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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总有些相逢，带着你无法逃离的宿命感。
那年初春，北平还笼着一层寒气。屋里，一位身材不高、满面愁容、穿黑色缎袍的中年女子，正拿着一根铁杆玩弄着没有生火的炉。她对面坐着的是一位慕名而来的拜访者。这位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李唯建，长得气宇轩昂，浪漫多才，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生命刚要打开的清新朝气。面对女作家的苦笑，他问道：“女士为什么这般深沉的悲哀？”
几句吐露和抢白后，李唯建愈发听出了她的沉郁与执拗，稍候便离开了。归途颠簸中，他抹不去那张忧郁的脸。李君初见的庐隐，虽只有30岁，却已是蜚声文坛的作家，年龄大他9岁，在精神上，更是一路披荆斩棘而来，任情、自持，不知与命运徒手搏斗了几回合。
生不逢时是她的第一道坎。1898年，她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是前清举人。前面已有三个哥哥的她，本该受宠无边，谁知出生那日，外祖母突然亡故。母亲将小婴儿视为“不祥”，只丢给奶妈。两岁多，生了一身疥疮，终日啼哭，幸好奶妈心善把她带到乡下去，才没被母亲一棍打死。好不容易活到3岁，父亲被任命为长沙知县，全家欢天喜地要随父亲到任，只这个女娃在船上不停号哭，气得父亲拎起她，就要往滚滚海浪里抛。
随后，这种抛弃感充斥着她的整个童年。父亲突然病逝后，母亲带她和哥哥往北平投靠舅舅。舅舅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在这座有大花园的房子里，仅表姐妹，庐隐就有二十来个。她拜姨母为师，每天姨母把一课书教好了，就将她反锁在房里。小女孩天真，用口水把窗纸沾湿了，戳成一个洞，往窗外张望。等到姨母来检查功课时，她哪里能背得出，被告到母亲那，自然又是一顿好打。我不知道成年后的庐隐，是否会再梦见这间只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和四面墙的小房子，是否会再梦见托着水烟袋的总是满面怒容的姨母，抑或是梦见舅父家办喜事，庐隐被锁进另外的院子，哥哥姐姐们则打扮鲜丽在人群中飞。9岁那年，这种近似于责罚的启蒙，终于结束了，母亲将其丢进北京慕贞女子学院。庐隐很快就发现，这所只要信教就可以免学费的教会学校，收来的大多是穷苦无依的孩子，连空气都带着贫瘠和阴暗的味道。如此封闭、陌生、压抑的环境下，她一个人挣扎，小小年纪已开始用冷静而遥远的眼神打量这个世界。开始她并不相信上帝，从小缺爱而愈发执拗的她，对教会学校的校长也进行了抗拒。但当校长说：“主啊！你用你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在世界上受了许多痛苦，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被触动心弦而嚎啕大哭的庐隐，终于接受了上帝。
辛亥革命枪声响起时，全家躲进天津租界，却没有带上她。民国成立后，母亲又想送她回教会学校。在惧怕中，执拗的庐隐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反抗，她跟着大哥哥拼命用功读书，考上高等小学，到13岁时，又考进女子师范学校，此时包括母亲在内的家人，才对她有另一番眼神。庐隐在自传中曾经这样写道：“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童年的厄运。”话说得这般心有余悸，难掩荒凉。
中学时代的庐隐，成了“小说迷”，和留日学生林鸿俊从借书开始，渐至亲密。因林鸿俊彼时窘迫，母亲加以阻拦。庐隐是自幼就凭一己之力与周围对峙惯的，以为母亲势利，出于义愤，偏偏就答应林君的求婚，并打算在林君大学毕业后结婚。
这场草率的婚约暂时被按下。1916年，庐隐中学毕业。母亲的意思是让她任教，帮助家里。北平、安庆、河南、北平……她辗转各地教书，每到一处，熬一学期就逃出牢笼，人嬉笑她为“一学期先生”，原因不外是功课吃力、学生忤逆、旧派势力倾轧抑或生活无趣等，这些困难想必同事也都在忍受，偏偏庐隐不肯苟且度日。那时她也不过十八九岁，大概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但她清楚自己厌倦什么，于是每有不妥，就包裹一扎，策马奔腾，奋力奔向远方。终于，三年后，她考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在这所学校任教的教员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掀起来时，庐隐多年隐匿心中的悲哀被冲淡，她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做事麻利、健谈、磊落，有君子之风，被推选为旅京闽籍学生组织的“福建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她精神焕发，废寝忘食，天安门民众大会、总统府请愿、街头演讲等场合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南方小巧女子，说着一口清脆流利的国语。她有了远大抱负，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下决心做一个社会的人”。
这固然是她的成长，从一个狭小的我，变得有社会担当，但也可以说，是“五四”的进步思潮暗合了庐隐的斗争性。从来，她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合时宜，她去哪里撒娇忸怩、笑靥如花，性格中的女儿气息自然不鲜明，更多的是男性色调，毕竟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而来。在与命运的几番较量中，在新思潮的洗礼下，她整天看书、研究社会问题、编辑刊物，愈发成长为一位觉醒和独立的知识女性，开始发表作品。大二的她就发表《一个著作家》《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等，1921年元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社的第一批会员，应邀为《小说月报》撰稿。1922年开始，她接连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和《海滨故人》等，正式亮相“五四文坛”。《海滨故人》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后被视为其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在这个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庐隐用哀婉悲凉的笔调，叙述了五个美好的女学生从满怀憧憬，到理想被现实撕碎，或信了佛，或失去爱人，或淹进平庸的婚姻，一个个风流散去。小说反映了当时受新思潮启蒙的女性，在婚姻、爱情、事业等方面打破几千年老路的踌躇与迷茫，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
这种踌躇和悲凉，反抗的不彻底，也贯穿在庐隐的实际生活中。1923年，庐隐嫁给郭梦良。郭梦良的照片我未曾寻见，但其才华如钻是无疑的，都说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且古文根底深。这本是一段惺惺相惜的美好姻缘，可惜，他们相遇时郭梦良已经是“使君有妇”了。
周遭亲友皆讶异，一个曾有过独身念头的新女性，会甘心坠入这样的境地。连郭梦良也对未来不安，庐隐却说：“只要我们相爱，就算你已经有了妻子，也没有问题。”天真烂漫如斯！这场结合，或许算是倔强爱情的胜利，但生活很快就将其夺走。两年甜蜜后，郭梦良病逝。庐隐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扶送郭君灵柩回乡。 此次归程，是她自三岁离开后的第一次返乡，却格外悲凉。轮船渐渐靠岸，只觉一片寒光，深笼碧水，上岸就见郭家人，见道士，招魂幡旗在冷风中飘扬。郭家殷实，有良田祖宅，然与郭君发妻同住好难堪，兼郭母严苛，日子难过，于丧夫之痛外，更添了一层悲哀。她任教福州女师，继续笔耕，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等，关于恋爱和婚姻的思考也通过《时代牺牲者》等作品进行抒发。只有在鼓岭度过的那段假期，在峰峦叠翠、苍松翠柏的怀抱中，在清新恬静的农舍村落里，她感受到了少有的自由和欣悦。伤口慢慢愈合的她，终于有力气将眼神投向周遭世界，期间的作品被视为其创作的一个转折。作品《房东》开拓了她除婚恋、知识女性之外的社会题材，当时文学界也对她有了更高期待。
后来庐隐带着孩子，像一叶孤舟，漂至上海，后辗转至北平。那几年，对庐隐来说尤其艰难，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哥哥相继死亡，他们每一个人的离去，都敲碎并带走了她一部分的心。她苦撑着，不让哀伤把自己压垮，但内心已是荒凉疮痍，悲哀浸透在她写下的每一个字中。《曼丽》和《归雁》这两个集子，就是这时期的作品。
于是，当1928年李唯建与庐隐相逢时，庐隐已然是在苦海中挣扎之人，难免神色悲戚。然后他们相爱了。对这份汹涌的爱情，庐隐压抑过，抗拒过，但最终无法逃脱，她那阴暗灰冷的世界，实在太需要阳光和爱的照耀。她说，“就藉着你那伟大锐利的光芒，我照见了狼狈的自我，爱人呵！我是从渺小中超拔了，我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了。”两年后，庐隐与小她9岁的李君结婚。这段姐弟恋在今日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很是引起了一阵非议。沉浸在爱情中的庐隐哪里管这个，两个人东渡日本，努力开垦自己的生活。也许她总算是找到安身之处了，文章也显得坚定有力、个性鲜明。这期间，她写作的《东京小品》，是我所喜欢的，里面有篇《那个怯弱的女人》印象尤深。庐隐借这个作品，坚决鼓励女人要从失败的婚姻牢笼中走出去，自食其力，赢得女性的尊严、做人的尊严，充满了勇气和力量。
我总想，假若他们一直在东京闲隐下去，有个平常美满的结局该多好。无奈命运之手素爱翻弄，时局动荡，日元飞涨，迫于生计他们回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庐隐写下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出版了短篇集《玫瑰的刺》。李君虽不善生计，但多年坎坷的庐隐总算有了安定的归宿。内心安定的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从繁忙的教学中，“一有工夫就写”，最可喜的是，这位“悲哀的叹美者”，似乎扫尽心头的灰烬，开始摆脱“自叙传”写作，改变一贯哀郁悲惋的基调，关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的人和事，创作出了以“一二八”淞沪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火焰》等。
最坏的日子似乎都熬过去了，如果说前面那么多的挣扎，后能有一个甜俗结局，那么一切都将沉淀为夕阳中藤椅上的淡然一笑。此时，庐隐满怀热情，准备迎来创作的第二阶段，谁说她只会写悲哀，其实她身上有很倔强的抗争精神，更有广阔胸襟和远大抱负，这些在她以往尚未被点燃，但现在已经开始冒出火焰了。
她却听到命运的冷笑声。在与李君的婚后第四年，分娩第二个孩子时，庐隐因难产去世。终年36岁。一代才女，生命就这样忽然结束。众皆哗然。得知详情是临盆时，庐隐为节省开支，花几十元请助产士来家中为自己接生，结果子宫破裂引起大出血，痛惜声中又多了几分苦楚。不晓得她此前过的是怎样物力维艰的日子。
后人将庐隐与萧红视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女权主义作家的代表。留存的庐隐照片上，没有一般小女子的笑意，只见清瘦面庞，透着一股倔强。怀念庐隐的文章，说她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一生英风飒爽”，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只是至今我们提起庐隐，仍不免几分心疼。假若命运少让她受些委屈多给她一点时光，遗憾是不是会少一些？
《海滨故人》中，庐隐写道：“我们所说的理想生活——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户，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晚上回来，便在海滨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
如今，故人归何处，海滨只余一声轻叹。
责任编辑 小 山
那年初春，北平还笼着一层寒气。屋里，一位身材不高、满面愁容、穿黑色缎袍的中年女子，正拿着一根铁杆玩弄着没有生火的炉。她对面坐着的是一位慕名而来的拜访者。这位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李唯建，长得气宇轩昂，浪漫多才，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生命刚要打开的清新朝气。面对女作家的苦笑，他问道：“女士为什么这般深沉的悲哀？”
几句吐露和抢白后，李唯建愈发听出了她的沉郁与执拗，稍候便离开了。归途颠簸中，他抹不去那张忧郁的脸。李君初见的庐隐，虽只有30岁，却已是蜚声文坛的作家，年龄大他9岁，在精神上，更是一路披荆斩棘而来，任情、自持，不知与命运徒手搏斗了几回合。
生不逢时是她的第一道坎。1898年，她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是前清举人。前面已有三个哥哥的她，本该受宠无边，谁知出生那日，外祖母突然亡故。母亲将小婴儿视为“不祥”，只丢给奶妈。两岁多，生了一身疥疮，终日啼哭，幸好奶妈心善把她带到乡下去，才没被母亲一棍打死。好不容易活到3岁，父亲被任命为长沙知县，全家欢天喜地要随父亲到任，只这个女娃在船上不停号哭，气得父亲拎起她，就要往滚滚海浪里抛。
随后，这种抛弃感充斥着她的整个童年。父亲突然病逝后，母亲带她和哥哥往北平投靠舅舅。舅舅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在这座有大花园的房子里，仅表姐妹，庐隐就有二十来个。她拜姨母为师，每天姨母把一课书教好了，就将她反锁在房里。小女孩天真，用口水把窗纸沾湿了，戳成一个洞，往窗外张望。等到姨母来检查功课时，她哪里能背得出，被告到母亲那，自然又是一顿好打。我不知道成年后的庐隐，是否会再梦见这间只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和四面墙的小房子，是否会再梦见托着水烟袋的总是满面怒容的姨母，抑或是梦见舅父家办喜事，庐隐被锁进另外的院子，哥哥姐姐们则打扮鲜丽在人群中飞。9岁那年，这种近似于责罚的启蒙，终于结束了，母亲将其丢进北京慕贞女子学院。庐隐很快就发现，这所只要信教就可以免学费的教会学校，收来的大多是穷苦无依的孩子，连空气都带着贫瘠和阴暗的味道。如此封闭、陌生、压抑的环境下，她一个人挣扎，小小年纪已开始用冷静而遥远的眼神打量这个世界。开始她并不相信上帝，从小缺爱而愈发执拗的她，对教会学校的校长也进行了抗拒。但当校长说：“主啊！你用你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在世界上受了许多痛苦，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被触动心弦而嚎啕大哭的庐隐，终于接受了上帝。
辛亥革命枪声响起时，全家躲进天津租界，却没有带上她。民国成立后，母亲又想送她回教会学校。在惧怕中，执拗的庐隐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反抗，她跟着大哥哥拼命用功读书，考上高等小学，到13岁时，又考进女子师范学校，此时包括母亲在内的家人，才对她有另一番眼神。庐隐在自传中曾经这样写道：“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童年的厄运。”话说得这般心有余悸，难掩荒凉。
中学时代的庐隐，成了“小说迷”，和留日学生林鸿俊从借书开始，渐至亲密。因林鸿俊彼时窘迫，母亲加以阻拦。庐隐是自幼就凭一己之力与周围对峙惯的，以为母亲势利，出于义愤，偏偏就答应林君的求婚，并打算在林君大学毕业后结婚。
这场草率的婚约暂时被按下。1916年，庐隐中学毕业。母亲的意思是让她任教，帮助家里。北平、安庆、河南、北平……她辗转各地教书，每到一处，熬一学期就逃出牢笼，人嬉笑她为“一学期先生”，原因不外是功课吃力、学生忤逆、旧派势力倾轧抑或生活无趣等，这些困难想必同事也都在忍受，偏偏庐隐不肯苟且度日。那时她也不过十八九岁，大概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但她清楚自己厌倦什么，于是每有不妥，就包裹一扎，策马奔腾，奋力奔向远方。终于，三年后，她考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在这所学校任教的教员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掀起来时，庐隐多年隐匿心中的悲哀被冲淡，她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做事麻利、健谈、磊落，有君子之风，被推选为旅京闽籍学生组织的“福建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她精神焕发，废寝忘食，天安门民众大会、总统府请愿、街头演讲等场合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南方小巧女子，说着一口清脆流利的国语。她有了远大抱负，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下决心做一个社会的人”。
这固然是她的成长，从一个狭小的我，变得有社会担当，但也可以说，是“五四”的进步思潮暗合了庐隐的斗争性。从来，她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合时宜，她去哪里撒娇忸怩、笑靥如花，性格中的女儿气息自然不鲜明，更多的是男性色调，毕竟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而来。在与命运的几番较量中，在新思潮的洗礼下，她整天看书、研究社会问题、编辑刊物，愈发成长为一位觉醒和独立的知识女性，开始发表作品。大二的她就发表《一个著作家》《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等，1921年元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社的第一批会员，应邀为《小说月报》撰稿。1922年开始，她接连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和《海滨故人》等，正式亮相“五四文坛”。《海滨故人》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后被视为其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在这个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庐隐用哀婉悲凉的笔调，叙述了五个美好的女学生从满怀憧憬，到理想被现实撕碎，或信了佛，或失去爱人，或淹进平庸的婚姻，一个个风流散去。小说反映了当时受新思潮启蒙的女性，在婚姻、爱情、事业等方面打破几千年老路的踌躇与迷茫，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
这种踌躇和悲凉，反抗的不彻底，也贯穿在庐隐的实际生活中。1923年，庐隐嫁给郭梦良。郭梦良的照片我未曾寻见，但其才华如钻是无疑的，都说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且古文根底深。这本是一段惺惺相惜的美好姻缘，可惜，他们相遇时郭梦良已经是“使君有妇”了。
周遭亲友皆讶异，一个曾有过独身念头的新女性，会甘心坠入这样的境地。连郭梦良也对未来不安，庐隐却说：“只要我们相爱，就算你已经有了妻子，也没有问题。”天真烂漫如斯！这场结合，或许算是倔强爱情的胜利，但生活很快就将其夺走。两年甜蜜后，郭梦良病逝。庐隐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扶送郭君灵柩回乡。 此次归程，是她自三岁离开后的第一次返乡，却格外悲凉。轮船渐渐靠岸，只觉一片寒光，深笼碧水，上岸就见郭家人，见道士，招魂幡旗在冷风中飘扬。郭家殷实，有良田祖宅，然与郭君发妻同住好难堪，兼郭母严苛，日子难过，于丧夫之痛外，更添了一层悲哀。她任教福州女师，继续笔耕，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等，关于恋爱和婚姻的思考也通过《时代牺牲者》等作品进行抒发。只有在鼓岭度过的那段假期，在峰峦叠翠、苍松翠柏的怀抱中，在清新恬静的农舍村落里，她感受到了少有的自由和欣悦。伤口慢慢愈合的她，终于有力气将眼神投向周遭世界，期间的作品被视为其创作的一个转折。作品《房东》开拓了她除婚恋、知识女性之外的社会题材，当时文学界也对她有了更高期待。
后来庐隐带着孩子，像一叶孤舟，漂至上海，后辗转至北平。那几年，对庐隐来说尤其艰难，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哥哥相继死亡，他们每一个人的离去，都敲碎并带走了她一部分的心。她苦撑着，不让哀伤把自己压垮，但内心已是荒凉疮痍，悲哀浸透在她写下的每一个字中。《曼丽》和《归雁》这两个集子，就是这时期的作品。
于是，当1928年李唯建与庐隐相逢时，庐隐已然是在苦海中挣扎之人，难免神色悲戚。然后他们相爱了。对这份汹涌的爱情，庐隐压抑过，抗拒过，但最终无法逃脱，她那阴暗灰冷的世界，实在太需要阳光和爱的照耀。她说，“就藉着你那伟大锐利的光芒，我照见了狼狈的自我，爱人呵！我是从渺小中超拔了，我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了。”两年后，庐隐与小她9岁的李君结婚。这段姐弟恋在今日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很是引起了一阵非议。沉浸在爱情中的庐隐哪里管这个，两个人东渡日本，努力开垦自己的生活。也许她总算是找到安身之处了，文章也显得坚定有力、个性鲜明。这期间，她写作的《东京小品》，是我所喜欢的，里面有篇《那个怯弱的女人》印象尤深。庐隐借这个作品，坚决鼓励女人要从失败的婚姻牢笼中走出去，自食其力，赢得女性的尊严、做人的尊严，充满了勇气和力量。
我总想，假若他们一直在东京闲隐下去，有个平常美满的结局该多好。无奈命运之手素爱翻弄，时局动荡，日元飞涨，迫于生计他们回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庐隐写下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出版了短篇集《玫瑰的刺》。李君虽不善生计，但多年坎坷的庐隐总算有了安定的归宿。内心安定的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从繁忙的教学中，“一有工夫就写”，最可喜的是，这位“悲哀的叹美者”，似乎扫尽心头的灰烬，开始摆脱“自叙传”写作，改变一贯哀郁悲惋的基调，关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的人和事，创作出了以“一二八”淞沪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火焰》等。
最坏的日子似乎都熬过去了，如果说前面那么多的挣扎，后能有一个甜俗结局，那么一切都将沉淀为夕阳中藤椅上的淡然一笑。此时，庐隐满怀热情，准备迎来创作的第二阶段，谁说她只会写悲哀，其实她身上有很倔强的抗争精神，更有广阔胸襟和远大抱负，这些在她以往尚未被点燃，但现在已经开始冒出火焰了。
她却听到命运的冷笑声。在与李君的婚后第四年，分娩第二个孩子时，庐隐因难产去世。终年36岁。一代才女，生命就这样忽然结束。众皆哗然。得知详情是临盆时，庐隐为节省开支，花几十元请助产士来家中为自己接生，结果子宫破裂引起大出血，痛惜声中又多了几分苦楚。不晓得她此前过的是怎样物力维艰的日子。
后人将庐隐与萧红视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女权主义作家的代表。留存的庐隐照片上，没有一般小女子的笑意，只见清瘦面庞，透着一股倔强。怀念庐隐的文章，说她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一生英风飒爽”，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只是至今我们提起庐隐，仍不免几分心疼。假若命运少让她受些委屈多给她一点时光，遗憾是不是会少一些？
《海滨故人》中，庐隐写道：“我们所说的理想生活——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户，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晚上回来，便在海滨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
如今，故人归何处，海滨只余一声轻叹。
责任编辑 小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