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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杨”学界一向持肯定态度，但对其过失却很少论及。本文则通过对正统初政的考察，认为正统时期宦官坏政，而致“土木之变”，三杨尤其是杨士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振乱政虽已渐昭彰，“三杨”不但未对其有任何抗争，反而多承奉容悦之态，因而助长了王振的气焰，终于酿成土木之祸。这种局面的出现，当与三杨一向软弱圆滑的辅政作风和手法、为政不能处以公心以及他们的人品有直接关系。在三杨之中，而以杨士奇的人品最差，而且学行有亏，他所负责纂修的《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却有多处由于杨士奇“芟改失实”，曲笔回护。因此，对杨士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