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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廉政瞭望》记者通过在多地走访调研和采访专家学者发现,在省市县乡换届中,特别是在县乡基层换届中,各地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科学规范换届程序,解决基层干部上升路径,促进人员合理流动,落实干部“考德”要求等多个领域,均有许多可圈可点、特色鲜明的探索创新。
机制创新:民主海推vs不拘一格
换届的核心就是调整干部。
在今年的县乡镇换届中,四川、江苏、宁夏等地一改“伯乐相马”的做法,采用“海推”的方式,实现从“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到“多数人推干部、在多数人中选人”的转变。
四川多地在县乡一级“海推”中,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近200人参加,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评委”,推选出乡镇长提名人选进入下一程序。当场投票、当场宣布结果,提名程序更公正、更透明,避免了原来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选干部的“神秘”和不公。
对此,通过公选提名为南充市嘉陵区李渡镇党委副书记的孙丽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亲身经历了区委严密、规范、科学的海推程序,我才体会到,公选只是打开了一扇门,能不能堂堂正正走进去,还得群众说了算。”“海推”这样公开选人用人的方式,不仅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更加大了中青年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从干部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民意调查、民主推荐等已成为普遍做法,民意成为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与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提升、民主参与拓展是直接相连的。
“如果不是这次乡镇换届,我做梦都不敢想象能以一名村支书的身份进入乡镇领导班子,这在农村可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临近不惑之年,刚从村支书当选为江西省奉新县干洲镇副镇长的周烈平如是说。
记者在多地调研时发现,各地结合新一轮基层党委换届,打破“身份”壁垒,村干部、大学生村官这样的“边缘”干部也进入了乡镇党政领导选拔的视野。
南开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朱光磊指出,任何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打破身份限制,破除人为壁垒,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今后组织人事工作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表示,从长远来看,实现选贤任能的多元化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在打破“身份”壁垒的同时,对年龄的的限制也有所突破,不再把政治问题简单化为数学的加减运算,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突出表现为不再“一刀切”。
2010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防止县乡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的意见》,明确规定“除国家的统一规定外,各地不得另行规定干部任职年龄界限”。本轮换届中,一些“高龄”基层干部就尝到了这个政策的“甜头”。记者在四川多地采访发现,科级干部不到50岁就“集体休息”的现象已有所改观。
提拔路径:小步快跑vs多岗锻炼
本轮换届中,体现出“小步快跑”的职级晋升机制,干部成长脉络更加明晰,相应的破格提拔“政坛黑马”就少得多了。
如今的干部大多遵循以下的成长路径:先选拔到政府任副职,熟悉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而后再到党委系统任常委(含党委副职),经过一段时间党务工作历练,再到政府任正职,主管政府全面工作,最后任党委正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政一方。通过这种“小步快跑”,一步一个阶梯,让每个岗位都转动起来,同时又实现多岗位锻炼,有效解决了一个职位被占8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难题,充分优化了干部资源,释放出人力资源活力。
例如,在本轮换届中担任四川泸州市委书记的刘国强,曾先后分别担任过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广东省委还在今年明确提出,新任市级党政正职中至少要有1人担任过县委书记或县长,而且还要求地市的党政正职人选一般应经过多岗位锻炼,不仅要熟悉党务工作,也要熟悉经济工作,还要熟悉城乡基层情况,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较强的解决复杂问题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当前,政界、商界、学界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组织部门广泛吸收了各领域的一些领军人才,并将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撇开大型国有企业老总们的“政坛舞步”不说,据报道,新“中国首富”梁稳根已于近日接受了组织部门对其的人事考察,有望在不久之后转战政坛。如此,也许对中国的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家将有着更大象征意义和示范效应。
官员、企业家、学者不断地“身份转换”说明了中国政府官员体系也正在逐渐变得开放,多重的职业经历更加有利于他们对社会发展大势的敏锐分析和宏观把握。他们之间的多岗位历练与跨领域调整,与单一的政工、理工、“三门”出身的政府组成人员形成互补,可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用人视野:加大交流vs本土培养
据记者观察,本轮换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大面积、大幅度的上下左右交流轮换,干部使用上的“五湖四海”格局更为明显。
京官空降地方进一步扩大范围,并且很多由原来的挂职改为任职,一“挂”一“任”,一字之差,却蕴含着中央换届工作的通盘考虑。而一些岗位“空降”已然成势,如纪委书记一职。据媒体报道,目前省级纪委书记六成“空降”。
此次地方换届不仅上下调整增多,横向的交流力度也空前加大。一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表示,目前干部任用制度严格遵循地域回避,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等重要职位由非本地干部担任已属常态,同时,其他市(州、厅)一级的跨区域调整也更为频繁,县委书记、县长的跨市(州)调动也较以往明显增加。
地方干部多为这种趋势叫好。有人举例,有的市(州)下辖十几个县区,而有的只下辖四五个县区,同样是处级干部,积压数量的差别是很大的。同样都面临着从县到市的升迁,如果只在本市(州)内进行调整,僧和粥的状况不同,必然有一定不公平性。而加大跨区域交流力度幅度,就能实现更大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程度上搅活干部资源这一池春水。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则表示,通过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的干部交流,有利于当地和其他地方进行横向、纵向的合作;有利于避免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长期为政,形成权力网群体腐败,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举措。
但是总的来说,地方上的干部更多的还是本土培养、顺位递升、顺序接班。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优势在于熟悉当地情况,交流方便,基础扎实,有人脉声望,工作思路的稳定性、延续性更强一些,制定的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实际。
评价标准:
注重实绩vs德考创新
新时期干部使用的一个重要导向是“注重实绩”。本轮换届中,懂经济的干部依然是香饽饽,但已不惟GDP,“治理型”领导日渐吃香。
今年以来,“仲祖文”连续发表文章谈换届中要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实绩,尤其需要具有领导科学发展、驾驭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表示,新形势下,科学发展观要求领导干部执政过程中更具备人文精神,更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创新。组织上也加大了这方面的考核权重,越来越多的强调对社会管理的公平、规范、科学、有效,越来越多的突出公共服务的公论和实绩。
与此同时,全国已有多个地方取消了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以江苏南京为例,取消了对郊县66个乡镇与街道的GDP考核指标,改为居民就业与收入。广东珠海取消对乡镇干部的GDP考核,改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选贤任能的重要标准。但具体到“考德”操作上,由于对德的概念理解不一、指标确定各异、难以量化,加之具有隐蔽性、可变性等原因,德往往难以考准、考实。本轮换届中,全国许多省份进一步细化了德的考评指标,着力解决干部德考标准空泛化、方法简单化、结论公式化的问题,努力创新“德考”方式。
比如,重庆市出台了《市管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在全市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中,采取正向测评、反向调查、跟踪纪实等方式,对市管领导干部进行德的专项考评。其中,反向调查针对干部队伍带倾向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列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收受礼金红包、生活作风不检点”等14种负面现象,力求把过去德的概念化要求转化为参评人可直接感知评价的具体内容。
河北省也在保定市率先开展了“反向测评”,充分运用逆向思维,把测评内容落在具体问题上,既增强了测评的针对性,又提高了评价的科学性。河北省委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在县级换届考察中试点,若效果较好,市级换届中将全面推广。”
去年,四川射洪县出台了《领导干部诚信档案管理办法(试行)》,在今年换届中,诚信档案已经成为促进各级干部“自律”、“他律”的强大“引擎”,已有3名干部因说谎、失范而记入档案,并被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
干部无才会误事,干部无德则坏事。如何让德成为“硬杠杠”,探索还在继续。
机制创新:民主海推vs不拘一格
换届的核心就是调整干部。
在今年的县乡镇换届中,四川、江苏、宁夏等地一改“伯乐相马”的做法,采用“海推”的方式,实现从“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到“多数人推干部、在多数人中选人”的转变。
四川多地在县乡一级“海推”中,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近200人参加,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评委”,推选出乡镇长提名人选进入下一程序。当场投票、当场宣布结果,提名程序更公正、更透明,避免了原来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选干部的“神秘”和不公。
对此,通过公选提名为南充市嘉陵区李渡镇党委副书记的孙丽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亲身经历了区委严密、规范、科学的海推程序,我才体会到,公选只是打开了一扇门,能不能堂堂正正走进去,还得群众说了算。”“海推”这样公开选人用人的方式,不仅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更加大了中青年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从干部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民意调查、民主推荐等已成为普遍做法,民意成为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与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提升、民主参与拓展是直接相连的。
“如果不是这次乡镇换届,我做梦都不敢想象能以一名村支书的身份进入乡镇领导班子,这在农村可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临近不惑之年,刚从村支书当选为江西省奉新县干洲镇副镇长的周烈平如是说。
记者在多地调研时发现,各地结合新一轮基层党委换届,打破“身份”壁垒,村干部、大学生村官这样的“边缘”干部也进入了乡镇党政领导选拔的视野。
南开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朱光磊指出,任何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打破身份限制,破除人为壁垒,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今后组织人事工作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表示,从长远来看,实现选贤任能的多元化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在打破“身份”壁垒的同时,对年龄的的限制也有所突破,不再把政治问题简单化为数学的加减运算,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突出表现为不再“一刀切”。
2010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防止县乡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的意见》,明确规定“除国家的统一规定外,各地不得另行规定干部任职年龄界限”。本轮换届中,一些“高龄”基层干部就尝到了这个政策的“甜头”。记者在四川多地采访发现,科级干部不到50岁就“集体休息”的现象已有所改观。
提拔路径:小步快跑vs多岗锻炼
本轮换届中,体现出“小步快跑”的职级晋升机制,干部成长脉络更加明晰,相应的破格提拔“政坛黑马”就少得多了。
如今的干部大多遵循以下的成长路径:先选拔到政府任副职,熟悉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而后再到党委系统任常委(含党委副职),经过一段时间党务工作历练,再到政府任正职,主管政府全面工作,最后任党委正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政一方。通过这种“小步快跑”,一步一个阶梯,让每个岗位都转动起来,同时又实现多岗位锻炼,有效解决了一个职位被占8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难题,充分优化了干部资源,释放出人力资源活力。
例如,在本轮换届中担任四川泸州市委书记的刘国强,曾先后分别担任过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广东省委还在今年明确提出,新任市级党政正职中至少要有1人担任过县委书记或县长,而且还要求地市的党政正职人选一般应经过多岗位锻炼,不仅要熟悉党务工作,也要熟悉经济工作,还要熟悉城乡基层情况,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较强的解决复杂问题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当前,政界、商界、学界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组织部门广泛吸收了各领域的一些领军人才,并将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撇开大型国有企业老总们的“政坛舞步”不说,据报道,新“中国首富”梁稳根已于近日接受了组织部门对其的人事考察,有望在不久之后转战政坛。如此,也许对中国的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家将有着更大象征意义和示范效应。
官员、企业家、学者不断地“身份转换”说明了中国政府官员体系也正在逐渐变得开放,多重的职业经历更加有利于他们对社会发展大势的敏锐分析和宏观把握。他们之间的多岗位历练与跨领域调整,与单一的政工、理工、“三门”出身的政府组成人员形成互补,可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用人视野:加大交流vs本土培养
据记者观察,本轮换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大面积、大幅度的上下左右交流轮换,干部使用上的“五湖四海”格局更为明显。
京官空降地方进一步扩大范围,并且很多由原来的挂职改为任职,一“挂”一“任”,一字之差,却蕴含着中央换届工作的通盘考虑。而一些岗位“空降”已然成势,如纪委书记一职。据媒体报道,目前省级纪委书记六成“空降”。
此次地方换届不仅上下调整增多,横向的交流力度也空前加大。一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表示,目前干部任用制度严格遵循地域回避,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等重要职位由非本地干部担任已属常态,同时,其他市(州、厅)一级的跨区域调整也更为频繁,县委书记、县长的跨市(州)调动也较以往明显增加。
地方干部多为这种趋势叫好。有人举例,有的市(州)下辖十几个县区,而有的只下辖四五个县区,同样是处级干部,积压数量的差别是很大的。同样都面临着从县到市的升迁,如果只在本市(州)内进行调整,僧和粥的状况不同,必然有一定不公平性。而加大跨区域交流力度幅度,就能实现更大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程度上搅活干部资源这一池春水。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则表示,通过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的干部交流,有利于当地和其他地方进行横向、纵向的合作;有利于避免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长期为政,形成权力网群体腐败,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举措。
但是总的来说,地方上的干部更多的还是本土培养、顺位递升、顺序接班。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优势在于熟悉当地情况,交流方便,基础扎实,有人脉声望,工作思路的稳定性、延续性更强一些,制定的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实际。
评价标准:
注重实绩vs德考创新
新时期干部使用的一个重要导向是“注重实绩”。本轮换届中,懂经济的干部依然是香饽饽,但已不惟GDP,“治理型”领导日渐吃香。
今年以来,“仲祖文”连续发表文章谈换届中要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实绩,尤其需要具有领导科学发展、驾驭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表示,新形势下,科学发展观要求领导干部执政过程中更具备人文精神,更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创新。组织上也加大了这方面的考核权重,越来越多的强调对社会管理的公平、规范、科学、有效,越来越多的突出公共服务的公论和实绩。
与此同时,全国已有多个地方取消了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以江苏南京为例,取消了对郊县66个乡镇与街道的GDP考核指标,改为居民就业与收入。广东珠海取消对乡镇干部的GDP考核,改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选贤任能的重要标准。但具体到“考德”操作上,由于对德的概念理解不一、指标确定各异、难以量化,加之具有隐蔽性、可变性等原因,德往往难以考准、考实。本轮换届中,全国许多省份进一步细化了德的考评指标,着力解决干部德考标准空泛化、方法简单化、结论公式化的问题,努力创新“德考”方式。
比如,重庆市出台了《市管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在全市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中,采取正向测评、反向调查、跟踪纪实等方式,对市管领导干部进行德的专项考评。其中,反向调查针对干部队伍带倾向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列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收受礼金红包、生活作风不检点”等14种负面现象,力求把过去德的概念化要求转化为参评人可直接感知评价的具体内容。
河北省也在保定市率先开展了“反向测评”,充分运用逆向思维,把测评内容落在具体问题上,既增强了测评的针对性,又提高了评价的科学性。河北省委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在县级换届考察中试点,若效果较好,市级换届中将全面推广。”
去年,四川射洪县出台了《领导干部诚信档案管理办法(试行)》,在今年换届中,诚信档案已经成为促进各级干部“自律”、“他律”的强大“引擎”,已有3名干部因说谎、失范而记入档案,并被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
干部无才会误事,干部无德则坏事。如何让德成为“硬杠杠”,探索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