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妇女被强奸的惨烈总是被凸显，她们受伤和死亡。而性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国家、民族、男人，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羞耻莫此为甚。这种无法修复的羞耻感，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张时抛不下的包袱，虽然。羞耻也转为不忘的仇恨，成了强化民族认同的养料之一。
　　电影中的故事在酥酥糯糯的南京方言里开始讲述。1937年南京沦陷，满目疮痍，只有一座天主教堂暂时未被占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14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2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还有一个美国人约翰，都先后进了教堂，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一场生死浩劫，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然而，教堂也不是永远的净土，暂时的宁静很快被打破——日军冲进教堂并且发现了女学生，女大学生眼看就要被日军掳走凌辱，殊死抵抗的军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开枪救女学生，英勇牺牲。后来，日军又强征女学生去庆功会为日军表演节目，谁都知道，这将是一条凶多吉少的不归路。女学生们不甘被日军凌辱，准备集体自杀，却被以玉墨为首的12个妓女们救下，12个平日里被视为下贱的风尘女子和那个虽小却责任心强的小男孩，在侵略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激发了侠义血性，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
　　在商业上，日军和国军的南京攻防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片的开头，佟大为饰演的国军和日军打了无数激动人心的巷战，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样几个国军对几十个日本兵的打法大电影太不真实了，但依然会被佟大为那份充满血性的抗争所悸动。这也是电影带给观众的一种魅力。
　　随后在教堂的戏份里，偷鸡摸狗的贝尔、女学生和妓女们的对峙，大难临头的悲悯，日军的残暴、冷酷，乃至最后必然的结局……张艺谋小心翼翼的处理着每一段，都处理得很是不错。有缺陷的男主角，纯粹只是为了钱才去教堂，带着点痞子气的他在杀戮里清醒，从假扮神父到真的肩负起神父的职责保卫学生，虽然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和刻画模式相当的《辛德勒的名单》基本没有什么原创性。在第二段，妓女和学生的交锋里，情绪的延伸是非常自然的。叽叽喳喳见惯大世面的金陵十四钗，就算是躲到地窖里也能养猫打麻将；而唱诗班的女学生，则在瑟瑟发抖饱受恐惧的煎熬。两个特殊的群体产生了足够的戏剧冲突，再用厕所使用权的争执迅猛的切换到日军的强奸，接着带出冷酷的日本军官和殊死抗争的中国军人。从剧作角度，中间这段戏是非常出色的。
　　豆蔻寻琴一段戏是全片真正的高潮段落。这一段戏气呵成，拍得十分出色，最值得称赞的是从豆蔻被日军发现开始的长镜头，镜头先是从豆蔻的视角躲避日军，再到被日军发现跑进楼里，变成日军视角，再从楼上跳入河中，镜头从楼里跟随日军进入河里，这段长镜头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命悬一线的紧张剧情。
　　最后的结局是注定的。玉墨带着妓女们，代替了学生，登上了没有归途的卡车。其中一个妓女最后的怯场和痛苦，贝尔无能为力的欺骗，还有对玉墨们最终下场的留白，都处理得很好。最后时刻人性的挣扎，使得玉墨们没有那么高大全，人会怕死，所以这一段，非常鲜活，更显得她们的伟大；最终悲惨结局的留白，避免了剥削式的消费，避免了拿日军的兽行来吸引眼球，更重要的是，玉墨们在影像上，留给了观众一个完美的形象，身着五彩缤纷的旗袍，婀娜多姿的背影，金陵十三钗们的风情万种，随着电影的散场，定格在观众心里。
　　玉墨在妓女中发起了代替女学生去接受强奸的运动，理由是这些女学生受不了强奸、被强奸后会活不下去，而“我们什么男人都见过”——同是女人，为什么妓女就可以不在乎被强奸?惟一的原因是她们已经没有贞操了，所以，强奸就不算什么伤害。这种千百年来曾解脱过多少强奸罪的蹩脚说辞，因通过女人的嘴说出而被再次正当化。而且，这些因为性污名而被践踏到底，连处女的茅厕都不能进的女人，看到了一个在主流道德框架中重塑尊严的机会，那就是，身为“婊子”，做件“有情有义”的事给人看看。为了这个机会，她们甘愿去死，当道德洗白被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在导演的眼里，这群本来不知亡国恨的女人升华了。
　　妓女们以歌舞表演最后展现了一番妖娆风采，但告别妖娆开始改成朴素的女学生装扮时，她们却是多么惊喜，甚至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高兴——为这个赎去堕落之罪的变身，她们深深自我感动着，而女学生怎么那么心安理得呢，只是生硬地叫了一声“姐姐”?她们连这些替死的女人的名字都不问，更没有阻止过她们这样做。这些以无能为理由安然领受保护、只送上几行眼泪的女学生相信这种替换是正当的。或许，这才是整部电影最可怕的地方：它以贞操为界限，离间了妇女的同命与共情。
　　导演也留下了两处裂隙，让贝尔想起“上帝说人生而平等”，让一个妓女在临走之前挣扎哀哭“我不是女学生，我不上车”。不过，这两处设置远远不够扭转整个情节的脉络，当消失的妓女们在女学生的想象中重现光华，那哀悼仍在点出，她们是注定的被毁灭者和悲剧角色，因为，她们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于不贞——所谓“奸近杀”，让放荡者在忏悔中死去而灵魂获救是最老套的脚本。
　　在日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妇女被强奸的惨烈总是被凸显，她们受伤和死亡，而性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国家、民族、男人，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羞耻莫此为甚。这种无法修复的羞耻感，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张时抛不下的包袱，虽然，羞耻也转为不忘的仇恨，成了强化民族认同的养料之一。然而，控诉和叙述，都只终于日军强奸那一刻，此后，再不见强奸幸存者的故事，仿佛，被强奸就是她们的社会生命的终结。其实，这终结就是另一面令人憎恶的真相的开始，那就是，当年被日军强奸过的女人们，在被当做举国控诉素材的同时，却因“失贞”而从社区开始承受着国人自己的歧视，而这一面真相在过去多半个世纪中极少能被说出来，更遑论被整个国家承认和检讨。这种对幸存者之声的极度压迫，与对性暴行的极度羞耻，正是一体两面。在这种语境下看《金陵十三钗》，可见它其实是又一次试图从民族羞耻中自救的努力，通过以无尽悲愤的口吻将这种羞耻放大演绎作为洗礼，以及通过证明国家、民族和男人已经尽到了拯救“好女人”的责任；也是又一次压迫——通过把受害者刻划成一群“自愿”的坏女人。总之，女人又象征性地治疗了一番无法愈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通过通俗大片的操作，还提供了一次让观众围观暴力、消费性受害者惊惧哀惋之美的机会。
　　《金陵十三钗》也许是一部好电影，也许是一个好故事，但传达的却未必是一种值得赞许的价值观。西方信仰中相信生命都是平等的，佛家亦说“众生皆等”，即是如此，又为何妓女的牺牲换来学生的安全就是值得称道的“大义”呢?佛祖曾有“割肉喂鹰”，以期救赎他人，却在最后顿悟：肉体的重量也许可以不平等，灵魂与生命的重量却是平等的。这是大悟，而《金陵十三钗》里，显然体现的依然是俗世的、东方的价值观。这仍然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片子，依旧没跳出近几年中国导演一贯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一个以命换命的故事，《集结号》是这样，《唐山大地震》是这样，《赵氏孤儿》也是这样，《金陵十三钗》还是这样。总是一方比另一方看似更有价值，或是更有权利活下去，然后看似卑贱的一方舍生取义，或者干脆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就做了炮灰，似乎不这样搞一下就不能散发出人性的光辉，就不能体现出大局和个体之间孰轻孰重的关系。中国导演永远拍不出像《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片子，用八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去拯救一个士兵，因为我们永远要弘扬用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去拯救八个人，领导除外。现在看来的确如此，一个人这么拍，两个人这么拍，所有导演都这么拍，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和八个的问题，说到底依然是一个生命能否用价值衡量的问题。大概中国历来地少人多，资源稀缺，养成了国人做什么精于算计的思维定势，即便是生命也能够通过换取得以实现最大化价值，于是在中国导演看来，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莫过于占到便宜，以一条贱命换一条贵命无疑正是占了大便宜。也许抛去历史的伤痛不提，在电影中比之外在侵略力量更加可怕与邪恶的是中国人内心的“卑贱之分”，比之禽兽一般的日军更加可恨的是那些貌似纯洁高贵的女学生们。这些女学生们心安理得毫不推辞的接受了这些因为性污名而被她们践踏到底，连处女的茅厕都不能进的女人的牺牲，因为她们也感到自己比这些妓女们高贵，值得她们的魉牲。而女学生们在电影中正是被隐喻为中国的未来希望，由此我们可知，这样的“希望”有多么的狭隘、自私，却披着圣洁的名义。或许在这个故事的最后，被强奸的并不是那些美丽妖娆、风情万种的女人，被强奸的正是所谓的“民族大义”，还有被假惺惺的挂在嘴边的“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