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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0年无故被辞
2007年3月，家住湖北省宜城市的刘雪茹、刘雪萌姐妹俩，在朋友推荐下，来到北京远胜电力施工公司上班，姐姐当厨师，妹妹则做保洁。
工作后不久，她们曾提过要跟公司签劳动合同，领导却说她们属于临时工，不用签合同。随后几年，姐妹俩的工资从七八百元涨到两千多元，且每月都按时发放，让她们少了很多担心。
一次无意中，刘雪茹听其他员工说，2008年颁布的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10年的劳动者，可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她赶紧把这好消息跟妹妹分享：“咱好好干，满10年就能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了。”
此后，姐妹俩卯足了劲干活，这期间怕引起领导不满，什么要求都不敢提，更别说年假、保险等。2012年3月，她们又把小妹刘雪媛介绍进了公司，同样做保洁员。姐妹三个搭伙过日子，还算舒心。
2015年12月，公司人事经理突然把三姐妹喊去，看似歉疚地说：“前几年公司效益不错，一直没亏待你们，可这几年越来越走下坡路，只能裁员，先从临时工开始裁。你们今天把东西收拾收拾，办理下交接吧。”
不管三姐妹如何哀求，经理只撂下一句话：尽快走人，马上搬离宿舍。一时间能搬去哪里？她们哀求公司領导再多通融几天，起码等她们找到落脚处。哪知，这点小小要求，对方都不答应：“不是公司的人就不能住在这，不然东西丢了，我们找谁去。”
刘雪茹气得发抖，没想到对方一点情面都不给。再细想，公司业绩一直不错，并不是人事经理说的那样啊。她百思不得其解，突然刘雪萌似乎想到什么：“记得前两天我们在楼梯口跟同事聊天，你当时说再过一年就能签合同，成正式员工，能让公司给买保险啥的吗？正巧，经理从旁边走过去，阴阳怪气的，是不是他听见了你说的话，不想和咱们签合同？”
刘雪茹越想越觉得是，咽不下这口气，她再次找到人事经理，质疑公司是不是想规避责任。经理脸色变了：“什么合同不合同，快走快走，不要在这搅事。”看着对方嫌弃的眼神，刘雪茹气得眼泪直掉。
在公司保安的监督下，三姐妹无奈搬出公司宿舍。见她们愤愤不平，有老乡出主意：“实在不行，就走仲裁程序。”三姐妹便来到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列明：公司需为她们补缴近10年的社会保险费、确认双方近10年来的劳动关系，同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庭审当天，公司只派了代理律师来。对方律师提交了三姐妹签字的“劳动关系解除同意书”、签字确认的“交接证明”。既然当事人认可，就不存在无故辞退。
律师还一再申明，三姐妹工作时间只有1年。大姐气得一下子站起来：“我们是2007来的，你们睁眼说瞎话。”律师说：“公司的工资发放单，还有其他证据，都仅能证明你们是2014年入职的。”
凡事都要求证据，三姐妹回去翻箱倒柜找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找着。公司没为她们办工资卡，没给她们办工作证，连去责任区做保洁画圈签到的单子也不在她们身边。最终，仲裁委员会裁定公司支付三姐妹2014年至2015年的未休年假工资，其余的均未支持。
寻找关键证据
刘雪茹三姐妹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张志友律师接待了她们。
梳理了前因后果，张志友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证据。必须有证据证明三姐妹已在厂里待了多年。公司没为她们办过的健康证、工作证，工资都是现金发放，证据无处可寻。三姐妹悄悄找到一位老同事，希望他做证明。对方却推脱着不愿见面。
刘雪茹只得拨通人事经理的电话。听见她的声音，对方急忙就要挂断。刘雪茹诚恳地说：“咱们共事多年，不是朋友也算不上仇人。我们就想得到一个明白话，公司急着赶我们走，不顾我们死活，是不是就不想和我们签合同？”经理火了：“公司效益不好，裁员是没办法的事，劝你们别闹了，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这段录音能证明三姐妹是被迫离开的，但依然不能證明工作年限。张志友安慰三姐妹，“再想想看，在公司待了那么久，难道就没一份公司给办的证件？类似于体检报告那样的。”经提醒，刘雪茹想起来：“暂住证行吗？公司每年都给我们办。”张志友高兴坏了：“当然算！公司为员工办理暂住证时，一般都会登记服务处所，这就是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
追回17万元
几天后，带着相关证件，张志友来到了为三姐妹办暂住证的派出所。经查询，刘雪茹和刘雪萌确于2007年6月办了第一期暂住证，此后每年都有登记，公司名称始终没变。而2012年刘雪媛又加入进来。
峰回路转，2016年年初，三姐妹以无故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将公司告到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公司的辩护律师却称，公司商议解除劳动合同时，三姐妹并无异议，更没提出经济赔偿，已经签字确认，这足以证明，她们对事实是基本确认的。张志友反驳道：“三姐妹文化不高，对相关法律条文并不十分了解。如果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不管以何种理由，都该给职工相应赔偿。”
2016年5月，法院判决远胜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三姐妹支付2014年及2015年未休年假工资，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共计约17万元。远胜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奔波了两年多，三姐妹终于喜极而泣，她们准备在北京找份新工作，重新开始生活。
（文中所涉当事人和公司均为化名，律师为真名。作者声明：未经作者同意，本文禁止转载、上网。）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
2007年3月，家住湖北省宜城市的刘雪茹、刘雪萌姐妹俩，在朋友推荐下，来到北京远胜电力施工公司上班，姐姐当厨师，妹妹则做保洁。
工作后不久，她们曾提过要跟公司签劳动合同，领导却说她们属于临时工，不用签合同。随后几年，姐妹俩的工资从七八百元涨到两千多元，且每月都按时发放，让她们少了很多担心。
一次无意中，刘雪茹听其他员工说，2008年颁布的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10年的劳动者，可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她赶紧把这好消息跟妹妹分享：“咱好好干，满10年就能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了。”
此后，姐妹俩卯足了劲干活，这期间怕引起领导不满，什么要求都不敢提，更别说年假、保险等。2012年3月，她们又把小妹刘雪媛介绍进了公司，同样做保洁员。姐妹三个搭伙过日子，还算舒心。
2015年12月，公司人事经理突然把三姐妹喊去，看似歉疚地说：“前几年公司效益不错，一直没亏待你们，可这几年越来越走下坡路，只能裁员，先从临时工开始裁。你们今天把东西收拾收拾，办理下交接吧。”
不管三姐妹如何哀求，经理只撂下一句话：尽快走人，马上搬离宿舍。一时间能搬去哪里？她们哀求公司領导再多通融几天，起码等她们找到落脚处。哪知，这点小小要求，对方都不答应：“不是公司的人就不能住在这，不然东西丢了，我们找谁去。”
刘雪茹气得发抖，没想到对方一点情面都不给。再细想，公司业绩一直不错，并不是人事经理说的那样啊。她百思不得其解，突然刘雪萌似乎想到什么：“记得前两天我们在楼梯口跟同事聊天，你当时说再过一年就能签合同，成正式员工，能让公司给买保险啥的吗？正巧，经理从旁边走过去，阴阳怪气的，是不是他听见了你说的话，不想和咱们签合同？”
刘雪茹越想越觉得是，咽不下这口气，她再次找到人事经理，质疑公司是不是想规避责任。经理脸色变了：“什么合同不合同，快走快走，不要在这搅事。”看着对方嫌弃的眼神，刘雪茹气得眼泪直掉。
在公司保安的监督下，三姐妹无奈搬出公司宿舍。见她们愤愤不平，有老乡出主意：“实在不行，就走仲裁程序。”三姐妹便来到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列明：公司需为她们补缴近10年的社会保险费、确认双方近10年来的劳动关系，同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庭审当天，公司只派了代理律师来。对方律师提交了三姐妹签字的“劳动关系解除同意书”、签字确认的“交接证明”。既然当事人认可，就不存在无故辞退。
律师还一再申明，三姐妹工作时间只有1年。大姐气得一下子站起来：“我们是2007来的，你们睁眼说瞎话。”律师说：“公司的工资发放单，还有其他证据，都仅能证明你们是2014年入职的。”
凡事都要求证据，三姐妹回去翻箱倒柜找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找着。公司没为她们办工资卡，没给她们办工作证，连去责任区做保洁画圈签到的单子也不在她们身边。最终，仲裁委员会裁定公司支付三姐妹2014年至2015年的未休年假工资，其余的均未支持。
寻找关键证据
刘雪茹三姐妹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张志友律师接待了她们。
梳理了前因后果，张志友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证据。必须有证据证明三姐妹已在厂里待了多年。公司没为她们办过的健康证、工作证，工资都是现金发放，证据无处可寻。三姐妹悄悄找到一位老同事，希望他做证明。对方却推脱着不愿见面。
刘雪茹只得拨通人事经理的电话。听见她的声音，对方急忙就要挂断。刘雪茹诚恳地说：“咱们共事多年，不是朋友也算不上仇人。我们就想得到一个明白话，公司急着赶我们走，不顾我们死活，是不是就不想和我们签合同？”经理火了：“公司效益不好，裁员是没办法的事，劝你们别闹了，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这段录音能证明三姐妹是被迫离开的，但依然不能證明工作年限。张志友安慰三姐妹，“再想想看，在公司待了那么久，难道就没一份公司给办的证件？类似于体检报告那样的。”经提醒，刘雪茹想起来：“暂住证行吗？公司每年都给我们办。”张志友高兴坏了：“当然算！公司为员工办理暂住证时，一般都会登记服务处所，这就是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
追回17万元
几天后，带着相关证件，张志友来到了为三姐妹办暂住证的派出所。经查询，刘雪茹和刘雪萌确于2007年6月办了第一期暂住证，此后每年都有登记，公司名称始终没变。而2012年刘雪媛又加入进来。
峰回路转，2016年年初，三姐妹以无故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将公司告到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公司的辩护律师却称，公司商议解除劳动合同时，三姐妹并无异议，更没提出经济赔偿，已经签字确认，这足以证明，她们对事实是基本确认的。张志友反驳道：“三姐妹文化不高，对相关法律条文并不十分了解。如果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不管以何种理由，都该给职工相应赔偿。”
2016年5月，法院判决远胜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三姐妹支付2014年及2015年未休年假工资，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共计约17万元。远胜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奔波了两年多，三姐妹终于喜极而泣，她们准备在北京找份新工作，重新开始生活。
（文中所涉当事人和公司均为化名，律师为真名。作者声明：未经作者同意，本文禁止转载、上网。）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