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信托，即“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这种金融制度，起源于几个世纪前的英国，上世纪初传入中国，但“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销声匿迹数十年，直到1979年才低调重启。过去5年，中国信托业以“火箭速度”发展，2007年全国信托资产不足1万亿元，到今年8月末，这个数字已突破8万亿元，是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的2倍多。
　　中国只有60多家信托公司，相当于每家公司受托资产近1000亿元。行业规模扩张如此迅猛，并非信托公司能力陡增。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本质上是一个资金撮合者，但突然备受青睐，说明一方面社会上的钱多而没有投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其他融资渠道受阻，信托提供了一个融资出口。
　　4万亿拯救计划推出以来，社会上资金涌动，投资风险骤然增加，而信托业借助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信贷市场和实业投资的优厚条件，在“银信合作”的东风下，一路扶摇直上九万里，完成了年均扩张近1万亿元的佳绩。
　　近年来，以“低风险+稳定收益”形象面世的信托产品还未出现过实质性违约，加之信托公司为维护自己的“信誉”，即使某个信托产品出现亏损，也会“刚性兑付”，以免投资者闹到银监会去，对信托牌照和今后的产品发行产生负面影响，最终使得投资者对信托风险疏于关心。
　　所谓“刚性兑付”，是指信托计划不能如期兑付或兑付困难时，信托公司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不惜动用自有资本金为投资者“兜底”的行为，从而给投资者吃下买信托的“定心丸”。
　　事实上，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来自于投资项目的收益，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投资难免出现风险，进而给信托兑付造成困难。尤其在房地产领域，严厉的政策调控力度，加上实际购买力的下降，不少原本被信托公司看好并投资的项目，都无法兑现预期目标。中国的地产信托规模约6000亿元，不用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即便只是楼市维持僵局，房子难卖，信托业的风险都可想而知。
　　据《投资者报》记者了解，新华信托目前有“泰兴红星美凯龙计划”等两只地产信托产品出现兑付困难，业内甚至传出相关信托经理“跑路”的传闻。更令人担忧的是，新华信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及与政府债务相关的几个项目上，投入的资金规模约达35亿元。结合最近鄂尔多斯每平米房价从2万元狂跌至3000元的报道，至去年底总资产只有23亿元的新华信托，其未来的兑付能力不能不让人担心。
　　按有关规定，信托产品在法律上不允许承诺保本，银监会也正在转变对信托公司的监管思路，允许信托公司暴露风险，不让信托公司无论对错都总要“刚性兑付”。投资有风险是常识，信托公司也不例外。只要信托公司履行了受托责任，当风险来临时，信托公司选择保全自己，而让投资者承担风险，都应该被接受。因为，这才是市场经济。
　　如果信托公司因为害怕“被动”，而违背信托协议进行“刚性兑付”，看似负责，其实是在放纵投资者，让投资者形成“信托无风险”的错误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得信托产品在市场繁荣的时候供不应求，并让受托资产迅速膨胀，而风险就在麻痹大意中与日俱增。
　　目前，宏观环境整体向下运行，困难程度连温总理都不敢大意。而大部分信托产品却在设计上对困难估计不足，以致接连出现兑付危机。如华澳信托在去年5月发行的7亿元的“华澳·长信8号”在今年4月到期后，因存在兑付压力，最终选择将持有的天津市中天兴业房地产公司49.34%股权转让给上实发展；而后吉林信托“吉信·长白山11号南京联强集合资金信托”也因无法兑付而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盘。
　　但当局外人为此大感焦虑时，涉事项目的投资者本人却多数安之若素，这正是“刚性兑付”文化泛滥的畸形结果。
　　是的，在危机刚露苗头时，如此“刚性兑付”确实能硬挺过去，让“高收益、低风险”的神话延续下去，但“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能持续多久？一旦更凶猛的危机来临，届时信托公司打算怎么办？是继续“刚性兑付”直至把自己搞破产为止吗？还是让更多不明就里的投资者在“稳定收益”的召唤下冲上险峰，无畏地接下最后一棒？如果这样，不如早早停止“刚性兑付”，现在就止住投资者的狂热，这总比未来增加投资者的狂怒要好。
　　提示：本期我们专门为读者准备了一组关于新华信托的封面报道，记者调查月余，发现了很多问题。但遗憾的是，由于特殊原因，本期无法刊出，我们将择机呈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