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确实是没有听到什么歌声。我不是个聋子,为了证明我不是个聋子,我指着脚底下的那条马路。那里车流如织,马达声和喇叭声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些声音离我站立的地方至少有五十米,但我仍然能清楚地分辩出来。我说,喇叭叫得最欢的是辆红色大巴,是吧?石岩点点头,他也听到了。那个路口塞起来了,一辆红色大巴正在焦灼地催着堵在它前方的车辆,喇叭声有点撕心裂肺。可是,哪里来的歌声?我说,你大概是听走耳了。
　　不可能,石岩说,我不可能听走耳的。石岩要我再听听,他把灰浆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腾出一只手来捅捅我的胳膊,你得再听听,认真听听,骗你我是狗娘养的,她真的在唱歌,他说,听到了吗?
　　我停下来,竹架板在我脚底下晃了晃,它总在晃,我们走在这上面,就像走在一座铁索桥上。我竖起耳朵,努力从那片嘈杂声中寻找歌声的来源,最终一无所获。我耳里杂乱鼓噪着的声音,把整座城市的喧嚣都装进去了,就是没有歌声。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听力。我再看看远处,在那里,海天相接,银色的浪涛起伏着从海面上滚来,一层层涌向岸边的沙滩。这座城市的海岸线很长,被浪涛镀上一层银色,曲折着从南边延伸过来,拐个弯消失在一座山的背后,潮汐声若隐若现。
　　那时,我和石岩是两个建筑工,通俗说法是建筑工地的两个小工。石岩听到歌声传来之时,我们正挑着装满灰浆的黑色塑料桶晃晃悠悠地行走在高空,我们沿着固定的轨迹来来回回,一整天都是这样。一整年也是这样。有时我会怀疑,在这里,时间是毫无规则的,有时静止不动,有时跳跃着前行,呼啦一下,就从我们忙碌的间隙中蹿过去了。这得看我们的心情。那时,我和石岩的心情都很好,所以时间过得相当快。太阳从头顶走过一遍后,由白亮转变为橙色,沉到我们脚底,像只硕大的桔子悬在地平线上,被晚霞紧紧包裹起来。目光再拉近一些,是被视线浓缩后的城市,头一低就可以俯瞰到。我眼中的街道,就像镶在田野中的阡陌,纵横交错。很多次我都有这样的错觉——这座城市就是个棋盘,而那些高楼大厦和街道,是棋盘上的格子,坚守在各自的位置上,岿然不动,我们则是棋子。
　　那时,我满脸是汗,我抹了一把汗甩在脚边,一低头看到许多细碎的水珠从高空往地面纷纷跌落。石岩也满脸是汗,他用袖子直接擦掉。他从头到脚都是灰和泥,那张脸就像块沾了墨汁的玻璃,越擦越花。他妈的,听不到算了,他说。他把肩上的担子卸下,指指我的耳朵,说,你那里肯定有问题。他怀疑我的听力。他说他分明听到了歌声,很清晰的歌声。他把袖子卷起来,又擦了把脸,坐在那里喘着粗气。他在等天黑下来。他的脸更花了,有点像京剧中的脸谱,只是毫无章法。
　　天黑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地面。那是最后一天,那时,我们只要干完手里的活,石岩就可以离开工地,回到湖南老家去结婚。而我也没打算再干了,我准备用手里的积蓄,回家乡去做点小本生意。我是来帮石岩的,结婚是件喜事。我们心情好,就是因为这件喜事。我们最后的任务就是那两担灰浆,从吊车里舀出来,挑到这个楼层的房间里去,粉刷工人会将它们粉刷在墙壁上。这段距离也不近,围大楼走一圈。可是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支烟的工夫。为了回家结婚,石岩向工头请了一周的假。工头答应了,条件是在一周之内把两周的活干完。在工头眼里,石岩跟一台机器,或是一头牛没什么分别;当然,我,以及许多像我这样的民工,也跟机器和牛没什么分别。石岩答应了。为了完成工头分配的任务,石岩已经咬紧牙关,不分昼夜地干了七个白天五个通宵,眼睛肿成了两个灯泡。像他那样干下去,是个铁人也会垮掉的。更何况他不是个铁人,他有血有肉,体格看上去还没有我粗壮,所以他快要垮掉了。挑着担子的时候,他像个建筑工人,担子一卸下来整个人就像是纸扎的,我担心随便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起来。
　　给我根烟,他说,他把手伸到我面前,他是个烟鬼,那几天他光顾着干活,很少抽。我已经有四五个小时没抽过烟了,他说,奶奶的,嘴巴里快淡出鸟了。说话的时候,有风呼啸着撞过来,将大海的咸湿气息带到我们跟前,他就像被搡了一把,身躯晃了晃。我伸手去扶他。又吹过来一阵风,我鼻腔里开始弥漫着大海的气味,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无数的死鱼、海藻、珊瑚、贝类,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在海水中安静地腐烂。石岩说过,腐烂也是有声音的,他的听觉很敏感,他说腐烂的声音很轻微,像是用手术刀在肢解某个器官。想到这里,我胃部有些难受,就像突然间装进了许多把刀子,一股酸水涌上来冲到嘴边,我耸耸喉结将它咽下。
　　起风了,我对石岩说,你休息,我来。我眺望远处,一股风贴着海平面疾卷而来,掀起巨大的浪花,一层叠着一层,将大海的磅礴气势展露无遗。我把烟递到石岩的嘴边,弯腰去抓他的担子。他看上去就快撑不住了,摇摇晃晃的,像是要散架。我怕他会出什么事,我想一个人把剩下的这点活干完。
　　去你妈的,石岩说。他屁股一撅把我拱开,叼上烟,把火点着,猛吸一口站起来,一弯腰,再直腰,把灰浆担子甩在肩上,他振作精神从我身边绕过去走到我前面。他说,要是连这点力气都没有,回家后我怎么跟我女人洞房?
　　他又吸了口烟,脸前腾起一阵白色烟雾,在空中摇曳两下被风擦掉。他走得更快了,两条腿频繁地交替着。我的目光从他肩膀两旁掠过,前方是另一栋正在动工的楼房,被绿色的安全网拦着,暗灰色的水泥墙面若隐若现。在我想像里,这些尚未完工的建筑,就像些披着薄纱的裸女,等完工之后,她们将换上由瓷砖,或玻璃幕墙做成的华丽衣服,仪态万方地装点这座城市。
　　我挑着担子跟上石岩的节奏,竹架板又晃了起来。它总在晃,只要我们还站在上面就停不下来。天有些黑了,我们脚下的城市被依次亮起的灯火辉映成五彩的颜色,就像是童话中的世界。可那是别人眼中的城市。我们是建筑工人,看不懂这些。我们眼中是一条条由竹架板铺就的道路,总是那么漫长,左看右看看不到尽头。我一步也不想挪动了,脚像钉子一样沉甸甸地往下扎。我想石岩也是,可我们仍然得走下去。明天,我得陪石岩回家,去参加他的婚礼。而且,我也想看看他的女人。
　　那时,我还没见过石岩的女人,只见过她的照片。石岩在深圳呆了五年,那张照片也寸步不离地跟了他五年。有段时间,他将照片放在钱包里。后来他的钱包掉了,他快急疯了,那急切的模样,就仿佛丢掉的不是一个钱包,而是他的女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那几天里,他四处张贴寻物启示,几乎把整个深圳都跑遍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半个月后,有人打电话告诉他,捡到了他的钱包。那人将钱包交还他时,石岩激动坏了,三两步冲过去,就像抱救命恩人似的,一把抱住那个男人,他过于热情的动作让那男人很是尴尬。石岩把照片抽出来,将钱包和包里的钱很坚决地塞进那个男人手里,要他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他说,你还给我的,不是钱包,也不是钱包里的钱,而是我老婆。男人满脸疑虑地盯着他,就像盯着一个疯子。他将手中的照片晃了晃,说,她就是我老婆。
　　的确,在深圳,这张照片就是石岩的老婆。而我,连张照片也没有。后来,石岩找了家照相馆,将照片过了三层塑。照相馆说最多只能过两层,石岩执意一定要过三层,他说这样才不会被汗水浸烂。过好塑后,石岩在照片上穿了个孔,用一根可以随意伸缩的链子,像系钥匙一样把照片拴在裤带上,再揣到口袋里,一揣就是好几年,从不离身,就像是永久性地长在他身上了。这样,照片就再也不会掉了。我开玩笑说,石岩要想再把照片弄丢,除非有女人来扒掉他的裤子。他拍着裤裆说,我也想啊,可是我人一个卵一条,像我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会来扒我的裤子?
　　没有女人会来扒他的裤子,绝对不会有。我也一样,没人会来扒我的裤子。尽管这是我内心焦虑并渴望着的事情。工地上是清一色的男工,就算是整天裸着身体干活,都没人会笑话我们。当然,平时我们偶尔也能见到女人,香香艳艳的女人,人还没到香气就已经扑过来。她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连看都不肯看我们一眼,目不斜视,一副很富态很清高的样子。可是我们知道,一旦到了晚上,她们肯定会在包工头,或者是老板肮脏的席梦思上躺着。那地方躺过无数的女人,有钱就能买到。
　　夜更黑了,工地上的路灯亮了起来,仿佛一群萤火虫在围着楼房飞舞。我和石岩挑着担子,像两条鱼一样无声无息地在昏黄的灯光里潜行。石岩突然停了下来,很突兀地问我,你睡过女人吗?我心里摇晃一下,一股热气从裤裆里升起来。当然,我也是有欲望的,但是我只能把那些欲望强行压住,就像用灰浆覆盖斑驳的墙面。
　　石岩扭过头来,把肩膀上的那担灰浆从右肩换到左肩,还没等我回答,他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我他娘的睡过,就是跟她,一个晚上睡了七次。他指了指口袋,再把那担灰浆从左肩换到右肩。那时,女人的照片就在石岩的口袋里。在我看来,那已经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或者,是他身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器官,甚至比器官还要重要,离开了它,石岩也许活不下去。照片上的女人样子不错,白白净净,脸上半边酒窝,头发很端庄地披在肩上,微张着嘴唇,从照片上向我们露出浅笑。照片的背景,是一栋两层楼的瓦房,外墙镶着白色瓷砖,看起来不小,在如今的农村里,算不上气派,但也绝对不差。那是石岩的房子。石岩干建筑已经有十多年了,以前的时间,变成了这栋瓦房,而在深圳的这五年,则变成了照片上那女人的医药费。也就是说,那张照片,把石岩半辈子的奔波劳累全收括进去了。那就是石岩的女人。
　　那女人是个哑巴,后天造成的。石岩跟我说过,她七八岁的时候就会唱歌,歌声悠扬婉转,就像只活泼的夜莺。而石岩从八九岁起,就爱听她唱歌。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女人唱不出了。女人生了一场病,把声带生坏了,成了哑巴。石岩想把她治好,他说这辈子他一定要把她治好。我佩服石岩的精神,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坚硬。可是,让一个哑巴变成正常人,这谈何容易?在我看来,照片上的这女人,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把石岩五年来的时间和血汗,一声不哼地全吞噬了。
　　这是个并不动听的故事,石岩却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述。从我们认识开始,一直讲到我们在工地上的最后一天。石岩耳中听到的歌声,就是那女人唱出来的。这让我难以置信,歌声远在千里之外,而且竟然是出自于一个哑巴之口,这无论如何是种谬论。石岩能听到,我却听不到。我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无论先天还是后天的,哑巴治好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石岩却坚信这世间会有奇迹。
　　我相信她已经好了,石岩说,他停下来,把灰浆担子往肩上耸了耸。他指着对面的那些高楼对我说,这么高的楼房,我们都能把它建起来,哑巴为什么不能治好?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打量这座城市,那么多庞然大物拔地而起,遍身镶满像钻石一般璀璨的灯火,的确是奇迹。城市从我们站立的地方,水一样向四面八方洇开,无边无际,我们置身其间,就像是蚂蚁爬行在巨大的巢穴中。这是个多么宏大的世界,在那些建筑物当中,有些楼房就是出自于我们手下。我们曾经亲眼目睹着那些楼房,就像竹笋一样,很突兀地从地面冒出来,越长越高,最终耸入云天。要是不来深圳,我也绝对想像不到,这地方会由一个小渔村变成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可是此奇迹不等同于石岩口中的奇迹,哑巴会唱歌,跟我们建高楼大厦,这两者之间既无联系,也无丝毫可比性。然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为石岩感到高兴,他要结婚了,这是件喜事。
　　那时,石岩已经干了七天五夜。他妈的,他往空中吐了一口痰,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工地了。我说,我也是。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些由竹架板和钢铁架铺就的道路,我是连一步也不想走了。这是我们在工地上的最后一天,过完这一天,我们就算是解脱了。所以我们还是咬紧牙关,把这两担灰浆送到了目的地。
　　我们终于解脱了。我把肩上的担子卸下来,拍拍手上的尘土。我拍得很用力,但手掌心里没有半点感觉,就像是两块粗糙的树皮在互相拍打。我看了看自己的手,皱纹和裂开的伤口纵横交错,让我想起两块干裂的土地。这是一双属于建筑工人的手,我掌心里的皮肤,甚至比树皮还要坚硬。石岩也是。
　　石岩问我,回家以后,你有什么愿望?
　　我说,我想抱个女人睡觉,你呢?
　　我有点想飞,石岩说,我从来都没有飞过。
　　我嗯了一声,摸出火机开始抽烟。他想飞,而我只想抱个女人睡觉。这就是我跟石岩的差距。我脑子里想着的,总是与现实生活脱不开联系。这五年,我在工地上赚来的钱,一分不剩地全存起来了。我计划着,等我回到家乡后,用这笔钱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然后再娶个健壮的姑娘做老婆,让她给我生至少两个孩子,当然,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最好是三个,或者四个,甚至更多。我的这一辈子就这么平淡着过下去。而石岩是个理想主义的男人,在我看来,他的想法总是那么的荒诞和不切实际。比如说,他想飞,还比如说,他想让一个哑女人唱出歌来,等等。在他眼中,他所生活的领域就仿佛是个魔术般的世界。
　　任务完成了,但我们没有马上离开高空回到地面。我们太累了。我站在竹架板上,不停地甩着手脚。石岩一屁股在竹架板上坐下来,双手抱头躺倒,让目光仰望夜空。我脚底下又是一晃,它总在晃。我也把头仰起来,望向夜空。夜色更浓了,星火开始密集起来。我们还看到了月光,从天空往地面水银般倾泻下来,在灯火辉煌的地方,明净的月色被消解得所剩无几。在深圳的这五年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夜空。真美,我说。我陶醉地盯着月亮旁边云卷云舒。
　　过了一会,石岩把照片从链子上取下来,递给我。她也很美,他说,你看看,她像个哑巴吗?她在唱歌,你不相信吗?
　　我不置可否。心诚则灵,石岩对那女人的歌声过分迷恋,那种迷恋已经像宗教信仰一般执著而又虔诚。有时候,我不得不佩服他。他说,她真的在唱歌。他坐起来,侧过头,把手掌拢起来遮在右边的耳朵上,往夜空里听了一会,然后。他很认真地告诉我:她唱的是《茉莉花》。他说,我相信,她的声带已经好了。
　　我说,你相信?
　　他说,我完全相信。
　　但愿吧,我心里暗忖。我把烟头在竹架板上摁熄,又从口袋里摸了支烟,拧燃火机点着了。我抽一口,没说话,又抽一口,还是没说话。我很想跟石岩说点什么,但某种顾虑又让我无话可说。我想说的是,让一个哑巴唱出歌来,对于此事我并不乐观,尽管这个心愿浇灌了石岩五年的心血,声带又不是件衣服,破了可以用针线缝补起来。
　　石岩说,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没看法,我说。我摇了摇头,把一些话和烟雾同时吞进肚子里。对这件事情,我有太多的看法,但我什么都没说出来。
　　石岩说,她说过,等她好了,就跟我结婚,她一向都是个信守承诺的女人。现在,她答应跟我结婚了,所以我相信她已经好了。你听,她又在唱了,他说,他闭上眼睛,再一次陶醉于那种在他听起来美如天籁,可是在我耳中并不存在的歌声里。
　　我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学着石岩的样子,凝神细听。仍然没有歌声,我耳朵拥挤着的是这城市里即将开始的夜生活前奏——来自于酒吧的轻音乐、海边的喧闹、夜市的嘈杂以及汽车在停车场泊下时马达逐渐熄灭的声音。诸多声音交杂在一起,就是没有女人的歌声。但这次我相信了石岩的话。我反复端详着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她的嘴巴微启,牙齿被嘴唇挤成一条白净的细线。我盯住她时,她仿佛宽慰地笑了一下,然后又笑了一下。有那么几次,我恍若真的听到了,有歌声从照片中传出,若隐若现,当我支起耳朵仔细倾听之时,这歌声又像幽灵一样转瞬又逝。我估计石岩也跟我一样,那种在他耳中长久不衰的歌声,只不过是来自于某种虚无的幻觉。
　　我把照片交还给石岩,他顺手接过去,没像往常一样把照片往链子上系,而是直接塞进了上衣口袋里。他说明天就能见到她了,这张照片的用处已经不大。那时他怀里揣着的将不再是照片,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女人。他说女人真是个好东西,这世界上,没有比女人更好的东西。
　　你摸过女人吗?他问我。
　　我摇摇头,没摸过。
　　他说,粉嫩粉嫩的,就像从面粉上滑过。
　　我点头附和的同时,心里却暗自对石岩的话再一次表示怀疑。其实我是摸过女人的,只是这件事情让我羞于启齿。初中时,我曾经闪电般迅速地摸过一位女同学的手,那次触摸给我的感觉,不像面粉,而是像块烙铁。
　　石岩说,这次回去,你也该找个女人成家了。
　　我说,我早就这么想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有女人的好处,我是知道的,就是找头母猪放在被窝里,也比打光棍强。就是在那时候,又吹过来一阵风。风从海边而来,经过我们身边时,把我的头发从脑后吹到额前,然后又像只淘气的手一样,把石岩胸前的照片拽了出来。石岩就像条件反射似的,翻身而起,伸手去抓那张照片,只抓到一把空气。照片摇晃着往空中飘落。他跳起来,伸手又去抓,还是一把空气。这时我感到脚底下的竹架板剧烈地晃了一下,它总在晃。然后我看到石岩翻了个跟斗,像个跳水运动员一般从竹架板上掉落,他的身体在我面前突然矮了下去,嘴巴里发出一声尖叫。我万分惊讶地看到,他真的飞起来了,衣袂翩翩,如同一只黑色蝙蝠,以怪异的姿势滑翔在冰冷的夜空里。
　　我伸手去抓他,没抓住,只从他手臂上撕下来半截衣袖。我俯身看到他在铁架子上绊了一下,又落到了防护网上。防护网只能挡住砖石,挡不住石岩一百多斤重的身子。但他还是停留了片刻,在他的身体滞留的这段时间里,他仰面看着我,明亮的眼睛里没有半丝恐惧,只有一种强烈的不舍。这让我感到惊讶,我更惊讶的是,那时,他居然还能很从容地开口对我说话。他说,明天,你一定要回我家乡,去听她唱唱歌。
　　我点点头。防护网突然裂开了。他伸手去想抓住一样东西,没抓住,另一只手也伸出去抓东西,还是没有抓住。他就像颗出膛的子弹,嗖地一下射向地面,最终变成一个黑点在我视线里凝住不动。
　　我扔掉手中的半截衣袖,大喊一声,沿着那条用竹架板铺成的长路,甩开两腿从楼顶往地面奔跑。那时,我突然听到了从夜色中传来的歌声,的的确确,我听得分明。我分辩出那是个女人的声音,就像一缕缕轻烟随风而至,穿越黑暗抵达我的面前。这时我才终于相信,更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坚信——这声音,一定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那个女人,她的歌声清脆婉转,有如天籁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