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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汽车疾驰而来，两名警察下了车。西格弗里德·霍尔施微笑地问自己是否犯了什么事。我们能先进来吗？您有个在维也纳生活的儿子吧？他们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西格弗里德读完后，知道自己必须告诉妻子一个噩耗。他艰难地走到沙发边，说出了“自杀”这个词，苏珊娜·费尔曼-霍尔施大声哭喊：他们的儿子，怎么可能？听到母亲的哭声，他们的女儿夏洛特走下楼梯。霍尔施一家的幸福生活从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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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带来的痛苦和压力
德国每52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每年共有约1万自杀致死者，多于交通事故、谋杀、毒品和艾滋病夺走的人命数量。
然而由于某些原因，这个话题很少被人们谈论：约250年前歌德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为情所困开枪自杀的情节曾引发大量青少年模仿，至今模仿自杀的现象仍被称为“维特效应”。一般认为，陷入绝望中的人若是看到自杀的描写或报道，会将之视为一条出路。因此，记者被要求不能详细描写自杀方法和地点，也不能美化自杀过程和动机——自杀很少是内心自由的表达，相反，它一般是精神疾病的悲剧收场或无路可走的绝望选择。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死者家属的痛苦都被忽略了。德国每年有6-8万人失去一个自杀的家人或密友，自杀者的熟人、邻居、同事和远亲也会为此感到悲伤。最近10年，这些人的总量多达约200万。
他们必须面对的这种死亡方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尸体还存放在法医处，可能已经面目全非，连见最后一面都不可能;负责调查的警察没收了遗书，用来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信箱里出现清洗铁路的账单，号称自己心灵受创的火车司机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保险公司办事员开始调查死者的私生活。
专家称自杀者家属的这种心理状态为“复杂的悲伤”，它持续多年，意味着失控感的不断累积：愤怒和惊讶，绝望和渴望，羞愧和罪过，受伤的爱，被出卖的友谊，对过去和自己的怀疑……
丈夫自杀后……
自杀事件总是会留下一个个谜团，死者家属常常寻找答案数年，其中很多都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家里有人自杀。
在德国南部的一个村庄，安娜（化名）将水杯放在客厅桌子上，她的姿势给人冷漠、疲惫的感觉，她的朋友莎拉（化名）坐在桌边，面色柔和，但眼周能看到大量皱纹，显然已经哭过。
她俩决定一起接受这次访谈，给予彼此支持。她们的丈夫分别在5年前和10年前自杀了。“如果社会对待这个主题的态度更加坦率，我们的压力会减轻很多，”莎拉说，“至少我能更快重获希望。”
“对，”安娜点了点头，“但是我们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她们不愿提供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只说了年龄：莎拉46岁，安娜52岁。两人都是教师，相识于一个互助组织中。德国最大的自杀者家属互助会Agus在50多个城市定期组织自杀者的家人会面。她们已经领导其中一个互助小组一段时间了，但是她们甚至不想公开这份名誉职位，因为她们担心其他人可能做出的反应：在孩子的面试中提及其父亲自杀行为的人事经理，或是宣称自杀者的妻子无法胜任教师职位的不满孩子分数的学生家长。
“我当然不能肯定地说一定会这样。”莎拉说，但是她记得丈夫自杀后她在村里感受到的冷眼看好戏的异样目光，“就好像我身上有了一个可怕的污点。”安娜紧接着说：“人们很快就会在脑海中上演各种戏码：怎么回事？为什么自杀？”
这些想象中充满了悲惨的失败和绝望，萦绕着流传几百年的传说、迷信和自杀者被认为是被魔鬼附体、背负滔天罪孽的宗教信条。人们相信自杀者的家庭出了问题，否则肯定有人注意到蛛丝马迹。直到1983年，天主教神父才有义务为自杀者主持葬礼。而且，长期以来很多欧洲国家的法律都将自杀等同于犯罪，自杀者被定义为“毫无动机地用危害社会的恶毒方式杀人的凶手”。
这些图像很少和现实相符，却大大加深了死者家人的痛苦。心理医生大卫·阿尔特豪斯说，自杀者的家人深受罪责的折磨，几乎所有人都在一段时间后滋生出自杀的渴望。专家称这种绝望状态为“追随死亡愿望”。阿尔特豪斯专攻“复杂悲伤”领域，和自杀者家属合著有《给我看你的伤口》一书。几乎所有自杀者家属都告诉他，他们有被社会孤立的感觉：面对周围人（至少表面）正常的生存状态，他们感觉有这样经历的自己非常绝望。
安娜说，很多自杀者家属余生都陷入痛苦中。“如果将来我有了孙子，他问起爷爷的死，我该怎么回答他们？”这位数学老师问道，“说你们的爷爷让‘家人共同奋斗’的家庭信条瞬间破灭？说我的爱也无法阻止他自杀？”
自杀消息传来的最初几周，她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这些问题。她的3个儿子分别9岁、13岁和18岁，他们需要关心、温暖的三餐和洗净的球衣。孩子们知道，一名警察从森林中带来了父亲的死讯，他们亲眼看到另一名警察从家里的浴室带走父亲的牙刷，和找到的尸体做DNA比对。
而此时，这两个女人还要忍受电视广告中出现的温馨家庭画面。在孩子的所有照片上都只能看到妈妈，不管是毕业时、生日时还是其他重要时刻。她们是如此渴望正常的生活，以至于有时会用幻想来欺骗自己一切都未曾改变。听到摩托车的声音，莎拉会以为她的丈夫回家了。安娜会在无眠的夜里和丈夫对话，他如同幽灵一样出现在她面前，她感觉自己离他如此之近。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和她一起生活了22年的丈夫却不见了。不久，邻居和熟人几乎不再提起他的名字，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忆起这样一个死者。安娜摆上他的照片，让家人怀念他，在五斗柜上放着的一张装裱照片旁点起一根蜡烛。然而正在努力适应没有父亲事实的儿子们，看到照片后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他如同一个祭坛一样立在那里，让人想起这个禁忌话题，也让一些朋友感到害怕。
自杀带来的痛苦和压力
德国每52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每年共有约1万自杀致死者，多于交通事故、谋杀、毒品和艾滋病夺走的人命数量。
然而由于某些原因，这个话题很少被人们谈论：约250年前歌德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为情所困开枪自杀的情节曾引发大量青少年模仿，至今模仿自杀的现象仍被称为“维特效应”。一般认为，陷入绝望中的人若是看到自杀的描写或报道，会将之视为一条出路。因此，记者被要求不能详细描写自杀方法和地点，也不能美化自杀过程和动机——自杀很少是内心自由的表达，相反，它一般是精神疾病的悲剧收场或无路可走的绝望选择。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死者家属的痛苦都被忽略了。德国每年有6-8万人失去一个自杀的家人或密友，自杀者的熟人、邻居、同事和远亲也会为此感到悲伤。最近10年，这些人的总量多达约200万。
他们必须面对的这种死亡方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尸体还存放在法医处，可能已经面目全非，连见最后一面都不可能;负责调查的警察没收了遗书，用来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信箱里出现清洗铁路的账单，号称自己心灵受创的火车司机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保险公司办事员开始调查死者的私生活。
专家称自杀者家属的这种心理状态为“复杂的悲伤”，它持续多年，意味着失控感的不断累积：愤怒和惊讶，绝望和渴望，羞愧和罪过，受伤的爱，被出卖的友谊，对过去和自己的怀疑……
丈夫自杀后……
自杀事件总是会留下一个个谜团，死者家属常常寻找答案数年，其中很多都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家里有人自杀。
在德国南部的一个村庄，安娜（化名）将水杯放在客厅桌子上，她的姿势给人冷漠、疲惫的感觉，她的朋友莎拉（化名）坐在桌边，面色柔和，但眼周能看到大量皱纹，显然已经哭过。
她俩决定一起接受这次访谈，给予彼此支持。她们的丈夫分别在5年前和10年前自杀了。“如果社会对待这个主题的态度更加坦率，我们的压力会减轻很多，”莎拉说，“至少我能更快重获希望。”
“对，”安娜点了点头，“但是我们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她们不愿提供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只说了年龄：莎拉46岁，安娜52岁。两人都是教师，相识于一个互助组织中。德国最大的自杀者家属互助会Agus在50多个城市定期组织自杀者的家人会面。她们已经领导其中一个互助小组一段时间了，但是她们甚至不想公开这份名誉职位，因为她们担心其他人可能做出的反应：在孩子的面试中提及其父亲自杀行为的人事经理，或是宣称自杀者的妻子无法胜任教师职位的不满孩子分数的学生家长。
“我当然不能肯定地说一定会这样。”莎拉说，但是她记得丈夫自杀后她在村里感受到的冷眼看好戏的异样目光，“就好像我身上有了一个可怕的污点。”安娜紧接着说：“人们很快就会在脑海中上演各种戏码：怎么回事？为什么自杀？”
这些想象中充满了悲惨的失败和绝望，萦绕着流传几百年的传说、迷信和自杀者被认为是被魔鬼附体、背负滔天罪孽的宗教信条。人们相信自杀者的家庭出了问题，否则肯定有人注意到蛛丝马迹。直到1983年，天主教神父才有义务为自杀者主持葬礼。而且，长期以来很多欧洲国家的法律都将自杀等同于犯罪，自杀者被定义为“毫无动机地用危害社会的恶毒方式杀人的凶手”。
这些图像很少和现实相符，却大大加深了死者家人的痛苦。心理医生大卫·阿尔特豪斯说，自杀者的家人深受罪责的折磨，几乎所有人都在一段时间后滋生出自杀的渴望。专家称这种绝望状态为“追随死亡愿望”。阿尔特豪斯专攻“复杂悲伤”领域，和自杀者家属合著有《给我看你的伤口》一书。几乎所有自杀者家属都告诉他，他们有被社会孤立的感觉：面对周围人（至少表面）正常的生存状态，他们感觉有这样经历的自己非常绝望。
安娜说，很多自杀者家属余生都陷入痛苦中。“如果将来我有了孙子，他问起爷爷的死，我该怎么回答他们？”这位数学老师问道，“说你们的爷爷让‘家人共同奋斗’的家庭信条瞬间破灭？说我的爱也无法阻止他自杀？”
自杀消息传来的最初几周，她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这些问题。她的3个儿子分别9岁、13岁和18岁，他们需要关心、温暖的三餐和洗净的球衣。孩子们知道，一名警察从森林中带来了父亲的死讯，他们亲眼看到另一名警察从家里的浴室带走父亲的牙刷，和找到的尸体做DNA比对。
而此时，这两个女人还要忍受电视广告中出现的温馨家庭画面。在孩子的所有照片上都只能看到妈妈，不管是毕业时、生日时还是其他重要时刻。她们是如此渴望正常的生活，以至于有时会用幻想来欺骗自己一切都未曾改变。听到摩托车的声音，莎拉会以为她的丈夫回家了。安娜会在无眠的夜里和丈夫对话，他如同幽灵一样出现在她面前，她感觉自己离他如此之近。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和她一起生活了22年的丈夫却不见了。不久，邻居和熟人几乎不再提起他的名字，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忆起这样一个死者。安娜摆上他的照片，让家人怀念他，在五斗柜上放着的一张装裱照片旁点起一根蜡烛。然而正在努力适应没有父亲事实的儿子们，看到照片后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他如同一个祭坛一样立在那里，让人想起这个禁忌话题，也让一些朋友感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