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多久才能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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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男子钱中鸿死亡4个月后才被发现的消息曝光后,引来舆论哗然。最令人惊叹的是,此事并非发生在管理混乱的城郊接合部,更不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外,而是在号称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城区,由此使得积弊已久的人情淡漠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从报道来看,男子死亡的被发现纯属偶然。51岁的钱中鸿父母均已不在,亲人唯有两位胞兄。事发前一天,其中一位兄长因屡屡去电他家无人接听,且其手机也关机便上门查看,结果多次敲门无人应答,预感情况不妙。而后两兄长相约再次探望无果,便到居委会报警,并在两名民警陪同下,叫来锁匠强行撬开房门,现场的情景是:“尸体躺在厨房间里,已经高度腐烂,只剩骷髅和一堆白骨,死亡时间已经很久。”由于早在7月初楼内就弥漫臭味,邻居们由此推测,钱中鸿的死亡时间很可能就在那时,因为此后再没有人见过钱中鸿。
  近些年,上述类似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决非个别现象。“独居老人身亡多日无人知,邻居闻到臭味忙报警”,这是上月发生在福州的事;“奶奶突然去世,留守儿童伴尸7天身上爬满蛆虫”,这是去年发生在湖南娄底的事;更早的前年,在云南昆明甚至出现“71岁老人在家中死亡5年无人知晓,孤身一人生活40年”的咄咄怪事。
  一位网友因此感叹道:“30多年来,一片片长满友善和友情的城市,在原本幸福的集体大家庭解体之后,随之丛生出一片片贪婪与隔膜。居住在同一城市的同胞兄弟,为生计所迫数月不通音讯已不稀奇;对门合户的邻里,毗邻若天涯者可谓比比皆是。”这是对当下中国社会以人心疏离、亲情淡漠、友情消退、关系割裂为特征的“都市冷漠症”的一种生动描述。
  “都市冷漠症”似乎是城市化浪潮留给我们的难以抗拒的遗产。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即便富裕的物质条件和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保障足以消除人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却依然难以在亲情友情的互爱互信中获得精神的满足。社会生活场景中最典型的一幕是,在纽约或巴黎僻静的街角小路,常有衣着得体、举止优雅的独居老人在与身边的宠物狗喃喃自语。当这些本该体面活着的老人最终沦落为无人对话的边缘一族时,他们在离世时被社会乃至子女亲朋遗忘便一点也不奇怪。
  令人心寒的是,在中国这一天来得太早了。如同沃尔特·李普曼说的那样,“我们改变世界的速度太快了,而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新世界。”发达国家是在富裕起来以后遭遇情感的危机,我们尚在解决温饱的路途上,人情世界已在加速崩溃,属于伴随“未富先老”而来的真正的“未富先冷(漠)”。
  天津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市民对目前的邻里生活并不满意,约有60%的被调查者认为邻里关系淡漠。调查显示,只有15%的被调查者表示对邻居家的成员状况非常清楚,20%的被调查者根本不认识自己的邻居;当遇到突发疾病或紧急情况而家人又不在身边时,80%的人表示不会向邻居求助;30%被调查者表示和邻居多多少少产生过矛盾。不仅小区里的人互不认识,连同住一幢楼的邻居也很少打照面,更别说像旧时那样互相串门聊天。正是这种“相见不相识,隔墙如隔山”的不正常分离状况,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死多时未发现”悲剧的发生。
  现在,有些地方倡导“邻居节”、开展“敲门日”、组织“百家宴”,试图通过发放邻里亲情卡、举办楼栋谈心会、邻居生日庆祝会等活动形式,吸引居民们相聚相识,重建社区信任。只要脚踏实地而非流于形式地推进这些活动,相信对改变日益加剧的“都市冷漠症”应该有所帮助。
  以哈佛大学著名的公共政策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对美国社区的衰落表示担忧。他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指出,“我们社区之间的依存关系正在减弱,我们担心这种改变所带来的代价”,而为了“要生活在一个更加文明、可以互相信任、相互关爱的社区里”,我们“不该为社会改变而悲哀,而是应当引领这种改变”。
  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正是消除“都市冷漠症”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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