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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1日下午4时50分，随着无照商贩崔英杰那把带着烤肠热度的尖刀刺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颈，一起早已司空见惯的城管与商贩的查抄与反查抄的闹剧，酿成了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8年来第一起因公殉职案。李志强也因此成为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8年来因公牺牲的第一人。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绝大多数人表示尊重法院的宣判结果。一些法学专家都认为，死缓是能够取得的最好判决结果。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用生命换来了铁面无私好城管的美名，但他突然抛下的孤儿寡母和年迈父母，却要痛断肝肠。而身陷囹圄的崔英杰远在乡下的父母。又何尝不是整日以泪洗面。
李志强之死被媒体广泛传播后。舆论在对其殉职表示哀悼的同时，也经由此案郑重反思历时10年争议不断的城管制度。今天，我们更愿意超越法律的讨论。从人性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提供一个人与人如何和谐共存的标本。
沸沸扬扬的“小贩杀城管”案告一段落，但我们多么希望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的某一天，小贩崔英杰和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在天堂里相遇，那里是一片多么和谐的乐土啊。高楼林立的中关村依然车水马龙，除了金碧辉煌的商场、酒店、科贸大厦，还有留给崔英杰这样的小商贩一块小小的热闹场地，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不时帮助崔英杰维持着秩序，而崔英杰快乐地拿出自己刚刚做出的热乎乎的烤肠招呼着城管哥哥李志强。在那里，李志强和崔英杰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天堂的一个三轮车支起的烤肠小摊上，他们正在一起喝着小酒……
那是多么和谐的一个场面啊，那时候，再也没有人把李志强当作“猫”了。崔英杰也不会把自己当作时刻逃跑的“老鼠”。
前尘往事，乡村孩子崔英杰
在讲述2006年8月11日那个血色黄昏之前，我们必须梳理一下崔英杰和李志强的前尘往事。
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崔英杰1983年7月15日出生在太行山区的这个小小村落。崔英杰患有心脏病的母亲时常在附近的小煤窑帮人挖煤，以贴补家用。而他患有高血压的父亲在农闲时给人做短工，收入也极其可怜。崔英杰是家中老四，其中一个姐姐是聋哑人，初中毕业后他就辍学了。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以走出重重叠叠的大山：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当兵。
崔英杰选择了当兵。对于崔英杰来说，当兵是一种荣誉也是太行子弟对于国家的一种责任。而对于他本人而言，更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经过层层选拔。崔英杰来到济南军区某电子干扰部队服役。成为一名报务员。服役期间，崔英杰表现良好，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并获嘉奖一次。
两年后崔英杰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崔英杰发现，家乡变化很大，别人家都盖了新房子，但他家依然住着破房子。崔英杰决定外出打工，他的哥哥崔英豪已经先期到了北京打工。2006年4月，崔英杰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一家餐饮娱乐城当了保安。到2006年8月之前，崔英杰在这里一共干了4个月，却只发了2次薪水。大概1800元。到手的工资崔英杰很快就拿去还债了，因为他还要付房租和支付其他费用。他那点工资除了消费之外。几乎连房租都交不起。
崔英杰当保安的上班时间是凌晨2点到早上10点。下班过后大家都去睡觉。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另找了一个送外卖的活儿挣钱。后来，崔英杰发现在中关村的核心地带海龙大厦和科贸大厦附近，有一些蹬着三轮车卖烤肠和煎饼果子的小摊，生意非常火爆，崔英杰就打起了卖烤肠的主意。很快，崔英杰买来一辆三轮车，又买来炉子，他的烤肠摊就支起来了。
虽然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虽然每天只睡2个多小时。但崔英杰还是非常知足，因为这样就有了不错的收入。为买三轮车和炉子等卖烤肠的工具，崔英杰欠了同事1000多元钱的债。他要多卖点烤肠尽快还债。
崔英杰尽管在城市的夹缝中品尝了生存的艰难，但这些困难对于他来说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来自城管的查抄。崔英杰是无照经营。因为他没有能力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填一大堆表格、办理一大堆证件、交一笔又一笔费用。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办理好所有手续再去卖烤肠。他只能像过街老鼠那样在城管赶来的时候四处逃窜。
崔英杰的烤肠摊从2006年7月开始支起，前后被城管抄了三次。第一次他跑得快，没损失什么。第二次比较严重，那天他的手机、钱包放在三轮车上都丢了，正在发呆时，城管来查摊。崔英杰使劲说好话，但是没起作用，城管最后还是抄了他的摊。那时候的崔英杰可以说几乎一无所有了。
那次查抄对崔英杰打击很大。被抄摊那天。房东又催交房租，崔英杰只好四处借债，以至于连续两天都没到单位上班。他的保安同事们去出租屋看他，为了劝慰崔英杰，大家一起喝酒。崔英杰在同事们面前号啕大哭着说：“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吗!我不想这样，可我又该怎么样?”
仅仅过了两天之后，崔英杰开始重操旧业了。因为父亲从老家打电话来说。他要来北京看看儿子的生意。崔英杰只好再次找同事们借了1000块钱，花500多块钱买了车，又买了炉子和香肠，准备迎接父亲的到来。2006年8月10日下午。父亲从河北阜平老家来到北京，还带来一个亲戚家的女孩，让崔英杰安排工作。
为了让父亲高兴，崔英杰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委屈统统掩饰起来。安顿好父亲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4点多。崔英杰带着第一天上工的小亲戚来到中关村科贸大厦楼前。准时出摊了，正是在这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日子，崔英杰遇到了李志强。他们两人的青春也在那个黄昏蒙上了血色。
宽厚随和，城管副队长李志强
李志强的年龄在2006年8月11日被永远定格在36岁。李志强的母亲说，儿子从童年起就是个宽容、随和的人，性格内向，很少吵架，读书的时候不吵。执法的时候也没有吵过。李志强刚刚当城管的时候，连邻居们都不理解这么文静的人怎么穿上了制服。不少邻居问李志强的父亲，你儿子是干什么的啊?又不是警察，怎么整天站在街上?父亲将问题转给儿子时。李志强笑了笑，回答说，自己是为城市维护环境秩序。
李志强整日露天执法让父亲心疼。尤其赶上下大雨更辛苦。回家累得精疲力竭。父亲曾经动过给儿子调动工作的念头。但是李志强说既然干了城管，就要干好，不准备再换工作。
李志强的父亲有到公园锻炼的习惯，一天早上。老人家发现玉渊潭附近桥下有一名男子带着一个小姑娘，当时天还凉。但两人衣着却很单薄。回到家，父亲提起了这个事情，李志强就问女儿说：“人家很冷，你看应该怎么办?”女儿想了一想。就走回自己的屋子，拿出一些衣服抱给爷爷。当晚，李志强的父亲将衣服给了桥下那个小女孩。回到家，孙女还不停追问衣服人家收了没有，穿上是不是合 身。李志强还曾向全家人提议，捐助了4名贫困学生。
回忆起丈夫，李志强的妻子使用了宽容这个词。妻子的年纪比李志强小。在妻子发火的时候，李志强从来都是哄劝，从不生气。一天晚上，妻子看到屋子有些脏，让李志强拖一下地。但李志强因工作很累就没有动。妻子发火了，李志强便不声不响地起来。拿起拖把开始拖地。李妻回忆起这件事时抽泣起来：我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下啊！
2006年8月6日。李志强的父母去北戴河。那天他们在北京见了儿子最后一面。8月10日父母欲回京，李志强连打了4个电话准备去接站，但父亲都没有接，因为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回京的具体时间，不想耽误儿子的工作。未曾想竟就此生死永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提起儿子的殉职，李志强的父亲忍不住痛哭，李志强去世的那个时间本来是应该到车站接父母的。
那个时间是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
血色黄昏，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最后时刻
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是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和小贩崔英杰相遇的时间。这个时候。崔英杰正在科贸大厦门前卖烤肠，城管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3个月前刚刚调任海淀分队担任副队长的李志强和他的同事们封堵了崔英杰的去路。
十几名城管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舞动着，他双手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的口气很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吧，其他你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这是我刚刚借钱买的啊。”但是，这种司空见惯的哀求没有打动城管人员。他们提醒崔英杰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但是，崔英杰并没有放下右手中的刀，只管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吧!”最终。崔英杰的哀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城管收缴成功开始回撤。之后，崔英杰放弃了努力，退回到巷子中。
当城管队员协助李志强把三轮车拾上城管的卡车那一刻，崔英杰心痛了。那是他刚刚花500块钱买来的新车。崔英杰从人群中再次冲了出来．反手握着那把切烤肠的刀，走向李志强。崔英杰曾经亲眼看到过新疆卖哈密瓜的商贩经过苦苦哀求要回了自己的三轮车。他非常心痛自己的新车，他想最后再试一试。抱着这个想法，崔英杰就又冲了上去。
就在崔英杰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李志强的手和崔英杰的手碰了一下，崔英杰以为李志强要抓他。接受过良好军事格斗训练的崔英杰挥动自己手中的尖刀，本能地随手朝李志强扎去。
对于曾为军人的崔英杰的这一致命动作。李志强还没来得及表现出应有的恐惧或反抗，刀子就扎在他的锁骨与咽喉之间，血柱立刻从咽喉处喷出了一尺多高。此时，崔英杰的手中只剩下了一把红色的刀柄，10，5厘米长的刀片深深地嵌入了李志强的身体里。李志强本能地用手按住伤口。但是喷涌而出的血在指缝间汩汨涌出。
城管队员们迅速将李志强送往海淀医院。但是，尖刀深深嵌在李志强的脖子里。这把刀直接刺中了颈部主动脉，刀身断在了李志强身体里面。李志强的气管、颈动脉被割断，体内大量淤血，虽然医院全力施救，仍未挽回他的生命。最终，李志强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崔英杰将尖刀插入李志强的脖颈之后，猛然知道自己闯祸了，他扔下手中的刀柄，迅速向小巷跑去。因为城管队员当时都着急送李志强去医院，虽然派人围堵崔英杰。但还是让崔英杰跑了。
崔英杰逃离现场后，因为手上没钱，很快找到自己的朋友借钱，并在朋友的安排下逃到了天津。到达天津之后，崔英杰曾经发短信给朋友询问李志强的伤势状况。但他并没得到确切的消息。8月12日早上5点30分。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塘沽区被警方抓获。
被抓获之后，崔英杰对自己挥刀扎伤李志强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此时，他并不知道李志强已经去世。
枪下留人，判决受到普遍认可
崔英杰杀死李志强，本来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但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却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与城管执法合法性、合理性之间博弈而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此案引起了众多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网络各大论坛上，网民纷纷对崔英杰洒以同情之泪，众多学者发出了“慎用死刑，枪下留人”的呼吁。
李志强殉职后。为表彰李志强严格执法、不畏凶险、英勇献身的精神，北京市政府第127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批准李志强同志为革命烈士。
李志强殉职后，他的家人谢绝采访。经过半年多漫长而痛苦的煎熬，作为烈士家属。李志强的家人听说崔英杰的家庭状况后，在开庭前表示，主动放弃民事索赔。
但无论如何，崔英杰都要面对法律的审判。从阵容强大的法律学者的研讨到铺天盖地的网民帖子，从痛失同行的城管群体到东躲西藏的小摊贩们，从旁听席上哭倒在亲人怀中的李志强之妻到眼中含着混浊泪水的崔英杰的父亲。无数人都在即将到来的判决中注视着崔英杰的生死。
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于崔英杰一案大致有两种声音。一是该杀，二是不该杀。而崔英杰自己一直在看守所等待可能随时而至的死刑判决。
2006年12月12日。“小贩杀城管”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与崔英杰同时站在法庭上的，是以窝藏罪被起诉、在他逃亡中提供帮助的4个朋友。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但辩方反对这一指控。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认为。崔英杰的行为仅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粗通法律的人都知道，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对崔英杰而言，两者最直接的区别就是生与死。
庭审中检方当庭播放了事发现场的录像资料，这被认为是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和李劲松认为崔英杰故意杀人不成立。他们表示，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崔英杰的行为是在挽救自己三轮车的同时，担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强制，急于脱身时一次随便的挥刀。崔英杰逃到天津后，曾向朋友发短信询问李志强的伤情，这一点可以证明崔英杰确实没有预见到李志强死亡的后果，对李的死亡结果没有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李志强的妻子旁听了当天的庭审，当录像显示李志强倒在血泊中时，她哭倒在家人的怀里。李志强去世后，留下了7岁的女儿，考虑到崔英杰的实际情况，她放弃了附带民事赔偿的请求。
在辩护过程中，崔英杰的律师夏霖当庭为崔英杰发表了声情并茂的辩护，他在法庭上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 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崔英杰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判决后的律师会见时，崔英杰对辩护律师表示，他有求死之心，他接受不了成为杀人犯的心理落差，因为将来呆在监狱里会“给家人丢脸，是家里的负担”。律师劝崔英杰服从判决，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判决。最后，崔英杰委托会见律师带给父母两句话。他说：“第一，让我大哥不要在北京干了，赶快回家。第二，妈妈岁数这么大了，以后不要再去挖煤了。”
判处死刑，但缓刑2年执行。这就意味着崔英杰可以不被立即执行死刑了。这是一个被各方普遍认可的结果。包括北京市城管局对崔英杰的判决结果。也表示“相信法律公正并尊重法院这一判决结果”。
和谐社会，城市和小贩最终需要什么
当这个轰动全国的案件审结之后，当我们审慎地把这个案子放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应考虑李志强和崔英杰如何达到某种“和谐”。
我们无法忘记崔英杰在法庭上流下忏悔泪水时说的话：“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
三轮车是崔英杰唯一值钱的财产，在旁人看来，这辆三轮车只不过值三五百元，可在崔英杰心里却是他和他全家的全部希望，没了它就等于没了崔英杰的生活。崔英杰在挥刀的那一刻也许绝望了，一个绝望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此时，那把切烤肠的小刀变成了令人生畏的杀人利器。李志强这位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仰面栽倒。
崔英杰需要的和谐，也许仅仅是他沾满烤肠油渍的手接过的那几块钱。而李志强需要的和谐，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不再那么杂乱、拥堵。他们需要的和谐都没有错，他们只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相遇而做出了一件错误的大事。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甚至很多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城管所面对的大多是从事个体商贩的普通人。城管作为政府的派出执法人员，理论上应该是公仆，理论上必须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无权无势的被管理者。但是，有几个城管具备如邓小平所说做人民的儿子那种心态?如果家财万贯或者生活富裕，没有谁愿意当沿街叫卖小贩。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须用善良的心态，以规劝的方式，热情而妥善地处理这类事情。通过没收个体商贩的物品进行管理，在人们眼里就变成了欺压行为。如果城管不尊重一个小商贩对于他那辆三轮车、那个锅的所有权，那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吗?如果城管在执法时首先张扬出来暴力倾向，那他还是国家的公仆吗?
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我们更不能把崔英杰当作“对抗官府”的“英雄”，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是最极端的，突出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引发的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存在或者无限加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头，可能都正站着一个崔英杰。
李志强和崔英杰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的改变进程。在李志强被杀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于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对于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许多。
毫无疑问，崔英杰杀人有罪。他终究要为自己的冲动和不冷静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给崔英杰判了死缓就忘记他那挥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吗?那是一声生存的呐喊，一个让人泪下的对于和谐的呼唤!
(责编：乌 兰)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绝大多数人表示尊重法院的宣判结果。一些法学专家都认为，死缓是能够取得的最好判决结果。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用生命换来了铁面无私好城管的美名，但他突然抛下的孤儿寡母和年迈父母，却要痛断肝肠。而身陷囹圄的崔英杰远在乡下的父母。又何尝不是整日以泪洗面。
李志强之死被媒体广泛传播后。舆论在对其殉职表示哀悼的同时，也经由此案郑重反思历时10年争议不断的城管制度。今天，我们更愿意超越法律的讨论。从人性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提供一个人与人如何和谐共存的标本。
沸沸扬扬的“小贩杀城管”案告一段落，但我们多么希望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的某一天，小贩崔英杰和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在天堂里相遇，那里是一片多么和谐的乐土啊。高楼林立的中关村依然车水马龙，除了金碧辉煌的商场、酒店、科贸大厦，还有留给崔英杰这样的小商贩一块小小的热闹场地，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不时帮助崔英杰维持着秩序，而崔英杰快乐地拿出自己刚刚做出的热乎乎的烤肠招呼着城管哥哥李志强。在那里，李志强和崔英杰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天堂的一个三轮车支起的烤肠小摊上，他们正在一起喝着小酒……
那是多么和谐的一个场面啊，那时候，再也没有人把李志强当作“猫”了。崔英杰也不会把自己当作时刻逃跑的“老鼠”。
前尘往事，乡村孩子崔英杰
在讲述2006年8月11日那个血色黄昏之前，我们必须梳理一下崔英杰和李志强的前尘往事。
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崔英杰1983年7月15日出生在太行山区的这个小小村落。崔英杰患有心脏病的母亲时常在附近的小煤窑帮人挖煤，以贴补家用。而他患有高血压的父亲在农闲时给人做短工，收入也极其可怜。崔英杰是家中老四，其中一个姐姐是聋哑人，初中毕业后他就辍学了。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以走出重重叠叠的大山：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当兵。
崔英杰选择了当兵。对于崔英杰来说，当兵是一种荣誉也是太行子弟对于国家的一种责任。而对于他本人而言，更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经过层层选拔。崔英杰来到济南军区某电子干扰部队服役。成为一名报务员。服役期间，崔英杰表现良好，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并获嘉奖一次。
两年后崔英杰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崔英杰发现，家乡变化很大，别人家都盖了新房子，但他家依然住着破房子。崔英杰决定外出打工，他的哥哥崔英豪已经先期到了北京打工。2006年4月，崔英杰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一家餐饮娱乐城当了保安。到2006年8月之前，崔英杰在这里一共干了4个月，却只发了2次薪水。大概1800元。到手的工资崔英杰很快就拿去还债了，因为他还要付房租和支付其他费用。他那点工资除了消费之外。几乎连房租都交不起。
崔英杰当保安的上班时间是凌晨2点到早上10点。下班过后大家都去睡觉。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另找了一个送外卖的活儿挣钱。后来，崔英杰发现在中关村的核心地带海龙大厦和科贸大厦附近，有一些蹬着三轮车卖烤肠和煎饼果子的小摊，生意非常火爆，崔英杰就打起了卖烤肠的主意。很快，崔英杰买来一辆三轮车，又买来炉子，他的烤肠摊就支起来了。
虽然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虽然每天只睡2个多小时。但崔英杰还是非常知足，因为这样就有了不错的收入。为买三轮车和炉子等卖烤肠的工具，崔英杰欠了同事1000多元钱的债。他要多卖点烤肠尽快还债。
崔英杰尽管在城市的夹缝中品尝了生存的艰难，但这些困难对于他来说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来自城管的查抄。崔英杰是无照经营。因为他没有能力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填一大堆表格、办理一大堆证件、交一笔又一笔费用。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办理好所有手续再去卖烤肠。他只能像过街老鼠那样在城管赶来的时候四处逃窜。
崔英杰的烤肠摊从2006年7月开始支起，前后被城管抄了三次。第一次他跑得快，没损失什么。第二次比较严重，那天他的手机、钱包放在三轮车上都丢了，正在发呆时，城管来查摊。崔英杰使劲说好话，但是没起作用，城管最后还是抄了他的摊。那时候的崔英杰可以说几乎一无所有了。
那次查抄对崔英杰打击很大。被抄摊那天。房东又催交房租，崔英杰只好四处借债，以至于连续两天都没到单位上班。他的保安同事们去出租屋看他，为了劝慰崔英杰，大家一起喝酒。崔英杰在同事们面前号啕大哭着说：“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吗!我不想这样，可我又该怎么样?”
仅仅过了两天之后，崔英杰开始重操旧业了。因为父亲从老家打电话来说。他要来北京看看儿子的生意。崔英杰只好再次找同事们借了1000块钱，花500多块钱买了车，又买了炉子和香肠，准备迎接父亲的到来。2006年8月10日下午。父亲从河北阜平老家来到北京，还带来一个亲戚家的女孩，让崔英杰安排工作。
为了让父亲高兴，崔英杰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委屈统统掩饰起来。安顿好父亲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4点多。崔英杰带着第一天上工的小亲戚来到中关村科贸大厦楼前。准时出摊了，正是在这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日子，崔英杰遇到了李志强。他们两人的青春也在那个黄昏蒙上了血色。
宽厚随和，城管副队长李志强
李志强的年龄在2006年8月11日被永远定格在36岁。李志强的母亲说，儿子从童年起就是个宽容、随和的人，性格内向，很少吵架，读书的时候不吵。执法的时候也没有吵过。李志强刚刚当城管的时候，连邻居们都不理解这么文静的人怎么穿上了制服。不少邻居问李志强的父亲，你儿子是干什么的啊?又不是警察，怎么整天站在街上?父亲将问题转给儿子时。李志强笑了笑，回答说，自己是为城市维护环境秩序。
李志强整日露天执法让父亲心疼。尤其赶上下大雨更辛苦。回家累得精疲力竭。父亲曾经动过给儿子调动工作的念头。但是李志强说既然干了城管，就要干好，不准备再换工作。
李志强的父亲有到公园锻炼的习惯，一天早上。老人家发现玉渊潭附近桥下有一名男子带着一个小姑娘，当时天还凉。但两人衣着却很单薄。回到家，父亲提起了这个事情，李志强就问女儿说：“人家很冷，你看应该怎么办?”女儿想了一想。就走回自己的屋子，拿出一些衣服抱给爷爷。当晚，李志强的父亲将衣服给了桥下那个小女孩。回到家，孙女还不停追问衣服人家收了没有，穿上是不是合 身。李志强还曾向全家人提议，捐助了4名贫困学生。
回忆起丈夫，李志强的妻子使用了宽容这个词。妻子的年纪比李志强小。在妻子发火的时候，李志强从来都是哄劝，从不生气。一天晚上，妻子看到屋子有些脏，让李志强拖一下地。但李志强因工作很累就没有动。妻子发火了，李志强便不声不响地起来。拿起拖把开始拖地。李妻回忆起这件事时抽泣起来：我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下啊！
2006年8月6日。李志强的父母去北戴河。那天他们在北京见了儿子最后一面。8月10日父母欲回京，李志强连打了4个电话准备去接站，但父亲都没有接，因为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回京的具体时间，不想耽误儿子的工作。未曾想竟就此生死永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提起儿子的殉职，李志强的父亲忍不住痛哭，李志强去世的那个时间本来是应该到车站接父母的。
那个时间是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
血色黄昏，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最后时刻
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是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和小贩崔英杰相遇的时间。这个时候。崔英杰正在科贸大厦门前卖烤肠，城管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3个月前刚刚调任海淀分队担任副队长的李志强和他的同事们封堵了崔英杰的去路。
十几名城管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舞动着，他双手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的口气很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吧，其他你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这是我刚刚借钱买的啊。”但是，这种司空见惯的哀求没有打动城管人员。他们提醒崔英杰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但是，崔英杰并没有放下右手中的刀，只管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吧!”最终。崔英杰的哀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城管收缴成功开始回撤。之后，崔英杰放弃了努力，退回到巷子中。
当城管队员协助李志强把三轮车拾上城管的卡车那一刻，崔英杰心痛了。那是他刚刚花500块钱买来的新车。崔英杰从人群中再次冲了出来．反手握着那把切烤肠的刀，走向李志强。崔英杰曾经亲眼看到过新疆卖哈密瓜的商贩经过苦苦哀求要回了自己的三轮车。他非常心痛自己的新车，他想最后再试一试。抱着这个想法，崔英杰就又冲了上去。
就在崔英杰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李志强的手和崔英杰的手碰了一下，崔英杰以为李志强要抓他。接受过良好军事格斗训练的崔英杰挥动自己手中的尖刀，本能地随手朝李志强扎去。
对于曾为军人的崔英杰的这一致命动作。李志强还没来得及表现出应有的恐惧或反抗，刀子就扎在他的锁骨与咽喉之间，血柱立刻从咽喉处喷出了一尺多高。此时，崔英杰的手中只剩下了一把红色的刀柄，10，5厘米长的刀片深深地嵌入了李志强的身体里。李志强本能地用手按住伤口。但是喷涌而出的血在指缝间汩汨涌出。
城管队员们迅速将李志强送往海淀医院。但是，尖刀深深嵌在李志强的脖子里。这把刀直接刺中了颈部主动脉，刀身断在了李志强身体里面。李志强的气管、颈动脉被割断，体内大量淤血，虽然医院全力施救，仍未挽回他的生命。最终，李志强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崔英杰将尖刀插入李志强的脖颈之后，猛然知道自己闯祸了，他扔下手中的刀柄，迅速向小巷跑去。因为城管队员当时都着急送李志强去医院，虽然派人围堵崔英杰。但还是让崔英杰跑了。
崔英杰逃离现场后，因为手上没钱，很快找到自己的朋友借钱，并在朋友的安排下逃到了天津。到达天津之后，崔英杰曾经发短信给朋友询问李志强的伤势状况。但他并没得到确切的消息。8月12日早上5点30分。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塘沽区被警方抓获。
被抓获之后，崔英杰对自己挥刀扎伤李志强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此时，他并不知道李志强已经去世。
枪下留人，判决受到普遍认可
崔英杰杀死李志强，本来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但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却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与城管执法合法性、合理性之间博弈而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此案引起了众多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网络各大论坛上，网民纷纷对崔英杰洒以同情之泪，众多学者发出了“慎用死刑，枪下留人”的呼吁。
李志强殉职后。为表彰李志强严格执法、不畏凶险、英勇献身的精神，北京市政府第127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批准李志强同志为革命烈士。
李志强殉职后，他的家人谢绝采访。经过半年多漫长而痛苦的煎熬，作为烈士家属。李志强的家人听说崔英杰的家庭状况后，在开庭前表示，主动放弃民事索赔。
但无论如何，崔英杰都要面对法律的审判。从阵容强大的法律学者的研讨到铺天盖地的网民帖子，从痛失同行的城管群体到东躲西藏的小摊贩们，从旁听席上哭倒在亲人怀中的李志强之妻到眼中含着混浊泪水的崔英杰的父亲。无数人都在即将到来的判决中注视着崔英杰的生死。
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于崔英杰一案大致有两种声音。一是该杀，二是不该杀。而崔英杰自己一直在看守所等待可能随时而至的死刑判决。
2006年12月12日。“小贩杀城管”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与崔英杰同时站在法庭上的，是以窝藏罪被起诉、在他逃亡中提供帮助的4个朋友。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但辩方反对这一指控。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认为。崔英杰的行为仅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粗通法律的人都知道，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对崔英杰而言，两者最直接的区别就是生与死。
庭审中检方当庭播放了事发现场的录像资料，这被认为是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和李劲松认为崔英杰故意杀人不成立。他们表示，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崔英杰的行为是在挽救自己三轮车的同时，担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强制，急于脱身时一次随便的挥刀。崔英杰逃到天津后，曾向朋友发短信询问李志强的伤情，这一点可以证明崔英杰确实没有预见到李志强死亡的后果，对李的死亡结果没有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李志强的妻子旁听了当天的庭审，当录像显示李志强倒在血泊中时，她哭倒在家人的怀里。李志强去世后，留下了7岁的女儿，考虑到崔英杰的实际情况，她放弃了附带民事赔偿的请求。
在辩护过程中，崔英杰的律师夏霖当庭为崔英杰发表了声情并茂的辩护，他在法庭上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 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崔英杰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判决后的律师会见时，崔英杰对辩护律师表示，他有求死之心，他接受不了成为杀人犯的心理落差，因为将来呆在监狱里会“给家人丢脸，是家里的负担”。律师劝崔英杰服从判决，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判决。最后，崔英杰委托会见律师带给父母两句话。他说：“第一，让我大哥不要在北京干了，赶快回家。第二，妈妈岁数这么大了，以后不要再去挖煤了。”
判处死刑，但缓刑2年执行。这就意味着崔英杰可以不被立即执行死刑了。这是一个被各方普遍认可的结果。包括北京市城管局对崔英杰的判决结果。也表示“相信法律公正并尊重法院这一判决结果”。
和谐社会，城市和小贩最终需要什么
当这个轰动全国的案件审结之后，当我们审慎地把这个案子放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应考虑李志强和崔英杰如何达到某种“和谐”。
我们无法忘记崔英杰在法庭上流下忏悔泪水时说的话：“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
三轮车是崔英杰唯一值钱的财产，在旁人看来，这辆三轮车只不过值三五百元，可在崔英杰心里却是他和他全家的全部希望，没了它就等于没了崔英杰的生活。崔英杰在挥刀的那一刻也许绝望了，一个绝望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此时，那把切烤肠的小刀变成了令人生畏的杀人利器。李志强这位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仰面栽倒。
崔英杰需要的和谐，也许仅仅是他沾满烤肠油渍的手接过的那几块钱。而李志强需要的和谐，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不再那么杂乱、拥堵。他们需要的和谐都没有错，他们只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相遇而做出了一件错误的大事。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甚至很多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城管所面对的大多是从事个体商贩的普通人。城管作为政府的派出执法人员，理论上应该是公仆，理论上必须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无权无势的被管理者。但是，有几个城管具备如邓小平所说做人民的儿子那种心态?如果家财万贯或者生活富裕，没有谁愿意当沿街叫卖小贩。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须用善良的心态，以规劝的方式，热情而妥善地处理这类事情。通过没收个体商贩的物品进行管理，在人们眼里就变成了欺压行为。如果城管不尊重一个小商贩对于他那辆三轮车、那个锅的所有权，那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吗?如果城管在执法时首先张扬出来暴力倾向，那他还是国家的公仆吗?
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我们更不能把崔英杰当作“对抗官府”的“英雄”，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是最极端的，突出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引发的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存在或者无限加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头，可能都正站着一个崔英杰。
李志强和崔英杰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的改变进程。在李志强被杀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于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对于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许多。
毫无疑问，崔英杰杀人有罪。他终究要为自己的冲动和不冷静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给崔英杰判了死缓就忘记他那挥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吗?那是一声生存的呐喊，一个让人泪下的对于和谐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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