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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日本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以来，关于“世界工厂”的讨论越来越多。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和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工业化时代“世界工厂”的主要特征
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就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引起新的“世界工厂”的崛起，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原有的“世界工厂”产生替代。
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就是全球的制造中心，一方面体现在其总体制造能力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其制造规模和制造能力足以影响全球的产量和价格。
]760年到1830年期间，英国占欧洲工业产量增长的2／3。1860年前后，英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欧洲人口的10％，拥有相当于全球40％--50％、欧洲55％一60％的现代工业能力，制成品的产量为全球的2／5。
1860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等于英国的2倍、等于欧洲各国总和的一半。此后，美国工业长期保持了世界第一的地位。
1965—1971年，日本主要制成品产量增长占全球产量增长的比重依次为：钢铁占54％，造船占54％，汽车占46％，电子机械中的民用产品占90％。日本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同时也是日本成长为重要的技术创新大国的过程。80年代初期，日本的总体科技水平已经领先于西欧，接近美国。80年代中期，在新兴的半导体产业技术方面，日本超过美国，赢得了占全球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确立了美国之后新的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据估算，英国、德国和美国3国的制造业贸易额在20世纪中叶前的150年中占世界制造业贸易总额的40％一65％。从各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产业来看，美国在1971年时飞机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为77．5％，有机化学品占44％，汽车零件占32．2％；1985年，日本电视录影、录音机占全球出口比重的80．7％，彩色电视机占43．5％，摩托车占82％，载客汽车占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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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时间上有先后承继性，即以国内市场为起点和依托，当国内市场过剩时，国际市场的拓展进一步确立了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美国能在20世纪初迅速地超过英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世界工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内市场的影响作用。从人口规模来看，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口是英国的1倍半，到1900年是英国的两倍，到1920年是英国的3倍。从收入来看，按1913年价格的人均国民收入，英国从1870年131．3美元增加到1913年的236．1美元，即增加不到1倍；而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869年至1873年的平均223美元上升至1907年至1911年平均为608美元，即增加了两倍差一点。以后的差距就拉大了。如果对国内需求结构加以细分，会发现一国居民需求的文化以至习性对“世界工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比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电视机产业的全球制造中心，这是由于日本国民居住空间狭小等因素，一开始就朝体积轻薄小巧、方便携带的机型发展，使电视机成为生活必需品，从而使日本的电视机生产和出口超过了美国。
工业化时代的 “世界工厂”，既是全球制造中心，又是科技创新中心，二者是合而为一的。 “世界工厂”和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核心一外围”的关系，是制造中心和原料输出国的关系，科技创新中心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技术扩散效应。 在工业化时代，发明和创新推动了“世界工厂”的形成。美国、英国和德国都是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国家，表现在对科技教育的重视以及研究和开发费用的投入上面。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以本土的研究和开发力量为主，即制造中心首先源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日本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与欧美制造业不同，是技术进口型，被称为是 “JAPANNITY”(日本型)，但日本制造业发挥了“作为实验室的工厂”的作用。
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往往伴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世界工厂”既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腹地，又是国际金融中心依托的强大的产业推动力。
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是，阿姆斯特丹很快地便被英国的伦敦所取代。19世纪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时，英国的伦敦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虽然英国在后来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日渐衰落，但伦敦依然依托欧洲大陆的经济腹地和对全球的影响力，而稳固了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20世纪初，美国成了“世界工厂”，从而成就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至80年代初，“日本制造”挑战美国，日本“世界工厂”的地位确立，又成就了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1974年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占有全球市场资本的73％，1986年更上升为80％。而纽约则独自控制了全球资本的40％。就以香港而论，如果不是60—70年代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以及80--90年代依托中国大陆强劲的制造产业的推动，也就很难说能成为当今的国际金融中心。当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比如政治因素、地理因素、金融制度因素等等，无疑，“世界工厂”是一个强劲的推动因素。那么，下一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哪儿呢?我们认为，应该在中国的上海，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加强和“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中国大陆有可能贡献1—2个国际金融中心。
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其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以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精益生产方式为典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为制造业的全过程。
大规模生产方式是由美国福特公司在汽车制造时发现的，这一方式使得福特的T型车生产达到了标准化大量生产的最高水平(20世纪初达200万辆)，使顾客的实际开支降低了2／3，从而使这种生产方式迅速推广到其他行业。精益生产方式是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现，实际上是对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制造流程中的一个改进。在丰田生产方式的引领下，日本企业的成本大大低于美国。日本的家用电器、汽车等产品，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以低于欧美厂商25％一30％的价格出售，使得“日本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的主要特征
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是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若干“IT世界工厂”，即IT产业的制造中心或者称次级中心。
美国是信息化时代“世界工厂”的领头羊，据美国商务部报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信息技术产品产量从1995—2000年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使得信息技术产品产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4年的6．3％至2000年的8．3％。日本在信息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据测算，半导体、计算机和通讯设备业在日本过去30年中，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从1．7％上升为7％。在美国和日本信息产业的带动下，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IT产业的制造中心和次级中心。在90年代初期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家或地区至少有七个来自于东亚和东南亚。
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是工,_lk4L时代的“世界工厂”的延伸和扩展，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和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不同，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并不意味着其一个国家整体制造能力的全面提高，而是更多充当“世界工厂车间”的角色。
在产业的关联上，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存在明显的改造。在传统的制造业中，1994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信息技术资本存量占全部资本的份额，在化学制品业中占34．1％，在工业机械和设备业中占29．1％，在铁路运输业中占27．8％，在汽车修理和服务业中占20％。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给汽车制造工业带来了重组的机会。灵活生产方式系统的应用大大改进了生产装配流程，而计算机在所有的设计和检测系统中得到了大力推广，与此同时，电信、空运和装运技术上的进展，扩展了生产基地和市场间的联系，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汽车制造业零配件生产的外包，从而出现信息化时代汽车制造业中，“世界工厂车间”的出现。
和工,_lk4L时代的“世界工厂”不同，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不完全是以国内市场为培育，而是以全球性的网络化生产网络化采购为特征，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是委托加工的制造基地。
1999年，美国信息产品使用额占GDP的比重超过5％，需求总量超过4000亿美元，在比重和绝对量上都居全球首位。与之相比，欧盟地区对信息产业的需求占GDP的比例约2％，绝对量约1500亿美元，仅略高于信息产业生产规模。东亚地区信息产品需求占GDP的比重较低，地区需求量仅相当于生产率的60％，信息产业的发展严重地依赖美国市场。
和工~_tk4L时代的“世界_r-．r-”不同，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和科技创新中心呈现分离和形成新的融合的趋势，形成网络化的研发中心，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中心系统的设立加快了这种分离的进程。
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的科技创新活动越来越表现为全球化。1997年，美国制造业海外R&D的支出与国内R&D支出的比例是13％，最多的行业是汽车及其零部件(32家)以及计算机(25家)。这种情况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分工和网络化生产、网络化采购以及网络化的研发是三位一体的。
和_z_．,3k4vo时代的“世界_z_y-”不同，信息经济时代的“世界_z_y--”并不一定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却一定是信息中心，信息中心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中心的发展。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在传统上并没有金融中心，但却是美国信息技术产业最为密集的地区，除了大学科研机构等因素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防支出的支持。在1959年财政年度，加利福尼亚州获得的国防支出的防御合同占全美的24％，1980年时这一比例仍然占到20％。但是，金融中心却一定是信息中心。以美国的纽约为例，1984年，纽约信息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1％，传统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从1976年至1986年的十年间降为11％。
和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不同，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的企业组织方式是“知识工厂”和“虚拟_z-Z-”，从制造过程的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订制演进，从分销过程的范围经济转变为全球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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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知识工厂”，是美国学者对东芝公司的一个考察结论，认为东芝公司成功的关键是整个工厂从装配线工人到最高管理层都注重创新和运用新的知识，强调人员、技术和资金的整合管理，强调组织的网络形态。也有人把信息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模式称为后福特主义，即福特制的生产方式技术创新活动是线性的，是在企业的内部发生的，从发明到设计、中试、生产、销售的线性过程。而创新活动大量是非线性的。信息经济时代的“世界工厂”的企业组织方式，也许用思科公司的“虚拟工厂”更能概括这种变化。思科通过全球供应链管理，在全球设有35 40个虚拟工厂，将供应商和客户连结在一起，然后通过外包方式寻找外协厂商。全球供应链管理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在工业化时代“世界工厂”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应该说，中国离“世界工厂”还具有相当的差距。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建设的“世界工厂”具有“二元性”，即作为工业化时代“世界工厂”和作为信息化时代“世界工厂”这样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世界工厂”有机地并存。认识这个特征很重要，在我们的政策决策过程中，既不能一味地求“高”求“尖”，也不能只做低端的产品，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视而不见，坐失良机。因此，中国既要大力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要抓住国际上IT制造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工业化时代“世界工厂”的主要特征
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就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引起新的“世界工厂”的崛起，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原有的“世界工厂”产生替代。
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就是全球的制造中心，一方面体现在其总体制造能力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其制造规模和制造能力足以影响全球的产量和价格。
]760年到1830年期间，英国占欧洲工业产量增长的2／3。1860年前后，英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欧洲人口的10％，拥有相当于全球40％--50％、欧洲55％一60％的现代工业能力，制成品的产量为全球的2／5。
1860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等于英国的2倍、等于欧洲各国总和的一半。此后，美国工业长期保持了世界第一的地位。
1965—1971年，日本主要制成品产量增长占全球产量增长的比重依次为：钢铁占54％，造船占54％，汽车占46％，电子机械中的民用产品占90％。日本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同时也是日本成长为重要的技术创新大国的过程。80年代初期，日本的总体科技水平已经领先于西欧，接近美国。80年代中期，在新兴的半导体产业技术方面，日本超过美国，赢得了占全球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确立了美国之后新的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据估算，英国、德国和美国3国的制造业贸易额在20世纪中叶前的150年中占世界制造业贸易总额的40％一65％。从各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产业来看，美国在1971年时飞机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为77．5％，有机化学品占44％，汽车零件占32．2％；1985年，日本电视录影、录音机占全球出口比重的80．7％，彩色电视机占43．5％，摩托车占82％，载客汽车占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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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时间上有先后承继性，即以国内市场为起点和依托，当国内市场过剩时，国际市场的拓展进一步确立了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美国能在20世纪初迅速地超过英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世界工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内市场的影响作用。从人口规模来看，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口是英国的1倍半，到1900年是英国的两倍，到1920年是英国的3倍。从收入来看，按1913年价格的人均国民收入，英国从1870年131．3美元增加到1913年的236．1美元，即增加不到1倍；而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869年至1873年的平均223美元上升至1907年至1911年平均为608美元，即增加了两倍差一点。以后的差距就拉大了。如果对国内需求结构加以细分，会发现一国居民需求的文化以至习性对“世界工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比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电视机产业的全球制造中心，这是由于日本国民居住空间狭小等因素，一开始就朝体积轻薄小巧、方便携带的机型发展，使电视机成为生活必需品，从而使日本的电视机生产和出口超过了美国。
工业化时代的 “世界工厂”，既是全球制造中心，又是科技创新中心，二者是合而为一的。 “世界工厂”和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核心一外围”的关系，是制造中心和原料输出国的关系，科技创新中心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技术扩散效应。 在工业化时代，发明和创新推动了“世界工厂”的形成。美国、英国和德国都是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国家，表现在对科技教育的重视以及研究和开发费用的投入上面。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以本土的研究和开发力量为主，即制造中心首先源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日本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与欧美制造业不同，是技术进口型，被称为是 “JAPANNITY”(日本型)，但日本制造业发挥了“作为实验室的工厂”的作用。
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往往伴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世界工厂”既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腹地，又是国际金融中心依托的强大的产业推动力。
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是，阿姆斯特丹很快地便被英国的伦敦所取代。19世纪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时，英国的伦敦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虽然英国在后来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日渐衰落，但伦敦依然依托欧洲大陆的经济腹地和对全球的影响力，而稳固了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20世纪初，美国成了“世界工厂”，从而成就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至80年代初，“日本制造”挑战美国，日本“世界工厂”的地位确立，又成就了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1974年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占有全球市场资本的73％，1986年更上升为80％。而纽约则独自控制了全球资本的40％。就以香港而论，如果不是60—70年代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以及80--90年代依托中国大陆强劲的制造产业的推动，也就很难说能成为当今的国际金融中心。当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比如政治因素、地理因素、金融制度因素等等，无疑，“世界工厂”是一个强劲的推动因素。那么，下一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哪儿呢?我们认为，应该在中国的上海，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加强和“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中国大陆有可能贡献1—2个国际金融中心。
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其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以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精益生产方式为典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为制造业的全过程。
大规模生产方式是由美国福特公司在汽车制造时发现的，这一方式使得福特的T型车生产达到了标准化大量生产的最高水平(20世纪初达200万辆)，使顾客的实际开支降低了2／3，从而使这种生产方式迅速推广到其他行业。精益生产方式是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现，实际上是对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制造流程中的一个改进。在丰田生产方式的引领下，日本企业的成本大大低于美国。日本的家用电器、汽车等产品，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以低于欧美厂商25％一30％的价格出售，使得“日本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的主要特征
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是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若干“IT世界工厂”，即IT产业的制造中心或者称次级中心。
美国是信息化时代“世界工厂”的领头羊，据美国商务部报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信息技术产品产量从1995—2000年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使得信息技术产品产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4年的6．3％至2000年的8．3％。日本在信息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据测算，半导体、计算机和通讯设备业在日本过去30年中，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从1．7％上升为7％。在美国和日本信息产业的带动下，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IT产业的制造中心和次级中心。在90年代初期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家或地区至少有七个来自于东亚和东南亚。
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是工,_lk4L时代的“世界工厂”的延伸和扩展，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和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不同，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并不意味着其一个国家整体制造能力的全面提高，而是更多充当“世界工厂车间”的角色。
在产业的关联上，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存在明显的改造。在传统的制造业中，1994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信息技术资本存量占全部资本的份额，在化学制品业中占34．1％，在工业机械和设备业中占29．1％，在铁路运输业中占27．8％，在汽车修理和服务业中占20％。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给汽车制造工业带来了重组的机会。灵活生产方式系统的应用大大改进了生产装配流程，而计算机在所有的设计和检测系统中得到了大力推广，与此同时，电信、空运和装运技术上的进展，扩展了生产基地和市场间的联系，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汽车制造业零配件生产的外包，从而出现信息化时代汽车制造业中，“世界工厂车间”的出现。
和工,_lk4L时代的“世界工厂”不同，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不完全是以国内市场为培育，而是以全球性的网络化生产网络化采购为特征，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是委托加工的制造基地。
1999年，美国信息产品使用额占GDP的比重超过5％，需求总量超过4000亿美元，在比重和绝对量上都居全球首位。与之相比，欧盟地区对信息产业的需求占GDP的比例约2％，绝对量约1500亿美元，仅略高于信息产业生产规模。东亚地区信息产品需求占GDP的比重较低，地区需求量仅相当于生产率的60％，信息产业的发展严重地依赖美国市场。
和工~_tk4L时代的“世界_r-．r-”不同，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和科技创新中心呈现分离和形成新的融合的趋势，形成网络化的研发中心，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中心系统的设立加快了这种分离的进程。
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的科技创新活动越来越表现为全球化。1997年，美国制造业海外R&D的支出与国内R&D支出的比例是13％，最多的行业是汽车及其零部件(32家)以及计算机(25家)。这种情况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分工和网络化生产、网络化采购以及网络化的研发是三位一体的。
和_z_．,3k4vo时代的“世界_z_y-”不同，信息经济时代的“世界_z_y--”并不一定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却一定是信息中心，信息中心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中心的发展。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在传统上并没有金融中心，但却是美国信息技术产业最为密集的地区，除了大学科研机构等因素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防支出的支持。在1959年财政年度，加利福尼亚州获得的国防支出的防御合同占全美的24％，1980年时这一比例仍然占到20％。但是，金融中心却一定是信息中心。以美国的纽约为例，1984年，纽约信息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1％，传统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从1976年至1986年的十年间降为11％。
和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不同，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的企业组织方式是“知识工厂”和“虚拟_z-Z-”，从制造过程的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订制演进，从分销过程的范围经济转变为全球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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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知识工厂”，是美国学者对东芝公司的一个考察结论，认为东芝公司成功的关键是整个工厂从装配线工人到最高管理层都注重创新和运用新的知识，强调人员、技术和资金的整合管理，强调组织的网络形态。也有人把信息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模式称为后福特主义，即福特制的生产方式技术创新活动是线性的，是在企业的内部发生的，从发明到设计、中试、生产、销售的线性过程。而创新活动大量是非线性的。信息经济时代的“世界工厂”的企业组织方式，也许用思科公司的“虚拟工厂”更能概括这种变化。思科通过全球供应链管理，在全球设有35 40个虚拟工厂，将供应商和客户连结在一起，然后通过外包方式寻找外协厂商。全球供应链管理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在工业化时代“世界工厂”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应该说，中国离“世界工厂”还具有相当的差距。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建设的“世界工厂”具有“二元性”，即作为工业化时代“世界工厂”和作为信息化时代“世界工厂”这样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世界工厂”有机地并存。认识这个特征很重要，在我们的政策决策过程中，既不能一味地求“高”求“尖”，也不能只做低端的产品，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视而不见，坐失良机。因此，中国既要大力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要抓住国际上IT制造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