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界首彩陶是传承于我国安徽一带的重要民间艺术形式，迄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风格多样的界首彩陶，依托不同的理念与创意呈现出有关人物、动物甚至是集合纹路形象的刻画，促使这一艺术形式极具生动的艺术风格，彰显出永久的艺术魅力。本文以“界首彩陶刻画的生动艺术风格”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从人物、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纹四个角度阐释了其生动的艺术风格所在。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能让更多人充分认识到这一汉族彩陶刻画形式的艺术魅力，从而共同加入到保护民族艺术的队伍中来，为这一民族艺术瑰宝的传承贡献力量。
关键词：界首彩陶；艺术风格；生动形象
界首彩陶是汉族艺术传承至今的珍宝，而其纹路之上对于不同形象的艺术刻画，更是犹如镶嵌在珍宝之上的明珠，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依旧熠熠生光。这些形象不仅是从远古时期，人类延续对于自然的崇拜、对于生活的记录，对于自我的认知，亦是华夏文明艺术萌芽的初始，是有关创意的最初体现。充分认知这些形象，发觉这些生动艺术形式所赋予的今人对古人审美内涵的最真切理解，对于我们走入原始、发掘彼时先祖的审美追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刻画
相对于其它类型的形象设计，界首彩陶对人物形象的刻画频率并不高，大多是围绕民间故事、戏曲元素等内容展开，以生活状态、耕作方式为主要刻画内容，呈现出浓厚的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到华夏族人最原始的情感诉求、最为原始的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彼时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些印记都或多或少地凝结在彩陶表面的纹路之中，刻画成人的表情、目光、神色以及肢体语言，都成为了传承历史的永恒纪念。
例如著名的“刀马人”纹饰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之一。纹路之中的人物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和戏曲传说，例如《隋唐演义》中的尉迟恭和罗成等人物形象，纹饰的线条生动流畅、潇洒飘逸，如同庆祝的起舞、欢歌的雀跃，充满律动和节奏感。而每个人面目之中的神情也都惟妙惟肖、十分传神。再比如著名的“八仙纹”，其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八仙故事，寓意着长寿吉祥、福乐安康，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仙人合一、源于现实又超脱于实际，其不仅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寄予了人类对于神明的向往、对于神迹的寄托，体现了界首彩陶的设计者们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创造力，乃至对自然的向往与崇拜；也充分说明在科技欠发达、对自身、对周边的一切事物缺乏认知的情况下，其对于生理和精神上的构造充满未知与期待。
二、传承自然的动物形象刻画
在界首彩陶的纹路设计当中，对于动物形象的刻画其种类繁多、刻画形式多样，有各种鱼类形象、蛙类形象以及多样的鸟类和鹿类的形象等。而在这一系列的动物形象当中出现次数较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鱼，从某种意义上的来说，这是原始社会人类对于生殖崇拜所造成的结果。原始社会人类所生存和居住的空间不仅条件恶劣，而且由于人类本身的生产能力较低、生殖能力有限，自然气候所引发的各类灾害，自然当中各种生擒猛兽又在不停带来生存与生命的威胁，因此原始人类对于生命的渴望、对于种族延续的祈求，会让其在这种因为外在环境所给予的生存压力的基础上，去羡慕鱼类这样一种拥有强大繁衍能力的动物，用鱼类的形象作为一种承载自身希望的寄予，而频繁出现在无数的彩陶形象当中。
除鱼类之外，蛙类也是出现在彩陶文化当中频率较高的动物形象，除却蛙类本身也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在原始人类的思想概念之中蛙类大多符合其心目中能抵御洪水、抑制自然灾害的神兽形象——这样一种预期；还有许多鸟类和鹿类形象，大多呈现的是一种飞翔和奔跑的视觉力量感，一种对于自由美学的精神追求。
三、脱胎于原始的植物形象刻画
原始社会人类所居住的环境是“天盖地庐”，他们或栖息在山洞之中，或居住在茂密的丛林里，在日复一日的农耕劳作之余，所接触最多的就是大自然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植物。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促使人类对于植物的形态、功用会产生时分清晰的认知，所以他们会将植物的形象刻画在彩陶的表面，作为一种装饰的纹路传承下来。就目前我国已经出土的各类彩陶文物当中，对于植物形象的刻画主要包括对叶脉纹路的刻画、对花瓣纹路的刻画，对谷物纹路的刻画。其大多是以对称或者较为抽象的艺术形态存在于彩陶刻画的表面——这些形象从某种侧面展示了原始社会人类对于传统美学的欣赏与概括能力，揭示了其对于线条、点或夸张、或写实的记录、提取、抽象与总结。
而相对于我国彩陶艺术大范围内所呈现出的特点，界首彩陶在纹饰上大多以牡丹之富贵、高洁之莲花为主，其创作个性鲜明、富于节奏的动感以及鲜活的生命特征。
四、彰显节奏与律动的几何图纹
就我国目前已经出土的界首彩陶文物来看，彩陶对于几何纹路的刻画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可谓并不全面。相对而言，仰韶文化时期所出土的彩陶文物都或多或少的呈现出一定的几何元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对于几何图纹的形象刻画，大多是从自然生物形象的符号抽象画的结果，例如从鱼类形象演化生成的直线线条，从鸟类形象演化生成的螺旋纹路的几何线条，从蛙类形象演化生成的波浪类线条纹路等。再比如马家窑出土的“漩涡纹尖底瓶”表面对于几何线条纹路的刻画相对而言则较为复杂，其不仅采用了黑白、连续与反复等的排列和组合的方法，还熟练地采用了点、线等元素通过大小、疏密等不同程度的排列，呈现出错落有致的变化，并间接营造出了一种微妙的节奏感和律动效果，其不仅反映出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也反映出其对于自由、律动生活的向往与美好的追求。
综上所述，在中国漫长的彩陶文化发展历程当中，其表面纹路当中对于各种形象的刻画、也是间接推动其形成独有艺术魅力的重要手段与经过。纵观历史上我国各类出土的各类界首彩陶文物不难看出，其对于形象的刻画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动物形象、植物形象和几何条纹上，将传统形象与原始人类内心之中所寄予的情感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华夏文明历史上承载艺术魅力的重要记忆。
参考文献：
[1]刘艳.彩陶纹样的审美意蕴特征研究[J].设计，2015，（07）：74-75.
[2]陈宏.原始彩陶的设计之美[J].中国科技博览，2010，（26）：195.
关键词：界首彩陶；艺术风格；生动形象
界首彩陶是汉族艺术传承至今的珍宝，而其纹路之上对于不同形象的艺术刻画，更是犹如镶嵌在珍宝之上的明珠，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依旧熠熠生光。这些形象不仅是从远古时期，人类延续对于自然的崇拜、对于生活的记录，对于自我的认知，亦是华夏文明艺术萌芽的初始，是有关创意的最初体现。充分认知这些形象，发觉这些生动艺术形式所赋予的今人对古人审美内涵的最真切理解，对于我们走入原始、发掘彼时先祖的审美追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刻画
相对于其它类型的形象设计，界首彩陶对人物形象的刻画频率并不高，大多是围绕民间故事、戏曲元素等内容展开，以生活状态、耕作方式为主要刻画内容，呈现出浓厚的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到华夏族人最原始的情感诉求、最为原始的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彼时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些印记都或多或少地凝结在彩陶表面的纹路之中，刻画成人的表情、目光、神色以及肢体语言，都成为了传承历史的永恒纪念。
例如著名的“刀马人”纹饰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之一。纹路之中的人物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和戏曲传说，例如《隋唐演义》中的尉迟恭和罗成等人物形象，纹饰的线条生动流畅、潇洒飘逸，如同庆祝的起舞、欢歌的雀跃，充满律动和节奏感。而每个人面目之中的神情也都惟妙惟肖、十分传神。再比如著名的“八仙纹”，其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八仙故事，寓意着长寿吉祥、福乐安康，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仙人合一、源于现实又超脱于实际，其不仅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寄予了人类对于神明的向往、对于神迹的寄托，体现了界首彩陶的设计者们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创造力，乃至对自然的向往与崇拜；也充分说明在科技欠发达、对自身、对周边的一切事物缺乏认知的情况下，其对于生理和精神上的构造充满未知与期待。
二、传承自然的动物形象刻画
在界首彩陶的纹路设计当中，对于动物形象的刻画其种类繁多、刻画形式多样，有各种鱼类形象、蛙类形象以及多样的鸟类和鹿类的形象等。而在这一系列的动物形象当中出现次数较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鱼，从某种意义上的来说，这是原始社会人类对于生殖崇拜所造成的结果。原始社会人类所生存和居住的空间不仅条件恶劣，而且由于人类本身的生产能力较低、生殖能力有限，自然气候所引发的各类灾害，自然当中各种生擒猛兽又在不停带来生存与生命的威胁，因此原始人类对于生命的渴望、对于种族延续的祈求，会让其在这种因为外在环境所给予的生存压力的基础上，去羡慕鱼类这样一种拥有强大繁衍能力的动物，用鱼类的形象作为一种承载自身希望的寄予，而频繁出现在无数的彩陶形象当中。
除鱼类之外，蛙类也是出现在彩陶文化当中频率较高的动物形象，除却蛙类本身也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在原始人类的思想概念之中蛙类大多符合其心目中能抵御洪水、抑制自然灾害的神兽形象——这样一种预期；还有许多鸟类和鹿类形象，大多呈现的是一种飞翔和奔跑的视觉力量感，一种对于自由美学的精神追求。
三、脱胎于原始的植物形象刻画
原始社会人类所居住的环境是“天盖地庐”，他们或栖息在山洞之中，或居住在茂密的丛林里，在日复一日的农耕劳作之余，所接触最多的就是大自然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植物。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促使人类对于植物的形态、功用会产生时分清晰的认知，所以他们会将植物的形象刻画在彩陶的表面，作为一种装饰的纹路传承下来。就目前我国已经出土的各类彩陶文物当中，对于植物形象的刻画主要包括对叶脉纹路的刻画、对花瓣纹路的刻画，对谷物纹路的刻画。其大多是以对称或者较为抽象的艺术形态存在于彩陶刻画的表面——这些形象从某种侧面展示了原始社会人类对于传统美学的欣赏与概括能力，揭示了其对于线条、点或夸张、或写实的记录、提取、抽象与总结。
而相对于我国彩陶艺术大范围内所呈现出的特点，界首彩陶在纹饰上大多以牡丹之富贵、高洁之莲花为主，其创作个性鲜明、富于节奏的动感以及鲜活的生命特征。
四、彰显节奏与律动的几何图纹
就我国目前已经出土的界首彩陶文物来看，彩陶对于几何纹路的刻画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可谓并不全面。相对而言，仰韶文化时期所出土的彩陶文物都或多或少的呈现出一定的几何元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对于几何图纹的形象刻画，大多是从自然生物形象的符号抽象画的结果，例如从鱼类形象演化生成的直线线条，从鸟类形象演化生成的螺旋纹路的几何线条，从蛙类形象演化生成的波浪类线条纹路等。再比如马家窑出土的“漩涡纹尖底瓶”表面对于几何线条纹路的刻画相对而言则较为复杂，其不仅采用了黑白、连续与反复等的排列和组合的方法，还熟练地采用了点、线等元素通过大小、疏密等不同程度的排列，呈现出错落有致的变化，并间接营造出了一种微妙的节奏感和律动效果，其不仅反映出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也反映出其对于自由、律动生活的向往与美好的追求。
综上所述，在中国漫长的彩陶文化发展历程当中，其表面纹路当中对于各种形象的刻画、也是间接推动其形成独有艺术魅力的重要手段与经过。纵观历史上我国各类出土的各类界首彩陶文物不难看出，其对于形象的刻画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动物形象、植物形象和几何条纹上，将传统形象与原始人类内心之中所寄予的情感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华夏文明历史上承载艺术魅力的重要记忆。
参考文献：
[1]刘艳.彩陶纹样的审美意蕴特征研究[J].设计，2015，（07）：74-75.
[2]陈宏.原始彩陶的设计之美[J].中国科技博览，2010，（26）：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