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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在农村开展“口述历史”项目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向后看，能为乡村振兴寻找文化与精神;向前看，可为乡村振兴寻找问题与契机。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诸多挑战，如地位尴尬、重视程度不够、访问者热情能力不足、形式与修辞问题以及从访谈到乡村振兴的跨越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农村口述史应在实践主体上多元化;选题上从整体关注走向分类关注;访问时注意接地气、留空间、引故事;在文本出版上实现历史、文学、新闻三位一体;在影像表达上注意尊重历史与技巧运用巧妙结合;在开发利用上开启社交推广和网上教育服务等多种方式。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口述历史;民间记忆;开发利用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427.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2-0065-07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阐述了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提出了10方面具体举措。据2016年中国农业统计数据，中国当下有2.088万个乡镇、55.97万个村庄、58972.6万农村人口。[1]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复杂交织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各乡镇、各村庄、每个村民问题不同、需求不一。走进中国当代历史的诸多史稿中去寻找中国农村的发展脉络，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国家战略、政策文件、重大事件等。事实上乡风文明、生产生活等农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人一物无不打上了时代烙印，反映着农村的变迁。而这些来自民间的记忆与记录恰恰是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源与原始动力。在家族、族群文化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农村，这些来自族群长辈的记忆与视角具有极高的地位、极大的鼓舞性。如何有效获取并充分利用这些记忆与视角，有赖于农村口述历史项目的推进。
一、当下中国农村口述历史的时代价值
“口述历史”英文翻译为“oral history”，按照国际学术界通行的说法， “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 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 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2]34 “农村口述历史”则是围绕农村、农业、农民开展的“口述历史”。近年来“口述历史”在我国发展迅速，但是有关“农村口述历史”的实践与研究关注较少。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口述历史的价值更加凸显，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历史价值
1.记录：在官事、官员、官政之外，留下农村民众生产生活记录
笔者在北京农村做口述历史项目，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资料时发现，史料中记载的基本都是政策、文件、活動、重要人物等，反映的是地方的官事、官员、官政。部分村委会根本没有留存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资料。因此，“农村口述历史”在记录农村历史上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补充官事、官员、官政之外的民事、民生、民意等，让小人物、小事件补充当代农村历史，让农村历史更加鲜活、生动。第二，补充特殊时期历史资料的不足。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发展记录少之又少。而那段时间有关农业种植、集体化道路、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的做法有很多误区，但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人们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的记忆往往都依赖历史定论、媒体报道。笔者有幸深入访谈了70岁以上老人，倾听了有关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口述，比对当时地方日报的报道，发现视角不同，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从百姓口述切入，记录特殊历史时期意义重大。
2.视角：在自上而下的官方评价体系外，开启自下而上的百姓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农村的评价依赖政府、专家、学者、媒体等，史学家将其整合汇总编入历史，称为“正史”。事实上，这些自上而下的视角往往不够全面、客观、具体。口述历史让村民发声，让历史讲述者回归亲历者，让历史从政府工作的文件与数据回到田间地头的故事，这样的视角更接地气，这样的讲述更与真实客观的历史接近。在笔者访问的北京某村70岁以上老人中，国家政策可能就是他们居所的变迁，是“三密一稀”种植技术的变化，是移山造田、填湖填海运动里的每一锹土……他们对于农村发展与变革的评价具有主观性，却是来自民间的新的讲述历史的视角。
3.规律：在当代历史中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规律
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大都是伴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过土改、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阶级斗争、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民工潮等，在绵延的历史中有实际体验，有切身感受，更在无意识中总结了农村发展规律。比如他们普遍认可当年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认为这些是农村精神的宝贵财富，应该在新时代发扬光大。通过“口述历史”挖掘农村历史发展规律，按照“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规律”推进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农村发展的科学之举。
（二）现实意义
农村口述历史的现实意义表现在两个层面：向后看，寻文化与精神;向前看，寻问题与契机。
1.向后看，为乡村振兴寻找文化与精神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3]。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华文明之根，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农耕文明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第二，家族、族群文化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核心。第三，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之根。第四，科举制度下士子文人“乡村—城市—乡村”的文化流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基于这些特征，中国传统乡村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对于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知识积累、信仰获得、艺术修养、道德与价值观、法律意识、习俗等的影响力不可小觑。[4]
然而，随着网络文化、城市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当下中国农村文化几近坍塌：城市化、城镇化将城市文化带入农村，家族、族群文化受到冲击，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将家庭分割成孤独个体，农民的物质观念、金钱观念、协作意识、集体意识发生改变;网络文化用虚拟取代现实，用自由替代规范，用多元内容取代经典传播;外来文化用“自由、平等、个性、叛逆”对话“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绵延多年的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4]农村口述历史正是寻找文化与精神的过程：寻找典型人物，寻找历经农村发展与变革的老人，寻找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寻找农工巧匠，寻找建筑、器物、政策等背后的有故事的人……让他们讲述农村文化，解读奋斗精神，流传给新时代的青年农民，拯救中国当下几近坍塌的农村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支撑。 2.向前看，为乡村振兴寻找问题与契机
农村发展的问题在田间地头，在百姓之中。笔者在京郊村庄口述历史实践中发现，普通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最好专家。他们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对三农问题感触最深，最有发言权。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迫切需要提升生产力水平的这种集体化的需要使农民走向联产承包制，而在大批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务工、城乡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农村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下，重走集体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京郊某村有20世纪70年代留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遗产——11栋楼房。建设之初，大队为了腾出更多的耕地，邀请北京建筑设计院给村庄进行整体设计，实现村民全部集中居住，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里拆掉原有的宅基地，全村老小自力更生建设全国农村罕见的楼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改革在农村打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集体楼房建到11栋时停止，原来征用的宅基地还给农户。如今全国都在创建特色小镇，村民对于完成当年新村的整体设计，住进集体设计的楼房充满期待。时间跨越了40多年，当年年轻的木匠、瓦匠等能工巧匠都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们都表达了对完成新村建设的期待与热情。他们对于当下农村“集体化道路”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所以，“口述历史”既是记忆，更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在纵横历史中前后比照，发现农村所思所想所需，让乡村振兴有的放矢。
二、 当下中国农村口述历史项目存在的问题
走进农村完成口述历史项目，看似是走进小人物、小事件了解历史的微观层面，事实上，它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一）在学术层面，农村口述历史地位尴尬
虽然“口述历史”发展迅速，但是在国内外正史学家们的眼中，其缺乏足够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按照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记忆力再好的人遗忘也是不可避免的，遗忘的规律是先快后慢，特别是识记后48小时之内，遗忘率高达72%。[5]因此，依靠记忆碎片拼凑起来的历史缺乏可靠性。与此同时，史学家们认为，人有表演的欲望，面对采访者和镜头，他们本能地趋利避害，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记忆，回避那些不利的信息。因此，这两方面因素导致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受到影响。在正史学家眼中，“口述历史”仅可作为历史文本资料研究的一个佐证。“口述历史”尚且如此，“农村口述历史”的访问对象大多是农民，他们文化层次相对较低，加上口语、方言等语言障碍，因此，想得到正史学家的认可，融入历史文本资料更为不易。
（二）在组织层面，区、镇、村的认识程度不一
笔者在北京郊区进行的口述历史项目是区政府的计划项目。区政府认为在中华传统村落的建设中，在打造特色小镇的战略中，“口述历史”至关重要，委派镇、村干部全力配合。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问题逐渐呈现出来。首先，镇、村层面将项目看作上级任务，在协助项目组选择受访对象时也变成了对村民下达任务，影响了口述的客观性;其次，镇、村作为中国农村的基层单位，日常面对着各种复杂问题与矛盾，很多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京郊的“煤改电问题”、治理违章建筑问题等。这让文化层面的工作不得不排在次要位置;再次，镇、村工作人员因为文化层次受限，他们虽然对农村工作熟悉，但是对于农村史料的认识与挖掘无法上升到研究与应用的高度。与此同时，进行口述历史项目研究的专家对村、镇历史缺乏了解。这是双方各自存在的对“农村口述历史”操作层面的缺项。如果项目组与镇、村配合不当，受访者讲述的内容将缺乏价值。
（三）在主观层面，访问者的热情与能力面临挑战
“口述历史”，尤其是“农村口述历史”更相当于公益项目，如果没有乡土情怀，没有对农村研究的热爱，项目无法顺利进行。所以，访问者需要饱满的热情。这些热情表现在资金短缺，自己补上;交通不便，自己驾车;受访者时间不确定，多次前往;受访者年事已高，耐心倾听;方言复杂，及时请教。与此同时，访问者还面临着“农村口述历史”项目执行的能力考验。这些能力包括：文献资料的储备、受访者个人资料的掌握、对农村工作的熟悉、对历史的了解、与百姓打交道的能力、语言的把握能力、撰写文本的能力、核查历史资料的能力、团队统筹协调的能力与统一风格的能力等。笔者在北京郊区就遇到了方言障碍，加上部分70岁以上老人因为脑中风后遗症根本记不清、说不出，还有一些老人因为年轻时劳动强度过大，有严重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无法久坐，正常交流。倾听老人讲述，对于很多年轻学者来说，是一种考验和历练。
（四）在操作层面，口述形式与文本修辞存在困惑
当前，农村口述历史项目的实践主体除了历史学者，还有文学、社会学者以及纪录片领域的编辑记者。他们大多采用新闻采访的方式进行人物访问，在访问过程中难免夹杂自己的主观因素;在对口述录音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有些将访问者的言行全部记录其中;在文稿整理过程中，习惯于个性化文字，夹杂着采访者自己的语言和观点。笔者在农村口述史项目推进过程中就出现了疑惑：究竟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来表达？文稿究竟是采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式的问答体，还是采用直接叙述的方式？问题和回答是原封不动，还是适当修改？采访者的想法能否加入其中？受访者能否对口述内容大面积改动？甚至不满意能否自己重新撰写？相关的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如何避免过度制作带来的客观性受损？其实，这些并非“农村口述史”的个体问题，在“口述历史”发展较早的美国早已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口述歷史”模式的创始者，哥伦比亚大学内文斯主张将访谈者视为一个中立、客观、在不断搜求他人记忆的人。早期的抄本中没有访谈者提问，口述内容被处理成未被打断的叙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访谈者是整个过程的有力中介。[2]13
（五）在转化方面，从访谈到乡村振兴跨越艰难
“罗生门现象”是口述历史访谈中最突出的现象。面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等，尤其是面对敏感问题时，受访者往往各执一词。一方面，他们对于整个事件缺乏全盘了解，仅能从个人角度进行讲述;另一方面，他们往往趋利避害，从自我立场，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进行讲述，难免遮蔽真实。所以，个体访谈仅仅是最原始的记录，只有通过众多访谈的比对与分析才能够从现象走向本质，拨开主观伪装，逐渐发现真相。比如对于20世纪70年代媒体大力宣传的全国典型大队书记，在笔者访问的几十位老人中，有班子搭档，有同姓亲戚，有其子女，有下乡知青，有蹲点干部等，大家对其评价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好，有人认为不好，且好与不好的比例相当。几十次访问后，查阅当时的历史资料，才能够得出判断。而基于大量事实，形成基本判断后，从历史学的角度重新对历史进行梳理，方为从“访谈”到“口述史”的跨越。这是第一个跨越，是学科意义上的跨越;第二个跨越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跨越，即把“口述历史”转化为“乡村振兴举措”。比如将京郊某村11栋楼房的口述历史转化为该村村史，为村史馆建设服务;转化为传统村落的申报，开发特色小镇;转化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体验，进行红色旅游景点的开发等，这才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口述历史的最现实的价值。但是，这种转化不能仅仅依靠村庄单兵作战，需要地方统筹推进，需要区、镇、乡干部和村民统一认识，方能实现跨越。 三、当下中国农村口述历史项目实施的基本路径
困难重重，推进当代中国农村口述历史项目需要一定的技巧与方法。在文献积累和笔者农村口述史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六个方面的基本方法，仅做参考。
（一）实践主体：鼓励从四大主体跨越到社会各界
当下中国农村口述历史的实践主体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各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比较典型的项目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了“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浙江省社会学会共同完成了国家课题“经验中国：50年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等;二是各地党史研究室，比较典型的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了“口述上海：农村改革创新”项目，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了《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一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村官说村史：京郊农村改革开放历史变迁》;三是独立学者，如梁鸿出版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四是媒体人，最典型的是崔永元，2012年，他与中国传媒大学签约，创建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到“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6]。这就意味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口述历史”可以依据选题的不同而扩展更多的实践主体。“校村合作”是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高校在农村研究、历史研究、影像传播、建筑设计、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拥有丰富的资源，大力挖掘高校资源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这既是实践教学的好渠道，又是高校支援乡村建设的好路径。美国多家口述历史中心都是依托高校创建的，如美国第一家口述历史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
（二）选题技巧：传统村落等急需的七个方面的选题
从目前已有的农村口述历史项目来看，“农村口述历史”的选题大多基于某区域开展，比如某省、某市、某村等。当然这些区域都具有典型意义，如山西大寨、安徽凤阳等。但是农村口述历史选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第五方面“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部分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其中在“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及了“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这些方面都是农村口述历史的选题方向。
从实现需求出发，结合国家政策，我们把当下中国急需的“农村口述历史”的主要选题分为七个方面：第一，典型地区及传统村落。这是目前最为常见的口述史选题。这里提到的“传统”不仅指其历史意义，还包括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价值等诸多方面的典型意义。目前在全国及地方都评选出了若干这样的村落，挖掘其中的历史信息意义重大。比如江苏的“华西村”。第二，典型人物或群体。这一群体包括知青、大队书记、大学生村官、妇女主任、第一书记、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幸存“慰安妇”、留守儿童等。他们身上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是特定时期的文化的具象表现。同时，他们身上也折射了各种各样的农村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非遗传承问题、城乡发展失衡问题、青年发展困惑问题等。第三，特定历史时期。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因为特殊原因资料记载不全，更多的信息来自“伤痕文学”，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但是，文学替代不了历史，让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人物直接讲述历史更具历史价值。这些历史亲历者有些逐渐离开我们，及时进行口述历史项目，就是抢救真实的历史。第四，农业文化遗产。目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占据多个席位，包括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等。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既是农村文化遗产，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更多国人知晓并传播丰富中国故事内涵，让更多世界百姓知晓并为中华文化点赞，这就需要充分挖掘遗产内涵。这项工作除了史学家的努力，口述历史也需要跟进去丰富他们的文化内涵。第五，建筑器物。中国农村的建筑与器物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体现。集体楼房反映的是农村集体生活方式、农民家中的结婚用品是农村婚嫁习俗变迁的反映、生产工具的变化则是农业生产进步的具体体现，等等。第六，民间文化。电影《百鸟朝凤》弘扬了传统艺术中的“唢呐”文化，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丰富的民间文化因为无人传承，即将消失。这样的民间艺术需要通过老艺人、新艺人的口述发扬光大。第七，少数民族文化。这类选题已经在云南、新疆等地陆续开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访问技巧：懂农村懂俚语接地气，引导对方讲故事
“农村口述历史”访问不同于一般的新闻采访，应该至少具備五个方面的技巧：第一，访问前要充分了解当代农村历史。这其中包括中国社会发展史里面的农村整体发展史、地区农村发展史、村史等;第二，听得懂农村俚语。农民接受采访往往采用家乡语，这其中不仅有方言障碍，还有农村俚语。农村俚语虽然粗糙，但常富有哲理，生动丰富。课题组中如果能吸纳当地成员，对于采访、录音抄本和后期的文字出版都大有裨益。第三，讲得了百姓语言。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刚开始接触农民时感觉极不适应。我们提的问题老人听不懂，老人说的话我们听不懂。当地村干部给我们建议“问题和语言可以更接地气”。怎么接地气？查找资料、熟悉农村是一方面，在正式采访之前跟村民们闲聊也是好方法。当然最好的途径还是多采访，用时间来积累经验。采访两个人、10个人、20人、30人……随着采访人数的增加，你对当地的农村、农民逐渐了解并熟悉，他们之间的讲述可以互相佐证，也可以启发出下一个采访的好问题。把零散的信息组接起来，历史真相就逐渐清晰了。第四，口述历史访谈不同于新闻采访，把更多的话语权给口述者，适当引导，让其充分表达。带着罗列清晰的采访提纲面对口述对象，往往得不到预设的结果。他们往往以“记不清了”“没什么想法”“我没有参加过”等来回答项目组精心准备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能够记忆的问题也常常轻描淡写地三两句带过。抓住口述者印象深刻的事件与人物，让其尽情讲述是实用技巧。往往他们在感兴趣的点上不断延伸，讲述出更多的内容。第五，引导口述对象讲故事。今天，不管是史学界还是新闻传播领域，或者是互联网领域，故事是最能够打动人的。如果口述者三两句带过，可以追问“能不能详细讲讲当时的故事”，带动被访者讲出更多内容。 （四）文本出版：兼顾原则性问题和细节性问题
采访完成仅仅是一段长征的结束，整理文稿则开启了另一段旅程。这其中包含了复杂的整理程序：誊写录音抄本、整理出版文本、受访人修订、根据受访人意见修改、交付出版社、出版社提出修改意见、多方就修改意见达成共识后定稿出版。[7]每一步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对文字修辞斟酌，同时兼顾法律问题等。这其中我们尤其要关注以下两大问题：原则性问题和细节性问题。
原则性问题即尊重历史。要坚持去伪存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这就需要在口述历史的同时对传统历史进行大量的文献研究，在个体口述的基础上对群体进行口述归纳，这样才能在文本出版时有历史的整体概念以及口述历史的整体概念。
细节性问题在语言修辞方面。唐德刚认为，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8]。因此，在语言修辞方面需要借用文学的手法、新闻的表达方式。而這里的修辞包含语言修辞和文学修辞两个层面。从碎片记忆到口述话语再到出版文字，诸多环节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录音抄本、语体选择、价值筛选和谋篇布局四个方面。第一，录音抄本。这是最耗时耗力的环节，一般一个小时的访谈需要七八个小时去誊写，最快的也需要三个小时左右。加上农村口述中有大量方言，时间会更长。商业速录往往对历史背景不了解，错误重重。一般志愿者因为费用低也缺乏热情。这就需要邀请既了解历史背景、又熟悉方言的志愿者加盟。笔者在北京郊区做口述历史就邀请了一个当地的会速录的大学生进行速录。速录出来以后，稍加修改，再进行文稿撰写，效率大幅提高。在录音抄本是否忠于口语问题上，笔者认为第一步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在访谈者进行文稿撰写时可以进行相应的修辞。第二，在语体选择上。是陈述体还是问答体，这是口述历史的两种不同的学派。两者各有利弊，笔者认为可以依据口述情况进行选择。对于善谈者，我们可以采用陈述体，这样更利于叙述的连贯性。对于不善谈者，他们往往对提问仅作简单回答，这样就可以用采访者的问题引领读者思路，深入了解历史。第三，在价值筛选上。有时候我们的采访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几个月，这就需要从海量口述中根据相关度、完整性、独特性、重要性等进行筛选。对于不相关的内容果断舍弃。第四，谋篇布局。笔者建议访谈前在撰写访问提纲时，就尽量按照结构去安排问题，如按照土地改革、农业学大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这样的纵向时间顺序，或者按照横向的逻辑进行结构。在访谈过程中挑选口述者的经典语言设置小标题，以区分不同段落，使读者更加明晰。
（五）影像表达：尊重历史的同时注重选题、文案与后期
如今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新闻界、影视界人士开始加入“口述历史”的队伍，运用现代影像技术做“口述历史”。BBC、NHK的口述历史栏目不胜枚举，中国的《大家》《口述历史》《往事》等栏目也有很多，最为典型的是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项目。如今，互联网领域的口述历史项目也陆续启动并展开。用影像表达已经成为口述历史的标配。“影像表达”既包括用影像记录，单纯作为口述历史的影像资料，也包括制作成纪录片，进行大众传播。如果仅仅作为影像资料，我们只需要注意对口述内容的全记录，注意声画质量。如果制作口述历史纪录片，我们则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选题要厚重与精彩并存。纪录片毕竟是超越纸质的大众传播方式，因此必须考虑观众的欣赏需求，同时又要强调历史价值。这就需要深挖历史资源，深入了解传播规律。电影《二十二》针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采访，就是口述历史纪录片的优秀选题。第二，文案要历史与文学并重。纯粹口述会造成视觉疲劳，这就要求纪录片制作者要事先策划口述项目的主题与结构，主题要引发共鸣，结构要清晰，才能够留住人。同时，解说词要在充分了解口述内容、尊重历史的情况下，采用文学手法、电视电影语言，声画对位进行撰写。第三，后期要真实与技巧并行。所谓“真实”就是尽量避免虚构、夸张等声画表现方式，以访谈镜头为主，辅以实景拍摄。同时，为了避免个体记忆偏差带来的真实性受损，可以针对一个问题同时运用几个人的回答去查漏补缺，互相补充，呈现历史的真实性。
（六）开发利用：多渠道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青少年发展
“口述历史”源于美国，其开发利用的方式也值得借鉴。第一，建设网络数据库。可以依据高校网络平台或地方档案部门网络平台等建设农村口述历史网络数据库。按照受访者姓名、主题、题材、出版日期、访谈摘要、抄本链接等相关信息提供检索。数据库既可以作为研究资料，又可以作为影视节目素材，还可以作为乡村振兴项目的开发之用。[9]第二，村史展览和网络展览。当前全国村庄都在建设村史馆，他们遇到的普遍难题就是资料欠缺。口述历史正是帮助村庄积累素材、整理文稿与图片、梳理历史的最好渠道。在村史馆建成之后，还可以将信息上网，进行网络展览。第三，开设网上商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和图书馆珍本手稿部联合开展网上商店服务，在网上售卖口述历史档案缩微制品。对于农村口述历史，这样的网络商店也具有市场潜力。比如平谷大桃的种植技术口述片段、瓷器古法制作工艺口述等农业专利及文化遗产的口述片段都具有市场推广性。第四，社交媒体推广。《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在青年聚集地“B站”走红，继而在豆瓣上引起热议，随后微博、微信推荐完成了从冷门纪录片到青年追捧节目的三级跳。[10]这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口述历史中心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推广方式，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都是口述历史中心的推广平台。今天，中国的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信息集散地和热点引爆地。包括微博、微信、知乎、B站、QQ空间、网易云音乐、抖音等在内的多个微平台都可以成为农村口述历史的重要推广平台。第五，开展网上教育服务。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口述历史资料还提供网上教育服务。如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官方网站开设了“教育”和“儿童页面”两个栏目，专门为青少年提供学习资料和学习方案，包括图片、文件、总统个人和家庭信息、总统发言录音、录像等。基于这些内容，网站为学生定制了学习方案，并制作了多媒体学习资料，方便教师获取教学案例和学生学习。笔者曾经带着影视专业的几名学生前往农村采访老人。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笔者以为他们会感觉无聊，他们却感叹听老人讲比很多课堂上老师讲的理论更有意思，理解更深刻。很多讲述加深了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当前青少年对于中国农村缺乏了解，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因此，配合思想政治理论教材上的相关内容，做好口述史资料的开发，是进行青少年教育的好渠道。正如唐纳德所说“制作口述历史使学生由教科书中解脱出来，自己动手搜集资讯——自己研究自己学，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2]19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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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口述历史;民间记忆;开发利用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427.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2-0065-07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阐述了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提出了10方面具体举措。据2016年中国农业统计数据，中国当下有2.088万个乡镇、55.97万个村庄、58972.6万农村人口。[1]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复杂交织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各乡镇、各村庄、每个村民问题不同、需求不一。走进中国当代历史的诸多史稿中去寻找中国农村的发展脉络，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国家战略、政策文件、重大事件等。事实上乡风文明、生产生活等农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人一物无不打上了时代烙印，反映着农村的变迁。而这些来自民间的记忆与记录恰恰是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源与原始动力。在家族、族群文化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农村，这些来自族群长辈的记忆与视角具有极高的地位、极大的鼓舞性。如何有效获取并充分利用这些记忆与视角，有赖于农村口述历史项目的推进。
一、当下中国农村口述历史的时代价值
“口述历史”英文翻译为“oral history”，按照国际学术界通行的说法， “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 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 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2]34 “农村口述历史”则是围绕农村、农业、农民开展的“口述历史”。近年来“口述历史”在我国发展迅速，但是有关“农村口述历史”的实践与研究关注较少。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口述历史的价值更加凸显，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历史价值
1.记录：在官事、官员、官政之外，留下农村民众生产生活记录
笔者在北京农村做口述历史项目，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资料时发现，史料中记载的基本都是政策、文件、活動、重要人物等，反映的是地方的官事、官员、官政。部分村委会根本没有留存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资料。因此，“农村口述历史”在记录农村历史上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补充官事、官员、官政之外的民事、民生、民意等，让小人物、小事件补充当代农村历史，让农村历史更加鲜活、生动。第二，补充特殊时期历史资料的不足。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发展记录少之又少。而那段时间有关农业种植、集体化道路、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的做法有很多误区，但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人们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的记忆往往都依赖历史定论、媒体报道。笔者有幸深入访谈了70岁以上老人，倾听了有关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口述，比对当时地方日报的报道，发现视角不同，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从百姓口述切入，记录特殊历史时期意义重大。
2.视角：在自上而下的官方评价体系外，开启自下而上的百姓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农村的评价依赖政府、专家、学者、媒体等，史学家将其整合汇总编入历史，称为“正史”。事实上，这些自上而下的视角往往不够全面、客观、具体。口述历史让村民发声，让历史讲述者回归亲历者，让历史从政府工作的文件与数据回到田间地头的故事，这样的视角更接地气，这样的讲述更与真实客观的历史接近。在笔者访问的北京某村70岁以上老人中，国家政策可能就是他们居所的变迁，是“三密一稀”种植技术的变化，是移山造田、填湖填海运动里的每一锹土……他们对于农村发展与变革的评价具有主观性，却是来自民间的新的讲述历史的视角。
3.规律：在当代历史中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规律
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大都是伴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过土改、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阶级斗争、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民工潮等，在绵延的历史中有实际体验，有切身感受，更在无意识中总结了农村发展规律。比如他们普遍认可当年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认为这些是农村精神的宝贵财富，应该在新时代发扬光大。通过“口述历史”挖掘农村历史发展规律，按照“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规律”推进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农村发展的科学之举。
（二）现实意义
农村口述历史的现实意义表现在两个层面：向后看，寻文化与精神;向前看，寻问题与契机。
1.向后看，为乡村振兴寻找文化与精神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3]。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华文明之根，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农耕文明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第二，家族、族群文化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核心。第三，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之根。第四，科举制度下士子文人“乡村—城市—乡村”的文化流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基于这些特征，中国传统乡村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对于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知识积累、信仰获得、艺术修养、道德与价值观、法律意识、习俗等的影响力不可小觑。[4]
然而，随着网络文化、城市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当下中国农村文化几近坍塌：城市化、城镇化将城市文化带入农村，家族、族群文化受到冲击，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将家庭分割成孤独个体，农民的物质观念、金钱观念、协作意识、集体意识发生改变;网络文化用虚拟取代现实，用自由替代规范，用多元内容取代经典传播;外来文化用“自由、平等、个性、叛逆”对话“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绵延多年的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4]农村口述历史正是寻找文化与精神的过程：寻找典型人物，寻找历经农村发展与变革的老人，寻找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寻找农工巧匠，寻找建筑、器物、政策等背后的有故事的人……让他们讲述农村文化，解读奋斗精神，流传给新时代的青年农民，拯救中国当下几近坍塌的农村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支撑。 2.向前看，为乡村振兴寻找问题与契机
农村发展的问题在田间地头，在百姓之中。笔者在京郊村庄口述历史实践中发现，普通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最好专家。他们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对三农问题感触最深，最有发言权。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迫切需要提升生产力水平的这种集体化的需要使农民走向联产承包制，而在大批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务工、城乡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农村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下，重走集体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京郊某村有20世纪70年代留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遗产——11栋楼房。建设之初，大队为了腾出更多的耕地，邀请北京建筑设计院给村庄进行整体设计，实现村民全部集中居住，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里拆掉原有的宅基地，全村老小自力更生建设全国农村罕见的楼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改革在农村打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集体楼房建到11栋时停止，原来征用的宅基地还给农户。如今全国都在创建特色小镇，村民对于完成当年新村的整体设计，住进集体设计的楼房充满期待。时间跨越了40多年，当年年轻的木匠、瓦匠等能工巧匠都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们都表达了对完成新村建设的期待与热情。他们对于当下农村“集体化道路”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所以，“口述历史”既是记忆，更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在纵横历史中前后比照，发现农村所思所想所需，让乡村振兴有的放矢。
二、 当下中国农村口述历史项目存在的问题
走进农村完成口述历史项目，看似是走进小人物、小事件了解历史的微观层面，事实上，它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一）在学术层面，农村口述历史地位尴尬
虽然“口述历史”发展迅速，但是在国内外正史学家们的眼中，其缺乏足够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按照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记忆力再好的人遗忘也是不可避免的，遗忘的规律是先快后慢，特别是识记后48小时之内，遗忘率高达72%。[5]因此，依靠记忆碎片拼凑起来的历史缺乏可靠性。与此同时，史学家们认为，人有表演的欲望，面对采访者和镜头，他们本能地趋利避害，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记忆，回避那些不利的信息。因此，这两方面因素导致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受到影响。在正史学家眼中，“口述历史”仅可作为历史文本资料研究的一个佐证。“口述历史”尚且如此，“农村口述历史”的访问对象大多是农民，他们文化层次相对较低，加上口语、方言等语言障碍，因此，想得到正史学家的认可，融入历史文本资料更为不易。
（二）在组织层面，区、镇、村的认识程度不一
笔者在北京郊区进行的口述历史项目是区政府的计划项目。区政府认为在中华传统村落的建设中，在打造特色小镇的战略中，“口述历史”至关重要，委派镇、村干部全力配合。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问题逐渐呈现出来。首先，镇、村层面将项目看作上级任务，在协助项目组选择受访对象时也变成了对村民下达任务，影响了口述的客观性;其次，镇、村作为中国农村的基层单位，日常面对着各种复杂问题与矛盾，很多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京郊的“煤改电问题”、治理违章建筑问题等。这让文化层面的工作不得不排在次要位置;再次，镇、村工作人员因为文化层次受限，他们虽然对农村工作熟悉，但是对于农村史料的认识与挖掘无法上升到研究与应用的高度。与此同时，进行口述历史项目研究的专家对村、镇历史缺乏了解。这是双方各自存在的对“农村口述历史”操作层面的缺项。如果项目组与镇、村配合不当，受访者讲述的内容将缺乏价值。
（三）在主观层面，访问者的热情与能力面临挑战
“口述历史”，尤其是“农村口述历史”更相当于公益项目，如果没有乡土情怀，没有对农村研究的热爱，项目无法顺利进行。所以，访问者需要饱满的热情。这些热情表现在资金短缺，自己补上;交通不便，自己驾车;受访者时间不确定，多次前往;受访者年事已高，耐心倾听;方言复杂，及时请教。与此同时，访问者还面临着“农村口述历史”项目执行的能力考验。这些能力包括：文献资料的储备、受访者个人资料的掌握、对农村工作的熟悉、对历史的了解、与百姓打交道的能力、语言的把握能力、撰写文本的能力、核查历史资料的能力、团队统筹协调的能力与统一风格的能力等。笔者在北京郊区就遇到了方言障碍，加上部分70岁以上老人因为脑中风后遗症根本记不清、说不出，还有一些老人因为年轻时劳动强度过大，有严重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无法久坐，正常交流。倾听老人讲述，对于很多年轻学者来说，是一种考验和历练。
（四）在操作层面，口述形式与文本修辞存在困惑
当前，农村口述历史项目的实践主体除了历史学者，还有文学、社会学者以及纪录片领域的编辑记者。他们大多采用新闻采访的方式进行人物访问，在访问过程中难免夹杂自己的主观因素;在对口述录音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有些将访问者的言行全部记录其中;在文稿整理过程中，习惯于个性化文字，夹杂着采访者自己的语言和观点。笔者在农村口述史项目推进过程中就出现了疑惑：究竟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来表达？文稿究竟是采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式的问答体，还是采用直接叙述的方式？问题和回答是原封不动，还是适当修改？采访者的想法能否加入其中？受访者能否对口述内容大面积改动？甚至不满意能否自己重新撰写？相关的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如何避免过度制作带来的客观性受损？其实，这些并非“农村口述史”的个体问题，在“口述历史”发展较早的美国早已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口述歷史”模式的创始者，哥伦比亚大学内文斯主张将访谈者视为一个中立、客观、在不断搜求他人记忆的人。早期的抄本中没有访谈者提问，口述内容被处理成未被打断的叙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访谈者是整个过程的有力中介。[2]13
（五）在转化方面，从访谈到乡村振兴跨越艰难
“罗生门现象”是口述历史访谈中最突出的现象。面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等，尤其是面对敏感问题时，受访者往往各执一词。一方面，他们对于整个事件缺乏全盘了解，仅能从个人角度进行讲述;另一方面，他们往往趋利避害，从自我立场，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进行讲述，难免遮蔽真实。所以，个体访谈仅仅是最原始的记录，只有通过众多访谈的比对与分析才能够从现象走向本质，拨开主观伪装，逐渐发现真相。比如对于20世纪70年代媒体大力宣传的全国典型大队书记，在笔者访问的几十位老人中，有班子搭档，有同姓亲戚，有其子女，有下乡知青，有蹲点干部等，大家对其评价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好，有人认为不好，且好与不好的比例相当。几十次访问后，查阅当时的历史资料，才能够得出判断。而基于大量事实，形成基本判断后，从历史学的角度重新对历史进行梳理，方为从“访谈”到“口述史”的跨越。这是第一个跨越，是学科意义上的跨越;第二个跨越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跨越，即把“口述历史”转化为“乡村振兴举措”。比如将京郊某村11栋楼房的口述历史转化为该村村史，为村史馆建设服务;转化为传统村落的申报，开发特色小镇;转化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体验，进行红色旅游景点的开发等，这才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口述历史的最现实的价值。但是，这种转化不能仅仅依靠村庄单兵作战，需要地方统筹推进，需要区、镇、乡干部和村民统一认识，方能实现跨越。 三、当下中国农村口述历史项目实施的基本路径
困难重重，推进当代中国农村口述历史项目需要一定的技巧与方法。在文献积累和笔者农村口述史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六个方面的基本方法，仅做参考。
（一）实践主体：鼓励从四大主体跨越到社会各界
当下中国农村口述历史的实践主体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各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比较典型的项目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了“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浙江省社会学会共同完成了国家课题“经验中国：50年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等;二是各地党史研究室，比较典型的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了“口述上海：农村改革创新”项目，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了《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一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村官说村史：京郊农村改革开放历史变迁》;三是独立学者，如梁鸿出版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四是媒体人，最典型的是崔永元，2012年，他与中国传媒大学签约，创建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到“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6]。这就意味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口述历史”可以依据选题的不同而扩展更多的实践主体。“校村合作”是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高校在农村研究、历史研究、影像传播、建筑设计、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拥有丰富的资源，大力挖掘高校资源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这既是实践教学的好渠道，又是高校支援乡村建设的好路径。美国多家口述历史中心都是依托高校创建的，如美国第一家口述历史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
（二）选题技巧：传统村落等急需的七个方面的选题
从目前已有的农村口述历史项目来看，“农村口述历史”的选题大多基于某区域开展，比如某省、某市、某村等。当然这些区域都具有典型意义，如山西大寨、安徽凤阳等。但是农村口述历史选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第五方面“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部分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其中在“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及了“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这些方面都是农村口述历史的选题方向。
从实现需求出发，结合国家政策，我们把当下中国急需的“农村口述历史”的主要选题分为七个方面：第一，典型地区及传统村落。这是目前最为常见的口述史选题。这里提到的“传统”不仅指其历史意义，还包括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价值等诸多方面的典型意义。目前在全国及地方都评选出了若干这样的村落，挖掘其中的历史信息意义重大。比如江苏的“华西村”。第二，典型人物或群体。这一群体包括知青、大队书记、大学生村官、妇女主任、第一书记、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幸存“慰安妇”、留守儿童等。他们身上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是特定时期的文化的具象表现。同时，他们身上也折射了各种各样的农村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非遗传承问题、城乡发展失衡问题、青年发展困惑问题等。第三，特定历史时期。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因为特殊原因资料记载不全，更多的信息来自“伤痕文学”，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但是，文学替代不了历史，让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人物直接讲述历史更具历史价值。这些历史亲历者有些逐渐离开我们，及时进行口述历史项目，就是抢救真实的历史。第四，农业文化遗产。目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占据多个席位，包括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等。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既是农村文化遗产，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更多国人知晓并传播丰富中国故事内涵，让更多世界百姓知晓并为中华文化点赞，这就需要充分挖掘遗产内涵。这项工作除了史学家的努力，口述历史也需要跟进去丰富他们的文化内涵。第五，建筑器物。中国农村的建筑与器物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体现。集体楼房反映的是农村集体生活方式、农民家中的结婚用品是农村婚嫁习俗变迁的反映、生产工具的变化则是农业生产进步的具体体现，等等。第六，民间文化。电影《百鸟朝凤》弘扬了传统艺术中的“唢呐”文化，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丰富的民间文化因为无人传承，即将消失。这样的民间艺术需要通过老艺人、新艺人的口述发扬光大。第七，少数民族文化。这类选题已经在云南、新疆等地陆续开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访问技巧：懂农村懂俚语接地气，引导对方讲故事
“农村口述历史”访问不同于一般的新闻采访，应该至少具備五个方面的技巧：第一，访问前要充分了解当代农村历史。这其中包括中国社会发展史里面的农村整体发展史、地区农村发展史、村史等;第二，听得懂农村俚语。农民接受采访往往采用家乡语，这其中不仅有方言障碍，还有农村俚语。农村俚语虽然粗糙，但常富有哲理，生动丰富。课题组中如果能吸纳当地成员，对于采访、录音抄本和后期的文字出版都大有裨益。第三，讲得了百姓语言。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刚开始接触农民时感觉极不适应。我们提的问题老人听不懂，老人说的话我们听不懂。当地村干部给我们建议“问题和语言可以更接地气”。怎么接地气？查找资料、熟悉农村是一方面，在正式采访之前跟村民们闲聊也是好方法。当然最好的途径还是多采访，用时间来积累经验。采访两个人、10个人、20人、30人……随着采访人数的增加，你对当地的农村、农民逐渐了解并熟悉，他们之间的讲述可以互相佐证，也可以启发出下一个采访的好问题。把零散的信息组接起来，历史真相就逐渐清晰了。第四，口述历史访谈不同于新闻采访，把更多的话语权给口述者，适当引导，让其充分表达。带着罗列清晰的采访提纲面对口述对象，往往得不到预设的结果。他们往往以“记不清了”“没什么想法”“我没有参加过”等来回答项目组精心准备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能够记忆的问题也常常轻描淡写地三两句带过。抓住口述者印象深刻的事件与人物，让其尽情讲述是实用技巧。往往他们在感兴趣的点上不断延伸，讲述出更多的内容。第五，引导口述对象讲故事。今天，不管是史学界还是新闻传播领域，或者是互联网领域，故事是最能够打动人的。如果口述者三两句带过，可以追问“能不能详细讲讲当时的故事”，带动被访者讲出更多内容。 （四）文本出版：兼顾原则性问题和细节性问题
采访完成仅仅是一段长征的结束，整理文稿则开启了另一段旅程。这其中包含了复杂的整理程序：誊写录音抄本、整理出版文本、受访人修订、根据受访人意见修改、交付出版社、出版社提出修改意见、多方就修改意见达成共识后定稿出版。[7]每一步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对文字修辞斟酌，同时兼顾法律问题等。这其中我们尤其要关注以下两大问题：原则性问题和细节性问题。
原则性问题即尊重历史。要坚持去伪存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这就需要在口述历史的同时对传统历史进行大量的文献研究，在个体口述的基础上对群体进行口述归纳，这样才能在文本出版时有历史的整体概念以及口述历史的整体概念。
细节性问题在语言修辞方面。唐德刚认为，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8]。因此，在语言修辞方面需要借用文学的手法、新闻的表达方式。而這里的修辞包含语言修辞和文学修辞两个层面。从碎片记忆到口述话语再到出版文字，诸多环节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录音抄本、语体选择、价值筛选和谋篇布局四个方面。第一，录音抄本。这是最耗时耗力的环节，一般一个小时的访谈需要七八个小时去誊写，最快的也需要三个小时左右。加上农村口述中有大量方言，时间会更长。商业速录往往对历史背景不了解，错误重重。一般志愿者因为费用低也缺乏热情。这就需要邀请既了解历史背景、又熟悉方言的志愿者加盟。笔者在北京郊区做口述历史就邀请了一个当地的会速录的大学生进行速录。速录出来以后，稍加修改，再进行文稿撰写，效率大幅提高。在录音抄本是否忠于口语问题上，笔者认为第一步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在访谈者进行文稿撰写时可以进行相应的修辞。第二，在语体选择上。是陈述体还是问答体，这是口述历史的两种不同的学派。两者各有利弊，笔者认为可以依据口述情况进行选择。对于善谈者，我们可以采用陈述体，这样更利于叙述的连贯性。对于不善谈者，他们往往对提问仅作简单回答，这样就可以用采访者的问题引领读者思路，深入了解历史。第三，在价值筛选上。有时候我们的采访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几个月，这就需要从海量口述中根据相关度、完整性、独特性、重要性等进行筛选。对于不相关的内容果断舍弃。第四，谋篇布局。笔者建议访谈前在撰写访问提纲时，就尽量按照结构去安排问题，如按照土地改革、农业学大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这样的纵向时间顺序，或者按照横向的逻辑进行结构。在访谈过程中挑选口述者的经典语言设置小标题，以区分不同段落，使读者更加明晰。
（五）影像表达：尊重历史的同时注重选题、文案与后期
如今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新闻界、影视界人士开始加入“口述历史”的队伍，运用现代影像技术做“口述历史”。BBC、NHK的口述历史栏目不胜枚举，中国的《大家》《口述历史》《往事》等栏目也有很多，最为典型的是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项目。如今，互联网领域的口述历史项目也陆续启动并展开。用影像表达已经成为口述历史的标配。“影像表达”既包括用影像记录，单纯作为口述历史的影像资料，也包括制作成纪录片，进行大众传播。如果仅仅作为影像资料，我们只需要注意对口述内容的全记录，注意声画质量。如果制作口述历史纪录片，我们则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选题要厚重与精彩并存。纪录片毕竟是超越纸质的大众传播方式，因此必须考虑观众的欣赏需求，同时又要强调历史价值。这就需要深挖历史资源，深入了解传播规律。电影《二十二》针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采访，就是口述历史纪录片的优秀选题。第二，文案要历史与文学并重。纯粹口述会造成视觉疲劳，这就要求纪录片制作者要事先策划口述项目的主题与结构，主题要引发共鸣，结构要清晰，才能够留住人。同时，解说词要在充分了解口述内容、尊重历史的情况下，采用文学手法、电视电影语言，声画对位进行撰写。第三，后期要真实与技巧并行。所谓“真实”就是尽量避免虚构、夸张等声画表现方式，以访谈镜头为主，辅以实景拍摄。同时，为了避免个体记忆偏差带来的真实性受损，可以针对一个问题同时运用几个人的回答去查漏补缺，互相补充，呈现历史的真实性。
（六）开发利用：多渠道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青少年发展
“口述历史”源于美国，其开发利用的方式也值得借鉴。第一，建设网络数据库。可以依据高校网络平台或地方档案部门网络平台等建设农村口述历史网络数据库。按照受访者姓名、主题、题材、出版日期、访谈摘要、抄本链接等相关信息提供检索。数据库既可以作为研究资料，又可以作为影视节目素材，还可以作为乡村振兴项目的开发之用。[9]第二，村史展览和网络展览。当前全国村庄都在建设村史馆，他们遇到的普遍难题就是资料欠缺。口述历史正是帮助村庄积累素材、整理文稿与图片、梳理历史的最好渠道。在村史馆建成之后，还可以将信息上网，进行网络展览。第三，开设网上商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和图书馆珍本手稿部联合开展网上商店服务，在网上售卖口述历史档案缩微制品。对于农村口述历史，这样的网络商店也具有市场潜力。比如平谷大桃的种植技术口述片段、瓷器古法制作工艺口述等农业专利及文化遗产的口述片段都具有市场推广性。第四，社交媒体推广。《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在青年聚集地“B站”走红，继而在豆瓣上引起热议，随后微博、微信推荐完成了从冷门纪录片到青年追捧节目的三级跳。[10]这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口述历史中心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推广方式，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都是口述历史中心的推广平台。今天，中国的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信息集散地和热点引爆地。包括微博、微信、知乎、B站、QQ空间、网易云音乐、抖音等在内的多个微平台都可以成为农村口述历史的重要推广平台。第五，开展网上教育服务。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口述历史资料还提供网上教育服务。如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官方网站开设了“教育”和“儿童页面”两个栏目，专门为青少年提供学习资料和学习方案，包括图片、文件、总统个人和家庭信息、总统发言录音、录像等。基于这些内容，网站为学生定制了学习方案，并制作了多媒体学习资料，方便教师获取教学案例和学生学习。笔者曾经带着影视专业的几名学生前往农村采访老人。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笔者以为他们会感觉无聊，他们却感叹听老人讲比很多课堂上老师讲的理论更有意思，理解更深刻。很多讲述加深了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当前青少年对于中国农村缺乏了解，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因此，配合思想政治理论教材上的相关内容，做好口述史资料的开发，是进行青少年教育的好渠道。正如唐纳德所说“制作口述历史使学生由教科书中解脱出来，自己动手搜集资讯——自己研究自己学，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2]192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与农村部网站：《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18年2月25日数据，http：//zdscxx.moa.gov.cn：8080/misportal/public/dataChannelRedStyle.jsp。
[2][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3]董峻、王立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30/c64094-29737283.html。
[4]周敏：《中国农村青少年问题及村落文化振兴策略》，《当代青年研究》2016年第1期。
[5]蒋玉琪、梁明昭：《心理学教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205/c1001-29804814.html。
[7]黎煜：《从口述话语到出版文本：口述历史修辞学——结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当代电影》2011年第5期。
[8]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唐德刚：《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9 页。
[9]王玉龙：《基于案例分析的美国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网络开发与利用》，《档案与建设》2017年第2期。
[10]任晓艳：《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路径研究》，《今传媒》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