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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后记忆”理论可以有效描述集体创伤事件和第二代记忆特征。在图像回忆录《美越：家庭旅行记》中，第二代美国越裔作家陈家宝以本人返乡祭祖的经历为线索，运用图像和文本相结合的媒介方式重构家族历史和越裔集体记忆。《美越：家庭旅行记》描述了家宝从“沉默”到“返乡”的记忆寻根之旅，诠释了第二代越裔对于越战记忆的态度转化。陈家宝融合了漫画的活力和自传文体的真实，图像叙事的具象化特点使尘封在历史中的越战记忆得以重新浮现，文本叙事的抽象化特征适应了读者对越战的历史想象。《美越：家庭旅行记》体现了越裔后代对祖辈越战记忆的接受和继承，展现了越裔文学的后记忆书写特征。
关键词：陈家宝;《美越：家庭旅行记》;图像回忆录;后记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美国越裔文学的记忆书写”（编号CSC201906310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英雪，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
Title： On Postmemory Writing in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Abstract： Postmemory theory can effectively describe collective traumatic ev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generation memory. In his graphic memoir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GB Tran， the second generation Vietnamese American writer， reconstructs the family history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image and text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home to worship his ancestors.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portrays GB Tran’s mental journey from “silence” to “returning home” and interprets the attitud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towards the memory of the Vietnam War. GB Tran combines the vitality of comics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autobiography. The concrete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 narration make the memory of the Vietnam War reappear in history， meanwhile， the abstract feature of the text narrative adapts to the reader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reflects the acceptance and inheritance of the memory of the ancestors by the descendants of the Vietnamese， which shows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memory of the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a new stage.
Key words： GB Tran;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graphic memoir; postmemory
Author： Zhang Yingxue is Ph. 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specializing in ethnic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2020170155464@stu.xmu.edu.cn
上世紀90年代，研究犹太历史的美国学者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首次提出“后记忆”一词，主要用来描述大屠杀幸存者子女与其父母记忆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问世之后，不乏有学者从后记忆相关理论视角讨论研究犹太幸存者家庭记忆在代际间的延续性问题。随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释和批评，后记忆的概念逐渐超越家庭和代际的限制，用以描述“后代或远距离的当代见证人对他人的个人、集体和文化创伤所产生的关系，而这些创伤是他们通过故事、图像和具体行为‘记住’或了解的”（Hirsch，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5）。无论是对于幸存者，还是对于他们的后代而言，战争记忆的代际传递过程都是复杂和不可避免的。后者总是在尊重长辈记忆和建立自我与战争记忆遗产关系之间徘徊。1976年陈家宝（GB Tran）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像大多数第二代越裔难民一样，从小接受美式教育的陈家宝对越南往事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远在越南的外祖父母相继离世才发生改变。跟随父母回到越南之后，陈家宝才终于认识到，“树不能无根，人不能忘本”（Tran 8）。在《越美：一趟家族旅行》（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中，他将祖辈的记忆以图像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描述出一幅第二代越裔关于越战“后记忆”的文化图景。 一、第二代越裔的后记忆之觞
第二代越裔对越战记忆通常最开始采取的态度是沉默。他们出生在美国并自小接受美国文化，对越南战争没有直接的认知，对母国文化缺少天然的亲近感。当陈家宝的父母第一次回越南时，家宝正在上高中，面对越南这个只存在于父母记忆中的国家，家宝的态度是回避。当母亲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对说家宝，“你还有很多家人想见你”时，家宝边玩游戏边敷衍地回答道，“我不能错过三个星期的高中生活”（181）。显然，家宝对母亲发出的一起回越南的邀请冷漠回绝，他以学业为借口拒绝接触母亲口中那个“你所来自的地方”和那些“你唯一的家人”。在《死亡人数：越南战争和军事避难所（难民）》（Body Counts： The Vietnam War and Militarized Refuge（es））的第六章“后一代難民的后记忆”中，美国越裔学者埃斯皮里图（Yen Le Espirit）专门提到年轻一代越裔在面对父辈的越南往事时所遇到的矛盾心态——“对于年轻一代的越南人来说，美国对越战的持续矛盾意味着他们与美国历史的关系以及他们声称拥有越美身份的能力充其量是脆弱的。尤其是在公共教育中缺乏越南战争观，影响了越南青年的身份和福祉”（Espirit 142）。这种情形在家宝身上表现地极为明显，因为对越南战争缺乏了解，家宝不仅在父母首次回越南时拒绝了跟他们一起回国的机会，对越南发生的事情选择主动逃离;还在外祖母去世后不得不跟随父母回越南时对越南的家人刻意保持距离。对于家宝而言，越南只是母亲生活过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外祖母去世时他之所以跟随母亲回越南，并非是出于对外祖母的感情和故国的眷恋，而只是因为“她是母亲的母亲”。
在与母国的情感关联方面，第二代越裔比1.5代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疏离感。1.5代越裔介于第一代和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之间，他们在幼年或少年时代就跟随家人逃难或移民美国，相当一部分1.5代在离开越南时已经对越南战争和越南文化产生了早期印象，有些越战印象甚至还形成了创伤记忆。在美国越裔文学，尤其是1.5代越裔作家的回忆录中不乏对早年创伤记忆的描述，如阮建（Kien Nguyen， 1967-）的《无家可归：童年回忆录》（The Unwanted： A Memoir of Childhood， 2001）就详细回顾了自己在越南时作为一名美越混血儿不愉快的成长经历。①相比而言，第二代越裔缺乏对越战经历或创伤记忆的体验，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认知上，第二代越裔都无法与母国历史和文化建立直接联系。此外，造成与母国文化疏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上一代对越战记忆的刻意回避。从回忆录《越美：一趟家族旅行》的开头可见，母亲直到外祖母去世才向家宝谈及有关越南的话题，而在此之前，家宝对于父母的逃难史知之甚少。虽然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沉默”在埃斯皮里图看来是出于关爱和保护，目的是为了“试图保护家庭成员不受过去痛苦的束缚”（Espirit 149），但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后一代对母国情感的疏离。②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越裔文学中，第一代对越南记忆使用“沉默”策略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地球上我们短暂的荣光》中失去孩子并沉默多年的母亲萝丝，《猴桥》中隐藏外祖父身份秘密的母亲清，以及《程樱桃的再教育》中隐瞒祖父在越南风流韵事的祖母花等等。
尽管第二代越裔起初对越南往事并无兴趣，但“父母的存在仍然提醒着他们与母国的联系”，这是因为“移居美国或其他地区的移民父母会带来过去的故事和文化（Dutt-Ballerstadt 161）。对于越南往事，家宝的态度从“冷漠”转为“好奇”主要是源于父母的影响，尤其是在跟随母亲回到越南看到战争残存在家人身上的“痕迹”之后。虽然家宝的越南之行是为了陪伴母亲，但外祖母的去世将母亲又一次拉回了对越战的回忆当中，这使家宝无形间建立了与越南往事的关联。在参加外祖母的葬礼时，家宝由外祖母的墓地联想到了“这块墓地就像是越南的‘阿林顿国家公墓’”③，推测“这是他们埋葬战争英雄的地方”，继而又联想到“外祖母肯定是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最后才葬在这个地方”（Tran 13）。由亲人去世引发的关于越战中阵亡英烈的联想叙事揭开了家宝思索越战命题的序幕。实际上，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越裔文学作品当中，越战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越裔族群不得不面对的命题。阮清越指出，美国越裔作为越战事件的主体，始终被过去的伦理记忆所束缚，被遗忘和死去的人所困扰，“越南难民被困在越南与东道国（美国）之间，但同时也被困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战争与和平、传统与现代、记忆与历史、表象与现实之间”（Nguyen 28）。这种困扰不仅存在于第一代越裔难民身上，还延续至后一代，正如埃斯皮里图所言，“我们采访的许多年轻一代的美国越裔表示，他们‘想知道如何看待这些事物’，尤其是如何理解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情况：其作用、动机和战术。许多人对越南人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观点感到沮丧，他们质疑美国的消息来源的客观性’”（Espirit 150）。
由于上一代所经历的创伤事件继已发生，因此后记忆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媒介（mediation）的依赖，即后记忆一代借助叙事和影像激活并再现社会与民族、文化与档案的记忆结构。第二代越裔无法从经验上获得越战记忆，他们便利用书籍、图片、档案、纪念场所等途径了解战争历史。《越美：一趟家族旅行》是一部以图像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回忆录，通过使用图像和文本相结合的图像回忆录将第二代越裔的越战“后记忆”呈现出来。
二、图像叙事中的记忆魅影
图像回忆录的主要特征是结合了漫画的活力和自传的真实，图像化叙事可以利用图像扩展文本的话语可能性，而图像和文本相结合产生的协作和冲突更有利创伤、疾病和疏离等相关主题的叙述。④ 在《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中，陈家宝利用自己漫画家和平面设计师的职业优势，在讲述家庭故事的过程中，使用夸张的色彩和精巧的构图，在视觉上呈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关于生存、逃离和重建的越南画像。 首先，色彩对漫画作品的故事基调和叙述功能具有强烈的影响。《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主要使用了红色、白色、黄色、蓝色以及黑色五种颜色作为基调。封面书名（VIETNAMERICA）由白色部分“越南”（VIETNA）和黄色部分“美国”（MERICA）构成，两个单词各自失去一个字母，并借助对方中的一个字母以保持完整性，二者互相依存，形成了一个新的单词。越南部分使用了美国国旗颜色中的白色，美国部分使用了越南国旗中的黄色，这种颜色互换也暗示出作者“美籍”和“越裔”两种身份的杂糅。封面上的红星同样具有隐喻意味：在越南文化中，五角星象征共产党的领导，红色则表示革命和胜利;在美国文化中，五角星象征着光明和旗帜，红色代表强大和勇气。更为巧合的是，越南和美国的国旗都出现了五角星和红色的意象。由此可见，雖然文化不同，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一致的，这也体现了作者作为双重身份的个体对于普遍价值的美好期许。红、蓝、黄三色出现在许多页面上被用来强调人物与越美两个国家的联系。此外，贯穿回忆录的黑色和蓝色分别代表越战记忆中绝望与希望、暴力与和平的交替出现。尤其结尾处在描绘船民海上逃难场景时，画面中突出的落叶意象和以黑色为基调的负面空间（negative space）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所传达的恐惧、焦虑、悲伤和绝望的情绪展现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记忆。在回忆父母早年的经历时，作者特意运用了黑白图像加强叙述的纪实效果。写实的场景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一方面更容易唤起读者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故事的叙述节奏，增添了回忆录的文学性。对于祖父的“越共”故事线索，家宝以色彩鲜艳的单维式宣传海报搭配醒目的政治标语和政治符号，将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紧密结合，在越南政治叙事中唤起了越裔群体的集体记忆。
其次，图像回忆录不仅利用色彩重现记忆，还将图像的整体布局与记忆的有效传递相联系。赫希认为，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当代媒体的战争报道中，图像本身传达的视觉语言可以有效地还原历史场景，她主张视觉语言的连续性，“对文字和图像、阅读和观看的持续讨论，在创伤被当作审查的不在场证明的时刻，似乎特别紧急”（Hirsch， “Editor’s Column： Collateral Damage” 1211）。为了表现越战中个体与群体的历史命运，陈家宝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大量使用了“连续图像”（continuous images）的绘画方式。“连续图像”原本应用于摄影领域，是指在某一瞬间内将移动中的物体用连续图像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拍摄技巧，作者巧妙地将其运用到漫画中，以连续夸张的面部表情和外放的肢体动作表达越南人在战争面前恐惧的心理和压抑的情绪，使尘封的战争记忆随着画面的张力跃然纸上。除此之外，作者精妙的绘画布局还体现在对图像细节的构思上，如在页面下角复制整张插图来表现父亲被囚禁的压抑，使用面部特写来强化母亲对家宝回避越南话题的无奈，绘制家庭系谱图来展示子孙与祖辈之间的血缘关系，等等。细节的设计一方面还原了一个普通越裔家庭的家族史，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战争时代家族记忆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评价陈家宝的图像策略时，美国学者戴维斯（Rocio G. Davis）认为陈家宝使用多变的图像风格书写个人与群体历史记忆，不但“具体呈现出主体的身体与生命经验”，更能“透过历史的展演，在当下召唤出彼时的体会与情感”，进而“再现了历史，构建了身份认同”（Davis 252）。
此外，回忆录还增添了家庭照片的媒介元素，家宝在整理父亲箱子时，发现一些旧照片。根据赫希的观点，“无论是一个被摧毁的世界的家庭照片，还是作为毁灭过程的记录，摄影图像都是零碎的残片，它们塑造了后记忆的文化工作”（Hirsch，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37）。与公共照片不同，家庭照片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构建出生动真实的历史场景，照片与读者互动时产生的情感互动使读者融入了一种文字无法呈现的情感氛围之中。父亲的照片中既有家庭成员也有父亲的朋友，当家宝向母亲询问照片上人的身份时，母亲趁机告诉了家宝逃难的经历。她对家宝说：“我告诉你这些事，但你永远不会明白。你怎么可能？我们离开了越南，这样你就不必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了”（151）。虽然家宝永远无法完全了解父母的感受，但他通过这些旧照片也了解了一些过去的事情，最终调和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赫希援引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观点，将照片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历史窗口，认为照片是丰富历史记忆的“场所”（stadium），不仅成为第一代记忆储存的重要媒介，也成为激发第二代“刺点”（punctum）的关键要素。在《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中，家宝以父亲的旧照片为线索，找到了重回祖辈越战记忆的出口，建立了自我与祖辈的情感关联，也为上一代以越战为背景的生命体验提供了一种诉说方式。
赫希指出，记忆标志着与个体或群体与过去的真实联系，而图像在描述历史和体现过去具体经验过程中承担着最有效的传播职能。随着研究的深入，后记忆从最初对犹太民族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其他民族和群体。尤其是二战后世界范围内不同种族群体因战争导致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拉开了现代文明族裔离散话语体系的序幕。离散族裔的扩展引发的记忆及身份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也引发了理论界使用后记忆理论对离散族裔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势。《越美：一趟家族旅行》讨论了后记忆对于媒介的依赖特征，陈家宝借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文化记忆”理论中传播媒介对记忆内容和模式的重塑效用，将重点放在图像对记忆构建的重要作用上——作品描述了越战幸存者的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经历只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叙述和想象，但由于这些经历是如此强大且具有纪念意义，因此足以构成他们自己的记忆。
三、文本叙事中的记忆传承
美国越裔文学的出现与越战记忆具有天然的关联，而自传体文学又适应了记忆的再现性，包括回忆录、书信体等在内的自传/自传体小说成为越裔文学的主要特点，契合了越南难民表述灾难记忆的倾诉欲望。《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使用了以对话和独白为主的叙述方式，借助两代人共同的努力，陈家宝以“后记忆”这一特殊的记忆方式传承了祖辈的战争回忆，将读者对过去的想象充分激发出来，鼓励他们参与到对具体历史的感知当中。 为了使记忆更具历史感，陈家宝将人物对话置于公共历史的话语体系。在回忆录的开始，母亲以询问的方式展开与家宝的对话，向家宝回忆起1975年4月逃离越南的情形。“我们乘坐的是西贡机场被炸前几乎最后一趟航班”——母亲的回忆瞬间将家宝带回三十年前第一次越南难民潮的历史背景。1975年4月30日上午7点53分，搭载最后一批美国人的直升机飞离西贡，随后，北越军队攻入南越总统府，南越政府投降。越战结束后，第一次越南难民潮爆发。在此期间，家宝的父母逃往美国。对于这段逃难史，回忆录在结尾处以母亲的回忆进行了详细说明。在父亲的美国朋友莱昂纳德的帮助下，家宝全家得以逃离越南。实际上，早在“西贡陷落”前美军就已经实施了有计划的撤离，对象主要包括美国政府的雇员及其亲属，美国公民及其家属以及南越政府的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为了防止引起混乱，福特政府并没有公开宣布撤离，然而美军撤离的消息不胫而走，局势也逐渐失控。为了逃难，短期内与美国公民结婚的越南人陡增，家宝全家之所以最终能够成功撤离飞机，也是因为莱昂纳德假借与母亲结婚才将他们作为家属身份带上飞机。当机场工作人员企图阻拦家宝一家进入停机坪时，莱昂纳德大声回应道“他们都是我的家人！”（261）回忆录的首尾两章均已“旅程”为内容，两趟越美往返之旅既勾勒了越南与美国的历史互动，也连接了母亲与家宝、过去与现在、战争与和平。
需要提及的是，每隔一章就会出现以母亲讲故事的小幅图像作为前言的记忆叙述。母亲成为家宝理解与想象越战历史的传达者——或者以对话形式引导主人公进入历史场景，或者以独白形式指引主人公对越南故事进行思考和想象。另外，母亲还回顾了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越战不同阶段的艰辛经历：母亲与外祖母、母亲与舅舅、父亲与祖父母、父亲与原配、父亲与朋友以及祖母与外祖母等等，对这些关系的描述一方面揭示了三代亲友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成为第二代越裔了解历史的直接来源。对于第一代越裔而言，讲述越战故事、传递越战记忆既是摆脱战争后遗症的有效方法，也是故国和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同样的，对于第二代越裔而言，认识战争的残酷、了解民族历史体现了新一代对于历史创伤的态度转变，这既是他们与祖辈情感交流的方式，也是他们肩负起尊重民族历史、继承创伤记忆责任的表现。
除了以母亲的第三视角对越战历史展开回顾之外，回忆录还引入了作者的第一视角将自己的返乡之旅和父辈越战经历进行了场景和时间上的并置。第三章详细描述了家宝对越南的印象：嘈杂的商业区、现代化的旅店、富有越南特色的饮食、热情好客的亲友……然而这些繁华热闹的表象并没有让家宝对越南产生情感上的认同，真正让家宝在情感上对越南亲人和民族历史产生兴趣的是在他认识到亲人之间由于战争所导致的关系异化，尤其是祖父和父亲之间的微妙关系之后。越战期间，祖父为了越南的独立事业加入越南共产党，晋升成为越盟北方医疗训练系统的首席医生。祖父的选择为父亲带来了牢狱之灾，不仅使父亲锒铛入狱受尽折磨，也使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出现隔阂。回忆录第九章以家宝的视角展现了祖父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虽然祖父在父亲的成长过程中始终缺席，但他却一直暗中关注着父亲的生活，祖父一直珍藏的父亲早年的水彩画就是最好的证明。家宝使用了旁白将祖父的缺席与越南文化连接起来，“有时为了要做对的事，就必须先舍得放下”（Tran 24）。作者采用第一视角观察祖父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作为儿子，父亲与祖父关系的变化暗合了家宝与父亲关系从“疏离”到“亲近”的转变。父爱的缺失影响了父亲对家宝情感的表达方式，他与家宝的交流体现在那本从未赠送出去的书籍《越南战争》中。由此可见，两代父亲对儿子的爱都是“隐蔽”的，都以实物作为媒介表达出来。
《越美：一趟家族旅行》将文本的具象性与图像的直观性有机组合，充分发挥了文本的文学功效。实际上，随着图像回忆录在文学领域的不断发展，图像回忆录变得“越来越文学化，越来越固定，越来越诗意，越来越感性，越来越内省”（Groensteen 164），这使读者在感官刺激和文本诗学形成一种“具象化的想象力”。虽然漫画有能力通过空间并置展示出私人和公共历史之间强有力的相互渗透，但单独的图像会出现多重诠释的可能，在图像中插入文字可以产生 “投锚效应”。在《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中，通过作者对文本和图像的合理整合，使得作品在图像和文本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点，让观众通过画面想象战争灾难的同时避免一种过度专有的认同，更有利于为越战记忆的反复再现和代际传递;通过重新引入于具有共鸣的个人和家庭形式的调解和审美表达，激活和重新体现更遥远的政治和文化纪念结构，最终为越战记忆的传承提供了有效途径。
视觉与“情感记忆”有着深刻的联系：“图像具有处理观众自身身体记忆的能力;它能够触摸到有感觉的观众，而不是简单地看到事件，通过情感传染的过程被吸引进图像中”，因此“身体反应先于叙事或道德情感的移情”（Bennett 36）。作为上世纪后叶影响最大的局部战争，越南战争导致整个印度支那地区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伴随美国越裔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代际的更迭，第二代越裔在面对父辈越战记忆时大多经历了“沉默—抵抗—了解—接受”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美国越裔文学的记忆书写当中。陈家宝坦言《越美：一趟家族旅行》的创作意图就是要表现战争，“越南战争以无数两极分化的方式影响了数百万人，用我自己的声音去探索它的过程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他人的评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发言和投入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多。”⑤ 对于作者而言，《越美：一趟家族旅行》既是一份可以传递给后代的礼物，同时也让他本人在这部充满英雄气概的传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陈家宝通过家族成员的多重叙述呈现了跨越几代人的记忆全景图，这种以“描述创伤记忆在代际间持续影响”为特色的创作是赫希“后记忆”概念在美国越裔文学中的集中体现。浮现在战乱中的记忆魅影以图像形式表现在色彩运用和构图设计上，与此同时，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战争历史也随着人物的叙述和对话铺展开来，在图像和文本的結合所形成的“第三空间”使读者在当下与过去、主观与客观，现实与想象之间自由穿梭，在这一过程中，身为二代越裔的陈家宝最终实现了对越战记忆的再现和对越战历史的反思。 注释【Notes】
①更为常见的创伤记忆是1.5代目睹父母逃难过程和到达美国后所遭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和生活上的艰辛，如，在阮清越的短篇小说集《难民》、王洋的小说《地球上我们短暂的荣光》、黎氏艳岁散文集性质的小说《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等作品中这一主题频繁出现。
②上一代的沉默有些是出于对心理创伤防御机制的考虑，但也有些是为了使后代从战争阴影中摆脱出来而采取的保护策略，如在《猴桥》中，母亲清直到自杀之前也没有向女儿梅坦白过去的历史，而只是将秘密以书信的方式保存下来，并明确表示她之所以要切断女儿和家族历史的纽带，是为了不想女儿清受到来自过去暴力历史的诅咒。参见刘葵兰，淤泥中盛开祥和之莲：高兰小说中的战争创伤与后战争记忆，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2016）：15-25。
③阿林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坐落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公墓里安眠着30万烈士，包括在冷战、二战、越南、伊战和阿富汗战争中阵亡的官兵。
④1972年贾斯汀·格林（Justin Green）发表《宾基·布朗遇见圣母玛利亚》（Binky Brown Meets the Holy Virgin Mary），图像回忆录这一文体开始纳入文学界的视野;1992年阿特·斯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凭借图像回忆录《毛斯》（Maus）获得普利策文学奖，正式确立了图像回忆录的文学属性。
⑤See Ky-Phong Tran， “A Thousand Pictures Tells a （Epic） Story： Interviewing GB Tran，” diaCRITICS， Mar. 17， 2011.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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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
关键词：陈家宝;《美越：家庭旅行记》;图像回忆录;后记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美国越裔文学的记忆书写”（编号CSC201906310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英雪，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
Title： On Postmemory Writing in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Abstract： Postmemory theory can effectively describe collective traumatic ev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generation memory. In his graphic memoir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GB Tran， the second generation Vietnamese American writer， reconstructs the family history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image and text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home to worship his ancestors.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portrays GB Tran’s mental journey from “silence” to “returning home” and interprets the attitud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towards the memory of the Vietnam War. GB Tran combines the vitality of comics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autobiography. The concrete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 narration make the memory of the Vietnam War reappear in history， meanwhile， the abstract feature of the text narrative adapts to the reader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reflects the acceptance and inheritance of the memory of the ancestors by the descendants of the Vietnamese， which shows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memory of the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a new stage.
Key words： GB Tran;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graphic memoir; postmemory
Author： Zhang Yingxue is Ph. 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specializing in ethnic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2020170155464@stu.xmu.edu.cn
上世紀90年代，研究犹太历史的美国学者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首次提出“后记忆”一词，主要用来描述大屠杀幸存者子女与其父母记忆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问世之后，不乏有学者从后记忆相关理论视角讨论研究犹太幸存者家庭记忆在代际间的延续性问题。随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释和批评，后记忆的概念逐渐超越家庭和代际的限制，用以描述“后代或远距离的当代见证人对他人的个人、集体和文化创伤所产生的关系，而这些创伤是他们通过故事、图像和具体行为‘记住’或了解的”（Hirsch，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5）。无论是对于幸存者，还是对于他们的后代而言，战争记忆的代际传递过程都是复杂和不可避免的。后者总是在尊重长辈记忆和建立自我与战争记忆遗产关系之间徘徊。1976年陈家宝（GB Tran）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像大多数第二代越裔难民一样，从小接受美式教育的陈家宝对越南往事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远在越南的外祖父母相继离世才发生改变。跟随父母回到越南之后，陈家宝才终于认识到，“树不能无根，人不能忘本”（Tran 8）。在《越美：一趟家族旅行》（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中，他将祖辈的记忆以图像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描述出一幅第二代越裔关于越战“后记忆”的文化图景。 一、第二代越裔的后记忆之觞
第二代越裔对越战记忆通常最开始采取的态度是沉默。他们出生在美国并自小接受美国文化，对越南战争没有直接的认知，对母国文化缺少天然的亲近感。当陈家宝的父母第一次回越南时，家宝正在上高中，面对越南这个只存在于父母记忆中的国家，家宝的态度是回避。当母亲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对说家宝，“你还有很多家人想见你”时，家宝边玩游戏边敷衍地回答道，“我不能错过三个星期的高中生活”（181）。显然，家宝对母亲发出的一起回越南的邀请冷漠回绝，他以学业为借口拒绝接触母亲口中那个“你所来自的地方”和那些“你唯一的家人”。在《死亡人数：越南战争和军事避难所（难民）》（Body Counts： The Vietnam War and Militarized Refuge（es））的第六章“后一代難民的后记忆”中，美国越裔学者埃斯皮里图（Yen Le Espirit）专门提到年轻一代越裔在面对父辈的越南往事时所遇到的矛盾心态——“对于年轻一代的越南人来说，美国对越战的持续矛盾意味着他们与美国历史的关系以及他们声称拥有越美身份的能力充其量是脆弱的。尤其是在公共教育中缺乏越南战争观，影响了越南青年的身份和福祉”（Espirit 142）。这种情形在家宝身上表现地极为明显，因为对越南战争缺乏了解，家宝不仅在父母首次回越南时拒绝了跟他们一起回国的机会，对越南发生的事情选择主动逃离;还在外祖母去世后不得不跟随父母回越南时对越南的家人刻意保持距离。对于家宝而言，越南只是母亲生活过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外祖母去世时他之所以跟随母亲回越南，并非是出于对外祖母的感情和故国的眷恋，而只是因为“她是母亲的母亲”。
在与母国的情感关联方面，第二代越裔比1.5代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疏离感。1.5代越裔介于第一代和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之间，他们在幼年或少年时代就跟随家人逃难或移民美国，相当一部分1.5代在离开越南时已经对越南战争和越南文化产生了早期印象，有些越战印象甚至还形成了创伤记忆。在美国越裔文学，尤其是1.5代越裔作家的回忆录中不乏对早年创伤记忆的描述，如阮建（Kien Nguyen， 1967-）的《无家可归：童年回忆录》（The Unwanted： A Memoir of Childhood， 2001）就详细回顾了自己在越南时作为一名美越混血儿不愉快的成长经历。①相比而言，第二代越裔缺乏对越战经历或创伤记忆的体验，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认知上，第二代越裔都无法与母国历史和文化建立直接联系。此外，造成与母国文化疏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上一代对越战记忆的刻意回避。从回忆录《越美：一趟家族旅行》的开头可见，母亲直到外祖母去世才向家宝谈及有关越南的话题，而在此之前，家宝对于父母的逃难史知之甚少。虽然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沉默”在埃斯皮里图看来是出于关爱和保护，目的是为了“试图保护家庭成员不受过去痛苦的束缚”（Espirit 149），但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后一代对母国情感的疏离。②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越裔文学中，第一代对越南记忆使用“沉默”策略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地球上我们短暂的荣光》中失去孩子并沉默多年的母亲萝丝，《猴桥》中隐藏外祖父身份秘密的母亲清，以及《程樱桃的再教育》中隐瞒祖父在越南风流韵事的祖母花等等。
尽管第二代越裔起初对越南往事并无兴趣，但“父母的存在仍然提醒着他们与母国的联系”，这是因为“移居美国或其他地区的移民父母会带来过去的故事和文化（Dutt-Ballerstadt 161）。对于越南往事，家宝的态度从“冷漠”转为“好奇”主要是源于父母的影响，尤其是在跟随母亲回到越南看到战争残存在家人身上的“痕迹”之后。虽然家宝的越南之行是为了陪伴母亲，但外祖母的去世将母亲又一次拉回了对越战的回忆当中，这使家宝无形间建立了与越南往事的关联。在参加外祖母的葬礼时，家宝由外祖母的墓地联想到了“这块墓地就像是越南的‘阿林顿国家公墓’”③，推测“这是他们埋葬战争英雄的地方”，继而又联想到“外祖母肯定是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最后才葬在这个地方”（Tran 13）。由亲人去世引发的关于越战中阵亡英烈的联想叙事揭开了家宝思索越战命题的序幕。实际上，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越裔文学作品当中，越战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越裔族群不得不面对的命题。阮清越指出，美国越裔作为越战事件的主体，始终被过去的伦理记忆所束缚，被遗忘和死去的人所困扰，“越南难民被困在越南与东道国（美国）之间，但同时也被困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战争与和平、传统与现代、记忆与历史、表象与现实之间”（Nguyen 28）。这种困扰不仅存在于第一代越裔难民身上，还延续至后一代，正如埃斯皮里图所言，“我们采访的许多年轻一代的美国越裔表示，他们‘想知道如何看待这些事物’，尤其是如何理解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情况：其作用、动机和战术。许多人对越南人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观点感到沮丧，他们质疑美国的消息来源的客观性’”（Espirit 150）。
由于上一代所经历的创伤事件继已发生，因此后记忆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媒介（mediation）的依赖，即后记忆一代借助叙事和影像激活并再现社会与民族、文化与档案的记忆结构。第二代越裔无法从经验上获得越战记忆，他们便利用书籍、图片、档案、纪念场所等途径了解战争历史。《越美：一趟家族旅行》是一部以图像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回忆录，通过使用图像和文本相结合的图像回忆录将第二代越裔的越战“后记忆”呈现出来。
二、图像叙事中的记忆魅影
图像回忆录的主要特征是结合了漫画的活力和自传的真实，图像化叙事可以利用图像扩展文本的话语可能性，而图像和文本相结合产生的协作和冲突更有利创伤、疾病和疏离等相关主题的叙述。④ 在《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中，陈家宝利用自己漫画家和平面设计师的职业优势，在讲述家庭故事的过程中，使用夸张的色彩和精巧的构图，在视觉上呈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关于生存、逃离和重建的越南画像。 首先，色彩对漫画作品的故事基调和叙述功能具有强烈的影响。《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主要使用了红色、白色、黄色、蓝色以及黑色五种颜色作为基调。封面书名（VIETNAMERICA）由白色部分“越南”（VIETNA）和黄色部分“美国”（MERICA）构成，两个单词各自失去一个字母，并借助对方中的一个字母以保持完整性，二者互相依存，形成了一个新的单词。越南部分使用了美国国旗颜色中的白色，美国部分使用了越南国旗中的黄色，这种颜色互换也暗示出作者“美籍”和“越裔”两种身份的杂糅。封面上的红星同样具有隐喻意味：在越南文化中，五角星象征共产党的领导，红色则表示革命和胜利;在美国文化中，五角星象征着光明和旗帜，红色代表强大和勇气。更为巧合的是，越南和美国的国旗都出现了五角星和红色的意象。由此可见，雖然文化不同，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一致的，这也体现了作者作为双重身份的个体对于普遍价值的美好期许。红、蓝、黄三色出现在许多页面上被用来强调人物与越美两个国家的联系。此外，贯穿回忆录的黑色和蓝色分别代表越战记忆中绝望与希望、暴力与和平的交替出现。尤其结尾处在描绘船民海上逃难场景时，画面中突出的落叶意象和以黑色为基调的负面空间（negative space）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所传达的恐惧、焦虑、悲伤和绝望的情绪展现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记忆。在回忆父母早年的经历时，作者特意运用了黑白图像加强叙述的纪实效果。写实的场景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一方面更容易唤起读者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故事的叙述节奏，增添了回忆录的文学性。对于祖父的“越共”故事线索，家宝以色彩鲜艳的单维式宣传海报搭配醒目的政治标语和政治符号，将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紧密结合，在越南政治叙事中唤起了越裔群体的集体记忆。
其次，图像回忆录不仅利用色彩重现记忆，还将图像的整体布局与记忆的有效传递相联系。赫希认为，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当代媒体的战争报道中，图像本身传达的视觉语言可以有效地还原历史场景，她主张视觉语言的连续性，“对文字和图像、阅读和观看的持续讨论，在创伤被当作审查的不在场证明的时刻，似乎特别紧急”（Hirsch， “Editor’s Column： Collateral Damage” 1211）。为了表现越战中个体与群体的历史命运，陈家宝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大量使用了“连续图像”（continuous images）的绘画方式。“连续图像”原本应用于摄影领域，是指在某一瞬间内将移动中的物体用连续图像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拍摄技巧，作者巧妙地将其运用到漫画中，以连续夸张的面部表情和外放的肢体动作表达越南人在战争面前恐惧的心理和压抑的情绪，使尘封的战争记忆随着画面的张力跃然纸上。除此之外，作者精妙的绘画布局还体现在对图像细节的构思上，如在页面下角复制整张插图来表现父亲被囚禁的压抑，使用面部特写来强化母亲对家宝回避越南话题的无奈，绘制家庭系谱图来展示子孙与祖辈之间的血缘关系，等等。细节的设计一方面还原了一个普通越裔家庭的家族史，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战争时代家族记忆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评价陈家宝的图像策略时，美国学者戴维斯（Rocio G. Davis）认为陈家宝使用多变的图像风格书写个人与群体历史记忆，不但“具体呈现出主体的身体与生命经验”，更能“透过历史的展演，在当下召唤出彼时的体会与情感”，进而“再现了历史，构建了身份认同”（Davis 252）。
此外，回忆录还增添了家庭照片的媒介元素，家宝在整理父亲箱子时，发现一些旧照片。根据赫希的观点，“无论是一个被摧毁的世界的家庭照片，还是作为毁灭过程的记录，摄影图像都是零碎的残片，它们塑造了后记忆的文化工作”（Hirsch，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37）。与公共照片不同，家庭照片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构建出生动真实的历史场景，照片与读者互动时产生的情感互动使读者融入了一种文字无法呈现的情感氛围之中。父亲的照片中既有家庭成员也有父亲的朋友，当家宝向母亲询问照片上人的身份时，母亲趁机告诉了家宝逃难的经历。她对家宝说：“我告诉你这些事，但你永远不会明白。你怎么可能？我们离开了越南，这样你就不必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了”（151）。虽然家宝永远无法完全了解父母的感受，但他通过这些旧照片也了解了一些过去的事情，最终调和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赫希援引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观点，将照片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历史窗口，认为照片是丰富历史记忆的“场所”（stadium），不仅成为第一代记忆储存的重要媒介，也成为激发第二代“刺点”（punctum）的关键要素。在《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中，家宝以父亲的旧照片为线索，找到了重回祖辈越战记忆的出口，建立了自我与祖辈的情感关联，也为上一代以越战为背景的生命体验提供了一种诉说方式。
赫希指出，记忆标志着与个体或群体与过去的真实联系，而图像在描述历史和体现过去具体经验过程中承担着最有效的传播职能。随着研究的深入，后记忆从最初对犹太民族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其他民族和群体。尤其是二战后世界范围内不同种族群体因战争导致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拉开了现代文明族裔离散话语体系的序幕。离散族裔的扩展引发的记忆及身份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也引发了理论界使用后记忆理论对离散族裔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势。《越美：一趟家族旅行》讨论了后记忆对于媒介的依赖特征，陈家宝借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文化记忆”理论中传播媒介对记忆内容和模式的重塑效用，将重点放在图像对记忆构建的重要作用上——作品描述了越战幸存者的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经历只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叙述和想象，但由于这些经历是如此强大且具有纪念意义，因此足以构成他们自己的记忆。
三、文本叙事中的记忆传承
美国越裔文学的出现与越战记忆具有天然的关联，而自传体文学又适应了记忆的再现性，包括回忆录、书信体等在内的自传/自传体小说成为越裔文学的主要特点，契合了越南难民表述灾难记忆的倾诉欲望。《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使用了以对话和独白为主的叙述方式，借助两代人共同的努力，陈家宝以“后记忆”这一特殊的记忆方式传承了祖辈的战争回忆，将读者对过去的想象充分激发出来，鼓励他们参与到对具体历史的感知当中。 为了使记忆更具历史感，陈家宝将人物对话置于公共历史的话语体系。在回忆录的开始，母亲以询问的方式展开与家宝的对话，向家宝回忆起1975年4月逃离越南的情形。“我们乘坐的是西贡机场被炸前几乎最后一趟航班”——母亲的回忆瞬间将家宝带回三十年前第一次越南难民潮的历史背景。1975年4月30日上午7点53分，搭载最后一批美国人的直升机飞离西贡，随后，北越军队攻入南越总统府，南越政府投降。越战结束后，第一次越南难民潮爆发。在此期间，家宝的父母逃往美国。对于这段逃难史，回忆录在结尾处以母亲的回忆进行了详细说明。在父亲的美国朋友莱昂纳德的帮助下，家宝全家得以逃离越南。实际上，早在“西贡陷落”前美军就已经实施了有计划的撤离，对象主要包括美国政府的雇员及其亲属，美国公民及其家属以及南越政府的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为了防止引起混乱，福特政府并没有公开宣布撤离，然而美军撤离的消息不胫而走，局势也逐渐失控。为了逃难，短期内与美国公民结婚的越南人陡增，家宝全家之所以最终能够成功撤离飞机，也是因为莱昂纳德假借与母亲结婚才将他们作为家属身份带上飞机。当机场工作人员企图阻拦家宝一家进入停机坪时，莱昂纳德大声回应道“他们都是我的家人！”（261）回忆录的首尾两章均已“旅程”为内容，两趟越美往返之旅既勾勒了越南与美国的历史互动，也连接了母亲与家宝、过去与现在、战争与和平。
需要提及的是，每隔一章就会出现以母亲讲故事的小幅图像作为前言的记忆叙述。母亲成为家宝理解与想象越战历史的传达者——或者以对话形式引导主人公进入历史场景，或者以独白形式指引主人公对越南故事进行思考和想象。另外，母亲还回顾了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越战不同阶段的艰辛经历：母亲与外祖母、母亲与舅舅、父亲与祖父母、父亲与原配、父亲与朋友以及祖母与外祖母等等，对这些关系的描述一方面揭示了三代亲友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成为第二代越裔了解历史的直接来源。对于第一代越裔而言，讲述越战故事、传递越战记忆既是摆脱战争后遗症的有效方法，也是故国和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同样的，对于第二代越裔而言，认识战争的残酷、了解民族历史体现了新一代对于历史创伤的态度转变，这既是他们与祖辈情感交流的方式，也是他们肩负起尊重民族历史、继承创伤记忆责任的表现。
除了以母亲的第三视角对越战历史展开回顾之外，回忆录还引入了作者的第一视角将自己的返乡之旅和父辈越战经历进行了场景和时间上的并置。第三章详细描述了家宝对越南的印象：嘈杂的商业区、现代化的旅店、富有越南特色的饮食、热情好客的亲友……然而这些繁华热闹的表象并没有让家宝对越南产生情感上的认同，真正让家宝在情感上对越南亲人和民族历史产生兴趣的是在他认识到亲人之间由于战争所导致的关系异化，尤其是祖父和父亲之间的微妙关系之后。越战期间，祖父为了越南的独立事业加入越南共产党，晋升成为越盟北方医疗训练系统的首席医生。祖父的选择为父亲带来了牢狱之灾，不仅使父亲锒铛入狱受尽折磨，也使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出现隔阂。回忆录第九章以家宝的视角展现了祖父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虽然祖父在父亲的成长过程中始终缺席，但他却一直暗中关注着父亲的生活，祖父一直珍藏的父亲早年的水彩画就是最好的证明。家宝使用了旁白将祖父的缺席与越南文化连接起来，“有时为了要做对的事，就必须先舍得放下”（Tran 24）。作者采用第一视角观察祖父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作为儿子，父亲与祖父关系的变化暗合了家宝与父亲关系从“疏离”到“亲近”的转变。父爱的缺失影响了父亲对家宝情感的表达方式，他与家宝的交流体现在那本从未赠送出去的书籍《越南战争》中。由此可见，两代父亲对儿子的爱都是“隐蔽”的，都以实物作为媒介表达出来。
《越美：一趟家族旅行》将文本的具象性与图像的直观性有机组合，充分发挥了文本的文学功效。实际上，随着图像回忆录在文学领域的不断发展，图像回忆录变得“越来越文学化，越来越固定，越来越诗意，越来越感性，越来越内省”（Groensteen 164），这使读者在感官刺激和文本诗学形成一种“具象化的想象力”。虽然漫画有能力通过空间并置展示出私人和公共历史之间强有力的相互渗透，但单独的图像会出现多重诠释的可能，在图像中插入文字可以产生 “投锚效应”。在《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中，通过作者对文本和图像的合理整合，使得作品在图像和文本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点，让观众通过画面想象战争灾难的同时避免一种过度专有的认同，更有利于为越战记忆的反复再现和代际传递;通过重新引入于具有共鸣的个人和家庭形式的调解和审美表达，激活和重新体现更遥远的政治和文化纪念结构，最终为越战记忆的传承提供了有效途径。
视觉与“情感记忆”有着深刻的联系：“图像具有处理观众自身身体记忆的能力;它能够触摸到有感觉的观众，而不是简单地看到事件，通过情感传染的过程被吸引进图像中”，因此“身体反应先于叙事或道德情感的移情”（Bennett 36）。作为上世纪后叶影响最大的局部战争，越南战争导致整个印度支那地区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伴随美国越裔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代际的更迭，第二代越裔在面对父辈越战记忆时大多经历了“沉默—抵抗—了解—接受”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美国越裔文学的记忆书写当中。陈家宝坦言《越美：一趟家族旅行》的创作意图就是要表现战争，“越南战争以无数两极分化的方式影响了数百万人，用我自己的声音去探索它的过程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他人的评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发言和投入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多。”⑤ 对于作者而言，《越美：一趟家族旅行》既是一份可以传递给后代的礼物，同时也让他本人在这部充满英雄气概的传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陈家宝通过家族成员的多重叙述呈现了跨越几代人的记忆全景图，这种以“描述创伤记忆在代际间持续影响”为特色的创作是赫希“后记忆”概念在美国越裔文学中的集中体现。浮现在战乱中的记忆魅影以图像形式表现在色彩运用和构图设计上，与此同时，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战争历史也随着人物的叙述和对话铺展开来，在图像和文本的結合所形成的“第三空间”使读者在当下与过去、主观与客观，现实与想象之间自由穿梭，在这一过程中，身为二代越裔的陈家宝最终实现了对越战记忆的再现和对越战历史的反思。 注释【Notes】
①更为常见的创伤记忆是1.5代目睹父母逃难过程和到达美国后所遭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和生活上的艰辛，如，在阮清越的短篇小说集《难民》、王洋的小说《地球上我们短暂的荣光》、黎氏艳岁散文集性质的小说《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等作品中这一主题频繁出现。
②上一代的沉默有些是出于对心理创伤防御机制的考虑，但也有些是为了使后代从战争阴影中摆脱出来而采取的保护策略，如在《猴桥》中，母亲清直到自杀之前也没有向女儿梅坦白过去的历史，而只是将秘密以书信的方式保存下来，并明确表示她之所以要切断女儿和家族历史的纽带，是为了不想女儿清受到来自过去暴力历史的诅咒。参见刘葵兰，淤泥中盛开祥和之莲：高兰小说中的战争创伤与后战争记忆，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2016）：15-25。
③阿林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坐落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公墓里安眠着30万烈士，包括在冷战、二战、越南、伊战和阿富汗战争中阵亡的官兵。
④1972年贾斯汀·格林（Justin Green）发表《宾基·布朗遇见圣母玛利亚》（Binky Brown Meets the Holy Virgin Mary），图像回忆录这一文体开始纳入文学界的视野;1992年阿特·斯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凭借图像回忆录《毛斯》（Maus）获得普利策文学奖，正式确立了图像回忆录的文学属性。
⑤See Ky-Phong Tran， “A Thousand Pictures Tells a （Epic） Story： Interviewing GB Tran，” diaCRITICS， Mar. 1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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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