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爱”，属于古老的汉语词汇，当下已无人使用了。
　　 明代李贤所著《古穰杂录摘抄》记载了一则笔记，起句为：“士奇晚年泥爱其子。”初读这里，顿觉“泥爱”二字眼生，但查辞书，遍觅不得。明代焦竑所著《玉堂丛语》一书，也谈到了宰相杨士奇“泥爱”这件事，题目为《惹溺》。这个“惹溺”，同样也是一个稀见的、很少载于当代出版物的词汇。
　　 看来，任何民族的文字语言，都是处在不停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一些新的词语在产生，一些旧的词语在消亡。尤其进入网络时代，新事物不断涌现，新名词层出不穷。明代文人用的这个“泥爱”，便已埋葬在古籍中，很難在现代语言中复活了。
　　 “泥爱”的“泥”，“惹溺”的“溺”，应该与现代汉语中“溺爱”的“溺”同音同义，也许，更接近于时下流行的“爱呆了”的意思。一个人对其子女，爱是正常的，尤其在其童年期，即便溺爱，甚至纵容，也是可能的。可惜，爱到不明事理，不问是非的程度，便是不清醒的“泥爱”了。
　　 语言虽然古老，而且已经死亡，但所谓的为官之父，“泥爱”其不肖之子的社会现象，倒是没大变。明代这位“泥爱”其子的父亲，为有名的宰辅杨士奇，历事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五朝，名列“三杨”之一的这位老先生，亲身经历了明代辅臣地位下降，又逐步提高的过程。若不是因“泥爱”其子杨稷，弄得声名狼藉，最后搭上老命，这位元老政治家的一生，本可以画个圆满的句号。
　　 李贤这样写道：“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见其暴横，以实来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书曰，某人说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书，反毁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乡里故，挠其所行，以此诬之。士奇自后不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之善者，即以为实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恶不复闻矣。及被害者连奏其不善之状，朝廷犹不忍加之罪，付其状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数十，恶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时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犹慰安之，恐致忧。后岁余，士奇终，始论其子于法，斩之。乡人预为祭文，数其恶流，天下传诵。”
　　 对这件事，焦竑又有进一步的描写：“杨文贞子稷恶状已盈，王文端为文贞言之，遂请省墓，实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驿递中，先置所亲誉稷贤。后扬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谤稷耳。’稷复迎于数百里外，毡帽油靴，朴讷循理，家中图书萧然。文贞遂疑文端妒己，还京师，出之吏部。”
　　 鲁迅先生写过一首《答客诮》的旧体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为父亲者，爱自己的儿子，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类天性。然而，这种爱，超过一切，压倒一切，以致颠倒黑白，罔顾是非，那就害人害己，遗祸社会了。因为这位父亲，不是碌碌无为的人，更不是普通百姓，谁也不会加以重视。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人物，养出这样一个被斩首的混账儿子，纵使别人相信他是被蒙蔽，是糊涂虫，不曾同流合污，也不曾狼狈为奸，也会成为历史上的一大笑柄，为人所不齿，被人所唾弃。
　　 明代的何良俊，在其所著的《四友斋丛说》中，那批判的锋芒就直指杨士奇了。
　　 “杨文贞公之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贞同乡且相厚，遂极言之。后文贞以展墓还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数百里外。文贞一见，以为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为此语，大不平之。后事败，乡民奏闻朝廷，逮其子至京，处以重典……”
　　 所以说，官做得越大的父亲，如杨士奇，泥爱其子女，任其行凶作恶，听其胡作非为，那种后果也就越严重，对于社会的危害性也越可怕，付出的代价也越沉重。看来，这也是负责任者、挑重担者必须戒之、慎之的事情了。
　　 这位明代贤相“泥爱”之祸，虽然是久远年前的一页历史，但历史的价值在于重温，杨士奇的“泥爱”，确实是一面值得照一照自己的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