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的经济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科技创新并没有高效地转化为经济成果。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成果，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目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美国发展过程的分析，发现在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成果的过程中，充裕的人力资本不可或缺。
关键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7-019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很高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十年GDP平均增速在9%以上，到2010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大决策。201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习近强调：“我国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主要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发展，也应是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发展（林兆木，2018）。
高质量发展强调科技创新对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的效率。我国近些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7年12月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记者会，公布了去年一年世界各国的专利申请情况。据悉，去年一年全世界申请专利数量为312.79万项，其中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为133.8503万项，占到总数的四成以上。中国的专利申请量比第二位的美国（60.5 571万项）、第三位的日本（31.8381万项）、第四位的韩国（20.8830万项）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但是，这些科技创新并没有有效推动生产力的提高。郭庆旺、贾俊雪（2005）通过对中国1979—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较高的储蓄导致较快的经济增长，如果经济保持高储蓄率，也就会保持大量的资本存量和高产出水平。我们看到，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储蓄率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率都处于稳定并小幅度下降的趋势。但是，美国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GDP增速。西蒙·库滋涅茨研究发现，与美国经济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比，美国的净资本形成额却逐步在减少。“更多的产出是用较少的资本生产出来的”，“生产一定数量商品需要的实物资本量表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而在工业国家中，物质资本增长的需要少于生产增长的需要。”同时，根据传统经济理论，国民收入会因为总生产要素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民收入的增长比总生产要素的增长要快。除了（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贡献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未能清楚解释的“增长剩余”。这些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正是人力资本发挥了比实物资本更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开启了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1960 年，美國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可以通过投资获得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使得货币资本转换为知识和能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且这种投资收益极佳。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也进一步促使美国开始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在联合国的一个21个国家的教育索引中，美国得分为99.9，排名世界第一。美国对教育投资的成功不仅仅是政府多年来对公共教育支出的不断扩大，更在于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高等大学、社区大学、技能培训等互相结合，各种社区大学和政府免费提供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培养出了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而高等大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高技术人才，所有这些高素质劳动力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美国企业普遍还会对职员进行技能培训，全美有 97%的企业为职工制订了培训计划，这些结合在一起又进一步推动了技术进步，进而这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比实物资本创造出了更大、更高质量的产出。
（二）美国人力资本的投资
美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本国储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外商直接投资起到较大的作用。90年代以后资本来源多元化，外商投资的增加属于科技进步、规模进步导致的新的国际分工以至于产业内贸易的结果，是一种被动顺应的现象。依靠本国储蓄进行投资，经济增长较为平稳，波动较小;对外部依赖性不强，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较大。而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大大补充了美国在新经济转型中对实物资本投资的减少。
美国的投资经历实物资本投资为主向科技、研发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的不断升级的过程，实物资本对GDP的影响逐渐下降，人力资本和对外投资逐渐加强。投资方向的这种不断升级和高级化使美国能够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的顶端，在向海外输出资本、商品、技术时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获得较高的附加值。随着产业的高端化、市场的国际化，本国企业生产基地大量外移，形成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加速了其资本和商品的扩张，使其海外市场更广阔、更深入。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美国的科技创新就根植于其丰厚的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为美国社会培养了各层次的技术人才，使得科技创新得以生根发芽，转化为丰硕的经济成果。充裕的人力资本是美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是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创新强国的重要推动力。
纵观美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前期实物资本经历了一个高速积累的过程，而后逐渐降低。对实物资本投资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究其本质原因，是因为前期对实物资本的投资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当实物资本累积到一定的量后，边际回报率降低，继而转向回报率更高的地方如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无不依赖于对教育的大力投入和科技研发费用的不断增加，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成果，这中间还需要大量的各个层面的技术人才（得益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成功地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国家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英杰.日元汇率波动与内需型经济转型——日本经济史（1980—1990）的考察[J].经济研究，2010，（4）：32-37.
[2] 祝淑春.战后日本民主化教育改革与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J].日本问题研究，2005，（4）：30-32.
[3] 刘崇仪.试论美国“新经济”发展模式[J].财经科学，2001，（2）：41-46.
[4] 刘美平.德国“经济奇迹”深层根源探究及其对中国改革之启示[J].北方论丛，2002，（1）：81.
[5] 陈强，霍丹.德国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及特征分析[J].德国研究，2013，（4）：86-100.
关键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7-019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很高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十年GDP平均增速在9%以上，到2010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大决策。201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习近强调：“我国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主要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发展，也应是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发展（林兆木，2018）。
高质量发展强调科技创新对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的效率。我国近些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7年12月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记者会，公布了去年一年世界各国的专利申请情况。据悉，去年一年全世界申请专利数量为312.79万项，其中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为133.8503万项，占到总数的四成以上。中国的专利申请量比第二位的美国（60.5 571万项）、第三位的日本（31.8381万项）、第四位的韩国（20.8830万项）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但是，这些科技创新并没有有效推动生产力的提高。郭庆旺、贾俊雪（2005）通过对中国1979—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较高的储蓄导致较快的经济增长，如果经济保持高储蓄率，也就会保持大量的资本存量和高产出水平。我们看到，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储蓄率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率都处于稳定并小幅度下降的趋势。但是，美国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GDP增速。西蒙·库滋涅茨研究发现，与美国经济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比，美国的净资本形成额却逐步在减少。“更多的产出是用较少的资本生产出来的”，“生产一定数量商品需要的实物资本量表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而在工业国家中，物质资本增长的需要少于生产增长的需要。”同时，根据传统经济理论，国民收入会因为总生产要素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民收入的增长比总生产要素的增长要快。除了（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贡献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未能清楚解释的“增长剩余”。这些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正是人力资本发挥了比实物资本更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开启了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1960 年，美國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可以通过投资获得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使得货币资本转换为知识和能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且这种投资收益极佳。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也进一步促使美国开始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在联合国的一个21个国家的教育索引中，美国得分为99.9，排名世界第一。美国对教育投资的成功不仅仅是政府多年来对公共教育支出的不断扩大，更在于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高等大学、社区大学、技能培训等互相结合，各种社区大学和政府免费提供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培养出了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而高等大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高技术人才，所有这些高素质劳动力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美国企业普遍还会对职员进行技能培训，全美有 97%的企业为职工制订了培训计划，这些结合在一起又进一步推动了技术进步，进而这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比实物资本创造出了更大、更高质量的产出。
（二）美国人力资本的投资
美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本国储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外商直接投资起到较大的作用。90年代以后资本来源多元化，外商投资的增加属于科技进步、规模进步导致的新的国际分工以至于产业内贸易的结果，是一种被动顺应的现象。依靠本国储蓄进行投资，经济增长较为平稳，波动较小;对外部依赖性不强，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较大。而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大大补充了美国在新经济转型中对实物资本投资的减少。
美国的投资经历实物资本投资为主向科技、研发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的不断升级的过程，实物资本对GDP的影响逐渐下降，人力资本和对外投资逐渐加强。投资方向的这种不断升级和高级化使美国能够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的顶端，在向海外输出资本、商品、技术时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获得较高的附加值。随着产业的高端化、市场的国际化，本国企业生产基地大量外移，形成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加速了其资本和商品的扩张，使其海外市场更广阔、更深入。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美国的科技创新就根植于其丰厚的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为美国社会培养了各层次的技术人才，使得科技创新得以生根发芽，转化为丰硕的经济成果。充裕的人力资本是美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是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创新强国的重要推动力。
纵观美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前期实物资本经历了一个高速积累的过程，而后逐渐降低。对实物资本投资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究其本质原因，是因为前期对实物资本的投资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当实物资本累积到一定的量后，边际回报率降低，继而转向回报率更高的地方如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无不依赖于对教育的大力投入和科技研发费用的不断增加，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成果，这中间还需要大量的各个层面的技术人才（得益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成功地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国家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英杰.日元汇率波动与内需型经济转型——日本经济史（1980—1990）的考察[J].经济研究，2010，（4）：32-37.
[2] 祝淑春.战后日本民主化教育改革与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J].日本问题研究，2005，（4）：30-32.
[3] 刘崇仪.试论美国“新经济”发展模式[J].财经科学，2001，（2）：41-46.
[4] 刘美平.德国“经济奇迹”深层根源探究及其对中国改革之启示[J].北方论丛，2002，（1）：81.
[5] 陈强，霍丹.德国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及特征分析[J].德国研究，2013，（4）：8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