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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八日（1911年8月22日）中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仪仗自珠江岸边进入省城，前面是高举官衔巡牌的差役，后面是李准乘坐的官轿，周围有扛着步枪的卫兵。当队伍行经双门底怡兴缝衣店前时，突然有人投出两枚炸弹。轰隆巨响后，李准被震出轿外，倒地呻吟，轿夫、卫兵死伤者20多人。其余官兵一部分抢救伤者，另一部分追踪刺客。街巷中不时响起枪声，省城一时大乱。
这场面在晚清不是稀罕事。革命党人势单力薄，视诛杀清廷高官为启迪民众、推进革命的重要手段。摄政王载沣、出洋考察五大臣，都险些成为革命党的弹下亡魂。
李准多次镇压革命党起义，成为暗杀对象不足为奇，但他的形象远非守旧的清廷武官这么简单。宣统元年（1909），李准率领舰队踏勘南海诸岛、重申主权，被称为“这是对西沙群岛实质性的行政管辖，效应巨大，意义非凡”（2014年6月26日《人民日报》）。而李准的一生军政经历，也折射出许多晚清的时代特质。
三艘旧船巡南海
198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公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李准滩”赫然在列。2012年，中国政府在南海设立三沙市，市政府驻地永兴岛立起地名碑，碑上的《三沙设市记》中，同样镌刻“清末李准率师巡航，踏勘诸岛宣我主张”的记载。李准的名字出现在南海，与他的一次远航直接相关。
宣统元年四月十一日（1909年5月29日），三艘悬挂黄色龙旗的军舰离开海南岛南部的榆林港，驶向远洋深处。统率这三艘舰的正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甲午战争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广东水师最新锐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千吨级巡洋舰，原本只是北上参加会操，也被北
洋水师留下一并参战。三舰或沉没或遭日军掳获，片帆未返粤洋。此后，广东水师无力添置巨舰。随李准出航的三艘军舰中，伏波舰”琛航舰”都是千吨级的木壳武装运输船，下水时间比“广甲”还早十几年。“广金舰”船龄较新，但只有650吨排水量，属于近海小炮舰，应付远洋航行颇为艰难。
广东水师提标左营游击林国祥是甲午战争时“广乙舰”的管带，航海经验丰富。他评价“伏波”“琛航”两舰，“此二船太老，行驶迟缓，倘天色好，可保无虞，如遇大风，殊多危险”。尽管如此，李准依然力主出航，全因当时国家领海不靖，周边列强虎视眈眈，个人所受刺激太深。
此前，李准曾乘“伏波舰”巡视广东近海，看到东沙岛上竟然飘着日本国旗，岸边还有一块木牌，大书“西泽岛”三字。登岛后，他发现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盘踞岛上，建设了港口、宿舍，招募工人采集鸟粪、海藻，捕捞海龟、玳瑁，甚至还修筑了一條简易铁路用来运货。李准质问：“此乃我国之领海，何得私占？”西泽回答，此岛是无主之岛，自然可以先占先得，命名开发。
李准一面派人监视西泽停止开采，一面回省禀告两广总督张人骏。此事引发中日双方争议，从广东当局与日本驻广州领事之间，一路升级到北京外务部与东京外务省，再回到广东具体解决。事发之初，中方遍查“旧有舆图各书及粤省通志，皆无此岛名”，没有找到这座岛屿归属中国的证据，之后才陆续在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王之春著《国朝柔远记》中找到记录，使谈判日渐对中方有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准报请张人骏同意，开始其踏勘南海之行，以现代技术绘制海图，重申诸岛主权。随行除了三舰的船员，还有卫队一排、幕僚若干、海军测绘生等技术人员，以及德国籍无线电技师，一共170余人。李准的行程从离开海南岛算起，历行约半个月。由于舰船所载燃煤、淡水、食物有限，李准的小舰队仅踏勘了西沙诸岛，对其中15座岛屿查明位置、标明经纬、依次命名。
李准命名岛屿的方法颇为简单。“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军舰各自命名一岛，其它各岛则以其本人及幕僚籍贯命名，如邻水岛、霍丘岛、宁波岛、番禺岛等。有一岛掘出淡水，命名为甘泉岛，另一岛珊瑚众多，索性命名为珊瑚岛。在每座岛屿上，用珊瑚石刻上“广东水师提督李某巡阅至此”的字样，并修筑桅杆，悬挂黄龙国旗，逐一重申主权，“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
南海风情让李准印象颇深，日后回忆起来津津乐道。在伏波岛上碰到海龟下蛋，航海经验丰富的林国祥说，“从此不忧乏食矣”，开水烫过后，“撕开一口，吸而食之，其味厥美”。李准还捡拾了各种鸟蛋，回到广州后选壳厚者交给象牙匠人，“开天窗，镌山水人物形，作陈列品”，别有一番趣味。出航时，舰队采购了一批雌雄牛羊，在伏波岛上放下若干，作为登岛的证据。德国技师布朗士知道后还哭了一场，他认为这岛上没有淡水，“此牛羊将渴而死”。
四月二十六日（6月13日），李准的小舰队返回广州。他将沿途行程禀报张人骏，并将所绘制的海图呈报北京海军部、陆军部及军机处，初步完成使命。他还以沿途采集到的珊瑚、龟壳等奇异物品开办展览，引得各路士绅纷纷赶来参观，他不得不“口讲指划，疲于奔命”。
李准巡阅南海的行动得到各国的承认，成为日后中国政府宣示南海主权的重要证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海军出巡南海，收复诸岛礁，并重新命名。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甘泉、珊瑚、琛航、广金各岛名称得到保留，伏波岛以明代出使南洋的官员施晋卿的名字命名为晋卿岛，另在南沙命名“李准滩”，以纪念李准当年的巡海壮举，直到1983年再度被确定为标准地名。
文官出身成武将
李准身为广东水师提督，率部远洋航行，难免让人以为他是出身海军学堂的科班军人。其实并非如此，李准与陆军出身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一样，都是外行领导内行。而且与丁汝昌戎马出身不同，李准是纯粹的文官出身，但他管理水师自有一套。
踏勘南海期间，李准以林国祥“为航海之主，悉听其指挥”。多年后回忆此行，李准还感慨，“此次之探险，以极旧行不过十海里之船，数百人之生命，付与林瑞嘉（林国祥表字）之手，实乃天幸，非尽人力可致也”。能信人用人，也是李准的长处所在。 李准于同治十年二月初六（1871年3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其父李征庸在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殿试考中二甲第13名，以进士出身分发刑部担任贵州司主事，后指派广东省，历任河源、香山、南海、揭阳等县知县，以敢于出头任事闻名。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六君子”遇害，李征庸因受弹劾而被降职，正在北京等待铨选，杨锐、刘光第便是他出面收葬的。
父亲常年在外做官，李准8岁才见其一面，之后随之到广东生活，一跃成为知县少爷，难免少年跋扈。其父被弹劾降职的原因之一，就是“纵其子在外招摇串索，有虎李大少之名”。身为官宦子弟，科举当然是注定要走的路途。二十几岁时，李准曾三次应考乡试，全部名落孙山。
清末除了科举正途出身，捐纳杂途的官员也所在多有，而且仕途并不一定不如科举进士，袁世凯便是其中之一。李征庸也为李准捐了个广西同知头衔，原本打算让他投奔老友广西巡抚黄槐森，但黄氏很快调任云南巡抚。李征庸嫌山高路远，没有让李准追随。
机会总是有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北为赈灾开放捐官，在各地委派委员劝捐，李准也参与其中，不仅在广东劝捐，还到暹罗、新加坡跑了一圈，劝说当地华商花钱买个官位。短短几个月间，李准捐到21万两，这当然与父亲在广东的人脉分不开。因此功劳，他得到两湖总督张之洞的保荐，虚衔升到了知府补用。
捐来的官衔再高，也只是任职的资格而已，实职官缺有限，想等到一个，不比登天容易。但晚清时局变化迅速，各省在常设的经制职官之外，又新设各种临时机构应付局面，给了捐班官员以发展之机。李准在光绪二十四年、27岁时，得到回任广西巡抚的黄槐森提携，获得梧州通商提调的职务。
不久，李准转回广东，担任粤钱局提调，监督造办铜元。随后，李准在广东省各局之间辗转任职，担任过善后局提调、厘金局总办、粤汉铁路工程局总办等职，逐渐积累了行政经验和官场阅历。在厘金局一年，收款430万两，扭转了之前亏损欠饷的局面，还为广東水师添购了几艘军舰，得到先后两任总督李鸿章、陶模的赏识，官衔也升至候补道员。
庚子之变后，清政府上下历行革新军制，创办新军。编练军队最重要的是钱，是统带之人要靠谱。李准毫无军事经验，却被选为“粤义军”的统领，之后又获得“统巡各江水师”的差事，当与他理财任事的经验有关。粤义军名称不小，但规模其实只是一个营，李准却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引进陆军学生和新式武器，创办了一支精锐的部队，这成为他日后在军界晋升的资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他办事雷厉风行、治官极为严厉，动辄弹劾属下，有“官屠”之称。到任后，岑春煊命令李准剿办西江土匪，限期一个月内将匪首首级送到，否则撤职查办。李准听闻消息，“正如晴天霹雳自天而降，准闻之汗淋淋下”，但还是率领粤义军努力完成了任务。
岑春煊同样出身于官宦世家，年轻时也有恶少之名，又同为捐班出身，对办事得力的李准颇为赏识、器重，称赞其“近年粤省论治军之才，长于缉捕者，必于该员首屈一指”。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岑春煊以“智用兼裕，劳忍不辞”“治盗勇敢，功绩最著”“实为不可多得之才”为名，破格向清政府保举李准为广东水师提督。
以文官简放武职，岑春煊承认“事属创举”，《申报》也说“仕途中诚为罕见”。但岑春煊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率先勤王，极得慈禧信任，慈禧对这罕见的创举也应允。对于李准而言，武官虽然不如文官仕途畅通，但总比“编制外”的捐班差事实在，同样没有推辞。正是这个广东水师提督的官职，让李准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
生活窘困保清名
李准出任广东水师提督后，着力整顿队伍，延聘日本海军军官为教习，开办虎门军事学堂，试图将传统水师转化为现代海军。沿海炮台也重新布置改造，对守台官兵以西式操典进行训练。在岑春煊的支持下，广东水师、陆路两提督一度并为一职，均由李准担任，使他成为广东军界的头号大员。
晚清革命党人频繁起义，地方军事首脑自然是镇压起义的头号人物。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潮州革命党700余人在黄冈起义，将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带领的部队团团包围，其后被李准率领的水陆两军增援击溃。随后的钦州防城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同样被李准镇压。
起义可以靠军队镇压，暗杀只能靠肉身承受。革命党人弄到武器的方法防不胜防，清政府官员的生命也屡受威胁。宣统三年三月初十（4月8日），署理广州将军孚琦遇刺身亡。同年九月初四（10月25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又被革命党炸死。李准遇刺还能生还，不得不说是颇为幸运的。
只是，此时李准要应付的不仅是革命党，还有新任两广总督张鸣岐。与保举他任职的岑春煊、支持他踏勘南海的张人骏不同，张鸣岐认为李准为官贪婪、行事跋扈，同时掌握海陆军队伍甚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除之而后快。张鸣岐以裁减绿营、分区清乡等为借口，一步步限制、削减李准的兵权。广东道监察御史胡思敬也趁机上疏，开列李准“劣迹二十条”予以弹劾，称其对历任总督无不极力逢迎蒙蔽，动用公款营建池院亭台供自己享受，日夜酣歌、纵饮、聚赌，甚至劝学政沈曾同“当为士林表率，乃亦被其诱惑，相就与之同赌，败乱官场，莫此为甚”。
面对革命党的暗杀和同僚的排挤，李准不免有些心灰意冷。遇刺后，他借口伤病未愈，迟迟不愿销假回任。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鸣岐请李准到督署吃饭，会谈如何应对，李准却认为张与革命党早有联系，将以杀掉自己作为投奔革命的投名状，视之为鸿门宴，结果是虚惊一场。
随着辛亥革命席卷全国，广东局势也日渐不稳，张鸣岐同意地方士绅的意见，宣布广东独立，一度被推举为广东都督，随后逃往日本。革命党人组织广州军政府接管政权。李准不计前嫌，指挥水师维持防地治安，极力配合革命党人的行动。
1912年2月，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李准效忠了半生的大清帝国灭亡，他随即交出军队指挥权，迁居香港，闭门不出。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对李准颇为重视，授予他陆军中将军衔，召到北京担任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
李准对新局面颇有自知之明，只愿做帮闲的掮客，坚决不蹚地方军政的浑水。1913年8月，袁世凯任命李准为广东宣慰使，并加陆军上将衔，要他回到广东发挥影响，协调广东都督龙济光、李准旧部肇军总司令李耀汉以及其它广东势力的关系。李准匆忙递上辞呈，坚决要求收回成命。
袁世凯死后，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等北洋领袖又先后延请李准担任军事顾问，还在1922年授予他“直威将军”的称号。而李准所能发挥的作用，无非是在涉及广东的军事、人事问题上出出主意罢了。
进入民国后，李准便陆续出售自己在广州、香港的资产，转而在天津英租界购入地皮，兴建房屋自住。他平时除了在北京应付一下顾问差事，多半时间留在天津生活。北洋政府覆没后，李准连军事顾问的差事也没有了，完全成为天津寓公的一员。他变得热衷于与文化人士往来，名画家齐白石到天津时曾住在他家，他还曾为京剧名旦荀慧生编写《棒打春桃》《真假太子》等剧本。
尽管如此，李准还是不忘留心国家海权。1932年底，法国越南殖民当局侵占南海岛屿。次年，李准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发表当年踏勘南海的回忆《李准巡海记》，为证明西沙群岛属于中国固有疆域提供证据。
李准先后生育了13个女儿、3个儿子，家中人口众多、支出庞大，生活逐渐落魄，到了晚年，为人写字收取润笔成为重要收入之一。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时，李准发表通电，自称“民国分子，前清旧人”，表示“万无返共和为帝制而可久安长治之理”。从1925年溥仪逃到天津，到1932年被挟持到东北成为伪满洲国“元首”，也不见李准与他有什么往来。但到了1935年、1936年，李准却两次前往长春“觐见”，或许是经济窘迫，让他对溥仪另有所图，但他终究没有接受伪职，保住了清名。
1936年12月22日，李准病逝于天津。
（作者系文史学者）
这场面在晚清不是稀罕事。革命党人势单力薄，视诛杀清廷高官为启迪民众、推进革命的重要手段。摄政王载沣、出洋考察五大臣，都险些成为革命党的弹下亡魂。
李准多次镇压革命党起义，成为暗杀对象不足为奇，但他的形象远非守旧的清廷武官这么简单。宣统元年（1909），李准率领舰队踏勘南海诸岛、重申主权，被称为“这是对西沙群岛实质性的行政管辖，效应巨大，意义非凡”（2014年6月26日《人民日报》）。而李准的一生军政经历，也折射出许多晚清的时代特质。
三艘旧船巡南海
198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公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李准滩”赫然在列。2012年，中国政府在南海设立三沙市，市政府驻地永兴岛立起地名碑，碑上的《三沙设市记》中，同样镌刻“清末李准率师巡航，踏勘诸岛宣我主张”的记载。李准的名字出现在南海，与他的一次远航直接相关。
宣统元年四月十一日（1909年5月29日），三艘悬挂黄色龙旗的军舰离开海南岛南部的榆林港，驶向远洋深处。统率这三艘舰的正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甲午战争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广东水师最新锐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千吨级巡洋舰，原本只是北上参加会操，也被北
洋水师留下一并参战。三舰或沉没或遭日军掳获，片帆未返粤洋。此后，广东水师无力添置巨舰。随李准出航的三艘军舰中，伏波舰”琛航舰”都是千吨级的木壳武装运输船，下水时间比“广甲”还早十几年。“广金舰”船龄较新，但只有650吨排水量，属于近海小炮舰，应付远洋航行颇为艰难。
广东水师提标左营游击林国祥是甲午战争时“广乙舰”的管带，航海经验丰富。他评价“伏波”“琛航”两舰，“此二船太老，行驶迟缓，倘天色好，可保无虞，如遇大风，殊多危险”。尽管如此，李准依然力主出航，全因当时国家领海不靖，周边列强虎视眈眈，个人所受刺激太深。
此前，李准曾乘“伏波舰”巡视广东近海，看到东沙岛上竟然飘着日本国旗，岸边还有一块木牌，大书“西泽岛”三字。登岛后，他发现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盘踞岛上，建设了港口、宿舍，招募工人采集鸟粪、海藻，捕捞海龟、玳瑁，甚至还修筑了一條简易铁路用来运货。李准质问：“此乃我国之领海，何得私占？”西泽回答，此岛是无主之岛，自然可以先占先得，命名开发。
李准一面派人监视西泽停止开采，一面回省禀告两广总督张人骏。此事引发中日双方争议，从广东当局与日本驻广州领事之间，一路升级到北京外务部与东京外务省，再回到广东具体解决。事发之初，中方遍查“旧有舆图各书及粤省通志，皆无此岛名”，没有找到这座岛屿归属中国的证据，之后才陆续在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王之春著《国朝柔远记》中找到记录，使谈判日渐对中方有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准报请张人骏同意，开始其踏勘南海之行，以现代技术绘制海图，重申诸岛主权。随行除了三舰的船员，还有卫队一排、幕僚若干、海军测绘生等技术人员，以及德国籍无线电技师，一共170余人。李准的行程从离开海南岛算起，历行约半个月。由于舰船所载燃煤、淡水、食物有限，李准的小舰队仅踏勘了西沙诸岛，对其中15座岛屿查明位置、标明经纬、依次命名。
李准命名岛屿的方法颇为简单。“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军舰各自命名一岛，其它各岛则以其本人及幕僚籍贯命名，如邻水岛、霍丘岛、宁波岛、番禺岛等。有一岛掘出淡水，命名为甘泉岛，另一岛珊瑚众多，索性命名为珊瑚岛。在每座岛屿上，用珊瑚石刻上“广东水师提督李某巡阅至此”的字样，并修筑桅杆，悬挂黄龙国旗，逐一重申主权，“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
南海风情让李准印象颇深，日后回忆起来津津乐道。在伏波岛上碰到海龟下蛋，航海经验丰富的林国祥说，“从此不忧乏食矣”，开水烫过后，“撕开一口，吸而食之，其味厥美”。李准还捡拾了各种鸟蛋，回到广州后选壳厚者交给象牙匠人，“开天窗，镌山水人物形，作陈列品”，别有一番趣味。出航时，舰队采购了一批雌雄牛羊，在伏波岛上放下若干，作为登岛的证据。德国技师布朗士知道后还哭了一场，他认为这岛上没有淡水，“此牛羊将渴而死”。
四月二十六日（6月13日），李准的小舰队返回广州。他将沿途行程禀报张人骏，并将所绘制的海图呈报北京海军部、陆军部及军机处，初步完成使命。他还以沿途采集到的珊瑚、龟壳等奇异物品开办展览，引得各路士绅纷纷赶来参观，他不得不“口讲指划，疲于奔命”。
李准巡阅南海的行动得到各国的承认，成为日后中国政府宣示南海主权的重要证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海军出巡南海，收复诸岛礁，并重新命名。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甘泉、珊瑚、琛航、广金各岛名称得到保留，伏波岛以明代出使南洋的官员施晋卿的名字命名为晋卿岛，另在南沙命名“李准滩”，以纪念李准当年的巡海壮举，直到1983年再度被确定为标准地名。
文官出身成武将
李准身为广东水师提督，率部远洋航行，难免让人以为他是出身海军学堂的科班军人。其实并非如此，李准与陆军出身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一样，都是外行领导内行。而且与丁汝昌戎马出身不同，李准是纯粹的文官出身，但他管理水师自有一套。
踏勘南海期间，李准以林国祥“为航海之主，悉听其指挥”。多年后回忆此行，李准还感慨，“此次之探险，以极旧行不过十海里之船，数百人之生命，付与林瑞嘉（林国祥表字）之手，实乃天幸，非尽人力可致也”。能信人用人，也是李准的长处所在。 李准于同治十年二月初六（1871年3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其父李征庸在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殿试考中二甲第13名，以进士出身分发刑部担任贵州司主事，后指派广东省，历任河源、香山、南海、揭阳等县知县，以敢于出头任事闻名。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六君子”遇害，李征庸因受弹劾而被降职，正在北京等待铨选，杨锐、刘光第便是他出面收葬的。
父亲常年在外做官，李准8岁才见其一面，之后随之到广东生活，一跃成为知县少爷，难免少年跋扈。其父被弹劾降职的原因之一，就是“纵其子在外招摇串索，有虎李大少之名”。身为官宦子弟，科举当然是注定要走的路途。二十几岁时，李准曾三次应考乡试，全部名落孙山。
清末除了科举正途出身，捐纳杂途的官员也所在多有，而且仕途并不一定不如科举进士，袁世凯便是其中之一。李征庸也为李准捐了个广西同知头衔，原本打算让他投奔老友广西巡抚黄槐森，但黄氏很快调任云南巡抚。李征庸嫌山高路远，没有让李准追随。
机会总是有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北为赈灾开放捐官，在各地委派委员劝捐，李准也参与其中，不仅在广东劝捐，还到暹罗、新加坡跑了一圈，劝说当地华商花钱买个官位。短短几个月间，李准捐到21万两，这当然与父亲在广东的人脉分不开。因此功劳，他得到两湖总督张之洞的保荐，虚衔升到了知府补用。
捐来的官衔再高，也只是任职的资格而已，实职官缺有限，想等到一个，不比登天容易。但晚清时局变化迅速，各省在常设的经制职官之外，又新设各种临时机构应付局面，给了捐班官员以发展之机。李准在光绪二十四年、27岁时，得到回任广西巡抚的黄槐森提携，获得梧州通商提调的职务。
不久，李准转回广东，担任粤钱局提调，监督造办铜元。随后，李准在广东省各局之间辗转任职，担任过善后局提调、厘金局总办、粤汉铁路工程局总办等职，逐渐积累了行政经验和官场阅历。在厘金局一年，收款430万两，扭转了之前亏损欠饷的局面，还为广東水师添购了几艘军舰，得到先后两任总督李鸿章、陶模的赏识，官衔也升至候补道员。
庚子之变后，清政府上下历行革新军制，创办新军。编练军队最重要的是钱，是统带之人要靠谱。李准毫无军事经验，却被选为“粤义军”的统领，之后又获得“统巡各江水师”的差事，当与他理财任事的经验有关。粤义军名称不小，但规模其实只是一个营，李准却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引进陆军学生和新式武器，创办了一支精锐的部队，这成为他日后在军界晋升的资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他办事雷厉风行、治官极为严厉，动辄弹劾属下，有“官屠”之称。到任后，岑春煊命令李准剿办西江土匪，限期一个月内将匪首首级送到，否则撤职查办。李准听闻消息，“正如晴天霹雳自天而降，准闻之汗淋淋下”，但还是率领粤义军努力完成了任务。
岑春煊同样出身于官宦世家，年轻时也有恶少之名，又同为捐班出身，对办事得力的李准颇为赏识、器重，称赞其“近年粤省论治军之才，长于缉捕者，必于该员首屈一指”。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岑春煊以“智用兼裕，劳忍不辞”“治盗勇敢，功绩最著”“实为不可多得之才”为名，破格向清政府保举李准为广东水师提督。
以文官简放武职，岑春煊承认“事属创举”，《申报》也说“仕途中诚为罕见”。但岑春煊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率先勤王，极得慈禧信任，慈禧对这罕见的创举也应允。对于李准而言，武官虽然不如文官仕途畅通，但总比“编制外”的捐班差事实在，同样没有推辞。正是这个广东水师提督的官职，让李准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
生活窘困保清名
李准出任广东水师提督后，着力整顿队伍，延聘日本海军军官为教习，开办虎门军事学堂，试图将传统水师转化为现代海军。沿海炮台也重新布置改造，对守台官兵以西式操典进行训练。在岑春煊的支持下，广东水师、陆路两提督一度并为一职，均由李准担任，使他成为广东军界的头号大员。
晚清革命党人频繁起义，地方军事首脑自然是镇压起义的头号人物。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潮州革命党700余人在黄冈起义，将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带领的部队团团包围，其后被李准率领的水陆两军增援击溃。随后的钦州防城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同样被李准镇压。
起义可以靠军队镇压，暗杀只能靠肉身承受。革命党人弄到武器的方法防不胜防，清政府官员的生命也屡受威胁。宣统三年三月初十（4月8日），署理广州将军孚琦遇刺身亡。同年九月初四（10月25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又被革命党炸死。李准遇刺还能生还，不得不说是颇为幸运的。
只是，此时李准要应付的不仅是革命党，还有新任两广总督张鸣岐。与保举他任职的岑春煊、支持他踏勘南海的张人骏不同，张鸣岐认为李准为官贪婪、行事跋扈，同时掌握海陆军队伍甚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除之而后快。张鸣岐以裁减绿营、分区清乡等为借口，一步步限制、削减李准的兵权。广东道监察御史胡思敬也趁机上疏，开列李准“劣迹二十条”予以弹劾，称其对历任总督无不极力逢迎蒙蔽，动用公款营建池院亭台供自己享受，日夜酣歌、纵饮、聚赌，甚至劝学政沈曾同“当为士林表率，乃亦被其诱惑，相就与之同赌，败乱官场，莫此为甚”。
面对革命党的暗杀和同僚的排挤，李准不免有些心灰意冷。遇刺后，他借口伤病未愈，迟迟不愿销假回任。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鸣岐请李准到督署吃饭，会谈如何应对，李准却认为张与革命党早有联系，将以杀掉自己作为投奔革命的投名状，视之为鸿门宴，结果是虚惊一场。
随着辛亥革命席卷全国，广东局势也日渐不稳，张鸣岐同意地方士绅的意见，宣布广东独立，一度被推举为广东都督，随后逃往日本。革命党人组织广州军政府接管政权。李准不计前嫌，指挥水师维持防地治安，极力配合革命党人的行动。
1912年2月，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李准效忠了半生的大清帝国灭亡，他随即交出军队指挥权，迁居香港，闭门不出。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对李准颇为重视，授予他陆军中将军衔，召到北京担任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
李准对新局面颇有自知之明，只愿做帮闲的掮客，坚决不蹚地方军政的浑水。1913年8月，袁世凯任命李准为广东宣慰使，并加陆军上将衔，要他回到广东发挥影响，协调广东都督龙济光、李准旧部肇军总司令李耀汉以及其它广东势力的关系。李准匆忙递上辞呈，坚决要求收回成命。
袁世凯死后，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等北洋领袖又先后延请李准担任军事顾问，还在1922年授予他“直威将军”的称号。而李准所能发挥的作用，无非是在涉及广东的军事、人事问题上出出主意罢了。
进入民国后，李准便陆续出售自己在广州、香港的资产，转而在天津英租界购入地皮，兴建房屋自住。他平时除了在北京应付一下顾问差事，多半时间留在天津生活。北洋政府覆没后，李准连军事顾问的差事也没有了，完全成为天津寓公的一员。他变得热衷于与文化人士往来，名画家齐白石到天津时曾住在他家，他还曾为京剧名旦荀慧生编写《棒打春桃》《真假太子》等剧本。
尽管如此，李准还是不忘留心国家海权。1932年底，法国越南殖民当局侵占南海岛屿。次年，李准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发表当年踏勘南海的回忆《李准巡海记》，为证明西沙群岛属于中国固有疆域提供证据。
李准先后生育了13个女儿、3个儿子，家中人口众多、支出庞大，生活逐渐落魄，到了晚年，为人写字收取润笔成为重要收入之一。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时，李准发表通电，自称“民国分子，前清旧人”，表示“万无返共和为帝制而可久安长治之理”。从1925年溥仪逃到天津，到1932年被挟持到东北成为伪满洲国“元首”，也不见李准与他有什么往来。但到了1935年、1936年，李准却两次前往长春“觐见”，或许是经济窘迫，让他对溥仪另有所图，但他终究没有接受伪职，保住了清名。
1936年12月22日，李准病逝于天津。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