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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在这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内写了6年小说。房间是2006年博士毕业前向学校申请的，夹在一座学生公寓的一楼和二楼之间，其实就是一个楼梯间。
“这个房子有个好处，就是很安静，范围小，也没什么其他玩的东西，所以，比较能专心写作。”陈希我笑着说，他依然顶着一头不羁的长卷发，只是稀疏了不少。陈希我以写作题材和叙述方式的极端性成名。他在之前的作品《抓痒》和《冒犯书》中，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人性的阴冷、极度的幻灭感以及隐藏在食与性背后的人自身境遇的荒谬。爱他的人把他的作品奉为人性的解剖刀，恨他的人直斥作品的放纵。
但在新出版的小说《移民》中，陈希我的风格却有了些许的改变。“有些读者觉得《移民》没那么过瘾，确实它是比我原来小说更写实，没有像原来那么尖锐、极端，但是它这里面我仍然有极致的探寻，比如说陈千红跟魏小徵的关系。”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有读者觉得我写得不一样，他们更喜欢《移民》。”
陈千红是小说《移民》的主角，她上世纪90年代初为讨生活远渡日本赚钱，之后回国发展，近些年投资移民去了美国。《移民》用30万字描写了改革开放后的几段出国潮，从最初的偷渡客到当下投资移民的“逃离的精英”。书中有当年中国移民在海外惨淡的生存经历，也有当前影影绰绰的中国现实，比如书中的魏小徵是高官秘书，陈千红的情人，潜逃国外。
日本是陈希我熟悉的国度，上世纪80年代末的陈希我和书中的陈千红一样，在国内“混不下去了”。
大学毕业时，陈希我本可留校，但被别人顶替了。为发泄不满，他砸了中文系的学生宿舍。得到处分后，被分配到福州市城门中学教书，那里当时是农村，水牛常常踱到他宿舍窗前吃草。
“那是很不习惯的6年，但对我来说是非常安静的6年。”他在母亲帮他油印的方格纸上写小说，完成后就寄给各个出版，基本没有发表的机会。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个年代我在城门中学除了写作，实际上很苦闷。因为资讯非常闭塞，我又不跟周围的人来往，就更闭塞。那时候只想着调动工作。”
由于平时言行被认为不妥，陈希我在1980年代末又得到处分，无法调入城内。当时周围有很多人都借两万元高利贷去澳大利亚留学，边打工还债边上学，陈希我无奈也凑了两万元，但后来没走成。
女友建议陈希我去日本，她的外公外婆都是从日本回国的。陈希我的印象中“日本很有钱”。于是，当小学老师的母亲又从高利贷借来7000元。1989年上半年陈希我启程时，家里所有的钱只够维持一周的伙食。
到日本第二天，几乎不会讲日语的陈希我到学校报到，很快就把各种手续都办妥了，他觉得非常便捷。“我在日本问路，老太太竟然拄着拐杖把我带过去。但也有其他感受。”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第一个周末，他和同事去看脱衣舞，在东京的火车头广场上，抬头看到旗杆上挂着一面日本国旗，“我当时一下子觉得天地都黑暗了，因为对我来讲，从小这个太阳旗一出现，就是日本鬼子的旗，我没意识到是这个国家的国旗。当时感觉一下子感觉好不适应。这是当时对我的冲击比较大的一件事。这就是日本的两面性。”
陈希我竭尽全力打工赚钱为家里还债。清晨送报纸，但因薪水不高，他又换了一份凌晨四点多搬货物、用板车运货的工作。天亮后往学校赶。傍晚再去餐馆打工。随着日语的进步，他又找了工作，晚上到KABARE做服务生，这是一种类似夜总会的消费场所，舞台上有演出、有陪酒女郎。
在小说《移民》中，陈希我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和在夜总会的见闻都写了进去。早上搬货，晚上在夜总会，“我接触的两类人实际上都是很极端的人。我也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城市里不同的人群。”陈希我说。
他能通过背影认出300位陪酒女郎，并记住她们的熟客。陈希我说，这样的接触，让他发现客人和女郎们背后的人性，“你也不能说人性是好的还是坏的，是非常复杂的。”
那时候，陈希我发现夜总会里有个陪酒女郎每天都喝醉，她的一位熟客每次来就很霸道，也不按规定先付费。有一天，陪酒女郎得知熟客去世，坚持要去为他守夜，陈希我很不解。后来才知道，熟客收入不高，终身未娶，很多年来一直将大部分钱花在这位陪酒女郎身上。“对他来讲，她就是他唯一的老婆。像这样的人，实际上也有很多很可怜的故事。”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位陪酒女郎也成了《移民》中的原型之一。
陈希我。摄影/郑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陈希我不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是写小说的，但他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遇事就随手写下，如同画家素描一般。“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很多素材。只要有感觉我就写，有长有短，就是一种观察。”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际上更多素材在我心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感觉体验。”
1994年回国开始写《移民》时，陈希我带回了几十本写满的笔记本。
“几年间的笔记，我觉得已经记得挺好、挺多了。”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定要把构思中的《移民》写出来了，好像在日本那种匆忙的生活环境中间，你也根本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加之当时日本出现经济危机，大批工作机会减少，打工的华人受到很大影响。当年去日本留学的学生，尤其是文科生，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希望都很渺茫。很多人都只是希望能在日本打工挣一笔钱回国。
“我的目的一个是想看看世界，第二个是想挣一笔钱，毕竟有这笔钱，回来之后我能够有一笔钱养我一辈子写作。”陈希我说，回国以后，他将近10年没有工作，“这笔钱当时看来我可以养我一辈子。”
回国开始写《移民》时，陈希我发现，他所熟知的“移民潮”正在发生变化。早年他动员弟弟出国，但在旅行社上班的弟弟不干。但《移民》第一稿写完后，弟弟告诉他，全家都在办移民加拿大。 陈希我吓了一跳，他发现，渴望出国的人群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一些穷苦的人渴望出国，为了赚钱求生存，“现在这些过得比较好的要出去了。”
为了能跟上不断变化的移民群体和移民方式，《移民》的故事先后修改了3次。2012年，陈希我将儿子送出国。“他在读初中的时候，就有出国的意向了，那时候他班里就有同学出去了。我也曾跟他说，将来要出去。现在他们班上已经有十几个人出国了。”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应该还会在国内待下去。作家必须在现场。”
《移民》出版前，陈希我按出版社要求加了一些正能量的段落和句子，包括对人物命运的稍加改动。从目前情况看，和陈希我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相比，《移民》还算顺利。
51岁的陈希我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引起国内文坛关注，日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抓痒》《放逐，放逐》《大势》，小说集《冒犯书》等都获得好评。但他的作品也曾不断引发争议，被大篇幅删节，甚至无法出版。
“我是出版最累的一个作家，所以我就搞不明白，我要不要再写。有的人说你可以变一下，但是我觉得变一下就不必要写。”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我写作，说白了，我就要把内心最迫切的那种恶魔表达出来。”
从早期的短篇小说开始，到之后的《抓痒》《大势》等，陈希我总是通过他的小说中的极端描写，将都市人群的疏离、无聊、厌倦和平日努力深藏的黑暗情绪展示在读者面前。
“我的这个状态特别适合都市，把握都市的本质。我们是一边在建设都市，越来越光鲜，但实际上越建设我们的内心越荒凉。”陈希我说。
他常会在福州五四路观察高耸的办公楼、酒吧和疲惫的人群。
“我觉得都市也不一定是一个场景，它是一种思维方式，都市表面上看可能它是很繁华的，非常光鲜的，但实际上都市是废墟、是绝望的、是疲惫的。可能我更容易去感受这些东西。一个作家，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如果是感受到黑暗，感受到了这种污秽，感受到这种疲惫，感受到这种废墟，那他可能在写作上就是一个都市作家。而相反，你如果在这个都市里面，你感受的是阳光，你感受到是一个草坪，你就不是都市作家，这个都市就写不好。”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都市的面目就是一种恶的面目。有的人可能他一辈子不写都市，但是他内心里面也都有绝望感，实际上都市的表面是一回事，内心的面目就是一种绝望，一种恶， 一种灰暗，一种无望。”
“这个房子有个好处，就是很安静，范围小，也没什么其他玩的东西，所以，比较能专心写作。”陈希我笑着说，他依然顶着一头不羁的长卷发，只是稀疏了不少。陈希我以写作题材和叙述方式的极端性成名。他在之前的作品《抓痒》和《冒犯书》中，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人性的阴冷、极度的幻灭感以及隐藏在食与性背后的人自身境遇的荒谬。爱他的人把他的作品奉为人性的解剖刀，恨他的人直斥作品的放纵。
但在新出版的小说《移民》中，陈希我的风格却有了些许的改变。“有些读者觉得《移民》没那么过瘾，确实它是比我原来小说更写实，没有像原来那么尖锐、极端，但是它这里面我仍然有极致的探寻，比如说陈千红跟魏小徵的关系。”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有读者觉得我写得不一样，他们更喜欢《移民》。”
把亲身经历写进小说
陈千红是小说《移民》的主角，她上世纪90年代初为讨生活远渡日本赚钱，之后回国发展，近些年投资移民去了美国。《移民》用30万字描写了改革开放后的几段出国潮，从最初的偷渡客到当下投资移民的“逃离的精英”。书中有当年中国移民在海外惨淡的生存经历，也有当前影影绰绰的中国现实，比如书中的魏小徵是高官秘书，陈千红的情人，潜逃国外。
日本是陈希我熟悉的国度，上世纪80年代末的陈希我和书中的陈千红一样，在国内“混不下去了”。
大学毕业时，陈希我本可留校，但被别人顶替了。为发泄不满，他砸了中文系的学生宿舍。得到处分后，被分配到福州市城门中学教书，那里当时是农村，水牛常常踱到他宿舍窗前吃草。
“那是很不习惯的6年，但对我来说是非常安静的6年。”他在母亲帮他油印的方格纸上写小说，完成后就寄给各个出版，基本没有发表的机会。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个年代我在城门中学除了写作，实际上很苦闷。因为资讯非常闭塞，我又不跟周围的人来往，就更闭塞。那时候只想着调动工作。”
由于平时言行被认为不妥，陈希我在1980年代末又得到处分，无法调入城内。当时周围有很多人都借两万元高利贷去澳大利亚留学，边打工还债边上学，陈希我无奈也凑了两万元，但后来没走成。
女友建议陈希我去日本，她的外公外婆都是从日本回国的。陈希我的印象中“日本很有钱”。于是，当小学老师的母亲又从高利贷借来7000元。1989年上半年陈希我启程时，家里所有的钱只够维持一周的伙食。
到日本第二天，几乎不会讲日语的陈希我到学校报到，很快就把各种手续都办妥了，他觉得非常便捷。“我在日本问路，老太太竟然拄着拐杖把我带过去。但也有其他感受。”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第一个周末，他和同事去看脱衣舞，在东京的火车头广场上，抬头看到旗杆上挂着一面日本国旗，“我当时一下子觉得天地都黑暗了，因为对我来讲，从小这个太阳旗一出现，就是日本鬼子的旗，我没意识到是这个国家的国旗。当时感觉一下子感觉好不适应。这是当时对我的冲击比较大的一件事。这就是日本的两面性。”
陈希我竭尽全力打工赚钱为家里还债。清晨送报纸，但因薪水不高，他又换了一份凌晨四点多搬货物、用板车运货的工作。天亮后往学校赶。傍晚再去餐馆打工。随着日语的进步，他又找了工作，晚上到KABARE做服务生，这是一种类似夜总会的消费场所，舞台上有演出、有陪酒女郎。
在小说《移民》中，陈希我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和在夜总会的见闻都写了进去。早上搬货，晚上在夜总会，“我接触的两类人实际上都是很极端的人。我也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城市里不同的人群。”陈希我说。
他能通过背影认出300位陪酒女郎，并记住她们的熟客。陈希我说，这样的接触，让他发现客人和女郎们背后的人性，“你也不能说人性是好的还是坏的，是非常复杂的。”
那时候，陈希我发现夜总会里有个陪酒女郎每天都喝醉，她的一位熟客每次来就很霸道，也不按规定先付费。有一天，陪酒女郎得知熟客去世，坚持要去为他守夜，陈希我很不解。后来才知道，熟客收入不高，终身未娶，很多年来一直将大部分钱花在这位陪酒女郎身上。“对他来讲，她就是他唯一的老婆。像这样的人，实际上也有很多很可怜的故事。”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位陪酒女郎也成了《移民》中的原型之一。
《移民》之外的现实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陈希我不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是写小说的，但他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遇事就随手写下，如同画家素描一般。“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很多素材。只要有感觉我就写，有长有短，就是一种观察。”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际上更多素材在我心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感觉体验。”
1994年回国开始写《移民》时，陈希我带回了几十本写满的笔记本。
“几年间的笔记，我觉得已经记得挺好、挺多了。”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定要把构思中的《移民》写出来了，好像在日本那种匆忙的生活环境中间，你也根本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加之当时日本出现经济危机，大批工作机会减少，打工的华人受到很大影响。当年去日本留学的学生，尤其是文科生，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希望都很渺茫。很多人都只是希望能在日本打工挣一笔钱回国。
“我的目的一个是想看看世界，第二个是想挣一笔钱，毕竟有这笔钱，回来之后我能够有一笔钱养我一辈子写作。”陈希我说，回国以后，他将近10年没有工作，“这笔钱当时看来我可以养我一辈子。”
回国开始写《移民》时，陈希我发现，他所熟知的“移民潮”正在发生变化。早年他动员弟弟出国，但在旅行社上班的弟弟不干。但《移民》第一稿写完后，弟弟告诉他，全家都在办移民加拿大。 陈希我吓了一跳，他发现，渴望出国的人群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一些穷苦的人渴望出国，为了赚钱求生存，“现在这些过得比较好的要出去了。”
为了能跟上不断变化的移民群体和移民方式，《移民》的故事先后修改了3次。2012年，陈希我将儿子送出国。“他在读初中的时候，就有出国的意向了，那时候他班里就有同学出去了。我也曾跟他说，将来要出去。现在他们班上已经有十几个人出国了。”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应该还会在国内待下去。作家必须在现场。”
写出内心的绝望感
《移民》出版前，陈希我按出版社要求加了一些正能量的段落和句子，包括对人物命运的稍加改动。从目前情况看，和陈希我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相比，《移民》还算顺利。
51岁的陈希我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引起国内文坛关注，日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抓痒》《放逐，放逐》《大势》，小说集《冒犯书》等都获得好评。但他的作品也曾不断引发争议，被大篇幅删节，甚至无法出版。
“我是出版最累的一个作家，所以我就搞不明白，我要不要再写。有的人说你可以变一下，但是我觉得变一下就不必要写。”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我写作，说白了，我就要把内心最迫切的那种恶魔表达出来。”
从早期的短篇小说开始，到之后的《抓痒》《大势》等，陈希我总是通过他的小说中的极端描写，将都市人群的疏离、无聊、厌倦和平日努力深藏的黑暗情绪展示在读者面前。
“我的这个状态特别适合都市，把握都市的本质。我们是一边在建设都市，越来越光鲜，但实际上越建设我们的内心越荒凉。”陈希我说。
他常会在福州五四路观察高耸的办公楼、酒吧和疲惫的人群。
“我觉得都市也不一定是一个场景，它是一种思维方式，都市表面上看可能它是很繁华的，非常光鲜的，但实际上都市是废墟、是绝望的、是疲惫的。可能我更容易去感受这些东西。一个作家，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如果是感受到黑暗，感受到了这种污秽，感受到这种疲惫，感受到这种废墟，那他可能在写作上就是一个都市作家。而相反，你如果在这个都市里面，你感受的是阳光，你感受到是一个草坪，你就不是都市作家，这个都市就写不好。”陈希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都市的面目就是一种恶的面目。有的人可能他一辈子不写都市，但是他内心里面也都有绝望感，实际上都市的表面是一回事，内心的面目就是一种绝望，一种恶， 一种灰暗，一种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