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史料工作越来越引人注意，《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曾经发表浙大教授吴秀明先生的长文《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专门讲这个问题。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仍处在‘很大的不稳定性’状态，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裂’，甚至连基本的价值估衡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这一类情况的克服，我认为要靠史料的发掘、辨别和确定，也就是老话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在“摆事实”的基础上“讲道理”。
　　多年来严平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在当代文学史料开发与研究上，她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优势。
　　壹 到目前，当代文学史将近跨越七十年，时长逾现代文学两倍有余。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有许多关节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批武训传是一个，胡风事件是一个，1956年双百方针是一个，反右是一个，大跃进是一个，等等。《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一书的内容实际上也围绕一个关节点，就是四次文代会前后。这是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拨乱反正”时期，是新时期文学一个大的阶段的开辟和草创期，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决定着中国文学的走向和路径。我们今天文学是现在这个样子，能够这样丰富，这样多样化，这样诸路神仙各显神通，包括80后、网络文学等现象能够产生，追溯起来根源都在那里。但说实话，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对这样一个来历不是特别清晰。当时情况多么艰难，开创者付出多大努力和代价，过程又如何几经反复，现在知道的人既不多，关心的人恐怕更少。其实，说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为过。像赵丹临终前用生命最后一口气息呼吁和呐喊，像周扬为了使人道主义、异化话题可谈可讨论而黯然退出文艺舞台、落寞而终，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像中央领导层的胡耀邦、习仲勋如何为保护文艺积极性周旋抗争，包括邓公在处理《苦恋》事件时的苦心，这些情节不但好像已是过眼烟云，而且有一点点被人遗忘的感觉。
　　我个人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状况有一个看法，就是当代文学史的诸多关节点，研究开展得都比较多，像十七年的、“文革”的、80年代的、90年代之后的各个点，都形成了不少专题研究，相比之下，1977至1980年之间这一小段好像还没有被意识到作为当代文学史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来研究。其实，它真的应该被我们重视，给以透彻的认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八个字是当时文件中常见的字眼，当时觉得很公文化，现在想想，有一种字字艰辛的意味。
　　严平这本书的一个突出之处，正是聚焦于这样一个关节点，虽然书名是《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但实际范围主要是1977—1980年这一小段中国文学的变迁，其中，尤其是周扬、夏衍、荒煤、冯牧、巴金，这几位人物是对文学从毛时代进入到邓时代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有时候，我会功利主义地产生这样的感想，就是他们几位的一生，在我看来之前的足迹与我个人都没什么关系，但他们晚年的所作所为我必须铭记，因为直接惠泽于我，使我以及我的同龄人不必再提心吊胆地从事文学工作，不必再写违心违志的文章，至少我们有了余地，可以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之间做出选择，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的几代人，是没得选择的。我父亲也在大学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工作，他这一辈子写的东西，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不是照别人的思路写的。我得以避免蹈其覆辙，往大里说，是时代所赐，但仅仅这样讲，未免太空，而且也抹杀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无私付出，从文学的实际蜕变来讲，你无法否认周扬、夏衍、荒煤、冯牧、巴金等对于历史的贡献。严平将这样一个大转折、大变异，笼罩在聚光灯里，聚焦在显微镜下，作为与这样的时代共成长的人，作为一个自己也曾围绕文学史同一段落有所初浅研究的人，我深知她的心意，深知她这样做的意义，也非常感谢她所有的这些工作。
　　贰 这段历史，以我来说，当时我还是在校学生，只是历史的旁观者和感受者。严平不同，她已经参加工作，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当事人。我读她的书，联想到自己也研究过这一段，从中特别能体会到彼此视角有很大差别，那种亲历和在场的感觉，是我们这些“事后人”无法具备的。但是作为参与者、亲历者、当事人，她又有自己年龄上的特点，就是很年轻，是后辈，是文坛初生牛犊。这个视角始终存在于严平的讲述中，而且她也有意识地在行文中加以运用。这个视角很独特，很有意思。以我过去所读到的同时段的材料或叙述，凡是第一手的，例如张光年、林默涵、唐达成、王蒙、刘锡诚、顾骧等人，都是老一辈或当时的中年一辈，没有年轻人的，如果有年轻人，也只是作为研究者或访问者，像李辉、徐庆全、陈国华那样。严平这本书不一样，她不是事后介入的研究者访问者，而是当时就在场的年轻的亲历者。由此她向叙述中投入了不一样的东西，一种起码从我这个年龄的角度看去更加亲切、更有共鸣，以及包含更多时代通道的东西。这是一点。
　　除了年轻人的视角，她还有一个具体身份，即荒煤和文学所办公室秘书。这个身份作用更大，使她得以亲炙荒煤以及沙汀、许觉民等文学所领导，进而由此与周扬、夏衍、巴金等中国文坛要人乃至他们的家庭发生接触，而且由于角色的特性，这种接触事无巨细，从人物起居之状、日常琐行、随口谈吐到公牍往还等等，尽在所阅之中。秘书这种身份，大略相当于古时候的幕友。我个人对明清历史较感兴趣，所读史料中有相当一些出自幕友之手，例如《青璘屑》出自史可法幕友，《能静斋日记》出自曾国藩幕友，等等。这是中国史学中非常有特点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量补了正史官史的不足，从角度上内容上和细节上。严平有这样一段宝贵经历，是她的财富。我读她的书，时时意识到，从她所处的位置上，有许多我所看不到的地方，她对人物和事情的理解，也有许多我理解不到的地方。这个很值得发扬。最近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比较被关注，作者身份就是丁玲秘书。顾骧老师和周扬之间，也有类似意味。立足于此从事著述，可以对当代文学史研究形成有益补充。目前这一块，我认为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叁 如果给这本书设几个关键词，我想其中一个是“文学所”。书中写了文坛八个人物，文学所就占了四个。过去文坛史料纪实方面的作品，有关文联、作协的比较多，实际上文学所也是一个重要部门，发生过形形色色的事。像这本书这样，集中地描述文学所往事，似乎还是首见。尤其与作者经历有关，笔墨聚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所，那是文学所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沙汀和荒煤这样的人物空降到文学所，使它在当时整个中国文学界扮演了一种先锋性的角色，这是后来文学所很难比拟的。我87年才到所，已经错过这样的时期，严平却躬逢其盛。在她的笔下，沙汀、何其芳、荒煤、许觉民尽显其个人风范的同时，也将当时的所风所貌展露在我这个后来者眼前，真的让人感慨万端。我想说的是，对文学所这样一个机构的讲述和探究，大有可为。其实严平是在有意识做这件事的，有一本书读过的人可能不太多，就是2013年出版的《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严平在里面有一篇《曾经的年代：对文学所“文革”的一些回忆与思考——王信访谈录》，记录了“文革”期间文学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非常生动，也非常稀见，虽然颇引起了一些困扰，但这样的工作是可贵的，也是必须开展的，我特别支持她也冀待她做得更多，因为她长期在文学所居于紧要的位置，过去是所领导秘书，后来多年担任科研处处长直至退休，这三四十年文学所的历程，恐怕鲜有人比她了解得更全。
　　肆 就像书名显示的，书中包含很多对中国当代文学得失与历史经验的沉思，但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很深，就是它是带着强烈的女性学者、女性作家特点的作品，每一篇都是充满感性的充满人性关怀的散文，文笔细腻，对人物多所体察和贴心，她对材料的运用很是发微烛幽，努力从中探询心灵世界。应该说，在这个领域里男性学者、作者比较多，他们偏于理性，有时甚至流于理论化的倾向，偶尔也有出自女性的研究，多半是女博士、女硕士的学位论文一类，由于现在教育体制、学术体制的影响，她们的写作普遍格式化了，很少能够这样鲜活。所以严平不论从她做的事情，还是做事的方式来说，都是有些独树一帜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历史叙述领域的“一姐”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