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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凌烟阁，涉猎历史者都知道，那是唐贞观十七年（643）将24位开国功臣图画于其上的所在，唐太宗作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绘图。作为大唐盛世最高的历史定位，这24位功臣的荣耀程度不亚于后世的封帅授衔，镌功立碑。
多事之秋
“贞观之治”共23年，凌烟阁图像之日，17年已经过去了，而这一年，恰逢多事之秋。
图像于年初安妥时，排于第四位的魏征病故了。紧接着，太子李承乾与侯君集等人谋图不轨之事败露，太子废，诛侯君集（侯君集是凌烟阁上第17号人物）。当时，朝鲜半岛共有三个封建国家，高丽、北济、新罗，贞观初年，高丽与北济同伐与唐亲近的新罗，新罗多次向唐告急，对于此事，唐太宗一直隐忍不发。李承乾废后，唐太宗对众臣说道：“盖苏文谋杀了他的国主并独揽了高丽国政，不断地欺凌新罗，太过分了。现在动用我们的兵力打败他并不困难，但我不想动用军队，先让契丹、靺鞨去搅扰他、警告他，这样可行吗？”
66岁的房玄龄听出太宗有用兵之意，说道：“臣闻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东，人贫国败，实此之由，唯陛下详察。”房玄龄是凌烟阁上排名第五的老臣，引史据典，持论沉重，唐太宗称许他说得好。
口头上称许，太宗心底却不以为然。
翌年七月，敕闫立德等人在洪州、饶州、江州造船400艘，以备出征之用。十一月，亲幸洛阳，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谕天下征高丽。作为经略天下的政治家、军事家，太宗幸洛阳之前夕，召来已经悬车致仕的郑元璹（此人参加过隋炀帝征高丽的战争），亲询当年用兵的经验。郑元璹奏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这简短的一句话，却道出了战事容易旷日持久而不利于出兵的局势，确为经验之谈。
褚遂良看到上了凌烟阁的张亮也不赞成出兵，但又“屡谏不纳”，便上前进曰：“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江，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褚遂良虽然只围绕战略方针作设想，假如与郑元璹的话联系起来看，谏阻的意思就非常明显。
在这样的气氛里，唐太宗还是毅然决定亲征高丽。凌烟阁排于第七位的尉迟恭在当年是多次救过李世民性命的名将，见圣意难回，即又后退一步，对“御驾亲征”进行劝阻，他认为高丽乃“边隅小国，不足以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或不胜，恐为所笑。伏请委以良将，自可立时摧灭”。尉迟恭在言词上是想用“杀鸡焉用牛刀”来劝阻“亲征”，可奏言中又掺进了“倘或不胜”四个字。唐太宗岂能不明白他的意思，便采取了“不从其谏”的态度。
大唐与高丽间的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大幕。
唐王东征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太宗亲率十余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击高丽。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写道：
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八九月至二三月为寒冻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餱粮之运输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
陈寅恪所言正与郑元璹所强调的天时、地利相一致。
而高丽方面非常重视这次战役，盖苏文对唐军 “倾国以拒”，死力抵御。
唐太宗只能贯彻速战速决的方针。辽多沼泽地，车马不能通行，太宗命凌烟阁上的首席人物长孙无忌率万余人割柴草填道，太宗亲自捆柴草于马鞍头，以身示范，帮助填道。兵至营州，诏令将征辽阵亡士卒的骸骨集于柳城东南，太宗亲自作文祭奠，泣下致哀。攻打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矢射中，太宗亲自为其伤口吮血……年近半百的皇上，不辞辛苦，屈尊表率，也就是为了实现速战取胜的最后战果。攻打安市城（今辽阳市西南）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盖苏文从各地调集15万大军全力增援，双方浴血死战的结局，唐军 “六旬不能克”。是时已近秋末，严冬将届，草枯水冻，军食将尽，士马难于久留，唐太宗不得不于九月下令班师。归途又遇暴风雪，士卒冻死很多，唐太宗这才扫兴地叹息了一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之叹，不由人联想到400多年前曹操征荆州败退时的叹息：“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曹操之叹，可是一败涂地时的由衷之叹。然而，李世民之叹呢？
返思当年，李世民马背上西战东讨，横扫群雄，硬是从林立的刀剑丛中夺得了天下。事情过去了近20年，李世民重上战场，英风依旧，年岁与体质上也并未步入老境，为什么一下子沦落得这么不景气呢？落到这个地步，唐太宗却还不承认这是失败，将军队迫不得已后撤称曰“班师”，且仍在吹嘘“所向必摧、所攻无敌”，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么。大凡政治上成功的人物，必致好大喜功，亟欲扬威异域，要这样的角色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的失败，委实是很艰难了。
直言敢谏的魏征业已下世三年了，班师途中叹惋其逝，说唐太宗这次东征感到扫兴是可以的，或许是心灰意冷时的一种自嘲，也无妨视为对这三年间诸多进谏者的一种嘲讽——尔等虽然对我的东征之举有所谏阻，为什么不能像魏征那样不惜一命而进行死谏呢！
沿着唐太宗的思维逻辑，我想假设： 在这般时候，如果魏征在世而仍然挺身死谏，会不会白白地送终老命？
夕阳残照
班师回到长安，唐太宗未有反省，更无翻悔之意。
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他准备复征高丽，被众大臣谏止;八月，发江南十二州又造大船数百，拟重征高丽。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下诏于剑南造舰，准备再征高丽。从这一系列的举动来看，他对贞观十九年（645）亲征高丽失利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也可见班师途中对魏征的怀念与叹惋，并非发自内心的由衷之叹。 凌烟阁里紧排于魏征其后的，是老臣房玄龄。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32年，天下号为贤相。对于魏征、房玄龄，太宗是相当器重的。《贞观政要》载：
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
魏征病故不久，房玄龄对东征高丽之事曾有过劝谏。而今71岁，病情日益加重，他对儿子说：“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欲再征高丽，方为国害。主人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乃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于是，房玄龄扶病于床，用最后一口气写下了长逾千言的谏表。这里摘录百余字于下：
……陛下每决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兹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槥车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之冤痛也……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预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诸葛亮曾经写过《出师表》，房玄龄这里写的可算是《谏出师表》了。这样的尸谏性（写成后房玄龄即病故）文字，天地阅罢也会为之动容，可《贞观政要》里却这样记载：
太宗见表，叹曰：“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虽谏不从，终为善策。
既然承认是好的献策，为什么又不采纳呢？莫非君臣感情上有嫌隙么？房玄龄病笃时，太宗命凿苑垣以便候问，最后诀别时，他是握着房玄龄的手以泪洗面的。问题很显然，感情归感情，政见归政见。当年勇决、明断、果敢的一代英主，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不就是因为登上龙椅，背上了“至尊”的包袱么？
尘世之人一旦被尊为“天子”，当即也就异化成非感情可为撼动的物类。大约在房玄龄上疏之前，眼见宫室互兴、军旅亟动，太宗的爱妃徐惠也上过近千言的一疏进行规谏。因为徐惠聪颖好学，遍涉经史，此疏宏伟严谨，声情并茂，真诚感人，着实难能可贵。疏中有这样的话：“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徐惠的祝愿和美好的期望虽属泡影，对唐太宗的晚年却作了一个逼真到位的总结。
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去世，二十三年（649），李世民去世，到了贞观二十四年（650），风华正好的徐惠才24岁，因思念太宗，忧劳成疾，病情一天天加重，却又拒绝诊治。她对亲近的人说道：“我所以这样，就是想早些死去，让我的灵魂日夜侍奉于太宗身边。太宗待我仁厚，我死后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唐王朝征讨高丽之事，就这样有始无终地画上了句号。
李世民属于中国封建帝王中首屈一指的佼佼者。45岁之前的20多年间，其文治武功如日东升，渐渐地登上了最高峰，凌烟阁画像正是达于顶巅的一个图腾。山到极顶，必然下趋。自图腾形成之日始，“贞观之治”的后七年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下坡路。乍然看去，是唐太宗渐渐变得刚愎、执拗的性格所导致——主观武断，一意孤行，褪失了当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无往而不胜的创业气象。
认真地解剖东征高丽一事，可见“贞观之治”由胜转衰的原因：功成于纳谏，事败于拒谏。凌烟阁图像之后，面对诸多谏诤，太宗是外持虚怀听谏的姿态，而内抱清风过耳的成见，不管大臣们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谏，一概是无动于衷了。当年形成的纳谏之风，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历史从来都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英明如李世民者，千古一帝，空前绝后，也并未悟得这样一条真理。
江西赣江滨的滕王阁，是在李世民下世四年后建成的，因为“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千余年往矣，依然为驰誉华夏的四大名楼之一。凌烟阁呢？“凌烟”固然有出于云表之上的寓意，却是经不住历史车轮的洗磨。如今的西安市熙熙攘攘，有谁能知道凌烟阁遗址的具体位置呢？就连这“凌烟阁”三个字，人们也很陌生了……
多事之秋
“贞观之治”共23年，凌烟阁图像之日，17年已经过去了，而这一年，恰逢多事之秋。
图像于年初安妥时，排于第四位的魏征病故了。紧接着，太子李承乾与侯君集等人谋图不轨之事败露，太子废，诛侯君集（侯君集是凌烟阁上第17号人物）。当时，朝鲜半岛共有三个封建国家，高丽、北济、新罗，贞观初年，高丽与北济同伐与唐亲近的新罗，新罗多次向唐告急，对于此事，唐太宗一直隐忍不发。李承乾废后，唐太宗对众臣说道：“盖苏文谋杀了他的国主并独揽了高丽国政，不断地欺凌新罗，太过分了。现在动用我们的兵力打败他并不困难，但我不想动用军队，先让契丹、靺鞨去搅扰他、警告他，这样可行吗？”
66岁的房玄龄听出太宗有用兵之意，说道：“臣闻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东，人贫国败，实此之由，唯陛下详察。”房玄龄是凌烟阁上排名第五的老臣，引史据典，持论沉重，唐太宗称许他说得好。
口头上称许，太宗心底却不以为然。
翌年七月，敕闫立德等人在洪州、饶州、江州造船400艘，以备出征之用。十一月，亲幸洛阳，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谕天下征高丽。作为经略天下的政治家、军事家，太宗幸洛阳之前夕，召来已经悬车致仕的郑元璹（此人参加过隋炀帝征高丽的战争），亲询当年用兵的经验。郑元璹奏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这简短的一句话，却道出了战事容易旷日持久而不利于出兵的局势，确为经验之谈。
褚遂良看到上了凌烟阁的张亮也不赞成出兵，但又“屡谏不纳”，便上前进曰：“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江，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褚遂良虽然只围绕战略方针作设想，假如与郑元璹的话联系起来看，谏阻的意思就非常明显。
在这样的气氛里，唐太宗还是毅然决定亲征高丽。凌烟阁排于第七位的尉迟恭在当年是多次救过李世民性命的名将，见圣意难回，即又后退一步，对“御驾亲征”进行劝阻，他认为高丽乃“边隅小国，不足以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或不胜，恐为所笑。伏请委以良将，自可立时摧灭”。尉迟恭在言词上是想用“杀鸡焉用牛刀”来劝阻“亲征”，可奏言中又掺进了“倘或不胜”四个字。唐太宗岂能不明白他的意思，便采取了“不从其谏”的态度。
大唐与高丽间的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大幕。
唐王东征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太宗亲率十余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击高丽。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写道：
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八九月至二三月为寒冻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餱粮之运输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
陈寅恪所言正与郑元璹所强调的天时、地利相一致。
而高丽方面非常重视这次战役，盖苏文对唐军 “倾国以拒”，死力抵御。
唐太宗只能贯彻速战速决的方针。辽多沼泽地，车马不能通行，太宗命凌烟阁上的首席人物长孙无忌率万余人割柴草填道，太宗亲自捆柴草于马鞍头，以身示范，帮助填道。兵至营州，诏令将征辽阵亡士卒的骸骨集于柳城东南，太宗亲自作文祭奠，泣下致哀。攻打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矢射中，太宗亲自为其伤口吮血……年近半百的皇上，不辞辛苦，屈尊表率，也就是为了实现速战取胜的最后战果。攻打安市城（今辽阳市西南）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盖苏文从各地调集15万大军全力增援，双方浴血死战的结局，唐军 “六旬不能克”。是时已近秋末，严冬将届，草枯水冻，军食将尽，士马难于久留，唐太宗不得不于九月下令班师。归途又遇暴风雪，士卒冻死很多，唐太宗这才扫兴地叹息了一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之叹，不由人联想到400多年前曹操征荆州败退时的叹息：“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曹操之叹，可是一败涂地时的由衷之叹。然而，李世民之叹呢？
返思当年，李世民马背上西战东讨，横扫群雄，硬是从林立的刀剑丛中夺得了天下。事情过去了近20年，李世民重上战场，英风依旧，年岁与体质上也并未步入老境，为什么一下子沦落得这么不景气呢？落到这个地步，唐太宗却还不承认这是失败，将军队迫不得已后撤称曰“班师”，且仍在吹嘘“所向必摧、所攻无敌”，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么。大凡政治上成功的人物，必致好大喜功，亟欲扬威异域，要这样的角色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的失败，委实是很艰难了。
直言敢谏的魏征业已下世三年了，班师途中叹惋其逝，说唐太宗这次东征感到扫兴是可以的，或许是心灰意冷时的一种自嘲，也无妨视为对这三年间诸多进谏者的一种嘲讽——尔等虽然对我的东征之举有所谏阻，为什么不能像魏征那样不惜一命而进行死谏呢！
沿着唐太宗的思维逻辑，我想假设： 在这般时候，如果魏征在世而仍然挺身死谏，会不会白白地送终老命？
夕阳残照
班师回到长安，唐太宗未有反省，更无翻悔之意。
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他准备复征高丽，被众大臣谏止;八月，发江南十二州又造大船数百，拟重征高丽。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下诏于剑南造舰，准备再征高丽。从这一系列的举动来看，他对贞观十九年（645）亲征高丽失利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也可见班师途中对魏征的怀念与叹惋，并非发自内心的由衷之叹。 凌烟阁里紧排于魏征其后的，是老臣房玄龄。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32年，天下号为贤相。对于魏征、房玄龄，太宗是相当器重的。《贞观政要》载：
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
魏征病故不久，房玄龄对东征高丽之事曾有过劝谏。而今71岁，病情日益加重，他对儿子说：“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欲再征高丽，方为国害。主人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乃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于是，房玄龄扶病于床，用最后一口气写下了长逾千言的谏表。这里摘录百余字于下：
……陛下每决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兹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槥车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之冤痛也……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预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诸葛亮曾经写过《出师表》，房玄龄这里写的可算是《谏出师表》了。这样的尸谏性（写成后房玄龄即病故）文字，天地阅罢也会为之动容，可《贞观政要》里却这样记载：
太宗见表，叹曰：“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虽谏不从，终为善策。
既然承认是好的献策，为什么又不采纳呢？莫非君臣感情上有嫌隙么？房玄龄病笃时，太宗命凿苑垣以便候问，最后诀别时，他是握着房玄龄的手以泪洗面的。问题很显然，感情归感情，政见归政见。当年勇决、明断、果敢的一代英主，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不就是因为登上龙椅，背上了“至尊”的包袱么？
尘世之人一旦被尊为“天子”，当即也就异化成非感情可为撼动的物类。大约在房玄龄上疏之前，眼见宫室互兴、军旅亟动，太宗的爱妃徐惠也上过近千言的一疏进行规谏。因为徐惠聪颖好学，遍涉经史，此疏宏伟严谨，声情并茂，真诚感人，着实难能可贵。疏中有这样的话：“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徐惠的祝愿和美好的期望虽属泡影，对唐太宗的晚年却作了一个逼真到位的总结。
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去世，二十三年（649），李世民去世，到了贞观二十四年（650），风华正好的徐惠才24岁，因思念太宗，忧劳成疾，病情一天天加重，却又拒绝诊治。她对亲近的人说道：“我所以这样，就是想早些死去，让我的灵魂日夜侍奉于太宗身边。太宗待我仁厚，我死后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唐王朝征讨高丽之事，就这样有始无终地画上了句号。
李世民属于中国封建帝王中首屈一指的佼佼者。45岁之前的20多年间，其文治武功如日东升，渐渐地登上了最高峰，凌烟阁画像正是达于顶巅的一个图腾。山到极顶，必然下趋。自图腾形成之日始，“贞观之治”的后七年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下坡路。乍然看去，是唐太宗渐渐变得刚愎、执拗的性格所导致——主观武断，一意孤行，褪失了当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无往而不胜的创业气象。
认真地解剖东征高丽一事，可见“贞观之治”由胜转衰的原因：功成于纳谏，事败于拒谏。凌烟阁图像之后，面对诸多谏诤，太宗是外持虚怀听谏的姿态，而内抱清风过耳的成见，不管大臣们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谏，一概是无动于衷了。当年形成的纳谏之风，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历史从来都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英明如李世民者，千古一帝，空前绝后，也并未悟得这样一条真理。
江西赣江滨的滕王阁，是在李世民下世四年后建成的，因为“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千余年往矣，依然为驰誉华夏的四大名楼之一。凌烟阁呢？“凌烟”固然有出于云表之上的寓意，却是经不住历史车轮的洗磨。如今的西安市熙熙攘攘，有谁能知道凌烟阁遗址的具体位置呢？就连这“凌烟阁”三个字，人们也很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