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9日，我受邀在哈佛大学就企业社会责任发表演讲。有媒体说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受邀在国际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缘何？原因大概有三：第一，中国有企业（现代意义的企业）的历史太短；第二，中国讲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也不长；第三，国际舞台上某一领域话语权的让渡标志着该国在这一领域的崛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了！
　　尽管如此，我在哈佛还是打了一场嘴仗，有提问者说美国公司“如何如何负责”，中国公司“如何如何不负责”……我说，当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时，大约你们还没建国。跨国公司虽然很强，但它们在中国，财富度和慈善度是不成比例的。一位对跨国公司有着深刻了解的政界人士曾私下对我说：跨国公司的账算得特细，他们在公益上只花一点点小钱，却用它撬出更大的蛋糕。
　　我并不是要抨击“公益背后有收益”这一现象。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宜用“行为标准”，而不宜用“动机标准”。不管跨国企业，还是中国公司，只要你做了好事就行，我们最好不要过分琢磨它背后隐藏的动机——第一，探讨动机没有意义，因为同样一件事你可以推测出一万个不同的动机，孰是孰非？第二，如果做了公益有收益，那叫“好人得好报”；第三，做公益也要讲可持续发展，只有形成“公益—收益—公益”的良性循环、永续循环，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千头公益”、“万头公益”。所以说，“不为收益做公益”固然是一种高尚，但“为了收益做公益”同样也是一种善举。
　　行文至此，自然有朋友要问了：你是属于“公益—收益”式呢，还是属于“公益—无收益”式呢？
　　坦率地说，这两种我都做过。救人、济穷、赈灾、助学，这方面的投入我们仅最近三年就花出约两三个亿，把它归入“不为收益做公益”的范畴，大家大概没有意见。但我们扶植奶农，向农民发放种草补贴，投放养牛保险，发放养牛贷款，提供免费培训，实施胚胎移植与性控技术……这些既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公益成分”，也有为企业获得优质奶源的“收益成分”，可谓“公益”、“收益”双丰收。
　　这次因为要去哈佛演讲，我们搜集资料时偶然发现，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2006年12月份曾提出一个理论，将社会责任模式区分为两类：一是“反应型责任模式”，企业向社会捐献，或消减自身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保）；二是“战略型责任模式”，企业和社会双赢（如企业由于开发出污染小的汽车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这也算世界虽大，东西一理，所见略同吧。
　　现在，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吧：在中国，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谁更“善”？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重要，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中国企业的责任感与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