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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毛泽东接触新学和西学，稍晚一些。
他发蒙时，科举废，学堂兴，新学大倡，各种介绍西学的报刊书籍已经比较普及。但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直到16岁时，从表兄那里借阅《盛世危言》这本新学著述，他才开始“睁眼看世界”。可以说，是新学把毛泽东引向了新的天地。
从1910年下半年赴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后，毛泽东孜孜攻读传统典籍的同时，开始关注新学，读了不少介绍西方历史和文明的书。比如，他从同学萧三手里借阅过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在书中用墨笔画了不少圈点，圈画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还书的时候，他对萧三说：“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现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还保存一本毛泽东当时读过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4号，他在该刊所载的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一文处，批了如下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话很珍贵，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阅读批语，也是目前发现的他表达政见的最早文字，说明他思考现实政治的起点，是康梁维新派的主张。1936年在保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陈，“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关于湖南知识界在戊戌变法前后传播新学的情况，毛泽东1919年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有过描述。他说：“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这种新学气氛，实为湖湘文化的发扬。在读传统书籍方面，毛泽东受湖湘文化甚深，自然也青睐这类新学。正是在接触这股新学思潮后，毛泽东说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其实，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著述时，他们的主张已经过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已于1907年停刊。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才第一次即时读到反映新学的报刊，思想开始跟上现实时代。当时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引领潮流的报刊是《甲寅》《民立报》等，他后来说，自己在《民立报》上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看到“同盟会的纲领”，觉得是“激动人心的材料”。从此开始远离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张，转向孙中山、黄兴革命派的立场。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新军当兵，从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到江亢虎在报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党章程》，特别是江亢虎和宋教仁在报刊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文章。毛泽东觉得很新鲜，便四处写信和朋友讨论。
早年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新学和西学著述，是1912年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半年期间。其中，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给他印象很深，诸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各个方面。他当时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1936年同斯诺谈到这半年自学，他说是“极有价值的半年”。1959年还同外宾谈起当时的感受：“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
进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读的新学著述就更多了。一师的老师，学贯中西者不少，经常向学生推荐一些西学新学著述来读。从全国思想界的动向看，经过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的沉闷，新文化运动开始酝酿。毛泽东在校期间，是酝酿新文化运动的《青年》（1917年改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对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1917年还在上面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能够拿得稿酬的文字。
或许受到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求心性修养，毛泽东当时读新学西学，比较感兴趣的，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他当时手抄过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7册。
对求学期间阅读新学西学的动力和感受，毛泽东30年后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有一段概括。他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这些话虽事后所说，毛泽东早年也确是如此。可证之他的同学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一段日记。这天的日记说，毛泽东和他谈到：“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本源”之光仿佛透露于新学之中。在他看来，能够从根本上“动”天下之心，进而改变中国的“本源”，似乎只能从外国输入，从托尔斯泰这些人宣传的，对中国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思想中去寻找。因为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了。“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在那时青年学子中不在少数，因为他们早已超越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时代。
《伦理学原理》：读奇书，做奇男子
毛泽东习惯于用“奇”来称呼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诸如诗中所说的“中华儿女多奇志”“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之类。这种追求，与他早年的阅读探寻有关。
在1915年6月给朋友的信中，毛泽东曾经预言：“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这里说的“奇杰”，和他当时说的“读奇书，立奇志，创奇事，做奇男子”，是一个意思。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到的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可谓他当时心目中的一本“奇书”。在阅读中，他确也发了不少“奇论”。
杨昌济当时讲授伦理学，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材。该书约10万字左右，毛泽东在上面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他还根据《伦理学原理》的一些观点，写了篇《心之力》的文章，杨先生给打了100分。
泡尔生是柏林大学教授，康德派哲学家，哲学观点属于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其《伦理学原理》除序论和导言外，共九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厌世主义、害及恶、义务及良心、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道德及幸福、道德与宗教之关系、意志之自由。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绝大部分是表达他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一些观点的引申和分析；小部分是对原著论述的赞同语和一些章节段落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他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也很多，常见的批语是“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等。批语中还有不少是结合墨子、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联系五四运动前夕的国是政治和文化思潮，对原著观点进行发挥。
毛泽东青年时代拥有一个鲜明主张：要拯救多灾多难的国家，就必须改变人的精神和身体，塑造新的国民。通俗地说，就是要先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去改造客观世界。他读书以求“本源”，也是这个意思。这种认识，和湘学士风的影响有关，如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都持这样的观点。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倾向，也大体如此，梁启超倡导塑造新民，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代表了当时比较普遍的看法。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既反映了这股思潮，又有充满个性的理解和发挥。
《伦理学原理》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其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的批语，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个观点，对他后来建构新的伦理观发生不小影响。诸如，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消极无为，重视人的行为精神价值，高扬豪杰精神和圣贤精神，追求济世救人，献身崇高理想，等等。这些，都极具理想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个性气质，隐隐然透出其理想人格的影子。他当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和后来著名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也都强调人们的思想、理想、道德、意志之于人们干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在毛泽东的批语中，“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颇为奇异的说法。
通常说来，人们的道德评价来源于自身的利益感受，青年毛泽东据此认可《伦理学原理》讲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过，他觉得这只是人格道德的表层内容。社会固然需要个人主义，需要冲破一切压抑个性的东西，但由此解放和实现的，应该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只有彻底、完美地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意志，才算是“遂其生活”，才会是最高境界的“善”。因此，道德上的“善”和精神利益有关，和肉体利益无关，“肉体无利之价值”。这样一来，所谓“利己”，应该是“高尚之利己”，本质上是“精神之利己”。青年毛泽东在批语中阐发的这种“利己主义”，与平常说的损人利己的自私，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一般的利他主义更为高尚——
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只有不顾一切追求崇高理想，仅仅在“精神上”利己的人格，才是崇高的人格。这种道德风范，确实非一般人所能自觉践行。胸中若无“本源”，是难以养成的；这种献身精神，如果没有极度的理想主义支撑，也难奉行。但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奇男子”，却是可以做到的。正因为这种道德理想很“奇”，也引起后人的一些误解，甚至曲解。
比如，前些年一个英国华裔女作家，写了部《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第二章开头有这样一段：“毛泽东对于道德的看法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自我。他认为，‘我’高于一切。他回避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项义务，对其他人我没有任何义务。’”作者在注释里说，她所引毛泽东的话，出自《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5页。
找出《毛泽东早期文稿》一查，第235页是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原话是——
“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
稍有中文常识，便不难明白，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不仅不是回避对他人的责任义务，而且是更高境界的知行合一的义务观。其核心是把“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这类事情，当作自己必须去实现的义务。如果不去做，内心就会感到不安；做了，也不是为了别人，更非是要沽名钓誉，完全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精神能力。显然，《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把毛泽东的原意完全弄反了。或许作者没有看到原文，或许看到了原文，为表达自己先入为主的认识，遂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只载取开头两句，下面的话就不管不顾了。
毛泽东当时的人格追求，确有让人称奇的地方，有人难以理解，或者是理解不了，也有可能。阅读《伦理学原理》这样的书，不仅激发了毛泽东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雄心，也促进了心性修养的提升，为他“立奇志、创奇事”，做“奇杰”“奇男子”“奇儿女”，作了人格心性的准备。
1917年阅读批注的这本《伦理学原理》，后来的遭遇颇为有趣。毛泽东投身革命后，曾将他在长沙求学期间读过的书籍和笔记、日记，送回韶山老屋放置，土地革命时期，乡亲们担心它们落入敌手，均烧毁了。这本《伦理学原理》因借给他人，却幸免此劫。1950年，一师老同学周世钊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另一个叫杨韶华的同学听说后，托他将几十年前借阅的这本《伦理学原理》归还毛泽东。杨韶华在该书扉页上写下缘由：“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
据周世钊记述，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所谓“启发和帮助”，实际就是思想启蒙，使他能够跳出中国传统典籍来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中，做出求变求新的选择。
1918年4月，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写了首《送纵宇一郎东行》诗，送给准备赴日本留学的罗章龙。他在诗中很自信地宣称：“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读书学习，把握本源，管好身心，保持胸中日月常新常美，沧海横流的人间之事，似乎就不难打理了。此番理路，呼应了刚刚成立的新民学会“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也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学生时代求学宗旨的一种概括。
书本导引着他的脚尖的方向，而脚尖将决定他未来的人生旅程。
毛泽东接触新学和西学，稍晚一些。
他发蒙时，科举废，学堂兴，新学大倡，各种介绍西学的报刊书籍已经比较普及。但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直到16岁时，从表兄那里借阅《盛世危言》这本新学著述，他才开始“睁眼看世界”。可以说，是新学把毛泽东引向了新的天地。
从1910年下半年赴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后，毛泽东孜孜攻读传统典籍的同时，开始关注新学，读了不少介绍西方历史和文明的书。比如，他从同学萧三手里借阅过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在书中用墨笔画了不少圈点，圈画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还书的时候，他对萧三说：“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现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还保存一本毛泽东当时读过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4号，他在该刊所载的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一文处，批了如下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话很珍贵，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阅读批语，也是目前发现的他表达政见的最早文字，说明他思考现实政治的起点，是康梁维新派的主张。1936年在保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陈，“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关于湖南知识界在戊戌变法前后传播新学的情况，毛泽东1919年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有过描述。他说：“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这种新学气氛，实为湖湘文化的发扬。在读传统书籍方面，毛泽东受湖湘文化甚深，自然也青睐这类新学。正是在接触这股新学思潮后，毛泽东说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其实，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著述时，他们的主张已经过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已于1907年停刊。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才第一次即时读到反映新学的报刊，思想开始跟上现实时代。当时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引领潮流的报刊是《甲寅》《民立报》等，他后来说，自己在《民立报》上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看到“同盟会的纲领”，觉得是“激动人心的材料”。从此开始远离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张，转向孙中山、黄兴革命派的立场。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新军当兵，从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到江亢虎在报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党章程》，特别是江亢虎和宋教仁在报刊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文章。毛泽东觉得很新鲜，便四处写信和朋友讨论。
早年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新学和西学著述，是1912年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半年期间。其中，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给他印象很深，诸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各个方面。他当时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1936年同斯诺谈到这半年自学，他说是“极有价值的半年”。1959年还同外宾谈起当时的感受：“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
进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读的新学著述就更多了。一师的老师，学贯中西者不少，经常向学生推荐一些西学新学著述来读。从全国思想界的动向看，经过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的沉闷，新文化运动开始酝酿。毛泽东在校期间，是酝酿新文化运动的《青年》（1917年改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对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1917年还在上面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能够拿得稿酬的文字。
或许受到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求心性修养，毛泽东当时读新学西学，比较感兴趣的，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他当时手抄过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7册。
对求学期间阅读新学西学的动力和感受，毛泽东30年后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有一段概括。他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这些话虽事后所说，毛泽东早年也确是如此。可证之他的同学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一段日记。这天的日记说，毛泽东和他谈到：“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本源”之光仿佛透露于新学之中。在他看来，能够从根本上“动”天下之心，进而改变中国的“本源”，似乎只能从外国输入，从托尔斯泰这些人宣传的，对中国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思想中去寻找。因为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了。“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在那时青年学子中不在少数，因为他们早已超越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时代。
《伦理学原理》：读奇书，做奇男子
毛泽东习惯于用“奇”来称呼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诸如诗中所说的“中华儿女多奇志”“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之类。这种追求，与他早年的阅读探寻有关。
在1915年6月给朋友的信中，毛泽东曾经预言：“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这里说的“奇杰”，和他当时说的“读奇书，立奇志，创奇事，做奇男子”，是一个意思。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到的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可谓他当时心目中的一本“奇书”。在阅读中，他确也发了不少“奇论”。
杨昌济当时讲授伦理学，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材。该书约10万字左右，毛泽东在上面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他还根据《伦理学原理》的一些观点，写了篇《心之力》的文章，杨先生给打了100分。
泡尔生是柏林大学教授，康德派哲学家，哲学观点属于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其《伦理学原理》除序论和导言外，共九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厌世主义、害及恶、义务及良心、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道德及幸福、道德与宗教之关系、意志之自由。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绝大部分是表达他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一些观点的引申和分析；小部分是对原著论述的赞同语和一些章节段落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他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也很多，常见的批语是“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等。批语中还有不少是结合墨子、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联系五四运动前夕的国是政治和文化思潮，对原著观点进行发挥。
毛泽东青年时代拥有一个鲜明主张：要拯救多灾多难的国家，就必须改变人的精神和身体，塑造新的国民。通俗地说，就是要先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去改造客观世界。他读书以求“本源”，也是这个意思。这种认识，和湘学士风的影响有关，如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都持这样的观点。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倾向，也大体如此，梁启超倡导塑造新民，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代表了当时比较普遍的看法。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既反映了这股思潮，又有充满个性的理解和发挥。
《伦理学原理》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其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的批语，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个观点，对他后来建构新的伦理观发生不小影响。诸如，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消极无为，重视人的行为精神价值，高扬豪杰精神和圣贤精神，追求济世救人，献身崇高理想，等等。这些，都极具理想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个性气质，隐隐然透出其理想人格的影子。他当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和后来著名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也都强调人们的思想、理想、道德、意志之于人们干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在毛泽东的批语中，“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颇为奇异的说法。
通常说来，人们的道德评价来源于自身的利益感受，青年毛泽东据此认可《伦理学原理》讲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过，他觉得这只是人格道德的表层内容。社会固然需要个人主义，需要冲破一切压抑个性的东西，但由此解放和实现的，应该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只有彻底、完美地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意志，才算是“遂其生活”，才会是最高境界的“善”。因此，道德上的“善”和精神利益有关，和肉体利益无关，“肉体无利之价值”。这样一来，所谓“利己”，应该是“高尚之利己”，本质上是“精神之利己”。青年毛泽东在批语中阐发的这种“利己主义”，与平常说的损人利己的自私，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一般的利他主义更为高尚——
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只有不顾一切追求崇高理想，仅仅在“精神上”利己的人格，才是崇高的人格。这种道德风范，确实非一般人所能自觉践行。胸中若无“本源”，是难以养成的；这种献身精神，如果没有极度的理想主义支撑，也难奉行。但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奇男子”，却是可以做到的。正因为这种道德理想很“奇”，也引起后人的一些误解，甚至曲解。
比如，前些年一个英国华裔女作家，写了部《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第二章开头有这样一段：“毛泽东对于道德的看法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自我。他认为，‘我’高于一切。他回避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项义务，对其他人我没有任何义务。’”作者在注释里说，她所引毛泽东的话，出自《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5页。
找出《毛泽东早期文稿》一查，第235页是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原话是——
“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
稍有中文常识，便不难明白，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不仅不是回避对他人的责任义务，而且是更高境界的知行合一的义务观。其核心是把“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这类事情，当作自己必须去实现的义务。如果不去做，内心就会感到不安；做了，也不是为了别人，更非是要沽名钓誉，完全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精神能力。显然，《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把毛泽东的原意完全弄反了。或许作者没有看到原文，或许看到了原文，为表达自己先入为主的认识，遂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只载取开头两句，下面的话就不管不顾了。
毛泽东当时的人格追求，确有让人称奇的地方，有人难以理解，或者是理解不了，也有可能。阅读《伦理学原理》这样的书，不仅激发了毛泽东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雄心，也促进了心性修养的提升，为他“立奇志、创奇事”，做“奇杰”“奇男子”“奇儿女”，作了人格心性的准备。
1917年阅读批注的这本《伦理学原理》，后来的遭遇颇为有趣。毛泽东投身革命后，曾将他在长沙求学期间读过的书籍和笔记、日记，送回韶山老屋放置，土地革命时期，乡亲们担心它们落入敌手，均烧毁了。这本《伦理学原理》因借给他人，却幸免此劫。1950年，一师老同学周世钊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另一个叫杨韶华的同学听说后，托他将几十年前借阅的这本《伦理学原理》归还毛泽东。杨韶华在该书扉页上写下缘由：“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
据周世钊记述，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所谓“启发和帮助”，实际就是思想启蒙，使他能够跳出中国传统典籍来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中，做出求变求新的选择。
1918年4月，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写了首《送纵宇一郎东行》诗，送给准备赴日本留学的罗章龙。他在诗中很自信地宣称：“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读书学习，把握本源，管好身心，保持胸中日月常新常美，沧海横流的人间之事，似乎就不难打理了。此番理路，呼应了刚刚成立的新民学会“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也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学生时代求学宗旨的一种概括。
书本导引着他的脚尖的方向，而脚尖将决定他未来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