乎其难。道理很简单：一个注释家能有多少精力去穷究各门科学之学问呢？就以集大成的《管子集校》来说，也不免留下很多疑问未解。此外，书中之错简误字，晦涩词义，即令专门的古文字家也感到很头痛，对现代普通读者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大学赵守正教授历多年心血，集各家之所见，推陈出新，成就《管子注译》，其工作之艰辛、作用之重大就不难想象了。正如千家驹先生序中所称赞的：“这实在是一件好事”。
　　我们无权对《注译》妄加全面评论的。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我们只想从我们的专业角度略谈个人的体会。正像《管子》一书需要各个不同学科的专家分别深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一样，它的《注译》也有待于各行专家进行不同侧面的评论。
　　无须说，《管子》的译成现代文，确实是前无古人，独此一家。单凭这一点，注译者赵先生也就足以自慰了。因为，它使我国广大现代非专业读者能够比较轻松自如地欣赏这座古代思想宝库，从中得到应有的补益。它也极大地方便了外国读者对我国古代文明的了解和研究，在国际文化交流上有着重要意义。试想，如果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都能做到这一步，我们还须对各种世界史上“言必称希腊”的不正常局面感慨万端、忧心忡忡吗？
　　而且，我们感到，赵守正先生在注译工作中持着高度认真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无哗众取宠之心，亦无敷衍苟且之处。人们都清楚，给古书做注难，其翻译更难了。因此，我们完全体会赵先生如下苦衷：“但古今各家，论点既有歧异，论据也各有所宗，究竟哪一种见解合于历史事实，取舍之际，不得不反复斟定，颇费周折。……古文文约义丰，有些辞意今昔迥异，有时数易其稿，还觉得未达原意(见该书‘撰写说明’第2页)。”鉴于此，对于少数体裁特殊及难度过大的篇章，他采取了只注不译(如《幼官》、《宙合》、《枢言》、《四时》、《五行》等篇)或部分不译(如《问》、《版法解》、《侈靡》篇的若干处)的办法。也许有些读者对此会感到遗憾。然而，这不也留下了让人思索的余地吗？而科学的思索势将促使人们去攻克新的难关，登上新的高度。恐怕这也是赵先生的用意之一吧？
　　我们还注意到，赵先生充分吸收了当代专门研究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像众多古代注释者那样只从文字上追根溯源。从对《管子》经济各篇的中心思想、专有名词、常用概念的解释上，不难看出这一点。
　　我们认为，对于《轻重》为主的《管子》诸篇经济文，在已故的马非百先生之前，由于缺乏总体思想上的把握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众多注释者都语焉不详，矛盾甚至错误之处时出，直到马非百先生的《管子轻重篇新诠》才做了较好的纠正和阐发工作。赵先生的注释和翻译在这方面重视并较多采用了马先生的见解，表明了他是很有眼光的。其次，赵先生也吸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们的崭新研究成果。例如关于《轻重》诸篇的中心思想，赵注多处提到：这是“从封建国家利用物价高低上来论述其理财方法的”(下册第243页)；“在《管子·轻重篇》中许多术语都带有理财涵义”，《国准》“着重论证国家集权管理经济的思想”(下册第337页)；《山至数》篇的“至数”，“意即最高水平的理财方法”(下册第298页)；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们的研究结晶。
　　在专有名词、常用概念的分析处理上，由于这种妥善吸收，便使得其解释很有经济学味道，而不再是停留于古注的那种单纯咬文嚼字上。譬如关于“轻重之术”的含意，赵先生写道：“所谓‘轻重’，按这组论文的主要涵义来说，乃是指物价高低。低者为轻，高者为重。这组论文所多次阐述的‘轻重之术’，主要是指封建国家操纵或利用物价的高低而实行的理财方法(也是一种隐蔽的剥削方法)。(下册第243页)”这与经济思想史专家叶世昌教授在六十年代即已公开发表的见解一致。又如关于“利出一空”，赵先生注曰：“财利由一个孔道流出，意即为国家(君主)一手掌握(下册第264页注⑾)。”这也与叶世昌教授“利出一空是指利权要操在国君手中”(《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册第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的观点很接近。其它“本末、“国谷之”诸概念的阐释，同样充分考虑了当代专家的新成果，这里就不赘举了。
　　赵先生自己也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阐发了对一些概念的独到见解。例如《国蓄》篇“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中的“笼”字，赵先生注曰：“鸟笼，引申为管理经济之‘笼’，即指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包括对市场的垄断(下册第264页注(14))。”这很好地用现代经济学观点解释了古文，既微妙传神，又通俗易懂。细心的读者自会有体会。
　　在翻译方面，赵先生文字功底之坚实和理解之深刻也是令人佩服的。可惜，如果对此加以说明，实在是短短的评论所难顾到的。这一点，只好让读者们自己去品味了。
　　以一人之力而成《管子注译》，并且单从经济方面考察就能发现这么多新颖之处，想必读者们不至过多地苛求了吧？当然，我们认为，它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或者说让人毫无争议之处。例如，就《侈靡》篇而言，是不是真正“论点奇异，为奢侈消费提供理论根据”(上册第329页注①)？究竟如何看待《管子》消费理论？就是值得研究的。反过来，我们对赵先生注释的持同之处，别人另有高见，大约也是必然的。然而，不管怎么样，《管子注译》者艰难耕耘谱新篇，填补了我国子书研究的一处重要空白，其绩昭昭，这是谁都得承认的。
　　
　　(《管子注译》，赵守正撰，上册一九八一年第一版，2.80元；下册一九八七年第一版，3.20元，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