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韩非子有个著名的法学观点：“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换一个说法，就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体现出法家公正的立场。相对而言，儒家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显得有些包庇纵容统治集团的意味。
　　近日读《管子》，发现管子的法治思想，与韩非子多有暗合之处。他在《君臣》中言：“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这句话，套用今天的说法，是把君权也关进了法律的笼子里。管子的思想，非常可贵的一点，是他认为君主也是必须要依循法律办事的，如果弃法行私，必将导致国家的动乱。管子的这一思想，现在看来，是非常光辉的。
　　在《君臣》一文中，管子还具体论述了公与私的关系。他说：“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浸久而不知，奸心得无积乎？奸心之积也，其大者有侵逼杀上之祸，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这段文字说的是，如果君主不能去私行法，臣子就很容易假公济私。而假公济私的结果，大者弑君，小者国家动荡，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虽然旧时代的法律，还只能是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所谓“民意”还根本提不上。但是，即使是作为统治阶层意志体现的法律，也必须适当考虑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一部法律如果完全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背道而驰，那这部法律要施行，也是非常困难的。秦国之所以在战国纷争中脱颖而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商鞅的那部法律，奖励耕战，从而极大调动了下层百姓农耕和作战的积极性。就这个意义上，统治者去私行法，在客观上就是在维护百姓的利益，自然也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
　　不仅法家，就是儒家也非常强调“公”，反对“私”。《荀子》在《君道》中说：“至道大行，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使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
　　我们知道，荀子的思想，是“礼”与“法”并重的，从上面这段引文中也可见一斑。但是，荀子强调“塞私门”“达公道”，这是典型的法治思维，上承管子，下启韩非子。虽然说，在一个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监督的旧时代，要求统治者完全依法办事不带私心那是天方夜谭，但是，这种理想却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可以说，凡是依法办事相对做得比较好的时代，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有可能；凡是假公济私徇私舞弊的时代，社会就乱成一团糟。
　　我们今天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寻找有益的资源。我们在“公私关系”中抽绎出古圣先贤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可以为今天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镜鉴。事实上，我们当代中国人，很多时候还没有很好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我们的生活中，“权大于法”的现象还比比皆是。像管子说的，“为人上者释法行私”，为小集团甚至是个人的利益不惜突破法律的底线，结果自然是玩火者必自焚。就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假公济私”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我们中国人还不能很好地区分“公”与“私”，将公物占为私有，还是最表面的陋习，更为隐形，也更为深层次的陋习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常常是，这件事对我有没有好处。我們中国人考虑问题，很难站在公共立场，抛开个人私利，去追求一种道义。说实在，“道义”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有些奢侈。因为考虑问题从来没有站在“公义”角度的习惯，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很难达成共识，相互扯皮，内耗严重。就这个意义上，荀子强调“公察”，真是再明智不过了。
　　最后，还提一提墨子。墨子的思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为百姓说话，显得很平民化，很亲切。他在《法仪》中强调“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墨子看到“天”无私的一面，所以主张“法天”。这“无私”的一面，也恰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这个意义上，儒、道、法、墨，在倡导“无私”这一点上，是不约而同的。天地无私，所以能公平地与和取。它与，不是对你的恩惠；它取，不是对你的仇视。这恰如法律，它对你的裁决，取决于案件本身，没有任何私人情感掺和其中。它判你胜诉，是因为你不得不胜诉；它判你败诉，是因为你不得不败诉。所以，法官的帽徽上，有一架天平，也就是“法”天之公平的意思。
　　文章写到这里，大约有两点可以强调。第一点，在上位者，要和庶民一道，尊重法律，不能网开一面，不能用手中的公权，去交换私利；在上位者只有秉公办事，抛弃私利，人民才会如草上之风，必偃。第二点，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必须有“公道”的立场，在考虑群体问题的时候，要抛弃个人私利。一个人的格局要大一些，眼光要开阔些。心端正了，想问题也就公正了。每个人都站在公共的立场上，公正地思考问题，很多涉及群体利益的事情，就很容易达成共识。内耗少了，人民的获得感，才会更多。
　　“塞私门”“达公道”，希望这能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编辑 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