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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见证了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奇迹，但更应意识到繁荣背后的缺憾。
随着科技和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活动形式的不断演进，历史给我们的重要一课便是：自由、平等、法治的环境是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尽管我们见证了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奇迹，但更应意识到繁荣背后的缺憾。在红利逐渐消失时，中国若要保持健康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经济发展，今非昔比
首先，就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下图来自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The World Economy》。
根据作者的估算，以1990年的美元作为基础，大致上从公元元年一直到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处于非常静态的状态，1950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动，这一曲线往上跳了很多，中国的人均收入，人均GDP都增加了很多。这些年来，中国企业、个人创造的财富，创造收入的能力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可以用一些我们身边的故事做对比。
2015年，网易公司一年的销售净收入是228亿元，相当于35亿美元，腾讯的净收入大概是1028亿元，相当于153亿美元。中国古代有“康乾盛世”，如果把这两个公司一年的收入跟乾隆朝廷全国上下一年的财政收入做一个对比：1766年是“康乾盛世”鼎盛的时期，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银价折算的话，粗略计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2亿美元左右。现在，网易一年的收入三倍于乾隆朝廷一年的收入，腾讯一年的收入大概十几倍于乾隆朝廷一年的收入。如果我们再把1848年太平天国之前，清朝时期道光年间一年的收入作为基础的话，网易创收的能力比道光年间的创收能力要多好几倍，大概是四倍左右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百多年，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是非常巨大的。
人口和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
过去这些年，有这样的成就，原因到底是什么？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靠人多力量大，劳动力很便宜，肯定不足以解释。
今天，中国的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的20%，五个人中有一个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如果回到1830年的时候，根据麦迪森的估算，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占世界人口的40%左右，即使到了1913年，中国的人口也占世界人口的32%左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为什么19世纪的清朝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当中占比更高，却没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简单用人口红利，没有办法完全解释过去中国30几年的经济成就，肯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在中间起更关键的作用，那些因素到底又是什么呢？
《Finance In China》中有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在西方各个国家的媒体，那个时候都比较关注中国的崛起，很多人看到了中国的劳动力那么多，而且那么便宜，比较之下，西方的人口这么少，劳动力那么贵，中国人模仿能力又那么强，很快就可以把西方国家、西方经济竞争下去。这是西方决策层和智囊都喜欢思考的问题，看来来自中国的威胁是势不可挡的。
要注意的是，《Finance In China》这本书是一百多年前的1913年出版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说一百多年以前，世界上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就有类似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说法。那为什么1913年以后，那么多人做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优势、中国经济崛起的预测没有变成现实？这是我们当前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为什么1913年那个时候那么多人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而今天，我们某种程度上又在重复这样的状态。
中国增长奇迹的时代背景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大的经济成就、大的背景有哪些？
下图还是基于麦迪森的数据，这张图做了很简单的计算，公元1600年一直到最近，每一个时间点，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包括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关性到底有多大？其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大致上，一直到1820年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更进一步扩散、渗透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人口的规模基本上是100%相关的。这背后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工业革命之前，人能生产多少东西基本上决定了人口数量。人口太多，东西太少，人是活不下去的，会发动战争。人类大多数时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规模，跟人口规模基本上是100%相关的。但是工业革命后，也就是从1780年左右开始，整个关系被打破了，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的相关系数开始下降，到二战以后，即冷战时期最低为35%左右，也就是从原来100%的经济规模跟人口规模的相关性下降到了60年代、70年代的35%左右。
随着新一轮的全球化，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全球化，进行市场化改革、私有化改革。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进一步渗透，进一步扩散和深化，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又重新开始上升。到2008年，两者的相关性回升到了61%。
以后的变化趋势会是什么样？我估计不太可能会重新回到90%，或者100%的相关系数。道理很简单，只要技术创新和其他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人口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至少不是100%意味着经济优势。当然，这个图大致上也可以说明，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作为全球人口最大和第二大的国家，其经济规模将会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当然，这一预测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世界不会重复发生世界大战。
如果重现1914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历史，再次发生世界战争，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把不同的国家拖入战争，那么，相关系数可能会越来越高。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越来越高，跟两方面的背景高度相关：一个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到了1978年前后已经非常成熟了，给全球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最经典的例子之一：十几年前，荣盛科技刚刚成立一年左右时，（现在荣盛科技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之一），我跟其创始人、CEO一起聊天，当时对方就说，他们已经雇了15000人，未来五、六年各个万吨造船的订单已经订满了，我很吃惊，一年左右的公司，怎么可以雇15000人。对方说未来一年里面，还要再多雇3万人。我问怎么协调这几万名员工相互配合，协同工作。刚刚成立一年多，那么快就可以造万吨巨轮，怎么可以做到这个水平？他们说其实蛮简单的，“我们要做的那些万吨巨轮，每一个大的部件都是从其他的供货商那边买过来的，唯一要做的就是用这些员工，把这些不同的大的部件焊接起来，组装起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一夜之间，只要把这些人都招过来，马上就可以开工、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万吨巨轮”。正因为这一点，中国很多制造业企业，从广东、福建、浙江把他们的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转移到柬埔寨，因为技术的成熟度太高了，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马上就可以开始生产了。 这一点是当初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想在19世纪后期利用中国的人口有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那时候他们没想到，有那么多现成的、可移植的技术可以搬过来。耶鲁大学培养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先帮助中国从美国买过来第一批母机，变成了江南制造局的机器。
现代世界用法律而非枪炮维护经济秩序
另外一个与我们今天高度相关的因素是全球贸易秩序。如果没有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秩序，邓小平1978年一决定改革开放了，第二天就可以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出口贸易、出口制造带动增长。没有当时的世界秩序，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最简单的、最直观的理解：今天世界上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跟原来18、19世纪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最好的例子或者是角度，是把今天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GE跟原来大英帝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做一个对比。
东印度公司在18、19世纪拥有海军比英国皇家海军的数量还要多，拥有陆军更比皇家陆军多很多，为什么这样？那个时候，要在其他国家做贸易，做投资，不仅仅投资、商业利益没办法得到保证，而且派出去的那些商人，派出去的职业经理人和非职业经理人，他们的生命安全都是没办法保证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世界秩序完全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要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制造国家，有一个前提，中国自己的海军、自己的军队实力必须很强大，这也是为什么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世界秩序不是基于规则的，而是首先基于硬实力、炮舰的，否则，派出去的商船在海上不一定能够回来。
相比之下，今天的GE、通用电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GE有没有自己的海军？有没有自己的陆军？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开支？都是没有的。GE有很多原来东印度公司没有的，GE内部的律师大概有4000多个，雇佣外面的律师就更多了，GE在这方面的开支也是很多的，因为GE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包括在中国做贸易、做投资的时候，要雇很多律师，因为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基于规则的、基于各种法律的。我们可能会说这些费用也很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GE支付的律师费用远远低于东印度公司在海军和陆军上军事开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跨国贸易、跨国投资的交易成本相对于18、19世纪下降得太多。中国在过去三十几年，在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不是那么多，花的成本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现有的世界秩序让我们可以一夜之间做贸易、做投资、做出口制造，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把秩序利用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记住这一点，尤其是不应该主动把现有的世界秩序打乱。当然有很多改良的空间，有很多规则不一定对中国是最有利的，但是应该更多地从改良、改革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先把秩序打乱。否则，我们以后的发展和未来的增长靠什么来得到支持，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发展太过容易，可能成为“后发劣势”
现有的工业技术和世界秩序，让我们能够快速发展，也可能带来一些后发优势。但是这个后发优势也可以变成后发劣势，这一点是最近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后发劣势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更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就可以发展那么多，那么快，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很难找到新的改革动力，这就是杨小凯说的后发劣势的具体内涵。
从某些方面，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到，不止是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在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因为都有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冲动，因为日子过得太好，来得太容易了，没有几个人真正去珍惜来之不易的增长环境。这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后发优势变成后发劣势以后，也会造成很多其他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要减少未来的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度，增加投资对于民间消费的依赖度。这些年来，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一直下降。
如果把时间点拉得更长一点，1952年的时候，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69%左右，跟今天美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71%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那时候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跟今天的美国差不多。随着计划经济、工业制体制不断建立，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9%下降到了45%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90年代中期下降到40%左右。尽管专家、学者多次呼吁，为什么在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的指标没有上升而是继续下降？
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拥有的资产、拥有的财富占比太高，国家对于经济的管控太多。如果土地都是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大多数生产资料的产权都是国家的，土地可以升值，这些大的国企、地方国企的资产可以升值，赚的利润也可以很多。但是这些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升值，国有资产创造的价值，跟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些增值和利润的增长都是国家的，而不是民众的。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土地，还有其他的生产资料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个国家的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不可能会太高，如此，“铁工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那么大，而民间消费起到的作用那么小。另外，就是以前对出口贸易的依赖很高，因为那么多的收入都到了政府的手里，土地和其他的财富都掌握在政府和国家的手里，这些升值和收入的增加，不能变成老百姓可以花的收入，这样话，造成了中国的经济一旦要刺激增长，有稳增长需要的时候，又不得不回到靠投资、靠国企和地方政府来唱主角的老的做法上。
把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当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得出1980年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大概是2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到了2014年、2015年，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17.5-8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当然，中国的人口没有17.5亿，没有18亿，城镇居民也没有这么多，恰恰说明这种老的增长方式是很难再持续下去了。
改革任重道远
我们今天面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一个是来自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越来越差，越来越令人担忧;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国内的调结构和增长方式的改变。
政策与实际实施往往反复。
为什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个问题不止是中国人才有的毛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不管是英国人、美国人，都是一样。
有一些毛病是体制造成的，我们看到在5月9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引用了权威人士的一些讲话。对于今年第一季度的“小阳春”、“开门红”不要太高兴，权威人士提出了警示，第一季度的这些成就实际上都是靠老办法做出来的，又在加杠杆，又在加产能，如果再这样做下去，一直提倡的调结构方方面面的目标很难得到实现。
除了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之外，还是要从根本上减少政府，减少国家在投资和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从根本上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说到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否则，随着国有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回升，国有企业的角色进一步回升，最后会把更多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挤垮，特别是这样做的结果跟其他的目标也是相背的，包括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也是会打很大的折扣。
过去这些年，现有国际秩序带来的红利基本上消耗得差不多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成熟技术和红利，包括人口红利也用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在国有经济比重这方面进行更多的改革，包括减少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中间的角色，否则，国内国外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随着科技和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活动形式的不断演进，历史给我们的重要一课便是：自由、平等、法治的环境是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尽管我们见证了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奇迹，但更应意识到繁荣背后的缺憾。在红利逐渐消失时，中国若要保持健康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经济发展，今非昔比
首先，就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下图来自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The World Economy》。
根据作者的估算，以1990年的美元作为基础，大致上从公元元年一直到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处于非常静态的状态，1950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动，这一曲线往上跳了很多，中国的人均收入，人均GDP都增加了很多。这些年来，中国企业、个人创造的财富，创造收入的能力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可以用一些我们身边的故事做对比。
2015年，网易公司一年的销售净收入是228亿元，相当于35亿美元，腾讯的净收入大概是1028亿元，相当于153亿美元。中国古代有“康乾盛世”，如果把这两个公司一年的收入跟乾隆朝廷全国上下一年的财政收入做一个对比：1766年是“康乾盛世”鼎盛的时期，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银价折算的话，粗略计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2亿美元左右。现在，网易一年的收入三倍于乾隆朝廷一年的收入，腾讯一年的收入大概十几倍于乾隆朝廷一年的收入。如果我们再把1848年太平天国之前，清朝时期道光年间一年的收入作为基础的话，网易创收的能力比道光年间的创收能力要多好几倍，大概是四倍左右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百多年，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是非常巨大的。
人口和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
过去这些年，有这样的成就，原因到底是什么？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靠人多力量大，劳动力很便宜，肯定不足以解释。
今天，中国的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的20%，五个人中有一个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如果回到1830年的时候，根据麦迪森的估算，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占世界人口的40%左右，即使到了1913年，中国的人口也占世界人口的32%左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为什么19世纪的清朝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当中占比更高，却没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简单用人口红利，没有办法完全解释过去中国30几年的经济成就，肯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在中间起更关键的作用，那些因素到底又是什么呢？
《Finance In China》中有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在西方各个国家的媒体，那个时候都比较关注中国的崛起，很多人看到了中国的劳动力那么多，而且那么便宜，比较之下，西方的人口这么少，劳动力那么贵，中国人模仿能力又那么强，很快就可以把西方国家、西方经济竞争下去。这是西方决策层和智囊都喜欢思考的问题，看来来自中国的威胁是势不可挡的。
要注意的是，《Finance In China》这本书是一百多年前的1913年出版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说一百多年以前，世界上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就有类似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说法。那为什么1913年以后，那么多人做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优势、中国经济崛起的预测没有变成现实？这是我们当前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为什么1913年那个时候那么多人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而今天，我们某种程度上又在重复这样的状态。
中国增长奇迹的时代背景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大的经济成就、大的背景有哪些？
下图还是基于麦迪森的数据，这张图做了很简单的计算，公元1600年一直到最近，每一个时间点，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包括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关性到底有多大？其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大致上，一直到1820年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更进一步扩散、渗透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人口的规模基本上是100%相关的。这背后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工业革命之前，人能生产多少东西基本上决定了人口数量。人口太多，东西太少，人是活不下去的，会发动战争。人类大多数时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规模，跟人口规模基本上是100%相关的。但是工业革命后，也就是从1780年左右开始，整个关系被打破了，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的相关系数开始下降，到二战以后，即冷战时期最低为35%左右，也就是从原来100%的经济规模跟人口规模的相关性下降到了60年代、70年代的35%左右。
随着新一轮的全球化，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全球化，进行市场化改革、私有化改革。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进一步渗透，进一步扩散和深化，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又重新开始上升。到2008年，两者的相关性回升到了61%。
以后的变化趋势会是什么样？我估计不太可能会重新回到90%，或者100%的相关系数。道理很简单，只要技术创新和其他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人口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至少不是100%意味着经济优势。当然，这个图大致上也可以说明，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作为全球人口最大和第二大的国家，其经济规模将会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当然，这一预测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世界不会重复发生世界大战。
如果重现1914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历史，再次发生世界战争，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把不同的国家拖入战争，那么，相关系数可能会越来越高。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越来越高，跟两方面的背景高度相关：一个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到了1978年前后已经非常成熟了，给全球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最经典的例子之一：十几年前，荣盛科技刚刚成立一年左右时，（现在荣盛科技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之一），我跟其创始人、CEO一起聊天，当时对方就说，他们已经雇了15000人，未来五、六年各个万吨造船的订单已经订满了，我很吃惊，一年左右的公司，怎么可以雇15000人。对方说未来一年里面，还要再多雇3万人。我问怎么协调这几万名员工相互配合，协同工作。刚刚成立一年多，那么快就可以造万吨巨轮，怎么可以做到这个水平？他们说其实蛮简单的，“我们要做的那些万吨巨轮，每一个大的部件都是从其他的供货商那边买过来的，唯一要做的就是用这些员工，把这些不同的大的部件焊接起来，组装起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一夜之间，只要把这些人都招过来，马上就可以开工、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万吨巨轮”。正因为这一点，中国很多制造业企业，从广东、福建、浙江把他们的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转移到柬埔寨，因为技术的成熟度太高了，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马上就可以开始生产了。 这一点是当初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想在19世纪后期利用中国的人口有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那时候他们没想到，有那么多现成的、可移植的技术可以搬过来。耶鲁大学培养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先帮助中国从美国买过来第一批母机，变成了江南制造局的机器。
现代世界用法律而非枪炮维护经济秩序
另外一个与我们今天高度相关的因素是全球贸易秩序。如果没有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秩序，邓小平1978年一决定改革开放了，第二天就可以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出口贸易、出口制造带动增长。没有当时的世界秩序，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最简单的、最直观的理解：今天世界上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跟原来18、19世纪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最好的例子或者是角度，是把今天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GE跟原来大英帝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做一个对比。
东印度公司在18、19世纪拥有海军比英国皇家海军的数量还要多，拥有陆军更比皇家陆军多很多，为什么这样？那个时候，要在其他国家做贸易，做投资，不仅仅投资、商业利益没办法得到保证，而且派出去的那些商人，派出去的职业经理人和非职业经理人，他们的生命安全都是没办法保证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世界秩序完全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要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制造国家，有一个前提，中国自己的海军、自己的军队实力必须很强大，这也是为什么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世界秩序不是基于规则的，而是首先基于硬实力、炮舰的，否则，派出去的商船在海上不一定能够回来。
相比之下，今天的GE、通用电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GE有没有自己的海军？有没有自己的陆军？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开支？都是没有的。GE有很多原来东印度公司没有的，GE内部的律师大概有4000多个，雇佣外面的律师就更多了，GE在这方面的开支也是很多的，因为GE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包括在中国做贸易、做投资的时候，要雇很多律师，因为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基于规则的、基于各种法律的。我们可能会说这些费用也很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GE支付的律师费用远远低于东印度公司在海军和陆军上军事开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跨国贸易、跨国投资的交易成本相对于18、19世纪下降得太多。中国在过去三十几年，在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不是那么多，花的成本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现有的世界秩序让我们可以一夜之间做贸易、做投资、做出口制造，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把秩序利用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记住这一点，尤其是不应该主动把现有的世界秩序打乱。当然有很多改良的空间，有很多规则不一定对中国是最有利的，但是应该更多地从改良、改革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先把秩序打乱。否则，我们以后的发展和未来的增长靠什么来得到支持，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发展太过容易，可能成为“后发劣势”
现有的工业技术和世界秩序，让我们能够快速发展，也可能带来一些后发优势。但是这个后发优势也可以变成后发劣势，这一点是最近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后发劣势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更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就可以发展那么多，那么快，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很难找到新的改革动力，这就是杨小凯说的后发劣势的具体内涵。
从某些方面，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到，不止是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在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因为都有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冲动，因为日子过得太好，来得太容易了，没有几个人真正去珍惜来之不易的增长环境。这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后发优势变成后发劣势以后，也会造成很多其他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要减少未来的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度，增加投资对于民间消费的依赖度。这些年来，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一直下降。
如果把时间点拉得更长一点，1952年的时候，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69%左右，跟今天美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71%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那时候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跟今天的美国差不多。随着计划经济、工业制体制不断建立，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9%下降到了45%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90年代中期下降到40%左右。尽管专家、学者多次呼吁，为什么在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的指标没有上升而是继续下降？
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拥有的资产、拥有的财富占比太高，国家对于经济的管控太多。如果土地都是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大多数生产资料的产权都是国家的，土地可以升值，这些大的国企、地方国企的资产可以升值，赚的利润也可以很多。但是这些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升值，国有资产创造的价值，跟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些增值和利润的增长都是国家的，而不是民众的。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土地，还有其他的生产资料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个国家的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不可能会太高，如此，“铁工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那么大，而民间消费起到的作用那么小。另外，就是以前对出口贸易的依赖很高，因为那么多的收入都到了政府的手里，土地和其他的财富都掌握在政府和国家的手里，这些升值和收入的增加，不能变成老百姓可以花的收入，这样话，造成了中国的经济一旦要刺激增长，有稳增长需要的时候，又不得不回到靠投资、靠国企和地方政府来唱主角的老的做法上。
把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当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得出1980年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大概是2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到了2014年、2015年，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17.5-8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当然，中国的人口没有17.5亿，没有18亿，城镇居民也没有这么多，恰恰说明这种老的增长方式是很难再持续下去了。
改革任重道远
我们今天面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一个是来自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越来越差，越来越令人担忧;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国内的调结构和增长方式的改变。
政策与实际实施往往反复。
为什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个问题不止是中国人才有的毛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不管是英国人、美国人，都是一样。
有一些毛病是体制造成的，我们看到在5月9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引用了权威人士的一些讲话。对于今年第一季度的“小阳春”、“开门红”不要太高兴，权威人士提出了警示，第一季度的这些成就实际上都是靠老办法做出来的，又在加杠杆，又在加产能，如果再这样做下去，一直提倡的调结构方方面面的目标很难得到实现。
除了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之外，还是要从根本上减少政府，减少国家在投资和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从根本上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说到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否则，随着国有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回升，国有企业的角色进一步回升，最后会把更多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挤垮，特别是这样做的结果跟其他的目标也是相背的，包括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也是会打很大的折扣。
过去这些年，现有国际秩序带来的红利基本上消耗得差不多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成熟技术和红利，包括人口红利也用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在国有经济比重这方面进行更多的改革，包括减少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中间的角色，否则，国内国外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