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大家都像坐在椅子边缘。我记得跟朋友说希望不要再有自杀发生，但是感觉这几乎不可避免。”
　　一提起美国高中生，大伙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鼓励式教育的台词，或者酒精派对的美剧场景。
　　不过，在看似宽松的平民教育背后，有一群高中生，正在默默地忍受考大学之苦。他们考试、熬夜、嗑“聪明药”，只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符合完美的录取标准。
　　有人给这种畸形的竞争起了个专有名词，叫“斯坦福鸭子综合症”——“每个人都表面上装作超级放松和完美，但是水面之下，他们正在不顾一切地蹬腿。当你看见的全是冷静的鸭子，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唯一不完美的人。”
　　这些孩子多来自于中上阶层家庭，为了继承父母的优越地位，从小就踏上了一条不同于普通人的严酷赛道。

压力把你的内脏都压碎了

　　帕罗奥图小镇位于斯坦福大学旁边，是一个典型的硅谷富人区。住户除了斯坦福大学教授，就是收入百万的科技新贵，或者拿过博士学位的新移民。
　　而冈恩高中正是这个地区最好的高中之一，曾被评为美国高中前五名，每年约有20名学生考入斯坦福，还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被加州大学录取。
　　如果不出意外，冈恩高中可能仍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精英高中之一。不过如今，它的名字更多地和“自杀潮”联系在一起。
　　10年前的一天，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地，17岁的冈恩学生保罗·布兰查德突然迎着疾驰而来的列车，跳下了火车轨道。不到一个月后，同校学生桑雅在同一个铁道路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随后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不到半年内，五名学生以同样的方式自杀，让这所“超级中学”宛如堕入了黑暗诅咒。
　　5年后，当人们以为伤口已经愈合，又一波自杀潮上演，另外五名中学生在半年内相继跳轨，让整个帕罗奥图小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接踵而至的死亡，让人们第一次看见了在光鲜升学率的背后，美国精英中学的生活可能有多残酷。
　　高三学生卡洛琳已经记不清，焦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美国高中是四年制。进入高中以后，所有课程的平均绩点GPA，统一考试SAT成绩（相当于高考），选修的大学预科课程数量，还有课外活动的荣誉和亮点，都会成为大学招生的综合评定指标。
　　这意味着要想进入顶级大学，不止要在SAT这种大考发挥好，在高中四年中的任何一场测验都不能松懈。还有奥赛、运动、辩论、社会服务，只要是能有助于上常青藤的，就一定有人蜂拥而至。
　　反正按照卡洛琳的形容，在自己这所精英中学，“压力把你的内脏都压碎了。”
　　按照那个流行的说法，“成绩、友谊、睡眠，你只能三选二”，和多数同学一样，卡洛琳牺牲了睡眠。为了完成过量的家庭作业，她每晚都要学习到凌晨一两点，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卡洛琳觉得大家都病了，每天像保护国家机密一样守护着自己的成绩单，吹嘘昨天学到了半夜两点，或者考前又刷了夜，还有人把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觉得得了一次B就是世界末日。

上流社会的学霸流水线

　　某种程度上，这些精英高中生，重复的是《死亡诗社》里上世纪50年代富裕子弟的命运——出身中上流阶级，获得顶级教育资源，人生的“正轨”就是考入常青藤，成为新一代社会领袖。
　　只不过，如今美国中上流子弟间的学业竞争，比上世纪要残酷得多。
　　对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私立高中学生来说，进入名校简直如同囊中取物。
　　当《死亡诗社》的主人公佩里进入严苛的私立学校，父亲早就为他规划好了光明的前景：“来这里上学以后可以考进名校的医学院，然后你就可以当一个医生，那时候你的生活会相当的好，你那时候想做什么我都不拦着你，在那之前，先把我精心设计的路走完”。
　　事实上，只要在这些私立高中取得一席之地，无论成绩是A还是C，几乎最后都能进入顶尖大学。
　　一来是因为，这些来自富裕白人家庭的年轻人被认定是根正苗红的美利坚接班人，二来是因为，学校资金全指着这些孩子的家族捐钱。
　　事实上，就在1950年，哈佛每10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每年的大部分新生都来自老牌的私立高中。
　　这种按照种族和学校的选拔方式，无疑影响了大学的学术水平。一任常青藤校长就曾经抱怨，学校里充满了“有钱人家的傻儿子”。
　　转变是直到1970年代才发生的。随着科技革命和互联网经济到来，美国上流阶层经历了一次小型洗牌。
　　精英主体不再是一群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家族企业老板，而是有着优秀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士。然而，这些凭借知识崛起的新贵，不管是医生、律师，还是有MBA学位的管理层，都不能把地位直接传给子女。于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了他们维护地位最重要的纽带。
　　与此同时，无论是技术新贵还是传统白人精英都很快发现，进入高等学府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原因是顶尖大学为了适应社会需要，纷纷调整了原来的录取标准。为了选拔出引领技术革命的人才，把学习成绩列为更为重要的入学指标。
　　此前，富人的孩子即使学习不好也能上名校，此后，“傻儿子”如果学业不达标，同样面临着被拒绝的风险。
　　不仅如此，从前拔得头筹的私立学校也不一定能保证好用了。
　　1945年，美国最好的贵族中学能把三分之二的毕业生送进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而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0%。
　　于是，考大学的竞争焦虑迅速蔓延到了特权阶级。

教育机会更平等了吗？

　　如今，阶层再生产采取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
　　如果不能“花钱买文凭”，那么就“花钱买辅导”。新贵们开始给子女从小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从而让孩子的各项成绩达到录取标准。
　　甚至有家长花上千美元聘请咨询顾问，好让4岁的孩子学习贵族幼儿园的面试技巧。
　　而上精英高中，就成为了考个好大学最关键的一步。
　　位于曼哈顿的斯蒂文森高中就是最难进的那种超级中学。每年，全纽约有26000人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只有成绩最好的800人被录取，录取率低至3%。有人形容，“上斯蒂文森比上哈佛还难。”而一旦成功被录取，压力反而变得更大了，因为唯一可接受的目标，就是进入某所常青藤大学，最理想的是“HYP”—— 哈佛、耶魯、普林斯顿的首字母简写。
　　外语课老师Waxman还记得期末的一天，有个家长给他打电话，就为了问问他儿子为什么只得了98分，而不是满分。后来，应付焦虑家长已经成了他的日常。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标准最终被学生们内化成自己的目标。
　　而对于那些更有钱的同学，家族财富也可能成了他们的烦恼——眼看律师父亲每年给常青藤大学捐十几万美金，如果自己因为成绩差没被录取，该有多抬不起头来？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烦恼还是太奢侈了。
　　在平民中学，许多人信奉的是另一套曾经属于白人精英私立学校的“哲学” ——只会学习的人才是鄙视链的底端，真正酷的人，谁会在意考了几分？
　　不过没几个人会注意到，就在他们度过高中四年的时候，又一次阶层再生产已经悄悄完成了。
　　因为有一小撮同龄人，正拿着爸妈给的最好的资源苦读，希望永远成为“人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