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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采访从业近三十年的环保记者汪永晨，话题从媒体的话语空间谈起。
“我1988年开始做环境报道，当时环保是没有禁忌的，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也没这么紧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记者的汪永晨开始利用电台、电视节目，或联合各地媒体跟污染企业“死磕”。在她的回忆里，那个年代的法律尚不如现在健全，但媒体对中国的环境保护起了不小作用。
在一些报道中，汪永晨是一副“疯子”形象—冲动、激进、想把身家性命都彻底投入到保护中国环境的滚滚激流中……一家媒体记者曾采访汪永晨，两人聊了一个晚上。之后，该记者写了一篇题为《汪永晨：一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的人物报道。汪永晨颇为生气，“我说我确实狂热，我那天晚上发着烧才接受你的采访。”
1954年，汪永晨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亲历父母在“文革”中被批斗、下放干校等诸多变故，“从小就知道做人要收敛，不能太张扬。”她认为自己足够谨慎，即便是接受外媒采访，也只在被允许的范围内表达。“我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来的，知道限制在哪里，没必要去突破。我希望留住自己的话语权，如果尺度太大，可能就被封杀了。”
对汪永晨的诸多非议，大抵与她的“反坝”有关。
2003年，云南省政府立项在怒江开发十三级水电站，汪永晨联合专家、媒体和NGO三次上书向中央陈情，每次均获温家宝“科学研究、慎重决策”的批示，怒江的水电项目因此屡次搁置。“建坝”与“反坝”的拉锯战，一直持续至今。2006年，她发起“江河十年行”行动。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带领一百多个记者实地调查、报道西南部的大江大河沿岸被水电开发破坏的生态环境、文化和民生。
对报道专业性的质疑，一直围绕着汪永晨。2005年，方舟子讽刺她连千瓦和千瓦时都分不清楚，却妄谈反对水电。汪永晨回应称，她是站在记者的角度做报道。“方舟子说他采访了当地的老百姓，70%的人都愿意修大坝。那我就告诉他，我采访了100个人，90%的人都愿意修大坝。但我会继续问百姓知不知道什么叫大坝，他们说不知道。我再问既然不知道为什么还愿意，他们回答因为政府说好，他们相信政府。这是我跟他的区别。”
汪永晨的这些行动让社会更关注江河流域的生态和民生，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想靠修坝发展经济的人。“江河十年行”的队伍时常被视为异类，汪永晨自嘲，在怒江她就是一个危险分子，总像“瘟神”一样被审查。2014年，怒江的一个村长斥责汪永晨别再来捣乱：“你们能为怒江做什么？”
汪永晨对“反坝者”阻碍了怒江经济发展的说法愤愤不平，而且认为水电开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多归于国有大集团，沿江百姓并无受益。她说怒江一些没有建水电站的地方，现在不仅政府大楼盖得好，甚至连小学的桌子板凳、学生们穿的衣服都是各个地方捐来的，“原来那就是一个破烂的小渔村，没有我们十多年的报道，以前谁知道他们怒江啊？”
2015年3月，极限皮艇挑战赛将竞赛地点选在了尚拥有天然激流的怒江。这一赛事产生的旅游、住宿、餐饮等消费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收入。汪永晨在观看比赛时，目光和当地政府派来跟踪她的人偶然相撞，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笑着，“后来我跟他说，你得请我吃饭表示感谢。因为如果没有我们反对修大坝，就没有这个激流，就没有国际大赛。然后他笑着说‘行，但只吃饭，不说别的’。”
汪永晨认为自己是乐观主义者，“在别人看来，我要么就是有病，要么就是极端，要么就是狂热。其实我真的不是那种人。所有跟我相处的人，都觉得我很温和。”
她对这些评价并不介怀。“无所谓。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在乎的是这件事能成，怒江能保留下来。”
近十年的调查中，汪永晨发现沿江的政府官员各有苦衷，“比如金沙江的溪洛渡水电站，当地的环保局长现在的所有工作都围绕着移民。三峡集团建完大坝以后就只管发电收钱去了，剩下一大摊事都是政府部门的人去面对。”汪永晨计划今后去采访十个沿江一带的环保局局长，报道政府面临的困境。
这样的计划离不开资金支持，但汪永晨却是一个不知道如何“找钱”的人。她在1996年创立的公益组织绿家园一直处于资金短缺的境地，至今只有两名全职人员。绿色记者沙龙项目开办15年只获得过一家芬兰基金会数千美元的资助。2014年，绿家园的十万元运行经费甚至只能由汪永晨自掏腰包。
即便是绿家园仅有的对外捐赠—为怒江贫困小学援建阅览室，汪永晨也是靠义卖她出版的环保书籍来筹资。但是，那些书并不受出版社青睐。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愿意免费替她出书，但绿家园需要包购一千册。“这一千册就得自己卖掉。我们卖不掉，现在每个月还得花350块钱租一个房间来堆书，因为卖不了那么快。”
很长一段时间里，汪永晨扛着笨重的书籍四处推销，行李箱拉坏了好几个。有一次，她看到朋友的钱包里有钱便要求其买书，结果被调侃：别人钱包里的钱也敢花。久而久之，她落下了“杀熟”的名声。
提起募款的困境，汪永晨的情绪有些低落。但随即她又说绿家园的可贵之处不在于有钱、有规模，而在于长年累月的坚持：绿色记者沙龙坚持了15年，江河十年行坚持了十年，实地探查北京河流的乐水行坚持了7年……
“你可以现在去找任何一个中国的环保组织，像我们每周、每月、每年，坚持十年左右一直在做活动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坚持，是汪永晨认为绿家园独树一帜之处，“干嘛非得说，我没找来钱就认为我很失败？在‘坚持’这一点上，我很希望我的做法得到推广。”
采访结束时，汪永晨称，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定不会选择做公益人，“我继续做记者会更出色，央广的平台也更大，可以让更多人关注（环保）。”
“我1988年开始做环境报道，当时环保是没有禁忌的，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也没这么紧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记者的汪永晨开始利用电台、电视节目，或联合各地媒体跟污染企业“死磕”。在她的回忆里，那个年代的法律尚不如现在健全，但媒体对中国的环境保护起了不小作用。
在一些报道中，汪永晨是一副“疯子”形象—冲动、激进、想把身家性命都彻底投入到保护中国环境的滚滚激流中……一家媒体记者曾采访汪永晨，两人聊了一个晚上。之后，该记者写了一篇题为《汪永晨：一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的人物报道。汪永晨颇为生气，“我说我确实狂热，我那天晚上发着烧才接受你的采访。”
1954年，汪永晨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亲历父母在“文革”中被批斗、下放干校等诸多变故，“从小就知道做人要收敛，不能太张扬。”她认为自己足够谨慎，即便是接受外媒采访，也只在被允许的范围内表达。“我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来的，知道限制在哪里，没必要去突破。我希望留住自己的话语权，如果尺度太大，可能就被封杀了。”
对汪永晨的诸多非议，大抵与她的“反坝”有关。
2003年，云南省政府立项在怒江开发十三级水电站，汪永晨联合专家、媒体和NGO三次上书向中央陈情，每次均获温家宝“科学研究、慎重决策”的批示，怒江的水电项目因此屡次搁置。“建坝”与“反坝”的拉锯战，一直持续至今。2006年，她发起“江河十年行”行动。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带领一百多个记者实地调查、报道西南部的大江大河沿岸被水电开发破坏的生态环境、文化和民生。
对报道专业性的质疑，一直围绕着汪永晨。2005年，方舟子讽刺她连千瓦和千瓦时都分不清楚，却妄谈反对水电。汪永晨回应称，她是站在记者的角度做报道。“方舟子说他采访了当地的老百姓，70%的人都愿意修大坝。那我就告诉他，我采访了100个人，90%的人都愿意修大坝。但我会继续问百姓知不知道什么叫大坝，他们说不知道。我再问既然不知道为什么还愿意，他们回答因为政府说好，他们相信政府。这是我跟他的区别。”
汪永晨的这些行动让社会更关注江河流域的生态和民生，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想靠修坝发展经济的人。“江河十年行”的队伍时常被视为异类，汪永晨自嘲，在怒江她就是一个危险分子，总像“瘟神”一样被审查。2014年，怒江的一个村长斥责汪永晨别再来捣乱：“你们能为怒江做什么？”
汪永晨对“反坝者”阻碍了怒江经济发展的说法愤愤不平，而且认为水电开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多归于国有大集团，沿江百姓并无受益。她说怒江一些没有建水电站的地方，现在不仅政府大楼盖得好，甚至连小学的桌子板凳、学生们穿的衣服都是各个地方捐来的，“原来那就是一个破烂的小渔村，没有我们十多年的报道，以前谁知道他们怒江啊？”
2015年3月，极限皮艇挑战赛将竞赛地点选在了尚拥有天然激流的怒江。这一赛事产生的旅游、住宿、餐饮等消费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收入。汪永晨在观看比赛时，目光和当地政府派来跟踪她的人偶然相撞，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笑着，“后来我跟他说，你得请我吃饭表示感谢。因为如果没有我们反对修大坝，就没有这个激流，就没有国际大赛。然后他笑着说‘行，但只吃饭，不说别的’。”
汪永晨认为自己是乐观主义者，“在别人看来，我要么就是有病，要么就是极端，要么就是狂热。其实我真的不是那种人。所有跟我相处的人，都觉得我很温和。”
她对这些评价并不介怀。“无所谓。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在乎的是这件事能成，怒江能保留下来。”
近十年的调查中，汪永晨发现沿江的政府官员各有苦衷，“比如金沙江的溪洛渡水电站，当地的环保局长现在的所有工作都围绕着移民。三峡集团建完大坝以后就只管发电收钱去了，剩下一大摊事都是政府部门的人去面对。”汪永晨计划今后去采访十个沿江一带的环保局局长，报道政府面临的困境。
这样的计划离不开资金支持，但汪永晨却是一个不知道如何“找钱”的人。她在1996年创立的公益组织绿家园一直处于资金短缺的境地，至今只有两名全职人员。绿色记者沙龙项目开办15年只获得过一家芬兰基金会数千美元的资助。2014年，绿家园的十万元运行经费甚至只能由汪永晨自掏腰包。
即便是绿家园仅有的对外捐赠—为怒江贫困小学援建阅览室，汪永晨也是靠义卖她出版的环保书籍来筹资。但是，那些书并不受出版社青睐。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愿意免费替她出书，但绿家园需要包购一千册。“这一千册就得自己卖掉。我们卖不掉，现在每个月还得花350块钱租一个房间来堆书，因为卖不了那么快。”
很长一段时间里，汪永晨扛着笨重的书籍四处推销，行李箱拉坏了好几个。有一次，她看到朋友的钱包里有钱便要求其买书，结果被调侃：别人钱包里的钱也敢花。久而久之，她落下了“杀熟”的名声。
提起募款的困境，汪永晨的情绪有些低落。但随即她又说绿家园的可贵之处不在于有钱、有规模，而在于长年累月的坚持：绿色记者沙龙坚持了15年，江河十年行坚持了十年，实地探查北京河流的乐水行坚持了7年……
“你可以现在去找任何一个中国的环保组织，像我们每周、每月、每年，坚持十年左右一直在做活动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坚持，是汪永晨认为绿家园独树一帜之处，“干嘛非得说，我没找来钱就认为我很失败？在‘坚持’这一点上，我很希望我的做法得到推广。”
采访结束时，汪永晨称，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定不会选择做公益人，“我继续做记者会更出色，央广的平台也更大，可以让更多人关注（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